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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田春苗原型,见过毛主席并参加了国庆观礼,7年后人生跌入谷底……

秦明 · 2021-06-26 · 来源: 子夜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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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三三制”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在80年代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口号下纷纷下岗。王桂珍虽然因为特殊原因提前了一步,但等到80年代恐怕也是一样的结局。

  按:明天是毛主席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6·26”指示发表56周年,重新编发此文,以作纪念。

  1976年8月,《人民画报》第八期使用了一张电影海报作为封面,电影扮演者李秀明因为这张海报和这部电影,迅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舞蹈学院学生,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这部电影就是《春苗》。  

 

  饰演“田春苗”的演员李秀明在90年代又下海经商,身家过亿。然而,“田春苗”这个艺术形象的人物原型、上海郊区的赤脚医生王桂珍,却《人民画报》刊出电影封面仅仅两个多月后,经历了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跌落……

  王桂珍的“赤脚医生”之路

  王桂珍,1944年出生在上海川沙县江镇大沟村。王桂珍一家是生活在大沟村最底层的贫农,一家人辛勤劳动,却过着极为贫苦的生活。解放以后,贫农出身的王桂珍终于也能跨进学堂门。小学毕业后,大沟村已经走上了集体化道路,王桂珍主动要求参加集体劳动。她不怕苦、不怕累,生产劳动总是走在最前头——这种贫下中农翻身得解放的喜悦是今人无法体会的。

  王桂珍不仅劳动带头,还具备相当强的组织能力。在她的带动下,大沟村一大批妇女走上了劳动生产第一线。年纪轻轻的王桂珍成了生产队的保管员和卫生员。在她不到20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并成为党支部的培养对象,被吸收为预备党员。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10年有余,但国家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了城市,广大农村普遍缺医少药,不仅农民看病难,还随时有传染病大流行的危险,当时王桂珍所居住的江镇公社(位于如今的浦东新区),虽说与大都市上海近在咫尺,可卫生院的设施却依然十分简陋。

  1965年,毛主席接到卫生部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了75%。看过这份报告,毛主席生气地将卫生部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并在6月26日发出了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26”指示。

  毛主席指出:“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农村也养得起。”

  毛主席的这份指示发出后,广大医务工作者热烈响应,在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的同时,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也在各地相继展开。在上海市委部署下,各郊区开始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培训“农村也养得起”,又能长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的农村医生。

  在此背景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于1965年夏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目的就是培养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员。在招收学员时,标准也很明确,必须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高小以上文化程度,政治表现好——“根红苗正”。江镇公社公社从21个生产大队挑选了28个人参加培训,21岁的王桂珍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之一。

  培训班的学习时间虽然只有4个月,课安排得特别多,要修物理、化学、生理学等多门课,对于只上过小学的王桂珍来说,有相当的难度。但王桂珍特别能吃苦,学得非常认真。老师让晚上9点熄灯,王桂珍就拿个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12点。

  王桂珍之所以如此刻苦地学习,是因为她已经切身体会到了贫下中农缺医少药的痛苦。

  王桂珍本来有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前面三个都因为破伤风死掉了。所以王桂珍告诉自己,一定要为贫下中农做好赤脚医生,为老百姓服务。

  好在培训的老师也不是因循守旧。因为培训时间短,从医学基础学起来,时间不允许,原来的医药书不能用,老师们就自己编讲义,油印出来。当地农村的气管炎病人比较多,老师把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教学员听诊,这种声音叫湿罗音,那种声音叫干罗音,把书上讲的知识和病人的症状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学员们听得懂记得牢。

  老师讲每种草药治什么病,王桂珍就在本子上记下来,后来就都用上了。老师教学员们针灸的时候,让学员先在卷起来的报纸上试验,再用胳膊去试。

  1966年3月,王桂珍等28名学员结业了,他们回到各自的生产大队,一边劳动,一边给人看病。社员们很难相信这个黄毛丫头只学4个月就能当医生。一个病人牙齿痛,王桂珍要给他针灸,就先给自己扎,病人就不害怕了,效果也确实很明显。一传十、十传百,王桂珍获得了广大贫下中农的信任,而且赤脚医生的诊治也是免费的。从此,王桂珍便踏上了赤脚医生之路。王桂珍一边劳动一边看病,跟社员一起插秧,一起灌溉,一起割稻子,谁有毛病就叫她,她立刻就能过去处理。  

