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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毛主席正名:关于庐山会议“彭黄张周集团”与1958年“钢产量翻番”

欧洲金靴 · 2021-08-03 · 来源:阳春白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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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离开已四十五年了,还在背着锅。

  六十二年前的今天,1959年8月2日(农历1959年6月28日),全国瞩目的庐山会议上,会议全体通过批判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的决定。

  庐山会议即八届八中全会,全会指责彭老总的那封著名的《意见书》信件,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宣称彭老总、克诚同志、闻天同志、小舟同志结成了所谓“军事俱乐部”性质的集团。

  毛主席在全会开幕时讲了话,8月11日在全会上再次讲话: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段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段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五天后,全会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等决议,决定将彭黄张周等撤销国防、外交、省委等领导职务。

  随后,林总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会议还对1959年的经济指标作了重要调整:钢由1800万吨降为1200万吨,煤由3.8亿吨降为3.35亿吨,粮食由10500亿斤降为5500斤亿,棉花由1亿担降为4620万担,还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1

  “毛主席整彭德怀”,这是过去许多年来一个流传甚广的历史谣言。

  配合着的还有一个谣言,说毛主席曾针对彭老总有过这样一句:

  “里通外国什么时候也不能平反,彭德怀是搞颠覆的!”

  敢问这句话在那本文献里出现过?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

  没有!造谣一张嘴而已。

  造谣者是谁?名叫史振,曾发在《日本新华侨报》上。

  出口转内销,老传统老手艺了。

  毛主席的相关原话还真的是有:

  “只要不是里通外国。”

  老人家的这句话是有上下文的,他是回复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少奇同志的话:

  “所有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少奇同志此言时间为1961年1月27日。

  根据杨尚昆的回忆录,此后的1962年1月27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

  “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集团。”

  “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

  庐山会议其时,毛主席都准备下山了,也是少奇同志突然主张召开扩大会议,把大伙又拉了回去。

  据毛泽东贴身卫士李银桥回忆:

  “回到住处,主席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主席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主席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我回来就说一遍舌。”

  于是,庐山会议原本顺畅的“反左”,被硬生生搞成了“反右”,矛头指向彭老总,并在毛主席未参加中央全会的情况下,强行免去彭老总国防部长等职务。

  回想早在上庐山之前,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强力纠左,这些会议,彭老总全都在场。

  所以,彭老总用得着在庐山拿个《意见书》去所谓的“顶撞毛主席”吗?

  彭老总真正想顶撞的人是谁?是毛主席?

  去看看大跃进和浮夸风运动中谁是第一责任人、谁是那些悲祸的制造者。

  所以之所以,彭老总才会被谁反手覆灭,也就不言自明。

2

  8月1日时,庐山预备会上毛主席还对彭老总说: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

  还要说是毛主席整彭老总吗?

  好好的一个本来用来纠左、反左、停止浮夸风的庐山会议,被重新搞成反右,其后果是什么?

  会后第七天,8月24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少奇同志发言:

  “这么几千万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时间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理!”(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8年8月24日>)

  从1954年的高饶开始,1956年之后四大野战军的军事指挥官(除了身体有病的林总),另外三个全被干倒——谁干呢?是毛主席吗?

  以毛主席的威望,真想“打倒”谁,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事实上恰恰是毛主席太仁慈,所以经常被利用。

  比如这个庐山的纠左,保护了少奇同志,结果反被利用、矛头被指向直肠快语、不擅玩弄官场的彭老总。

3

  当然了,就像前文说的,“直肠快语”,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有没有自身的问题呢?

  这是当然的,如我不久前写的《高麻子与饶书记》,高饶二人也都有着非常典型的政治性格缺陷。

  彭老总这个人,性格火爆,不懂藏着掖着、不知何为城府、不会拿捏尺度、不精太极婉转。

  这确是为官大忌。

  这种性格,投身战场是威风凛凛:延安整风时,少奇同志奈何不了他,抗美援朝的巨大功绩更是让少奇同志比肩不了;但委身官场则极易四面楚歌、给人以落把柄:高饶事件时就开罪少奇同志,“军事党”理论更是严重的政治之过。

  庐山上,少奇同志说彭老总是:

  “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与其你篡党,还不如我篡党。”

  这让毛主席在面对彭老总的万字《意见书》时,陷入了两难。

  特别是谈及朱可夫,那是那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极度敏感的事件:1957年秋天时,朱可夫被赫鲁晓夫打倒、并被污蔑为所谓“反党分子”,他的国防部长位置也被换成赫鲁晓夫的心腹,马林诺夫斯基。

  用朱可夫来比喻彭老总,等于是把皮球踢给了毛主席,逼迫毛主席像赫鲁晓夫那样“杀伐果断”。

  同时还有一个点在于,彭老总给毛主席递上的那封《意见书》(写作时间为1959年7月14日深夜,即庐山会议开始12天后),也确实太不合时宜了……

  这封信件里的一些用词,比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政治性”等字眼,在当时异常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实在过于激烈且不留情面。

  彭老总本来是为了纠左、是政治好意,结果用力过猛、反而让自己被打成政治恶意,成了外界眼中的所谓“右派分子”。

  

 

  他的夫人浦安修都忍不住抱怨:

  “老头子,你就是个国防部长,你是个军人,是个大元帅,你谈这个建设干什么?你谈大跃进干什么?你这不是找麻烦吗?”

