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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昂:旧雨点滴——我和于会泳

陈志昂 · 2021-07-12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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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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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夏天,我在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结束,回到胶东文协。说“回到”,是一种省略的表述,事实上,从1944年春天我离开文协长期下乡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先后到过几个地方,后来又到党校学习。不过,尽管多历年所,组织部门认为我仍是胶东文协的干部,所以党校结业之后叫我仍回文协工作。1944年离开文协的时候,我是研究部的干事。研究部主任是罗竹风。1946年我回来时,罗竹风已经调走,研究部也撤销了,于是把我安排到编辑部做记者,专事写作,不过也兼做音乐编辑。当时蒋介石要下山抢桃子,解放区正在进行自卫战,我编辑了几本自卫战歌曲选,正是在编辑歌选当中,我发现了于会泳。

  当时他在一个小学当教员,作了一首关于自卫战的歌曲,题目已经忘记,只记得开头是说:人民虽然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但这胜利“还没有巩固,还没有巩固,还没有巩固啊!”曲子很流畅,但是结构散漫,所以没有采用,但从中仍可看出作者有些才能。我把稿子退还给他,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努力,同时也向一些同志介绍了他的情况。此后不久,我又参加工作团,到莱西南搞土改去了。年底从莱西南回来,1947年春节后又出发到东海区长期下乡。不过这次下乡没有下成——被东海地委派到东海中学去当了一年教员,直到年底才回到胶东文协,安排到文工团作音乐指导,这时于会泳已经是文工团的乐队的演奏员了。

  在此以前我没有见过他,现在看到他本人是一个中等身材男子,相貌寝陋,气色晦暗,面目黧黑,国字型的脸、浓眉、细眼、大嘴,天冷的时候常常流涕,人们打趣他“又化冻了”。总之他的样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据我的老伴徐静说,当时他曾追求她,她根本不予理睬。看起来他一点都不像一个聪明伶俐的人,但是却有内秀,而且勤奋努力,肯动脑筋。他在乐队里主要是拉提琴,但也能拉二胡,弹三弦,吹笛子,有时还兼做演员。记得有一次搞了个时事活报剧,其中有一场表现1948年襄樊战役中,襄阳城破,蒋军特务头子康泽化妆潜逃时,被我军俘获,导演叫他扮演康泽,真的惟妙惟肖,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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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音乐指导,我除了作曲和指挥,还负责对全团进行音乐教育。好在我在东海中学教了一年音乐,取得了一些经验,也积累了不少材料。当时我主要是参照李凌、赵沨合著的《新音乐教程》给大家讲课,这本书文字浅显,但内容广泛,从识谱法到指挥法,全有简要的介绍,正合乎文工团员的需要。全团通过教学,每个人都获得了基本的音乐知识。于会泳也从中受益。在此以前,他虽然认识简谱,喜欢唱歌、玩乐器,但对乐理却不甚了了,现在可以说已经入门。大课之外,我还对音乐组的几个骨干——正副组长宫润身、刘峻岱以及于会泳,开了一门小课,给他们讲作曲法、和声学的初步知识。由于于会泳一向好学,特别用心钻研,所以收获也就比其他人更多,进步更快。

  我和于会泳的关系,虽然不是特别亲密,但是彼此尊重,有时在一起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但不论是他或我,都没有提起我当年给他写信的事。有一次我找这几个音乐组的骨干专门谈民间音乐的问题。记得我当时说:欧洲资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时,由于需要农民的援助,对农民比较关切,系统地搜集了大量民歌。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这个力量,也顾不上做这件事,搜集民歌的任务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我们要积极地担当。虽然大家都很赞同,但其他两位却并未有所作为,而于会泳却认真做了起来,从此以后,他经常进行民歌调查,每到一地就找老乡记录民歌,逐渐积累了不少材料。为他以后编辑《胶东民歌选》作了了准备。

  这本民歌选,是他在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与南京军区选送的进修生张仲樵合编的。张仲樵是我的老乡,还是小学同学,后来专门研究明清俗曲。他们知道我搜集了大量胶东民歌,曾来信要我参加此书的编辑,但我刚从地方来到空军,面临新的情况,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忙于深入部队,体验生活,进行创作,顾不上整理民歌,所以未能参加。

