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关于田制的记载及其意义
朱永嘉
二
《通典》叙述商鞅变法的原因，其云：
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于内，而使秦人应敌于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到了汉代，情况发生变化，土地私有化了，晁错的《论贵粟疏》讲了汉初的情况，《通典》载其议论云：
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穀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是故明君贵五穀而贱金玉。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
晁错《论贵粟疏》的效果则是“其后务敦农本，仓廪充实”。反映出当时土地私有化，可以买卖，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条件。当时实际的贵粟措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实际上能入粟支边的还是富人，是商人，这样提高了粟价，农民受惠，这是一种变通的办法，非长久之计。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土地兼并，矛盾更加尖锐。《通典》载：“孝武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先是建议在关中种麦，问题的根子在土地兼并，赋役负担太重，故董仲舒再次上疏：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后可善治也。
而《汉书·食货志上》所载董仲舒的议论要尖锐得多，他不能批评今上，只能怪罪于秦，实际上说的是当时的问题，其云：
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蓄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
董仲舒的这一大篇言论，讲的是汉武帝时候的情况，他只能说汉承秦制，责任在于商鞅变法，不能指着汉武帝的鼻子说这番话，那个时候汉武帝不会接受他的建议。杜佑也有难处，当时天宝末年还不就是同样的社会状况，所以在这里他只是介绍赵过的代田法，想办法提高农耕的效率。
汉代垦田数，最高还是在西汉末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达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顷，东汉时，垦田最高还是在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14年），是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九十一顷。
关于田制的问题，还想重点讲一下从北魏到隋唐的均田制问题，着同样涉及到土地的分配问题，实际上是荒芜田地的分配问题。《通典》从李安世的上疏讲均田制的起源，其上疏云：
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邑地相参，致理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功，人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人，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代。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凉，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年载稍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然后虚诈之人，绝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
从李世安这一段议论可以知道，那时由于灾荒，民家逃亡，事过以后返回故土，原来的土地关系已经发生变化，结果双方争夺，所以土地反而因此抛荒，人也失业。他的建议是立三长制，便于土地确权，恢复垦殖。这样恢复三长制，便于土地重新分配，恢复生产。这是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和三长制的动因。《魏书·高祖本纪》记载，泰和九年颁均田令：
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畜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身，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以生死为断，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
从这份诏书可知，所谓均田令实际上是在荒之后，为了恢复生产，对土地再分配的一种方法。“太和十年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前后有三个月的时间差，实际上二者是同时进行的。《南齐书》讲到北魏立三长制，是放在永明三年（公元485年），那是太和九年，说明二者是同时的。《魏书·韩麒麟传》载，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韩麒麟表陈时务曰：
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盖一夫不耕，或受其饥，况于今者，动以万计。故顷年山东遭水，而民有馁终。今秋京都遇旱，谷价踊贵，实由农人不劝，素无储积故也。
所以他主张：
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赐，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
他讲到自己所在齐州的情况，其云：
臣所统齐州，租粟才可给俸，略无入仓，虽于民为利，而不可长久，脱有戎役，或遭天灾，恐供给乏力，无所取济，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
他这些言论，说明在太和九年与太和十年颁布三长制和均田令以后，实际效果并不明显。这方面的情况在《魏书·食货志》也有表述，其云：
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輓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留业者，皆令主司审核，开仓赈贷。其有特不自存者，悉检集，为粥于术衢，以救其困。然主者不明牧察，郊甸间甚多饿死者。
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再次饥荒，农民并没有真正安心在农田上从事生产劳动，有许多问题不仅需要进行制度设计，还得看它具体实施的过程。立三长制是李冲的建议，《魏书·李冲传》载：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
虽有不同意见，最后是文明太后作出决定，史载：
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三长，公私便之。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事先酝酿的过程，正式作为诏令颁布，还应该是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的事。
关于均田令，《通典》的记载大体上是根据《魏书·食货志》来的，其云：
