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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七千人大会和“变局”问题的考证

老兵义雄 · 2021-08-19 ·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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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决裂的历史原因---

  关于七千人大会和“变局”问题的考证

  老兵义雄

  目前,国内党史学者有一个近乎共同的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关系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七千人大会本来是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的,但因刘少奇在会上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有歧见,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会议不仅没有达到统一认识的目的,反而为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上决裂埋下了祸根。七千人大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刘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本来是接班人的刘少奇被打倒,从此退出政治舞台。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变局”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刘少奇的决裂?

  薄一波和国内学者都把视线投向七千人大会。他们认为,毛刘决裂的起因是有下述歧见引起的:

  第一,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毛泽东在对形势的估计上有分歧。毛泽东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刘少奇认为还没到谷底,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1961年5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肃地说:“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⑥他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进一步说:“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是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刘少奇分析道:“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刘少奇认为,对困难估计多一点危险性不大,如果后来发现困难没有原来估计的那么多,这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对困难估计不够就有危险性,我们多少年来都因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而陷于被动”。刘少奇主张把真实情况告诉全党,对困难和问题一定要讲透,让大家了解困难形势的严峻性。

  第二,在“大跃进”成绩和问题的额度上有分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尽管发生不少问题,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是主流,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果敢地推倒了过去“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公式,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第三,在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上有分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认为,“大跃进”虽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不少问题,但成绩总是主流,问题总是支流。在讨论报告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讲问题的前提必须首先肯定“大跃进”和“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刘少奇在大会发言中却说:“三面红旗, 我们现在都不取消, 都继续保持, 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 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 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 我们再来总结经验, 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确否定“三面红旗”, 但实际上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和否定的意向已溢于言表。

  第四,在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上有分歧。毛泽东认为主要是对经济规律认识不够,平衡没有把握好,要“教育干部”。刘少奇则认为,天灾的成分有,但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指导出了问题。对于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过去总是归咎于或者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不敢从主观上从领导工作中找原因。刘少奇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确的,如果把困难的原因推给客观,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纠正错误和克服困难。1961年5月,刘少奇通过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认为困难主要是由“人祸”造成的。所谓“人祸”,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刘少奇认为,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缺点错误呢?刘少奇分析说:“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他们认为,正是上述原因,严重的刺伤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满,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与刘少奇政治上决裂是因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歧见引起的吗?笔者通过考证,认同他们关于“七千人大会是毛刘政治分歧转折点”的判断。但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只聚焦七千人大会,没有揭示出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政见分歧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歧见在会上,根子在会外,因而,他们的推论同问题的实质差距甚远,尤其记述中不能用路线斗争的观点解释他们的纷争,而是用是非之争解读他们的歧见,以及在评述中所表露出的袒刘怪毛的倾向,都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笔者得出判断是:刘少奇同毛泽东的歧见表现在会上,根子在会外。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是从人民公社应当怎么办开始的。人民公社是在刘少奇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徐水经验导致“五风”泛滥,毛泽东反“五风”的跟进使刘少奇同志心生怨气,从此在工作上产生对毛泽东的抵触情绪。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44天蹲点调查,面对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灾荒,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立场观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他不再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开始认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观点“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何止是搞糟了,在刘少奇看来简直是对人民的犯罪,使他产生沉重的负疚感。由于立场感情的转变,使刘少奇变得在对形势、困难、前途、责任等问题上变得同毛泽东格格不入。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可以感受到少奇同志忧国忧民的情怀,同时也表露出对毛泽东反“五风”的不满。毛泽东从七千人大会上洞察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要和他分道扬镳了,这使毛泽东十分失望和憋屈。七千人大会后,尤其在当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毛刘政治分歧愈演愈烈,最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变局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刘少奇七千人大会报告三个“不提了”犯了毛泽东的大忌