  我和于会泳的思想交流,不限于民歌,甚至也不限于音乐,对整个文艺问题,也时常交换意见。当时中国解放区,在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东方红》、《白毛女》早就见到了,我曾写过两篇热情赞扬的文章。后来又陆续见到赵树理的小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我和于会泳以及文工团的会计兼乐队的三弦演奏员李季(不是写《王贵与李香香》的诗人)经常在一起很兴奋地交谈对《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观感。当时我认为这个问题涉及整个文艺的发展方向,值得深入探讨,于是提议成立一个研究小组,取名“赵树理学会”。为便于同其他地区的同志交流,李季还去刻了一个图章。这一下事情闹大了,领导发现以后,认为我们在搞非组织活动,对我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不仅不许继续研究,还对我和于会泳进行了变相的惩罚。当时我们刚刚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回烟台市,文工团奉命到烟台进行宣传。城市的建筑物上,到处是蒋军留下的反动标语,需要用新的标语加以覆盖。团里有两位美工,这件工作本来应当由他们承担,我是音乐指导,也是团里的负责人之一,于会泳也有他的本职工作,但为了惩罚我们,强令我和于会泳去写标语。那时已经是十月份,天气越来越凉,每天提着沉重颜料桶,扛着梯子,在冷风里作业七八个小时,两手冻得发僵,浑身淋得五颜六色,又不能能及时洗换,几天下来,裤子硬得像铅桶。而且吃力不讨好,最后领导检查,还认为我的字体没有于会泳写得好看。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也不敢搞什么非组织活动了。

  胶东民间有一个传说:不知在什么年代,曾有个官绅老爷死后用活人陪葬。1944年春天,我曾根据这个传说写了一首叙事长诗《古冢的秘密》。1947年,马少波的小说《农公泊》也是取材于这个传说,但内容完全不同。1948年文工团把马少波的小说改编成同名歌剧,由张波执笔编剧,由我作曲。北京解放以后,小白玉霜剧团曾将这个剧本改成评剧《枪毙九尾狐》,创造了空前的票房收入。但这个剧本的人物、情节,我并不喜欢,不赞成把群众写成逆来顺受,尤其是男主角,被地主婆藏在地洞里,苟且偷生,充当性奴,更加其令人反感。张波的唱词也缺乏文采。1948年春节以后这个剧在胶东各地不断演出,演出当中又不断修改。到1949年决定正式出版。这时我们正在准备解放青岛,创作排练非常忙碌,我没有时间看校样,于是就委派于会泳到印刷厂去做校对工作。他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剧的音乐也不能令人满意,我自己在后记中说它是歌剧领域中的一件“赝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我掌握了些什么,如何运用。这时,我早已掌握了传统的和声学、对位法、曲式学,而且对中国化的写法也进行了许多尝试。特别是歌剧的后半部,以火热的激情,运用戏曲音乐的音调,采取非传统的和声手法,创造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农民翻身进行曲,较之已经出现的其他歌剧毫不逊色,未敢多让。这在演出中就已给了于会泳强烈的印象,通过仔细校对乐谱,他对我的写作方法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因而增进了彼此间的关系。不过在后记中,我说自己“修养不足”,“养”字我按当时的习惯写成“羊+文”,于会泳看不懂,就改成了“修歌不足”,糊弄过去,但后来也没有人看出什么毛病。

  进入青岛后,我们住在青岛影剧院,连续上演了《血泪仇》和《农公泊》,引起巨大轰动,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撰文在报刊上备致赞扬。我们准备的一场音乐节目,为各界人士演出后,也得到高度评价。我为这台节目创作了中西混合乐队的《第一组曲》,在和声配器方面都有一些新鲜的尝试,例如第二乐章的结尾,在羽调式的终止式中,我使用了附加六度的五级小三和弦,这个附加音与和弦的五度音是个尖锐的小二度,造成一种奇妙的音响,而且解决非常自然、顺畅。记得有一次排练时,吹笛子的民间乐手樊昌文陶醉在这迷人的音响中,闭着眼睛赞叹道:“逼养的,真美呀!”于会泳参加弦乐组的演奏,当然也感受到这种魅力,当时他也许并不明白其中奥秘,但是到音乐学院学习之后,便渐渐领悟了我的创意。问题还在于,在胶东,甚至在全山东,我没有任何老师可以请益,这一切完全是“外师造化,中法心源”,独自琢磨出来的,不能不使于会泳感到惊奇。

  进城后我曾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搜求音乐方面的书籍和唱盘,利用剧院的音响设备,组织文工团的同志欣赏经典作曲家的名作,巴赫、亨德尔、海顿、莫札特、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柯萨科夫、莫索尔斯基、鲍罗廷、格拉祖诺夫、拉赫曼尼诺夫以至比才、德彪西、德沃夏克、格里格、西贝柳斯等等的作品,听了不少。每次听赏,我都做一些说明和介绍。于会泳热心地参加听赏,有所不解便积极提问,闻所未闻,眼界大开,开始步入音乐艺术宏伟壮丽的殿堂。