 

  当赤脚医生只学了四个月,理论是没办法跟正规医学院毕业生比的。赤脚医生靠的是丰富的临床经验,首先在自己身上练手,很多经过实践检验的土办法也被应用到行医实践中。

  赤脚医生对于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赤脚医生可以做到无病早防、有病早治,而一般的医院医生是做不到的。把卫生知识普及到乡下,教群众掌握,很多流行病都是可以得到极早的防治,早发现早治疗。比如夏天病菌多,王桂珍就教老百姓多洗手,家用毛巾要隔离用,不要混用。发病高峰期间,用菊花,金银花,决明子等烧水给村民喝,既有预防作用,也有清热解毒的功能。那时候主要用草药,当然原因是西药比较少,比较贵,但用草药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那时农村没有抗生素,在农村只有用土办法。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是当年赤脚医生手中的两件法宝,王桂珍他们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一百多种中草药,村里还专门建了土药房,他们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贫下中农不花钱、少花钱也能治病。

  到70年代末,全国农村约有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三级(县、乡、村)卫生服务网络。这个网络,除了51万正规医生外,拥有146万不脱产的生产大队赤脚医生、236万生产队卫生员、还有63万多农村接生员。中国农村的这次卫生革命基本上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的目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

  王桂珍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道:“我是赤脚医生,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不能放在口头上,是要用实际行动做出来的。”

  跌宕起伏的人生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文章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等农村医务人员,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一个月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转载了这份调查报告,毛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在文章的眉头欣然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毛主席这个批示发出之后,中国大地上立即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的热潮。还有人不顾路途遥远,自带干粮,千里迢迢从各地赶到江镇公社观摩学习……

  1969年9月,从未离开过上海的王桂珍来到北京参加共和国20岁生日的庆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在一起,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所能够想象的最高荣誉了。代表着全国上百万赤脚医生的王桂珍,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中。

  1974年5月,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王桂珍代表中国上百万“赤脚医生”出席了会议,在大会上做了交流发言。她在大会上讲述了中国赤脚医生是怎么培训的,他们是怎么给贫下中农看病的。外国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都纷纷过来跟王桂珍握手,赞扬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表示要走中国的赤脚医生之路……  

 

  这次会议之后,已经是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的王桂珍,又被组织上任命为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面对沉甸甸的荣誉和责任,王桂珍并没有骄傲,她立志要在农村为乡亲们服务一辈子。

  1975年12月,正在村里给人看病的王桂珍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市委的电话。通知她去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到了北京,王桂珍才了解到这是在贯彻“三三制”。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个干部制度,就是要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每年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3个层次的岗位上轮换任职,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于是,王桂珍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国务院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后升任卫生部党委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级干部。

  成为“三三制”干部以后,王桂珍更加忙碌了。或是去北京,或是到全国各地开会、办事,就算是在公社当赤脚医生的4个月里,也还要在家里接待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就在别人看来风光无限的日子里,王桂珍的生活却日渐窘迫。

  王桂珍以前虽然干过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村里当赤脚医生,给农民看病。到北京后,王桂珍虽然有三个职务:卫生部党组成员、川沙县卫生局党组副组长、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工资,还是由大队记工分。一个工分7分钱,一年两千左右的工分,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二百块,还要养一家人。王桂珍在卫生部一天只补贴5毛钱,只能拣最便宜的菜吃,像菠菜、豆腐,中午吃两个窝窝头。即便如此,也不够,开会喝茶也要交钱,有时家里寄点儿钱也不够,尴尬极了。

