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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志:怀念伯伯毛泽东

毛远志 · 2021-08-29 · 来源:红色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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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志(1923-1990),湖南韶山人,是毛泽民和王淑兰的女儿,毛泽东唯一的亲侄女。1923年5月5日(阴历3月20日)生于韶山冲,并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 孩提时代的毛远志,活泼淘气,象个“假小子”,常和男孩在野外玩耍,干起仗来毫不相让,伯母杨开慧觉得她很有趣,曾叫她“野妹子

 

毛远志在延安

 

毛远志(左一)

      毛远志自记事就没怎么见过父亲。由于父亲和伯伯两人的革命事业,母亲与她在家中的日子很不好过。直到15岁那年,延安边区的形势稍微和缓一些,毛主席便将她接到了延安读书。 毛远志到达延安之后,恰逢她父亲被派到新疆从事任务,她并未与分离多年的父亲见上一面。从此以后,伯伯毛泽东照顾起她的学习和生活,给了她父爱般的温暖。提起伯伯毛泽东,毛远志心里也充满了尊敬与感激。

  1959年8月29日,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与孔令华结婚的日子,婚礼很简单,只是邀请了一些亲戚、家人。

  邀请名单是有李敏夫妇提名,毛主席亲自定下来的。李敏夫妇把邀请名单给毛主席后,主席在名单上没有看到毛远志的名字,于是特别说了一句:“泽民二叔的女儿、你们的远志姐姐,是一定要请的!”

  接到通知的毛远志,在当天下午迅速收拾了下,带着儿子曹耘山、女儿曹立亚来到中南海春藕斋,参加李敏夫妇的婚礼。那天毛主席亲自主持了女儿的婚礼,婚礼现场非常高兴,用家乡话和侄女毛远志谈笑风生。婚礼结束前,毛主席拉着毛远志的一双儿女,站在自己的身前,提议大家合影留念。

  全国解放后,毛远志先后在江西省妇联、中南军区司令部工作。1954年转业后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组织部交通干部处、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干部处等机关工作。1972年,毛远志调回中央组织部工作。毛远志晚年身患癌症,坚持与病魔作斗争,不幸于1990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67岁。

 

  毛远志和钱希均在毛主席遗像前

       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毛泽东唯一的亲侄女毛远志写下了怀念伯伯毛泽东的文章,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伯伯的可亲可敬与她对伯伯的殷切怀念之情,读来令人十分动容。

  每当我回忆起伯伯,往事历历在目,就仿佛是在昨天。又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禁凄然泪下。我怀念、我发自内心地热爱他老人家。因为他不仅是我的伯伯,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

  回忆伯伯往事,思绪万千,一时又不知从何谈起,就从我的童年说起吧。

  一

  1938年3月,我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来到了伯伯的身边。我终于有了温暖的家。

  我是1922年5月5日生于长沙。这年冬季,爸爸毛泽民从长沙去了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次年,伯伯、叔叔也先后离开了长沙,只有妈妈王淑兰带我回到家乡——韶山。

  1925年2月,爸爸和伯伯一家人都回到韶山。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爸爸是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他们兄弟俩都说是回来养病。这时我们家热闹起来了,经常有许多客人。那时我还小,只留下一点模糊的印象。

  记得有一天,家里摆了二、三桌饭菜招待亲友,因我太小,母亲就让我用大人坐的板凳头当桌子再给我一个小凳子,自己坐在那吃饭,我不时好奇地抬头看看爸爸,看看伯伯。他们都是大大的眼睛,高高的个子。爸爸穿一身白粗布衣服;伯伯穿的是蓝大褂。他们有说有笑,从天亮到天黑,总是说不完的话。家里的气氛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可是好景不长,先是爸爸走了,后来伯伯、伯母(杨开慧)也带着小弟弟走了,又只留下了妈妈和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次回韶山说是养病,实际上是在发动组织农民运动,为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实现工农联盟的大革命,进行了实际探索。爸爸离开后就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7年,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军阀又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大革命失败了,湖南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捉拿毛泽东,搜捕他的家人,没收他家的房屋和田产。从此,我便无家可归。

  我母亲是1925年跟随伯伯和爸爸投入农民运动的,1926年入党,曾担任湘潭清溪乡女界联合会的副委员长,当然也在大搜捕之列。她不能在家乡活动了,到长沙转入地下工作。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她被捕了,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妈妈为了在监狱中对内对外秘密联络的需要,要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妈妈同牢房的罗星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

