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0日，是毛主席发表“520声明”52周年。
1970年4月30日，7万名美军和南越军人从越南南部侵入柬埔寨。５月１日、２日，美军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广平、义安两省的轰炸，进一步扩大了侵略印度支那的战争。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侵略罪行。
月２０日，毛泽东在其声明中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
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同中国在国家利益和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关系迅速恶化。
中苏关系的变化，意味着我国自清朝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依靠外部援助的工业化，完成了向独立自主工业化道路的转变，这是中国现代经济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
从事后来看，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过程中，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中国结束了近代以来依附外部的工业化道路，彻底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也正是因为脱离了对外部援助的依赖，激发起中国自身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发展的能力。我国1964年拥有了原子弹，具备了对核大国的战略威慑和战略相持能力，初步获得了安全保障。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工业已经能够为农业提供机械，农业机械化开始迅速普及，化肥厂也开始大规模建设，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型，我国开始彻底告别了传统农业“靠手劳动、靠天吃饭”的状况，解决了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
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支持，使我国的国际威望和文化感召力大大提高，对美国形成压力，也引起了美国国内的社会运动，推动了中美建交。这些成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自然而然地取得的，而是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开展外交的结果。
面向“两个中间地带”
正像当年中国共产党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一样，在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毛泽东提出国际形势“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判断，把目光投向了美苏之外的广大中间地带。1963年，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判断，认为：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1]
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体现的是中国建立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在这一大思路下，20世纪60年代外交工作的重点就是“两个中间地带”。
其中，对“第一个中间地带”即亚非拉国家的支援，包括在政治上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先后会见数百位来自亚、非、拉的各阶层人士，多次发表谈话和声明，公开支持亚非拉民族国家独立解放、反帝反殖反霸、维护主权的斗争。据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公布的统计数字，1971—1972年，非洲解放运动自非洲以外获得的武器援助，中国占75%，且绝大部分是无偿援助。
当时，世界上许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奋斗的人士，都把中国作为希望和信心的来源。南非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曼德拉1999年访华时说：“当年我在罗本岛坐牢时，每到10月1日，我们的狱友们就偷偷地用各种方式来庆祝中国的国庆日。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国庆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希望……在我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支持过我们。”[2]
除了政治上的支持，中国还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从1956年到1979年约有40个非洲国家得到中国经济援助，其中撒哈拉以南国家所得援助累计24.45亿美元。中国还向50多个第三世界国家派出了医疗队，累计派出医务人员1万多名。[3]
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既是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也是基于共同的国际利益。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反帝反殖的旗帜，是经济利益和道义责任的统一，成为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国家的一面旗帜。至今，中国在非洲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离不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留下的外交遗产。中国在自身经济并不宽裕、发展任务繁重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援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结下了深厚感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超出其经济地位的政治地位，反过来也促使美国、苏联等大国更加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充分说明，在国际关系中，“义”和“利”是相通的，中国坚持国际正义，坚持道义责任，最终也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个民族只有自尊、自重、自强、自立，才能得到对手的尊重，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近年来，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是出于“意识形态狂热”、“得不偿失”，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虽然从具体事例上看，当时中国援助的国家，并非都和中国形成了统一战线、成为了友好国家，有些国家还曾经一度兵戎相向，这也是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得不偿失”的依据。这种算法，是只算小账，不算大账。
首先，中国对外援助，和一些国家的“金元外交”有根本的不同。从主观上看，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出于共同的历史命运、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不是简单地利益交换关系，双方的援助和合作有着更高层次的道义基础。
其次，即使是对企业来说，也不能认为每一笔投资都必须获得立竿见影的回报，更何况我国这样一个大国。对中国来说，对外援助获得的长远收益，有助于中国打破被美苏两国封锁的局面，使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拓展了外交空间。对大国战略来说，道义感召力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中国至今在亚非拉国家、特别是在独立运动老一辈领导人中还有很高影响。从经济方面看，即使在当时，中国在援助过程中也获得了技术和市场。
从资本主义以来的历史来看，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当中，既能够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但是也可能陷入全球化陷阱、成为依附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扩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失去自身的发展能力。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应该尽力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二种前途。