  1976年10月之后,王桂珍却因为是从上海提拔出来的“三三制”干部,被免去了所有党政职务,回到江镇老家,一边务农一边接受审查。经过漫长等待后,王桂珍终于通过审查,甩掉了那顶压得她透不过气的帽子。可是,重获清白之后,王桂珍却不能再当赤脚医生了。

  通过辗转努力,她才最终到一家企业当了一名厂医。从1969年参加国庆观礼的一名赤脚医生,到后来的卫生部副部级干部,再到一名厂医,王桂珍在10年的时间里,仿佛经历了一场悲喜轮回,又重归平淡。

  90年代以后,王桂珍夫妇听人家说搞印刷投资小、收效快,就找人借了6000块钱,买了一台印刷机,办起了印刷厂。王桂珍夫妇给印刷厂取名为“振兴”。很多知道王桂珍的人都愿意把业务拿到这里做,印刷厂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印刷机械由1台增加到了5台。

  曾经她是真心相信先富可以带动后富,致富之后不忘为乡亲做好事,努力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多次被镇评为优秀党员。然而这种帮助在后来的浦东新区开发过程中,变成了沧海一粟——成为新市民的乡亲们比那些上海的外来工生活自然是优越的多了。

  已经到了晚年的王桂珍一直有创办“赤脚医生”展示馆的想法,希望使自己手中保存的大量照片和一手资料发挥作用,让后人了解这段珍贵的历史。2018年9月14日,“赤脚医生陈列馆”终于在王桂珍的印刷厂厂房旧址内正式开馆。  

 

  王桂珍的“赤脚医生陈列馆”

  王桂珍的“预言”

  1975年,有人说要让赤脚医生要穿鞋,穿草鞋、穿布鞋、穿皮鞋!这句话当然不是说要改善赤脚医生的待遇,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当时的条件,要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穿鞋论”直指赤脚医生“水平低”。对此,王桂珍非常气愤,在1976年6月15日的《科学通报》杂志,发表文章予以驳斥,这也成了她后来被审查的原因之一。王桂珍在文章中写道:“照他那条‘赤脚-草鞋-布鞋-皮鞋’的邪路走下去,赤脚医生就要变成高踞于贫下中农之上的精神贵族,贫下中农掌握的卫生大权就要重新被资产阶级夺走,解放前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就会重演。我们广大赤脚医生决不上他的当……”

  万万没想到,王桂珍在文章中的担忧最终变成了现实,王桂珍的“赤脚”志也未能如愿继续下去……

  赤脚医生及其制度在80年代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多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院的毕业生。赤脚医生真穿上了鞋,随后是已经初步形成的农村合作医疗网络解体,那些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也随之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商业化的乡村诊所以及后面我们所熟知的医改故事,我们从世界卫生组织赞扬的先进典型摇身一变成了“差生”。

  毛主席的“三三制”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在80年代干部年轻化、知识化的口号下纷纷下岗。王桂珍虽然因为特殊原因提前了一步,但等到80年代恐怕也是一样的结局。

  吴桂贤,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纺织女工,全国劳模,75年当选副总理,77年因巨大压力主动辞职;陈永贵,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贫苦农民,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农民楷模,大寨精神创造者,75年当选副总理,80年辞职;李素文,沈阳市南塔第二副食门市部营业员,劳动模范,75年当选人大副委员长,77年从政坛消失;邢燕子,河北宝坻(今属天津)知识青年,她带领的“燕子突击队”闻名全国,73年当选中央委员,79年名字从媒体消失,83年后陆续被劝退各种职务……显然,王桂珍的结局也早已注定。

  2005年,央视拍摄了电视纪录回忆文献片《赤脚医生》,在老友的鼓励下,王桂珍多年后第一次在公开媒体露面,还将多年来不轻易示人的一段心扉敞开给编导人员。在给编导的一封信件中,她不无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段话:

  “在过去的岁月中,一个人生活轨迹的某一段落,吻合于历史、国家、民族的生存轨迹而得到称赞,他应该自豪;一个人生活道路的某一段落,出现非个人能力所能避免的曲折,而遭到误解,他可以沉默,自豪的沉默或沉默的自豪,这都是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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