  出狱后,妈妈收养了烈士遗孤华初哥,从此母子(女)三个开始过着颠簸流离的生活,三天一搬家,五天一挪窝,一次次逃过敌人的追捕。后来情况更险恶,生活也愈加困难,妈妈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让华初哥去给人家放牛。不久,我也在一个富农家做了小工。每天喂猪、种菜和烧饭。后来,妈妈又把我送到沅江县的傅家做了童养媳。

  在那乌云压顶的岁月里,我自小就一直过着恐怖、流浪、饥饿和遭受种种虐待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多么能盼望自己也能有个温暖的家,再也不受人欺凌和打骂。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1937年,为了一致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这时父亲来信,希望把我送到延安去读书。同年11月,母亲和表姐章淼洪来沅江接我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经办事处安排,于1938年3月底,我和表姐等一路到了延安。像孤航的小舟饱经了惊涛骇浪的冲击,终于驶进了幸福的港湾。

  到达延安的当晚,伯伯要我们去了凤凰山他居住的窑洞。我见到伯伯兴奋极了。伯伯高兴地吃着妈妈让我给他带来的云片糕,连声说:“好吃!好吃!多年没有吃家乡的东西了。他问家乡的情况,又问到我们一路来的情况。我急急地回答后,便向伯伯打听父亲的去处。伯伯说:“你父亲已经到新疆工作去了。”我到延安晚了一个月,不能见到一别十多年的父亲,心中不免有些惘然,但很快就被伯伯的一片挚爱所代替。伯伯乐呵呵地同我聊起了家事。他说:“你原来还有个哥哥,7岁那年得了肝炎,发高烧,送到长沙医院诊治,不料洗了个澡就死了。”要不是伯伯告诉我,我还真不晓得自己还有个哥哥。伯伯又问:“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妈妈送我到了汉口,又折回湖南去了。”

  “那里工作需要,就回去吧。”

  后来伯伯又说:“四嫂(伯伯按家乡习惯这样称呼我妈妈)是很会说话的,死人也会被她说活。”说罢伯伯和我都笑了起来。我说:“临行前,妈妈一再嘱咐我说,伯伯干的是大事,要我到了延安后不要打搅您。小孩子要好好学习,要靠自己奋斗。”伯伯听了点点头。我提出要参加八路军,要去抗大学习。伯伯说:“你年龄还小了点。”并顺手在纸上写了5个字让我念。我被考住了,连一个字都不认识。伯伯笑着说:“你应该先补习基础文化,有了一定的文化,再去抗大或别处学习。”

  “我就是盼着能上学读书!”

  “那好!”伯伯即提笔给总参谋长滕代远写了封信,请他送我去延安鲁迅小学(后为保育小学)读书。我这个流浪儿从此投入伯父的怀抱,尽情享受着慈父般的温暖。

  二

  到延安的第三天,我便到鲁迅小学上学了。15岁,在同学中我的年龄是大的,但文化基础知识却比其他人差了一大截子。因此无论是平常还是节假日,我都住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补习功课,希望能尽快赶上其他同学。只有经过冰霜的严寒,才知道春天的温暖。饱尝了生活的磨难,更能体会到学习的来之不易。

  一段紧张学习以后,我很想念伯伯。阳春5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便和章淼洪一同去看伯伯。在谈话中,伯伯问我是哪年生人?

  “民国12年,农历3月20日。”(后来才弄清楚是民国11年,即1922年生)

  伯伯随手翻了一下日历说:“今天不正是你的生日?”

  “是吗?我还不知道呢,这真是碰巧了!”

  “好嘛!你们就在这里吃饭。”伯伯让警卫员烧了两个猪蹄子,还煮了挂面,和我们一起吃了饭。那顿饭我吃的好香!回来的路上,表姐才提醒我说,你知道吗?伯伯今天给你过生日了!