  刘少奇为七千人大会起草的书面报告,在会前不足10天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觉得报告中的一些提法有问题,想组织讨论,但会期已定,再修改已经来不及了。毛泽东一改过去的一贯做法,提出不用交政治局审议,直接发给大会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与会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为了充分听取大家的意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成立由21人组成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对报告进行全面的修改。1月2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刘少奇主持召开了有各省市第一书记及中央各部部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书面报告。会议进行了3个多小时,朱德、董必武、陈毅、邓子恢、谢觉哉、王震、张鼎丞等人发言,最后,由刘少奇作总结。刘少奇对书面报告的修改作了几点说明。他说:有几件事报告不提了,有些是因为达不到,有些是因为现在还看不清楚。

  刘少奇谈到的第一个“不提了”就是关于“赶英超英”的问题 他说:15年赶上英国,超过英国,这个报告上没有讲。我们起草委员会讨论过这个问题,头一次是写上去了,第二次说还是不写好。15年赶上英国,原来是这样提的: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用不着去改,用不着取消,我们做得好,到15年的时候赶上了,就赶上了,没有赶上,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更多一点时间,多几年就是了。”“不提了”,从当时和以后的情况看,实际是放弃了。

  刘少奇谈的第二个“不提了”是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纲要》明确,到1967年黄河以北粮食亩产要达到400斤,长江以北黄河以南亩产要达到500斤,长江以南亩产要达到800斤(这个标准当年称“四五八”)。刘少奇说:照现在这样算起来,到1967年达不到四十条那样的标准。“我们现在不提,但是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几年就是了。”

  《纲要》从制定到正式公布实施,先后用了4年多的时间,经历了几上几下,应该说充分征求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又经过近两年的实践,1960年4月经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才开始以正式文件向全国公布。毛泽东为此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纲要》一直被视作发展中国农业大跃进的纲领,是农民的指路明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春季,周恩来、陈云主张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扫掉了促进委员会,使六亿人民泄了气。还说,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对周恩来、陈云等造成很大的压力。已有前车之鉴,刘少奇还敢于“不提了”,其政治勇气确实令人敬佩;但刘少奇想没想不经毛泽东同意就私自放弃,“不提了”,毛泽东能放过吗?

  刘少奇谈的第三个“不提了”是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问题。刘少奇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报告里头也没有讲。有的同志提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到底如何呀?刘少奇说:现在基本核算单位搞到小队去了,基本核算单位越来越小,还“一大二公”?这个现象似矛盾。现在情况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现在还解释不清楚。在实践中碰了壁,所以才不提了。等到将来人民公社发展起来以后(意思是待所有制规模提高了),再讲“一大二公”。

  “一大二公”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便于综合经营。农林牧副渔是农业合作社就有的,工农商学兵是人民公社才有的,这些就是大。大,这个东西可了不起,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公,就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逐步搞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刘少奇不承认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是公开和毛泽东唱反调,毛泽东能通过吗?

  刘少奇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不提了”的三件事,都是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大跃进”政治路线的要害问题。刘少奇明知道这是犯天威的,他抱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即使犯上也在所不辞。刘少奇的做法恰似庐山会议的彭德怀,可敬之,其结局也非常相似。

  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思想观点的转变是怎么形成的

  在“大跃进”之初,刘少奇是百分之百的促进派。他为人民群众表现出的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所鼓舞,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他在这种认识的驱使下,在徐水组织了共产主义试点,以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把生产资料收归公有,建立了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公社。

  毛泽东通过调查发现了,在人民公社的决议上以加批示的方式,批驳了刘少奇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理论。毛主席指出,目前是社会主义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需要很长的时期,人民公社只能实行集体所有制,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毛泽东的批示本来是对刘少奇的纠正和劝导,然而并没有引起刘少奇应有的重视,他仍按原先设想的全民所有制形式继续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