  不久,中央音乐学院东分院招收进修生,给了我们两个名额。在团部研究派谁去进修时,我强烈地要求让我去。但两位主要领导人都不同意,他们认为我已经懂得够多了,应当把机会让给下面的同志。当时我不知道,已经决定把我提升为副团长,只是手续还没有办妥。于是,结果派了音乐组长宫润身和于会泳两人去上海进修。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幸,使我失去了一个提高的机会。后来我们调到空政以后,同样的事情又重复了一次:上海音乐学院又给了我们一个本科的名额,领导又是说你已经学了很多,把名额给了演奏员姚学诚,我再次——而且是永远被关在学院门外。

  1947年,蒋军重点进攻山东时,于会泳曾有一个“致蒋军士兵书”的事件,当时我还在东中教书,详细情况不大清楚。大致上是坚壁清野的时候,他把一个包裹埋进山洞,附了一封信,请求蒋军士兵把包裹送还他的老家。这件事后来被大家发现,当时的领导认为是思想动摇、敌我不分,对他进行了批评,三查三整的时候也没少挨整。所以,虽然他积极要求入党,却拖了好几年没能如愿。不过后来的领导对此看得不那么严重,认为是一种不恰当的玩笑,不够严肃而已。所以在选送他去上海进修时,同时也解决了他入党的问题。由于审批手续要费些时间,所以组织介绍信是在他到校后才寄到的。

  他的党籍问题,在他死后又被提了出来。胶东文协原来的负责人是马少波,但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他奉命率领胶东文协京剧团到前线慰问,演出《闯王进京》,对部队进行入城之前的防腐教育,从此离开了胶东文协。京剧团后来归了济南军区,马少波本人则因他在戏曲工作方面的突出成就,被中央直接调到北京,参与文化部和所属戏曲部门的组建。马少波走后,胶东文协由江风负责,所以于会泳入党的情况马少波并不知道。于会泳死后,马少波对于会泳的党籍问题提出质疑,认为他是利用去上海进修的机会,伪造身份,混入党内的,是一个假党员。不过当时胶东文协文工团的许多老同志都在北京,最后一任支部组织委员就是八一制片厂著名的“中国老太婆”曲云,所以问题很容易澄清。虽然这对于会泳已经没有什么帮助,但对马少波的影响却很不利。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一个问题:你既然认为他是假党员,为什么在他生前不揭露?

  于会泳到上海之后,我们的接触就很少了。和于会泳同去进修的宫润身,结业后回到团里,这时我们已经编入空政文工团,他在创作室,仍任音乐组长。不过后来的情况证明,他经过进修并无心得,最后终于离开文艺创作,转业后到泰安当了文化局长。1950年国庆以后,空政文工团创作组的几个人曾到上海江湾机场,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当时音乐学院就在江湾,我们曾去看望于会泳,这时他在学院的音工团工作,同时仍继续在贺绿汀等导师指导下深造。从他当时的言谈看来,似乎特别强调掌握技术的必要,大约正是因此,后来有人曾批评他走“白专道路”。

  1949年他们去上海时,我曾交给于会泳一些钱,委托他给团里买些音乐方面的书。但后来人事倥偬,机构变动,他一直没有把书寄来,这次见面,我请他给我送到机场。但拖了好久,他还是没有送来,似乎有意私吞。我很生气,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当时有个创作员看了,说是有点“冷酷”。冷酷也罢,总之几天后他把书送来了,也没有表示什么不满。当时我正好用王希坚的词写了一首新歌《一朵花开满园香》,他唱了一下,对曲中的“新声”表示赞赏,随后就“创新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

  后来,1956年第一次全国音乐周的时候,他来北京参加演出(上海的节目中有他改编的民歌《杨柳青》)。他看到我在《音乐周会刊》上写的《赵玉斋的古筝艺术》一文,打听到我的住处,曾特地跑到南郊的大红门来看望。不过我对他改编的《杨柳青》并不喜欢,又加当时脱离肃反运动的困厄不久,精神不大振作,也就没有谈兴,不记得谈了些什么了。

  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了。1958年我被当作右派下放到山西,在郭堡水库劳动的时候,常听到扩音器里播放他的《不唱山歌心不爽》,感到他仍在追求新声,技巧也更圆熟,但似乎缺乏激情,音乐的发展主要靠逻辑的推进,内在的动力不足,说明生命之火尚未点燃,需要火种。以后,江青同志给他送来了火种,点燃了他的生命。革命样板戏的音乐创作,才是从他生命里爆燃出来的瑰丽的火花。“打虎上山”、“家住安源”、“细读了全会公报”……这些才是他真正的杰作,不仅为中国的戏曲音乐开一生面,而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瑰宝。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这样几部作品,也可以死而无憾了。