新中国成立后，继承以义为先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向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反抗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民族大义，维护其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整体利益。中国外交的这些无私理念与付出，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我们的尊重、信任和支持。同时，这一时期正是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高峰期，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取得了显著进展，世界上呈现了殖民地独立的高潮。这其中离不开中国作出的贡献。中国的做法推动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公平化，也反过来让自己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这些基础，就不可能在今天出现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局面。
备战备荒为人民
20世纪60年代另一件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经济战略，就是备战备荒和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具有丰富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意义。在军事上，三线建设表达了中国军民反对侵略、但不怕侵略的决心，对美苏两国形成了成功的战略威慑；在经济上，三线建设是中国最大的一次西部开发，显著改善了西部经济和社会的面貌。
三线建设要从“三五”计划的调整说起。新中国的前两个五年计划分别是1953-1957年、1958-1962年实施的。1962年之后，又进行了三年调整，并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计划从1966年起实施。“三五计划”最初是一个休养生息的计划，试图调整以前存在的过度投资重工业的倾向，主要内容是“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以更多地精力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但是，这一设想还没有实施，从1964年起，国际形势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得过去制定的农轻重均衡发展的战略不得不让位于国防建设的需要。
国际形势的变化，首先是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加剧。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对亚洲加强渗透，1961年进行了两次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1962年扩大对越南侵略，同时蒋介石加快策划反攻大陆的步伐。1964年美国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计划，而且形成了具体实施方案，同时，苏联不断对中国挑起领土争端，特别是对于中国进行核威慑。1969年8月，苏联外交官曾向美国方面做过试探，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我国工业过于集中（14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多、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以及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等问题，中共中央立足于战争进行经济建设布局，对我国的国防战略作了重大调整。
1964年9月，中央书记处作出调整三五计划布局的建议：首先，在区域布局上，把投资的重点放到三线地区。其次，农业上，改变了过去确定的“增加对农业投资”的计划，农村仍延续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依靠组织剩余劳动力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劳动力投入来增加粮食产量。第三，“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的指导思想，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导思想所替代。由上述分析可见，三线建设是在“战争已经迫近”的判断之下，出于“和敌人抢时间”的目的而实施的。正因为如此，三线建设的出发点就不仅仅是经济效益，而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西部腹地建成巩固的战略大后方。
1964年到1978年，在中国中西部的十三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称为三线建设。“三线”建设覆盖了二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前后14年，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是一次倾全国之力而为之的浩大工程，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也是建国以来的一次国民经济、区域经济、战略安全布局、生产力布局的大调整[4]。三五计划期间，总投资900亿元，其中三线地区344亿元，一二线地区384亿，还有172亿属全国性投资，其中也有一部分投入到三线。三线地区的省区数只占全国的1／3，可是投资却接近一二线的投资总和。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占该部门的比例，国防工业74%，冶金工业58%，铁道工业45%，电力工业40%，煤炭工业35%，石油工业30%，化学工业48%。
从国家安全方面考察，“三线”建设使我国有了较为完备的国防工业体系，具备了对超级大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威慑能力。这有效改善了我国的防御态势，遏止了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的战争企图，发挥了遏制战争、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1975年，三线地区的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一半，形成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体系，建成100多个航空工业基地，占全国航空工业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和主要产品生产能力、生产技术及设备水平都已接近一、二线地区。在我国辽阔腹地组建了能够利用地形、能打能藏、能攻能守、能长时间独立坚持的战略后方，能在敌人攻击的第一波后保存我们的战争潜力。可以这样说，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强敌不敢对我国采取贸然行动，这是和三线建设密不可分的。
从更长历史角度看，三线建设使我国第一次具备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能力，为国防战略从近代以来的“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创造了条件，从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和平环境。
20世纪50-60年代，中央军委确定的“北顶南放”方针，依然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战略，即允许敌人进入南方国土，再发挥我军陆军和人民战争优势消灭敌人。在这种军事战略下，可能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不可能有长期投资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始终没有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原因。