  徐水共产主义试点是人民公社产生的摇篮。徐水经验推广后导致浮夸风、共产风在全国泛滥。毛泽东最早发现了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危险。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用9个月的时间,以“反五风”为基本内容,纠正刘少奇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否定了徐水经验,批评刘少奇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痛批共产风是对农民的掠夺,浮夸风是图虚名而招实祸。毛泽东反“五风”使刘少奇丢了面子,也产生了抵触情绪。第一次郑州会议形成的决议提出18个问题都是纠左的。但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并未认真贯彻郑州会议精神。郑州会议结束不到10天,即11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广东水稻创双千的报道,浮夸风和共产风继续泛滥,这使毛泽东很恼火。为了刹住共产风,毛泽东决定召开武昌会议,把纠共产风作为那次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研究人民公社工作的方针政策提到工作日程。通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开始得到纠正,但高指标之风仍在继续。

  1959年4月下旬,毛泽东接连收到各地闹春荒的的报告,即有些地方因怎么包产等问题不能下种,面临荒耕的危险。毛泽东立即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他一改平时工作的程序,竟连夜给省级到生产小队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以十分气愤的言辞告诫基层干部:“南方正在插秧,北方还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还强调说真话做老实人的问题。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毛泽东这封信没有高深的理论,但从这里看出毛泽东对浮夸风的憎恨,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撇开国务院和书记处,直接和基层干部对话,这是对刘、邓指导农业工作不力最严厉的批评。而此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没有从毛泽东反“五风”中醒过神来,还对创高产抱有很大的幻想,还在研究怎样创更多的高产试验田和更多的“大办”。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谁在坚持和违背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是毛泽东,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

  为让全党的头脑冷下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9年7月,党召开了以纠左为主要内容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做出“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判断;提出18个问题,让大会讨论,目的在统一全党的认识,以便更好地跃进。但因彭德怀的一封信,会议骤然改变了方向。彭德怀那封信的中心观点是批评总路线的,说“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得不偿失”。彭德怀的言行有悖会议宗旨,触犯了毛泽东维护“三面红旗”的底线,遭到毛泽东的批判。

  有人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难性的发言不是对毛泽东而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和维护刘少奇的威信,在大会上主动的做了检查,对“大跃进”的失误承担了责任。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是刘少奇同志的指导失误造成的。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应主动的检讨错误,承担责任,但刘少奇没有这样做。刘少奇却借彭德怀的失当言行,把彭德怀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要从政治上彻底打倒彭德怀,引起毛泽东很大的不满。

  1959年初,共产风给农业带来的危害更明显的暴露出来。4月下旬,毛泽东收到国务院周恩来送来的全国将面临闹饥荒的报告。毛主席看了十分震惊。如果几千万城市人口断了粮食供应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毛泽东不敢犹豫,立即亲自给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写了一封求救信。加的题目是《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各省解决2千多亿斤的粮食,为城市和国家机关准备三个月的救济粮,并要求周恩来在三日内送到省委第一书记的手中。通过这件事,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农业在中国大国中的地位,这促使他做出两个战略性的决定:一是接受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调整农轻重的关系,把优先发展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二是着手制定农村工作条例,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发展问题。为搞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把1961年定作全党的调查研究之年。为应对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1961年书记处在庐山开会专门研究调粮的问题。因调粮遇到困难又引出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前边已经提到,1961年刘少奇到湖南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面对共产风给农民带来的伤害,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立场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再认为“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开始认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观点,即“人民公社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在刘少奇看来何止是搞糟了,简直是向人民犯罪。他在党的会议上疾呼“再也不能这样折腾了!”。由于立场感情的转变,可以看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处处充满了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不满和悲观失望的情绪。

  说刘少奇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对毛泽东不满,除了三个“不提了”的报告,关于农业恢复问题很能说明问题。据材料记述,1959年,毛泽东面对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问刘少奇邓小平:几年能够恢复起来?刘邓答:大概需要12年到15年。毛问: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刘邓答:反“五风”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毛泽东又找到河南的纪登奎。纪登奎答:最多三年。如果政策对头,当年可见成效。后来的发展证明纪登奎是对的。到1962年农业基本恢复到历史的最好水平,正好三年。后来,纪登奎得到重用,提到中央的决策层。毛泽东从这件事看到了刘少奇对他反“五风”的不满。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表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是有感而发,很尖锐的批评党的工作。但他回避了自己的责任,而且这是政治路线问题,这个转变到后来真的成了毛刘政治决裂的转折点。