  我心头一热,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说实在的,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给我过生日呢!是伯伯第一次给我过了生日。

  记得那次伯伯问我在学校的情况,我说学校里有个“民族先锋队”组织,要我参加,我不愿参加。因为那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加入共产党。那时我单纯幼稚的可笑。

  “参加‘民先队'也不错嘛!你现在年龄还小,将来长大了才可以加入共产党。”随后,伯伯又给我讲了共产党和其外围组织的关系。听了伯伯的话,我回学校不久便加入了“民先队”组织。这年10月,又被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

  1939年9月,我刚补习完小学5年级课程,就被调到军委二局做机要工作。一道去的还有华初等几个同学。那时我年轻,好强争胜,又因为自己读书少,文化程度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和学习。有时一连两三个夜晚不睡觉,不懂得劳逸结合,时间久了,落下了头痛的病根。1942年冬,我从安塞去延安医院看病,顺路到杨家岭去看望伯伯。正好他同几位客人刚刚吃完饭,警卫员在收拾碗筷。

  “不要拿走,我还没有吃饭呢!”当时我那身装束不象女孩子,言行也没有一般女孩的文雅。

  “赶了50里山路还没吃饭?那就赶紧吃吧!”伯伯一边疼爱地说,一边又让警卫员再给拿个好菜来。不一会,警卫员端来三个烤辣椒。这的确是伯伯常爱吃的好菜。再看看他们吃的饭菜,也只有二米饭(即大米和小米做成的饭)和一个炒黄豆芽菜。我端起碗来,把伯伯他们吃剩的饭菜一扫而光,还象没有吃饱似的。伯伯对我说:“学了文化,会写信了,你写的信我收到了。你经常头痛,我听说了。”

  在座的叔叔问我多大了?是否申请入党了。

  “我已经是正式党员了!”

  “你入党了?什么时候加入的?”伯伯半信半疑。

  “我1938年10月就是预备党员了。只因为我年龄不满18岁,硬要我做了2年半的预备党员。”(那时预备期一般为三个月)

  “哎哟,你好辛苦哟。”伯伯幽默地说。

  “辛苦倒不是,就是有些着急。我想不成为正式党员就不来见您。”

  “噢,原来你是因为这个才不来的……”伯伯高兴地拿了一叠纸和两支铅笔送给我。我很激动。因为那时边区受经济封锁,纸张铅笔都比较困难,能得到这些学习用品,那是相当珍贵了。同时我也明白,这是伯伯对我学习、工作的鞭策。

  当伯伯了解到我是来延安医院看病时,他慈爱地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在我这里住上两个礼拜,一面就近看病,一面学习。正好你妹妹(指李讷)和她妈妈住医院去了,你就住在她的窑洞,吃饭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吃。说着伯伯领着我看了他办公和居住的窑洞,然后又指给我看什么地方是厕所,最后带我走进妹妹住的地方,指指说:“你就住在这里。”当天夜里,我正睡的迷迷糊糊,警卫员把我推醒了。我不知为什么。原来伯伯工作习惯于通宵达旦,白天的饭也移到晚上来吃。夜深了,他要吃饭,让警卫员也给我送一个小猪蹄来吃。我迷迷糊糊地吃完,倒头又睡,真是疲乏极了。

  过了两天,伯伯问我:“头痛是不是好点了?”

  “不加夜班,是好多了。”

  “那好,你就再养一段时间。”

  大约住了一个星期后,江青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看住的地方紧张,又怕影响伯伯的工作,不愿再住下去了,便去向伯伯告别:“伯伯,我想回去了。”

  “咱们不是有君子协定,你住两个礼拜吗?”

  我觉得头痛好多了,我要回去工作。”

  “你们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跟我住在一起可能过不来吧?”

  我还是告别伯伯回到了二局。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伯伯住在一起。时间虽短,但使我深深感受到伯伯无微不至地关心。老人家的一片爱心,激励着我要更加努力工作。

  1943年,我被调到西北局工作。一次我向伯伯说,我想去前方工作。伯伯笑笑拍着我说:“你还想远走高飞呀?我看你还是先把病治好吧。”果不其然,没多久,我的头痛病又复发了。而且比较厉害,组织上送我到西北局的农场养病。农场就在枣园,离伯伯住的地方很近。伯伯工作忙的厉害,却还惦记我。我在农场住了一间干打垒平房,自己做饭吃,屋里黑洞洞的,伯伯就关照警卫员拿了一些旧报纸来,把墙糊上。不知谁送了他两只风干鸡,他没舍得吃,让警卫员给我送来了。江青也来看过我。说真的,她那时也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代表中国共产党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伯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当时被人称颂为“弥天大勇”。但是我不相信蒋介石会放下屠刀,我日夜为伯伯的安危担心啊!

