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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铭:上海与井冈山

吴铭 · 2021-08-13 · 来源:吴铭再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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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党的一切历史”应该从上海开始,还是从井冈山开始,我想,这不是个小问题。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这种说法,是为了证明李大钊、陈独秀对建党的贡献?才不是呢,只是为了淡化毛主席这个建党第一功臣、灵魂人物的地位作用罢了。

  李大钊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是正确的评价,我本人完全赞同。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者,曾经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承认。但是,承认这些,并不一定非要夸大他们在建党上的地位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把他们视作建党第一人。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普通的共产党组织,当然更加不同于普通的其他政党或者其他类型组织。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看,建立党组织,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反帝、反官僚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伟大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统一国家,走向世界,带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修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别无分店。

  1921年7月共产党建立时,仅仅是组织形式上的建立!这个党的性质、宗旨、任务,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还没有实际意义;能不能完成革命任务,还不说好——这样的党,全世界有很多,最终都不了了之。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还有其宗旨、路线、方针、政策、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的培育和形成!有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伟大胜利!在建党这个重大问题上,如果仅仅考虑1921年7月党在形式上建立,不考虑其后宗旨、路线、方针、政策、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的培养和形成,那么,这种考察建党问题的态度,犯了方法上的片面、肤浅、割裂、静止的错误!这当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有一本新书,叫作《伟大的开端》,上海方面编写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话,讲得有些荒唐。

  至少,在上海,党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在建立军队、建立政权、建立思想文化、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等大问题,没有触及。建军,要等到“八一”南昌起义,真正建立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要等到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到毛主席为人民军队确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人民政权,要等到毛主席到井冈山建立苏维埃!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要等到赣南闽西苏区银行建立。真正形成党的以毛主席为灵魂的领导核心,要等到遵义会议甚至是延安整风。真正在全党确立群众路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思维,要等到1945年党的七大!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党的性质、宗旨、路线才在实践中落实,党的革命精神、光荣传统、优良作风才比较系统地形成。如此,怎么能说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一大(上海)开始呢?

  一大、二大、三大,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确立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斗争模式,开展工人运动。这个模式,我其实是有些不解的。而且,这个模式中,共产党将革命斗争的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毛主席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提出,要防止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扰乱革命阵营,这是不是对国民党1927年分裂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提出的警告?是不是对放弃革命领导权的不服?

  今天,黄埔军校在中国的名气很大,蒋校长的名气也不小,甚至还有黄埔同学会这样的组织,但凡提到蒋军的某个将领,就要介绍一下其是黄埔几期。与黄埔同时期、由毛主席主持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名气就不那么大,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名气也不大。就对中国革命的意义而言,黄埔军校算什么东西?毕业于各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当前,中国共产党还是“执政党”的情况下,凭什么黄埔军校的名气大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抗日军政大学?

  农民运动,党重视了吗?土地问题,重视了吗?没有,陈独秀就仇视并反对农民运动!反对抓枪杆子,反对与国民党蒋介石等新军阀争夺革命的领导权,想不到土地革命。作为一大选出的并一直连任到国民党反动派分裂革命、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党的领袖,试问,说“党的全部历史都从这里开始”是不是有些夸张?

  党的历史,仅仅是形式上、纸面上,是从一大开始的。而实质上的、更加关键的历史,是从毛主席开始的,是从井冈山开始的。

  如果没有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毛主席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没有朱毛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那么,从“上海开始”党的历史,恐怕已经终结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的“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了。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抛弃国民党的旧旗帜,打出共产党的新旗帜。共产党的历史真正开始了。

  这之后的共产党,其实形成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派”与以当时的党中央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派之间的路线斗争,也可称为身居城市的“从上海开始派”,与身在农村、革命斗争一线的“从井冈山开始派”之间的内部斗争。

  一句话,身在城市的“从上海开始派”的党中央,对革命的破坏作用,远大于其对革命的正面领导作用。大的路线错误有三次,一次是瞿秋白为代表,二次以李立三为代表,三次是以王明为代表。对革命造成的破坏一次比一次严重。尤其是王明路线,简直是毁灭性的。

  如果没有身在农村、在革命斗争一线的“从井冈山开始派”,只指望“从上海开始派”,中国革命恐怕早就完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子,还不好说,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个“文化团体”,马列主义只能停留在其口头上、纸面上,和今天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什么区别。

  身在农民、当了基层干部的毛主席,一方面要建立根据地人民政权、与单纯军事路线作斗争、确定“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原则,把旧军队改造成新型人民军队,培育、确立并巩固其性质、宗旨、路线、方针、政策、精神、传统、作风、纪律,这个倒还容易一些;另一方面,就是与来自上面的党中央的瞎指挥作斗争,这个难得很。