  但是彭老总的回答是:

  “不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负有责任,而且我是一个农民,我不能说瞎话。”

  正气凛然是否?是;合乎时宜是否?否。

  毛主席对“三面红旗”解决中国人民吃饭问题和工业积累问题是很看重的,虽然在基层执行层面被下面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破坏得十分严重,但这并不代表毛主席对基本路线产生动摇。

  庐山会议之前,毛主席通过大江南北的巡视、开会进行纠左;庐山会议之上,毛主席更是亲自做了自我批评,这都是为了:① 保证三面红旗不倒;② 保证党内团结。

  可是脾气怪戾的彭老总此时却不依不饶,针对大跃进中的人祸,狠批猛抓、兵锋直指祸端的始作俑者。

  这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

  因为,那个始作俑者,毛主席不可能不保。

  1959年4月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少奇同志刚刚当选为最高领导,此时在庐山怎么可能去把他批臭?

  毛主席考虑问题向来从全局出发。

  彼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动荡,波匈事件余温尤在,赫鲁晓夫集团又越来越暴露出变节本质、开始谋求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近。

  更不要提就在上一年1958年,从年初的长波电台事件到年中的联合舰队事件,从下半年的金门炮击战到“响尾蛇导弹”事件……

  这个时候,中国自己党内绝对不能乱!

  早在1956年3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就做了主调发言: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约大半年后,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再次指出: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已经丢了。”

  而这些,彭老总却完全没有认识到。

  官场之上,不怕想多了,就怕想少了;想少了,就会被利用。

  一直到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奇同志还在背着毛主席、秘密指示红卫兵从三线建设工作岗位上揪回彭老总,反复进行批斗……

  一代战神,被人为得定型、定性。

  甚至,后世还借此造谣“是毛主席整了彭老总”…实在让人无奈。

4

  前文有述,庐山会议上还对1959年的经济指标作了重要调整,这个调整主要就是针对1958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定下“钢产量翻番高指标”。

  这个在后世的铸史传颂中,也发生了变味儿,把锅、把帽子全都甩给了毛主席去背、去戴。

  比如下面这张图。

  就这张图,我简单唠唠。

  关于炼钢领域的“1958年钢产量翻番”,这确实是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1958年8月17日-30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讨论1958年下半年和1959年全国工农商的工作)提出的。

  先下结论:在这个会上,确实是毛主席提出“能不能在1958年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指标疑问,这也是整个大跃进期间毛主席提出的唯一一个“高指标”。

  但是提出的前因与过程,总是被后世刻意忽略。

  忽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向老人家泼污。

  我先说“前因”。

  这里要说两个背景。

  1957年11月,毛主席带着彭总、叶帅等人从莫斯科参加完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暨社会主义阵营大会回国后,很受刺激,特别是对于苏联的尖端武器和工业化进展相当向往。

  加之赫鲁晓夫此前在核武问题上装X(不给中国提供原子弹图纸和技术援助,直到毛主席以不去参加1957年莫斯科大会相要挟,才换来《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毛主席和彭总叶帅等军队人士,确实对中国工业加快再加快充满着期望。

  讲白了,就是确实心急。

  第二个背景:“反反冒进”

  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对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少奇同志等人支持下提出的在1956年经济建设中开展“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提出批评。

  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起,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批判日渐升温,认为“反冒进”泄了六亿人的气,和资产阶级右派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明确以后不能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

  少奇同志和恩来同志两个人在1956年搞的这个“反冒进”,实际上真的如字面意思的“反对激进”吗?

  当然不!根本目的还是一个字:斗。

  少奇同志的目的是想让官僚机构进一步膨胀、让专业化阶层与官僚阶层进一步巩固、让现代化中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的差距(即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日益扩大。

  同时,让社会变革进一步推迟。

  这也是其“包办代替主义”思想的体现。

  少奇同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党内一直很难得到普遍支持,因为他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压过其他头头的战功,在军队里没有支持者,这很致命。

  并且,他也一直不擅长农村工作,建国前土改中就有的“左”倾错误,很难说与他完全无关吧?建国前后主张“富农剥削有理”的又是他,之后都被延续到大跃进运动。

  在第一代中,毛朱周不说,连小平同志在军中都有不小威望,陈云同志又无意往上走,那么在七大上成为实际二号人物(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的少奇同志,建国后便很麻烦。

  想想,高麻子为啥自始至终不服他?