  “双十协议”签定后,伯伯于10月11 日回到延安,13日我就急忙跑去看望,一见到伯伯,我又高兴又疑惑地问:“蒋介石对你怎么样?他不是居心要害你吗?我们可耽心了,就怕他不放你回来。”

  伯伯笑了:“蒋介石对我挺客气,还请我吃饭呢。”

  “伯伯,你瘦多了。”

  “嗅,反正就是这个样子,用点脑子就瘦。”接着他又说:“蒋介石这次请我,我一定要去。去了,我们就有理,蒋介石就输了理。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这个不会改变。但是现在他还没有下山,需要欺骗人民,需要时间作准备。”

  这天我们一起去的有余建新(父亲的战友)和我爱人曹全夫同志。见到我有了爱人,伯伯挺高兴,留我们一起吃饭,做了一大碗扣肉,边吃边说话。伯伯询问了全夫的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当他知道全夫是一个穷学生出身,来延安参加革命,上了抗大,现在是从敌后又回延安来学习时,微笑着点了点头,又夹一片扣肉放进他的碗里。那时中央正组织大批干部去东北,创建新的解放区。这次我又向伯伯要求去前方。伯伯问:“要去哪里?”我说我想和全夫一同去东北。伯伯痛快地应允了,说:“你们应该远走高飞,去锻炼锻炼了。”

  谈笑之间,余建新突然拿出父亲的照片问:“这人现在哪里?”欢乐的气氛骤然沉闷下来,伯伯脸色阴沉,眉头紧锁,嘴角抽动了几下,半晌,才轻声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掉了。”

  如晴天霹雳,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多少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盼望爸爸归来啊!我胸中埋藏着多少话要向他诉说,我要用最好的学习、工作成绩向他汇报。远方的爸爸也想念女儿啊!他只能从照片上看见已到延安的女儿,给女儿来信,捎来做衣服的花布。……我不敢再想下去,并竭力克制自己,不要当伯伯的面悲伤。可是怎样也克制不住了,泪水簌簌直流,我急忙捂着脸离开饭桌,躲到里间屋去。

  泪眼朦胧中,眼前虚幻着父亲留给我那一点少得可怜的记忆。江走过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们早就知道了,怕你受不住,一直没有对你讲,现在你要离开延安去东北,应该让你知道了。”

  我看伯伯也没有吃好饭,沉重地坐在一边。我擦干眼泪走到伯伯跟前,斩钉截铁地说:“伯伯请你放心,我会坚强起来的。”伯伯慈爱地扶着我的双肩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学习我都是放心的,今后要像你爸爸一样,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

  回到驻地后,我们又给伯伯写了信,表示我们一定要按伯伯的教导去做,任何情况下,都不做软骨头。很快,伯伯就回了信,同意我们结婚,并说:“你们就要到东北去了,祝你们一路平安。”

  再见了宝塔山,再见了延河水。10月中旬,我们告别了延安—她是养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肩负着伯伯的嘱咐和期望,走向了新的革命里程。

  三

  因为战争,交通暂时阻断,我们没有到东北,中途留在了张家口。这期间,我曾收到伯伯托人捎来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家庭合影,伯伯站在中间,岸英抱着李讷站在一侧。伯伯虽没写信,但看了照片就可以明白,这是告诉我岸英弟弟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同时可以看到老人家的快慰。我为他能享有这样的快慰而高兴。

  解放战争经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军民的苦战,短短两年,战争全局就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根本变化。伯伯坚持转战陕北,达到预期目的后,于1948年4月,率领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那时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在这里。)一天下午,伯伯叫我们去了。他穿了一身灰色的旧军衣,在院子里坐个小木凳,两脚伸在前面,脚上穿一双破布鞋,两脚的拇指都露在外边。全夫看到这一情况着急地说:“该换一双鞋子了,边区每人节省一针一线就够您穿的了。”

  伯伯却说:“破了没有关系,旧鞋子穿着舒服。”

  伯伯看到我穿的衣服东一块、西一条的补丁就笑了:“看来你还会打补丁嗅!你的衣服呢?”

  “好一点的给孩子改做衣服了,旧的缝缝补补自己穿。”

  过了一会儿,伯伯问:“现在土改了,你们那里怎样?”

  我不加思索地说:我住的老乡家隔壁是个地主,被扫地出门后没有房子住;另一家地主有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听说半路上被人截住打死了……

  “后来怎么样了?”

  “地主婆娘没处去,半夜敲我的房门,问我怎么办?”

  “那你怎么看?”