  文革期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继续革命,积极从事红色文艺的创造,也曾把所写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诗剧《心里有个红太阳》等一些作品寄给于会泳,但不知他能否收到,也不期望他回复。1973年,我所在的团体把我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且让我和另一位先进工作者到北京观摩学习。这位同行者知道我认识于会泳,竭力撺掇我带他去拜访,我虽然很不情愿,还是同他去到东四八条。向传达室说明情由之后,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首长很忙”云云。这本是意料中事,我们也就知难而退了。

  听到他的死讯后,我很为他感到惋惜。任何革命中都有一些激进的左翼,例如17世纪英国革命中的“掘土派”,18世纪法国革命中“愤激派”、“平等派”等等,他们不是盲动的、冒险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而是最底层的人民、最激进的思想的代表,他们要求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种要求违反已经从革命中获得利益的上层阶级的意愿,于是遭到镇压。他们也许有些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于会泳是一个艺术家,他的主要事迹是成功地搞了几部革命戏曲音乐,何罪之有?只能说他是革命艺术的干将,劳动人民的公仆。

  1983年以后,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文艺宣传。在音乐节目中,常见到一个年轻的女中音歌唱家于佳易,声音很好,台风也朴实大方。有人告诉我她是于会泳的女儿,在铁路文工团工作。我对这个孩子深感同情。当时有一个栏目“远方的旋律”,专门介绍一些雅俗共赏的外国音乐作品。于佳易常常应邀参加这个栏目的演出。有一次她和一个男高音,重唱苏联歌曲《喀秋莎》,曲子大概是他们团里的人改编的,编得并不成功,但演唱不错。当晚,有一对云南的夫妇来信说:他们在遥远的边疆,收看了“远方的旋律”,向我们表示感谢。他们很喜欢二重唱《喀秋莎》,信里面特别强调“演员的眼神真挚,不轻浮”……我把这封信的内容写信转告了于佳易,我没有说我是她父亲的朋友,她在回信中也没有提及父亲,但是称我“叔叔”,可见她知道我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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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佳易

  戴家枋教授在他那本关于于会泳的小册子里,说于会泳“见到陈志昂,以为这就是大音乐家了”。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我和于会泳的鄙薄意味。我当然不是什么“大音乐家”,而且年龄比于会泳还小两岁,于会泳生于1925年,我生于1927年,是实实在在的小音乐家。前面讲过,我和于会泳的交往很平淡,可以说是君子之交。他从不“面谀人”,在我面前,从未流露过钦佩、敬仰的情绪。但后来,我却听到他在别人面前对我有过誉之词。最早是从姚学诚那里,他在上音学习时,假期回来就告诉我,于会泳常说:“陈志昂这个人了不起!”后来姚学诚还不断向我重复提起这话。老实说,我并没有把这话当真,并不是不相信有此一说,而是认为只是一种虚浮的客套,因为我从不认为自己有何卓异之处。最近在一本关于“样板戏”的学术专著《文化革命及其最新形式样板戏》中,作者张晴滟披露:“七十年代,于会泳对他过去的学生和彼时的下属吕韧敏说:‘有两个人他是佩服的:陈志昂和沈知白。’”却使我感到意外,并引起深思。

  吕韧敏是烟台人,参军后在第三野战军从事音乐工作,被选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战友歌舞团。文革期间,于会泳请他到文化组负责音乐工作,主持编辑了《战地新歌》,后曾任文化部对外文化司司长。文革后他又回到战友。我们原来并不相识,我同他接触是很晚的事。周巍峙晚年曾主持编写一部《解放区艺术史》,其中音乐部分,他请唐诃执笔。唐诃搜集了一些材料,其中有我写的《胶东解放区音乐史稿》,他读后觉得体例、文笔都不错,于是就推荐我代替他,并把他所搜集的材料全部移交给我。这些材料中,有一本《新四军歌曲》,是吕韧敏向他提供的,事后吕韧敏为收回这部书曾到我的住处,于是开始了交往。他们干休所离我家不远,我也曾回访。前几年,响应化工部前部长秦仲德的倡议,我们还曾一起商讨创作再现毛主席革命生涯的大型音乐史诗,但见面时,他从未提到于会泳,当然也就没有提及于会泳对我的评价。沈知白我当然知道,而且早就读过他的《中国音乐史纲要》。他虽然名声并不显赫,但把我与他并列,还是使我惶悚,感到自愧弗如。我想,于会泳心仪沈先生,可能是由于沈的格局虽然不是很大,但能融汇中外,贯通古今。他所推重于我的,大致也当如是,但我实在愧不敢当。我虽然涉猎很广,但入焉不深;虽然有志于会通,但并未达到融贯,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202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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