  因此,少奇同志在建国后,将自己的老部下们纷纷授以高位,同时主动向老精英们(旧国民党公务员、知识分子、资本家)示好(如“剥削有功”论,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

  这些,都是与毛主席思路相逆的。

  少奇同志就这样努力促成地下党系统+政工系统+传统上层精英的合流,这也激化了他与军队工农干部的矛盾。

  社会力量处于强势的军队干部在建国以后竟然被边缘化, 社会力量处于弱势的政工地下党干部却掌握大权,这也是建国后三十年时间里政局不稳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要看到,一五时期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毛主席由此点明可能发生的农业危机和贫富分化。

  因此毛主席主张:虽然还要像过去一样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必须增加对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投资;除利用和发展先进大城市工业外,还必须发展沿海与偏远地区工业;除大 规模城市工业化外,还必须转向农村的中小工业;除中央部门的指导外,还必须要扩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自主权。

  这就引发了少奇同志的不满,他的所谓“反冒进”就这样登上台面。

  1958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的两个月前,6月17日,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一波同志,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发展向中央做了报告。

  一波同志指出:

  “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越英国!”

  四天后,冶金部党组关于钢产量的报告也送到中央,其中明晃晃地写着:

  “华东区提出,明年华东区钢产量将达到800万吨……从各大区协作会议的情况看,明年全国钢产量可以达到3000万吨。”

  于是第二天,6月22日,毛主席将报告抄送给了刘邓黄三人,并有了开篇那张图。

  这就是8月份北戴河会议时,毛主席“信心”的来源。

5

  再说“过程”。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的第一天晚上,毛主席还是对1070万吨有点打怵,或者说最主要是缺乏认知。

  毕竟论种田,他是农民出身,下面吹嘘的什么“亩产万斤”根本骗不了他;但是论炼钢,毛主席确不在行。

  于是他召集了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以及各钢铁大省大市的负责人,加开了一个小会。

  在这个小会上,他挨个一对一地就产量问题进行询问。

  

  结果,包括安徽马鞍山市委书记赵敏、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武汉市委书记、太原市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

  他们全部回答:“可以!”

  最后问到刘彬、袁宝华和王鹤寿。

  刘彬也是回答:“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而袁宝华和王鹤寿则“心里打鼓”,但是这两人也都没有去直接否定,而是做出承诺,“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

  但即便如此、即便在小会上所有人都“打包票”,毛主席还是谨慎。

  最后,他去问了一波同志和陈云同志。

  一波同志对“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的回答是:“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这样大家看到会义无反顾、努力奋斗。”

  至于向来对经济数字十分敏感的陈云同志,也在私下同袁宝华、王鹤寿经过仔细计算后,对毛主席回答:“嗯,看起来是有希望的。”

  就这样,毛主席才终于下定了决心,定下了“1070万吨即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高指标,交代胡乔木第二天见报。

6

  然而,当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基层问题一大堆后,毛主席发现自己错了。

  可是毛主席在发现错误后一点没有回避,直接在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做自我检讨、把错误揽到自己身上。

  不过他的党内通讯却被少奇同志压了下来,因为检讨里直接点明了基层在搞“浮夸”,这就涉及到了农业领域的放卫星。

  而作为早就主持一线工作的“接班人”,少奇同志自然无法容忍……

  此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毫不回避地大谈钢产量高指标的问题。

  

  然而,后世之人却也“借坡下驴”得把“1070万吨”的错误,干脆就扣到了毛主席的脑袋上。

  对此,1993年时,袁宝华坐忍不住、替毛主席鸣冤:

  “1958年北戴河的座谈会,是我们在那里糊弄了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一样,鞍钢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是三十年前确实太浪漫主义了!”

  前副总理古牧也有回忆:

  “1959年7月21日上午,周总理召开全体会议,他说,‘毛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后不加思考就以为件件都是主席决定,这样一来,毛主席就不好随便给大家谈话了。这日子还怎么过?大家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是命令?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是封锁毛主席嘛!’……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去年的1070万吨钢指标,本来毛主席是提出来问问的,结果大家都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肃教训!’”

  这就是所谓“毛主席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定下钢产量翻番高指标”的真相。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1966年8月12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在引述陈独秀的《国民党四字经》中这十六字时,我们难知老人家心中冷暖。

  就在一年前,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亲口对彭老总说: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而就在三年前,所谓“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老总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湖南省委早就正式书面报告给中央,反映彭老总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1962年却又离奇地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老总1961年时有“反党言行”,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老总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一系列“反党言论”……

  是毛主席整彭老总吗?

  毛主席离开已四十五年了,还在背着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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