  “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扫地出门了,破房子也该给一间住嘛!他们没地方呆,就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当时中央正在解决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倾向,伯伯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伯伯同我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不如说是在了解我的思想状态。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春,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京。建国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搅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时,我匆匆看望过一次。这年冬天,我又去过一次。我因身体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见我有点畏缩的样子就问:“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伯伯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毡帽(当时的军帽)给了我。

  “你丈夫哪里去了?”伯伯问。

  “已经南下了,现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能忘记他们啊!”

  多少年来,为了避免影响伯伯工作,我宁愿少去打搅,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记得只去过两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诞辰。当时我住在和平医院养病。贺老总见到我说:“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这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里,伯伯正和朱总司令坐在一起。他指着我风趣地对总司令说:“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这天华初、觉民带着海英、森洪都不约而同地去了。吃饭时,伯伯和领导同志们在一起,我们几个和李讷妹妹在另一间窑洞里,伯伯走过来看看我们,很高兴地说:“祝你们身体健康。”

  1963年伯伯70寿辰,我们和李敏相约去了,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过生日。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是的,说起来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除李敏结婚那次外,我再没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写。我怎么不想念,我是经常思念着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干扰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回避这种关系。我上前紧紧拉着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除了伯伯身边的人外,在坐的还有程潜、章士钊和王季范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这桌。饭后,伯伯送走客人,看见我正准备走,便招手叫住了我:“远志,来!”我赶忙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可以听的出,他的鼻子有点不通气。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着我的手说:“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稍停,他又接着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我感到纳闷了。刚才吃饭时伯伯就讲:“人啊,坐飞机可能坠落摔死,乘火车可能翻车撞死,骑马也可能掉下来摔死……”怎么现在讲起死的问题?嗅!我想这是伯伯对做寿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连串地问:“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哪里?”“远新去看过你吗?”就这样陪伯伯坐在那,轻松愉快地谈了好一阵。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一条薄呢子裤,怕他坐久了受凉,就说:“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软。那天他老人家兴致很高,又站在那里同身边人员一一合影。我们担心他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小时吗?”

  四

  在延安的时候,伯伯对军委二局(现在总参三部)的工作很关心,经常听汇报和过问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只讲两件事。

  1939年秋,我们二局的同志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赶忙跑过去一看,是毛主席。原来,伯伯是在外参加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同志们接他到二局休息,并请他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记得他说,你们在二局工作要有长期打算,准备干一百年,你们不能干了,儿子、孙子接着干下去。他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寓言故事来教育我们。他说:“古时候人们修了一座拱桥,合垅后就差那么一块小石头。这块小石头虽不大,但要求很结实,并且缺它不可,非常难找。最后找到一位打草鞋的老人,他有一块打草的小石头,长年累月的磨砺,既光滑,又结实,拿来放在桥上正合适。你们二局的工作就是这种性质。不管做了多少工作,立了多少功,都是不会通报嘉奖的。你们只能默默无闻地作贡献,像那块补桥的小石头一样,不显眼,但却非常重要。”伯伯非常善于作诱导说服工作,他说话深入浅出,而且诙谐幽默,把道理讲得浅显易懂,使人听了受鼓舞,并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杨家岭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问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就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给他念叨,谁是我的科长,谁是股长,工作是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哟,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又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两个指毛顺义和毛华初,我是那半个)。”后来伯伯就向二局的领导交待,从他的办公费中节约出三分之一给二局作为本钱,办个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合作社赚的钱就补在伙食里,我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例,但是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于天下大事,但他仍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五

  领袖伟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爱,也有热烈的感情,但又很讲原则,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不能有特殊。有这样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多年来,伯伯对我的关心和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又不允许有特殊。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钱希钧妈妈去看他,当谈到我时曾说:“泽民不在了,你要照顾一下远志。”伯伯回答说:“不能照顾,一照顾就要特殊了。”

  我从湖南初到延安时,吃小米饭一下子不习惯。为了节省吃饭时间,我常爱用水泡小米饭锅巴,稀里糊噜地吞下去。结果,时间一长把胃搞坏了,经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里,秘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了我一元钱,让我胃疼不能吃饭时就买一碗油茶喝。后来伯伯问我:“有些人吃小米不习惯,你吃得惯吗?你要吃不惯就得饿肚皮嗅!”过后我悄悄问秘书是怎么回事。他说,伯伯已经知道我给你钱买油茶吃,让我以后不要再给你钱了。我明白了,伯伯是严格要求我,要和同学们一样,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钱退给了秘书。