  三、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承担个人对“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使毛泽东十分不满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时遇到困难,陶铸提出一个建议:为了打通思想,建议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1961年11月12日晚,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局情况汇报时,提出县委书记也要来参加会议。毛泽东提议,这次会议要开成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总结的大会,要求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主席指出,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用这次大会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地方只要求改,不要求检讨。并明确大会由书记处主持。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会议的主题就由征集粮食会议改为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把“统一认识,鼓起干劲”作为开好大会的指导思想。七千人大会的主报告由刘少奇负责起草。11月5日,刘少奇找参加起草大会报告的陈伯达、胡绳和吴冷西谈话,要求报告的起草要根据1959年庐山会议讲得那样,一是成绩讲够,二是问题要讲透,还有一条就是责任要分清。这就不难看出,刘少奇给报告所定的调子和邓小平确定的“统一认识,鼓起干劲”的指导思想有很大差别的。

  12月16日,邓小平在中书记处主持讨论刘少奇的主题报告,周恩来也到会参加。邓小平说提出这个报告对缺点、错误是否概括为四点:一是许多具体问题、具体政策违背了毛主席的指导思想,违背了总路线,现在需要调查研究,搞一套具体政策。二是计划偏高、多变,打破了一切程序。三是几个大办,而且限期完成,把实事求是作风,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体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乱。他还说,报告前面要加上中央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当初的这个思路是客观的,得到周恩来的认同。但遗憾的是, 1月11日下发大会的书面报告却脱离了周恩来、邓小平讨论的思路。报告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工作肯定了12条成绩,指出了4条主要缺点,总结了16条基本经验教训。12条成绩从工业、农业、科技队伍、科学研究、学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财政、金融、国防等12个方面只作了原则性的肯定,对4条主要缺点和十六条基本经验教训却用了很大篇幅娓娓讲来。让人听了成绩没有多少,问题和经验教训却是一大堆。

  1月30日,在中央领导发言和小组讨论之后,毛泽东在大会上作长篇讲话。中心内容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说:对大跃进的错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还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代表们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认真地严肃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负责同志,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讲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同时,代表中央书记处,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也承担了责任。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好的领导。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

  2月7日下午,周恩来在全体会上讲话,详细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说明了国内经济的严重情况,提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主要办法。同时,从国务院工作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对几年来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他说:这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成绩是伟大的,是第一位的,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次要的。“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和光辉。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对于缺点和错误,在中央来说,国务院及其所属的各综合性委员会,各综合口子和各部,要负很大责任。国家计划和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有许多是由政府部门提请中央审核批准的。还有一些政策性的文件,没有经过中央审核批准,就由各部门擅自发出,这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行为。计划上的高估产、指标高、变动多、缺口大、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权力下放过多、过散,不切实际的,过多过早过急的大办、大搞等等,国务院及其所属部门,都是有责任的。

  周恩来在代表国务院进行自我批评的同时,还向大会检讨了自己本身的错误。他说,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了超过实际可能的关于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的标准,即规定农业每年增产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工业每年增产超过20%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是特大跃进。他说,自己犯的另一个错误是:1958年6月2日,他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将轻工业下放98.5%,重工业下放96%的文件。这是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表示,这些问题,他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做适当的解释,这是他的账,要交代。在中央七大常委当中,像周恩来这样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做非常具体的自我批评的独一无二。听了周恩来的讲话,不少人很感动。有人说,以后再怎样打屁股也痛快。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周恩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勇于检讨错误、承担责任的人。他在发言中还表明一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在追究责任时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周恩来手持提纲侃侃而谈,折服了全体与会者。