九年，下诏均给天下人田：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馀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令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
均田令所反映的田地分类，大体上是如今之口分地、自留地、宅基地三类，在如何还授上，它还有一些具体规定，如：“诸有举户老小癃残无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寡妇守志者虽免课亦授妇田。”至于还授时间，“诸还受民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卖买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还受。”当然在还授上还有狭乡与宽乡之区分，“均田令”关于土地的还授办法大体如此。我们还得注意二个问题，一是它的具体实施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条命令所能解决的。
关于三长制的具体情况，《魏书·食货志》也有具体记载，其云：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
这里还讲了租庸调的情况，其云：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 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 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 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
均田令与三长制是相辅相成，实际上它同国家的税赋租庸调息息相关。北魏拓跋族起源于大兴安岭的狩猎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经历过游牧，然后进入农耕地区，懂得要抓农业生产。计口授田在北魏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最早在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年）便提出“息众课农”，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他在这一年的七月迁都平城，离散部落，分土定居，实现了从部落联盟到国家建立这个过程。继位者是其长子拓跋嗣，建年号为永兴，永兴五年（公元413年）他在战争中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战争中抢掠的人口和牛马之安置，只能采取“计口授田”的办法，徙二万余家于大宁，“置新民于大宁川，给农器，计口授田”。要计口授田，当然要有授田的办法，后来的均田令，不过把它具体化罢了，那就需要在地方上通过基层的行政组织和机构来保障，这就是三长制。计口授田的目的，一是为了恢复农业生产，二是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租庸调的收入。只有把上述问题联系在一起思考，才能比较完整地理解北魏的均田制。均田令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奴婢和耕牛处于同等地位，也要分配土地，那是因为拓跋族是在战争中兴起的，在战争过程中掳掠来的大量男女人口作为奴婢赏赐给胜利者，而这些奴婢都作为劳动力从事生产劳动，而且奴婢是世袭的，他们的子女世代皆为奴婢。奴婢的另一来源是犯罪后被没入为奴为婢的人口。由于饥荒而出卖子女为奴婢的，则可以赎回。一般情况下，卖良为奴是违法的。若《魏书·王建传》记载王建的情况：
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户，为中部大人。
后来拓跋珪打败慕容宝，俘获大量人口，“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诸将表示反对，最后按照的王建的意见全部坑杀。可见所俘掠的人口，或降为奴婢，赏赐有功者，或被坑杀。《魏书·杨播传》记载，杨播祖上属慕容氏，其曾祖杨珍投奔拓跋珪，其家族长期在拓跋系统生活和工作，到了孝文帝太和年间，杨播跟随出征，“与阳平王颐等出漠北击蠕蠕，大获而还。高祖嘉其勋，赐奴婢十口。”可见以战俘赏赐功臣作为奴婢在太和年间还是比较通行的做法。他们家族有一个传说，“我家入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那应该是杨播曾祖投奔拓跋珪时的事。到太和时仍在继续这种做法，不过规模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北齐书》与《周书》及《北史》都没有田制方面的具体记载，《通典》之田制下，关于北齐和北周田制方面的记载均来自《隋书·食货志》，几乎是全文照录。北齐是河清三年（公元564年）下的均田令，基本上是北魏三长制和均田令的延续，在文字表达上有一些差异和变化，土地的分配更倾向于贵族和官僚地主，表现在对职事官和亲王贵族比较优待，他们占有的奴婢数量规定的更多，特别是在京师周围地区，今录其文于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诏：每岁春月，各依乡土早晚，课人农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布田亩。蚕桑之月，妇女十五以上，皆营蚕桑。孟冬，刺史听审邦教之优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无牛，或有牛无人力者，须令相便，皆得纳种。使地无遗利，人无游手。
这一段话是讲生产劳动中的情况。“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这里没有讲到三长，比较起来，《隋书·食货志》要清晰明白一些，其云：
至河清三年令，乃命人居十家为比邻，五十家为闾里，百家为族党。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负担比北魏要重一些。《通典》下文讲到京城四郊土地分配的问题，那里成为官员和贵族垄断的地区，其云：
京城四面诸坊之外，三十里内为公田。受公田者，三县代迁户，执事官一品以下，逮于羽林武贲，各有差。……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牛。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田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以上文字皆与《隋书·食货志》一直。下引《关东风俗传》曰：
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昔汉氏募人徙田，恐遗垦课，令就良美。而齐氏全无斟酌，虽有当年权格，时暂施行，争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无法者也。其赐田者，谓公田及诸横赐之田。魏令，职分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以供刍秣。自宣武出猎以来，始以永赐，得听卖买。迁邺之始，滥职众多，所得公田，悉从货易。
从实际情况看，北齐的土地完全私有化了，土地资源都在强宗豪右手上，至于北周也之后宅基地的分配。《隋书·食货志》对北齐还有租庸调的规定，实际上也很难执行了。杜佑在《通典》中对北齐的田制引述《关东风俗传》的文字，还是讲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由此可知，文献上的各种规定，与实际生活往往有较大出入，这一点还是《通典》的长处。下面我们再从文献上看一下隋唐关于均田制的一些规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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