  身在一线的朱德、陈毅等基层革命者,比在上海的那些人更加接触革命现实,了解革命群众和军队的情况,他们的思想工作要好做一些。而身居城市的“从上海开始”的党中央里的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口含共产国际天宪的书呆子,思想工作就不那么好做了。再加上点个人小资产阶级作派,这个工作,实际超出毛主席当时的能力范围。完成这个工作任务的是蒋介石的屠刀!用敌人的屠刀帮助我们改正错误,那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革命根据地,在“从井冈山开始”派毛主席领导下,解决了一个个难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一个接一个的重大胜利,特别是三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甚至,身居上海“从这里开始派”的党中央,也不得不到毛主席创造的革命根据地上生存。苏区解决了他们的生存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接受毛主席的领导,相反,他们剥夺了毛主席的领导权。

  三次左倾路线,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让中国丧失了除陕北以外的所有革命根据地,白区工作力量完全丧失。

  由于血的教训,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更由于毛主席殚精竭虑、苦口婆心的实际工作和思想劝说工作,让“从上海开始派”党中央,不得不放下身段,求教于“从井冈山开始”派的毛主席,接受毛主席的领导。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通常的说法是确立了毛主席对党和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在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现在,面对上海的“从这里开始派”的复活,我想,应该加上一句,遵义会议,标志着“从上海开始派”的失败!标志着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口含共产国际天宪派的失败,他们不得不把领导权让给“从井冈山开始派”!不得不让给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派。

  我只想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组织形式上可以说从上海开始,而从实质上,从更大更宽更的内涵上讲,是从井冈山开始的。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人民政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独立自主的经济金融体系,加强党的建设,建军、建政、发展经济,都开始于井冈山!开始于毛主席。

  片面强调共产党的一切历史都开始于上海,那就必然淡化井冈山这个新的、更加根本的起点,就忽视了两派之间的斗争!就忽视了“从上海开始派”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革命根据地建设问题、军队问题、革命领导权问题、党与军队关系问题上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和对革命造成的重大损失!就忽视了我党我军真正的、实质性的历史起点,就严重淡化了毛主席对建党、建军、建政、建国等党的全部重大问题上的决定性贡献。

  1927年8月,毛主席从武汉离开党中央,而去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实际上意味着他与“从上海开始派”的决裂!从此革命的主导权,由“从上海开始派”逐渐过渡给“从井冈山开始派”,中国革命力量才从弱小走向强大,从失败走向胜利。

  回过头来看看,大革命时期,即使在“从上海开始派”的教条主义领导下,毛主席的举动也与众不同:其他人重视黄埔军校,毛主席重视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人重视与国民党的合作,毛主席注重发动群众;其他人重视帮助国民党北伐,毛主席则重视土地问题、重视农民问题……已经隐含了毛主席与“从上海开始派”之间的路线之争。

  遵义会议之后,“从上海开始派”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开始顺畅起来。当然,真正确立毛主席为代表的“从井冈山开始派”的领导地位,也不那么顺利。一等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从上海开始派”又开始蠢蠢欲动,这时,毛主席已经不能再容忍他们搞出宁都会议那样的荒谬举动了。不过,远离延安、留守在中央苏区并成为新四军领导人的项英等人,依然听王明的,不听主席的,最终导致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几千精华,丧于其手。甚至连项英本人也牺牲于这个荒谬的路线。

  我甚至怀疑,项英究竟应该是先生,还是同志?因为此人似乎没有对革命做过任何贡献,一直在破坏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直到死。  

 

  皖南事变的惨重教训,是毛主席时代的“从上海开始派”给革命造成的最后一场大损失。正是这场损失,让毛主席痛下决心,在全党开展整风!即著名的延安整风,从学风、文风、党风上,彻底清算“从上海开始派”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重大缺陷!(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标志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标志着毛主席完成了对“从上海开始派”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错误路线的全面肃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组织上更加成熟稳固,更重要的是标志着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成熟:确立了自己的灵魂人物和指导思想——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摆脱了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扰。

  延安整风之后,中国革命形势同样严峻甚至更加严峻,敌人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但是,中国革命却一帆风顺,再也没有大的波折。抗日战争、出兵东北、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建设、团结带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帝反修反及其一切走狗,建立第三世界,无往而不胜。

  延安整风,放在国际共运的大历史下,放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大框架下,其意义都是极其重大的,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份。讲国际共运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民族史,不突出讲延安整风,那就是对历史的歪曲。  

 

  究竟,“党的一切历史”应该从上海开始,还是从井冈山开始,我想,这不是个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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