  周恩来发言后毛主席接着讲话。毛泽东说:从几天来小组讨论的情况看,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要大家出气,把话说完。毛泽东宣布“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长时间鼓掌。有兼于此,毛主席作出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的决定。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参加会议的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五级领导开展了向上级提意见的“出气”活动。使这次大会开得生动活泼,达到个个心情舒畅,达到了“统一认识,鼓起干劲”的会议目的。

  然而,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左倾错误负责的刘少奇,从庐山会议到七千人大会,却没有主动地开展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反而怨天尤人,带着很大情绪,把失误和造成严重困难的责任都推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没有办好上,实则是向毛泽东撒气。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如出一家,也是人民公社办早了,“大跃进”搞糟了。彭德怀因为“糟”论遭到毛泽东的批判。没想到两年前积极批判彭德怀的刘少奇同志却转变了立场,讲出同彭德怀一样的话。当代表提问为什么不给彭德怀平反时,刘少奇说:不给彭德怀平反不是因为一封信和他讲了错话,而是他有一个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的国际背景。毛泽东心里明白,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毛泽东为保护刘少奇,违心地接受他们打倒彭德怀的决议。而今,刘少奇要重蹈彭德怀的覆辙,这才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为什么“憋气”的真正原因。

  四、刘少奇邓小平在社教运动中推行一条与毛泽东对立的路线是毛刘政治决裂的根本原因

  根据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反修防修的需要,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城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社教运动是针对苏联变成修正主义和国内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做出的。毛泽东估计这场运动大致需要2~3年的时间,并指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挂帅。为加强对这场运动的指导,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决定(草案)》。这个决定共10条,后被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10条。5月18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下发各省试行。前10条的基本内容是:(一)形势问题;(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

  前10条通过后下发各省试点,应当说基本解决了社教中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但试行还不到五个月,刘少奇、邓小平于同年9月,又制定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这个规定也是10条,被称为后10条。后10条的内容是:(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二)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三)组织坚强的工作队;(四)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五)团结95%以上的农村干部;(六)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七)关于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八)认真整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九)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处理;(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 从后10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个10条关于运动的性质、运动的对象、阶级矛盾的分析、运动的目的及其实施等重大问题上有着质的差别。后10条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虽然批准下发,但毛泽东用两个10条同时下发的方式表达了对刘邓的不满。两个10条下发后,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率工作组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试点。工作队在此工作了40天,总结出社教的桃园经验。桃园经验的主要内容是:工作队进村后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基层干部和基层组织是既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没有弄清之前,“一切依靠基层组织”是错误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要先解决群众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要注意掌握火候,防止群众产生过激行为;干部犯严重的“四不清”错误,是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地富反坏右的腐蚀,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社教是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问题,其中也包含严重的阶级斗争;桃园党支部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的是国民党的事”,这个党支部书记把持的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在“四不清”的干部中大部分上边有靠山,要解决下边干部的问题,必须解决追上边的问题;从试点得出的结论,“四清”已不是清工(分)、清帐(目)、清财(物)、清库(仓库)的问题,现在是要解决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四不清”问题。

  通过两个10条的比较和桃园经验的介绍,可以看出,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根本对立的路线。这条对立的路线表现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目的上对立。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运动的目的是提高干部群众的觉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刘少奇认为,社教中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目的是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组织上解决农村的问题。在组织方式和依靠谁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两个依靠,即依靠基层党的组织和基本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刘少奇认为基层组织有“三分之一以上不在我们手里”,群众中有10~20%的有问题,“两个依靠”靠不住。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按照桃园经验,由上级派出大批的社教工作团领导运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管毛泽东对桃园经验有看法,因为毛泽东明确社教运动由刘少奇“推帅”,还是同意下发刘少奇的桃园经验。为迎接全国性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全国组织了1000多万人的工作队进驻农村,至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