  伯伯不允许亲属有特殊,但对于合理的要求就及时解决。1939 年,帅妈妈(孟奇)从湖南到了延安,带来妈妈的口信,要我们好好学习。同时她还告诉我们,你妈妈现在很苦,仍是以讨米为生干革命。我和华初当然了解妈妈以往的困苦,想到现在的条件应该和过去有所不同了,便给伯伯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组织给以生活接济。伯伯很快批复:“钱可寄去,好好安心学习。”后来我知道,伯伯是通过党组织给母亲寄去20元钱。

  暑假期间,鲁迅小学组织一些干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领导同志,让我当队长。我们采了许多野花,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有的同学提议,让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们到苏联去学习。我说我不提。但有的同学还是当面提出来了。记得当时伯伯耐心地向同学们解释说:“苏联现在正在搞建设,不能给他们添麻烦。另外你们年龄还小,现在边区学习也很好嘛。等你们长大了,学习有了好成绩再说吧。”同时,伯伯又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要为我们的父母亲争光。临走时,伯伯送给我一桶饼干,让我抱回去分给同学们吃。

  1946年10月,我们撤出张家口,我便把孩子寄养到河北平山县东黄泥村老乡家里。1948年秋,老乡捎信来说,孩子病重,让我赶快去看看。从阜平去平山100多里路,我只顾骑着马赶路,路过西柏坡(中央驻地)时遇到熟人也顾不得打招呼了。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隐隐的叫喊声:“岸英、岸英,那是你姐姐,快去追呀!”一会儿,就有个陌生的青年人把我拦住了。“你是毛远志吗?”

  “是啊,你是谁呀?”

  “我是岸英。你要到哪去?爸爸前几天还打听你呢。”

  我们从小分离,多年没见过面,彼此不认识了。这次相遇我们都很高兴,但顾不得细说。当他得知我的孩子病重时,直催我快走,并说需要帮忙时就给他捎个信来。

  我匆匆赶到老乡家时,看到孩子因患痢疾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了。村里无医无药,我赶忙托人捎信给岸英。很快他就骑着马赶来了,我们一起抱着孩子来到西柏坡,经医生急救,孩子转危为安。这时,我和岸英才松了一口气,吃过饭,我们又聊了半天,而且非常谈的来。那次同岸英弟弟的交谈中,有一件事使我印象很深。那就是我在他的书摞中发现有一本《马恩列斯毛论思想方法》,我想要。他却说:别的书都可以给,这本书不能送你。

  “为什么?”

  “爸爸讲了,他不同意提‘毛泽东主义',也不能把他同马恩列斯并列,说他不够资格。你看,这本书的封面是马恩列斯毛的头象并列,所以就不能送给你喽……”

  岸英严格按伯伯的要求做,这对我是个很好的启迪。

  1950年,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也通过信。岸英弟弟虚心好学,对人诚恳热情,很有志气,很有希望,我为失去这样的好弟弟而悲伤。点击查看“苏联彩色纪录片:战神林彪”

  伯伯不仅对岸英弟弟严格要求,对我们这些小字辈,他都是比较严要求的。使我铭刻在心的是,我将要离开延安时伯伯对我的一再叮嘱。当同意我们去东北时,他说:“你们应该到实际中去锻炼,闯一闯好。但要记住,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那里的同志讲团结,和人民群众讲团结;不论到哪里,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不论到哪里都要依靠组织,不要依靠家庭,不能有任何特殊。”当我们已向他告别走到院子里时,伯伯紧拉着我的手,又一次叮嘱说:“你在二局的表现不错,今后工作中还是要相信同志,依靠群众,不能特殊。”

  伯伯一再恳切地教导我,期望我能站的直,走的正,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伯伯的心意我明白,他是盼铁快成钢啊!

  ……

  伯伯,我最敬爱的伯伯,从60年代中期以后我再也没有去看过您,但我内心深处却时常惦念着您。只因那时国内外世事纷乱,您日夜操劳,我怎么能再去打扰。特别是后来得知您病重,我多么心焦!可是欲去不能,欲罢不止。突然噩耗传来,使我心碎……

  当您安祥地躺在人民大会堂的花丛翠柏中时,我曾三次守在您身边,哭着依依不愿离去。有多少个夜晚,我一次又一次静悄悄地慢步在纪念堂外面,在月光的照耀下,我仿佛看到您面带微笑,健步走来,接着您那慈祥和蔼而又幽默的言语萦回在耳边……夜深了,我才默默地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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