  然而,桃源经验在全国推广,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了一系列让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情况。这些情况是:工作队对基层干部采取了完全不信任的态度,撇开基层党的组织于不顾,非法剥夺基层干部的领导权,一切由工作队决定。工作队动不动就批斗干部,甚至用逼供信和对付敌特分子的手法收集他们需要的材料。在许多地方,工作团把持了县以下各级组织,有权决定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县以下干部职工的提拔、调整,任免、撤职、退职和补进,对所谓“四不清”干部可以任意进行隔离审查,用逼供信的手段对付他们。这种极端的工作指导导致不少干部逃跑或自杀。据河北通县情况核实,这个县来了2万人的工作队,有110个工作队打人,发生自杀事件70多起,(死50多人)。陕西省长安县发生自杀事件182起(154人身亡)。其他各省也有类似情况发生。面对社教中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中央政治局于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段社教工作,对下步社教作出部署。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原想乘三届人大会议期间,请各地与会的领导人讨论一下社教问题。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邓小平认为一般工作汇报,不必惊动毛泽东。他在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会议开了两天,到15日就结束了。没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一做法引出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12月15日晚,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陪毛泽东看《红灯记》。毛泽东在休息室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陶曾愕然,谁敢在主席“头上拉屎”?曾志回忆说:“我和陶铸,已隐约感觉到了,主席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少奇。”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几天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到北京。

  12月20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和刘少奇的政治分歧公开化。毛泽东在会上批评刘少奇:这次运动的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是通不过的。--,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这一次没有附和毛泽东。他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拉。他还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毛泽东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我们应“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毛泽东接着讲:这次“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插话说:“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头上。”

  毛泽东肯定地说:“根本问题就在这里!”他念了杜甫的四句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接着说:“大的搞了,其他狐狸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名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张霖之是煤炭部部长。这一句脱口而出的定性,“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奉为圣旨,把张霖之活活打死。

  与会的常委们面面相觑,会场有些僵持不下。

  毛泽东转换话题,批评社教运动中的做法。他说:“挤牙膏,挤那样干净?宽大处理嘛!退赔从严要合情合理,不必讲彻底。”毛泽东说:“有的地方只有18户,没有虱子,一定要捉虱?”“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过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去泼!现在还在反右”。“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

  毛泽东既强调“打击面不要太宽”,一方面又强调“不要泼冷水”,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说:“我提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根据毛泽东12月20日讲话精神,政治局对16条进行反复修改,加进了关于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包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当权派”的内容。修改后的文件加了两条,删去一条,新文件变成了17条。修改后的17条27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签了“照发”。12月28日,17条以中央811号文件发出。然而,毛刘间的政治冲突并未平息下来。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寿辰。毛泽东以反过去不让别人为其祝寿的做法,在中南海的住所请了一些参加会议的代表和领导人吃饭。赴宴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夫妇、胡耀邦及陶铸夫妇、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等。还请了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各界模范人物。宴会开始后,毛泽东走了进来环视了一下四周,招呼各路“诸侯”坐下,开场白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饭……”毛泽东提高嗓门道:“今天李敏回来了。我问,你回来干什么?李敏说:给您祝生日,我说:你没资格。因为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作大了,骄娇之气。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毛泽东这段开场白谁都能听出,这不是说李敏的。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与毛泽东是世家友好,关系与众不同。毛泽东扭过头来大声地对李富春说:“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这没头没脑的责备,使李富春先是一怔,接着又笑了一笑,不作解释,只是大口地吸烟。大家心里也明白,“搞独立王国”虽然是对李富春说的,但决不只是批评李富春。只是拿他当话由而已。刘少奇、邓小平心里明白,同样一言不发地大口吸烟。席间,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说话,那天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过了一会,毛泽东大声地赞扬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钱学森是两弹的功臣,毛泽东不表扬钱的贡献,只表扬他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也另有寓意。接着,毛泽东又旁敲侧击的批评了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曾志回忆说:“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瘆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嘻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少奇。”(这就是文革炮打司令部的来路,笔者注)

  12月28日,毛泽东又来到会场。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毛泽东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毛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讲这些话许多人摸不着头脑。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瘆人的寂静。毛泽东气愤之烈溢于言表。

  12月30日,毛泽东又授意陈伯达在“17条”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中作了如下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31日,毛泽东又将加批的内容批转刘少奇:“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经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文“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说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年1月3日,三届人大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

  当天,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又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文件40天不进村搞“繁琐哲学”。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说第二个“10条”“太长了,太繁了。”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中央对文件作了大的修改,内容从17条变为23条,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彭真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23条时,在开头部分加进了一段措辞严厉话,指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提法不妥。他写道:“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段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事实上毛刘的争论已经半公开化了。

  知情的上层干部忧心忡忡。毛刘之间的分歧不同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这意味着党可能发生分裂。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进言刘少奇:“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无论如何不能和毛主席发生矛盾啊!”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又在自己的家里举行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常委们批评了刘少奇。之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却对刘少奇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让步的。”至此,两个主席之间的裂痕已难以弥合了。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表面上仍主持中央一线工作,但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和书记处通气了。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开始时讲过“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可能这才是毛刘政治决裂的根本原因吧!

  通过上述回顾笔者深深感受到,毛刘之争不是是非之争,是理论之争,是路线之争,用认识与是非之争解读他们的歧见,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五、怎样评价刘少奇“大跃进”时期的历史贡献

  刘少奇是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创始人和“大跃进”的推动者。研究人民公社就不能回避对刘少奇的评价。毛泽东把刘少奇打成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中被推下政治舞台。这是不是全盘否定刘少奇呢?不是的。纵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史,虽然刘少奇后来对人民公社的认识产生动摇,但刘少奇不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者和“大跃进”的推动者,开始时他是百分之百的促进派,在中国现代化经济建设史的功劳薄上仍应有他一席之地。笔者通过考证认为,刘少奇在“大跃进”时期在理论和实践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贡献。

  第一,对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刘少奇由于受全国人民高涨的社会主义热情的感染,太乐观地估计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形势,认为被马克思批判过的空想共产主义在中国有了实现的可能性。正是立于这样的判断,他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已经不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这一理想的驱使下,刘少奇一反过去冷静谨慎的处事风格,亲自指导制定了徐水共产主义的蓝图,在徐水进行了共产主义公社的试点,为全国性人民公社的兴起起到了示范作用。徐水共产主义试点的许多内容虽然被毛泽东否定了,但它具有许多共产主义的萌芽,其组织形式仍然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毛泽东的精心整顿下,初期人民公社的极左做法得到纠正,使人民公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刘少奇虽然因前期左的理论指导受到批评,但刘少奇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创造精神是不能否定的,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也是不能抹杀的。

  第二,刘少奇提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后来成为人民公社存在发展的组织基础。使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又行使领导和组织生产的职能。实践表明,在人民公社时期,党的基层组织得到加强,使农业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巨大的统领作用。按照五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农村不仅以粮为纲,还发展农副业生产,还要办学校、办工厂、办商店、大办民兵组织。在“大跃进”时期,农业大学、农业中学在城镇普遍兴起,对农民知识化和推广科学种田创造了文化条件。通过发展社办工厂、社办企业,促进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为农村城镇化准备了条件;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工业两条腿走路方针中发挥了一条腿的作用。人民公社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普遍建立了地方民兵武装组织,有条件的还大办民兵师,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实行全民皆兵,在巩固政权和加强国防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人民公社还开办农村福利事业,对贫困户进行救济,对和鳏寡孤独失去劳动能力的实行五保,农村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大队办起合作医疗,这些举措受到农民的欢迎。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以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的伟大斗争。仅在“大跃进”的三年里,全国建成大中小不等容量的水库上千座,不仅解决了大城市的用水问题,还解决了 几百亿顷农田的灌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靠天吃饭的问题。据国家统计资料,1956--1966年间,就修建大中小水库8.4万座,“其功绩远远超过了万里长城的影响。这功劳也有刘少奇的一份。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些打着拥护刘少奇的人却向人民公社猛泼脏水。他们想诟病毛泽东,岂不知,刘少奇同志是人民公社的创始人,全盘否定人民公社,就等于要全盘否定刘少奇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九日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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