而三线建设的实施、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的具备，使得中国具备了对冲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核威慑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大国从陆地上进攻我国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消除了，但是已经变成极小概率事件，从而东南沿海地区才可以消除战争威胁，从和平的角度规划经济建设、引进外资。也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具备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能力，改革开放初期才有条件、有信心宣布“世界大战短时间打不起来”、“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并实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
中美建交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换来的
经过六十年代这十年的努力，中国拥有了“两弹一星”，建成了必要的军事工业体系，首次具备了对美苏两国的战略相持和战略威慑能力；初步具备了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石油等主要工业品实现自给自足，在中西部开展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工业重心单纯布局于东部沿海的局面得到改变。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力空前提高，中国支持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也鼓舞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运动，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打开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局面。加上美苏两国在争霸中出于胶着状态，美国处于守势，中国顺势而为，促成了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和西方大国外交局面的突破。
美关系正常化是中国从被迫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中国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这一转折是中国采取正确发展战略，通过艰辛努力换来的。
我国有学者认为，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恶化是由于中国外交执行了路线“左”的路线，而中美关系正常化是由于外交上转变了“左”的路线，总体上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
20世纪60年代中国反美反苏，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维护国家独立需要，并且20世纪60年代总体上也没有出现一条“左”的外交路线，否则无法解释当时中国努力与同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欧洲国家发展关系，而且也一直保持着同美国的谈判。只是由于中国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与具备同美国平等博弈的条件，所以未能使得美国接受平等建交的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不是因为外交路线的转变，而是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具备了条件。当时虽然一度出现过一些“左”的做法，但是并未在外交工作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美关系引发了中国外交大突破，1970-1979年，中国共和7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包括加拿大、荷兰、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美国、葡萄牙等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法已于1964年建交），至此，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全部建立外交关系。在建交之初，这些发达国家都表示了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
外交大突破甫一实现，我国就抓住机遇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引进，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继“一五”期间苏联援建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技术引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的“四三方案”，在三到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即大化肥设备13套，大化纤设备4套，石油化工设备3套，综合采煤机组43 套，10个烷基苯厂，3个大电站等。其中，大化肥和石油化工、化纤设备对发展化肥和服装产业、加快了解决吃饭和穿衣问题。
从西方引进技术还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布局的调整，发展重点从突出和强调三线建设的西部地区，转向东南沿海地区和中国传统的工业发达地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7]。同时，中国开始了战略性地利用世界市场的实践。1973年，在陈云主持下，利用世界蔗糖危机积累了一大笔外汇；1973年国务院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一批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到1974年增加到1280万盎司，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
正确义利观和中国崛起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论点认为，只要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就会自动流入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但实践中靠这种方式成功的经济体很少，大量对欧美国家全面开放的国家，不仅差距没有缩小，反而导致丧失经济主权和资源，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强国和弱国在政治和军事权力上的不平等，真正公平的国际贸易是不存在的，强国不会甘心同弱国进行平等的国际贸易，而是希望弱国长期充当原料和低成本劳动力、初级产品的来源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像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那样，简单地加入全球体系，成为世界体系的一环，而是独立自主地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改善全球公平，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从国内来看，独立自主战略，使中国具有了独立的工业体系，避免了经济和技术上的依附地位。对一个大国来说，把关键技术和战略部门控制在自己手里是必要的，正是由于中国具有了独立的工业和技术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有本钱在对外合作和技术引进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相对较为平等的合作地位，如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初期，美国麦道公司就同中国进行深度合作，如果当时中国没有独立研制大型飞机的能力，这种合作就是不可能的。独立的工业和经济体系，也使中国20世纪70年代初就具备了对核大国的战略威慑能力，从而才能实现国防战略的调整，从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能够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才能为国内、特别是东南沿海，营造和平建设的环境，从而进行改革开放。
从外部来说，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反对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尽管从短期来看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国际道义感召力，获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最终也获得了包括美国、苏联在内的世界强权的承认和尊重。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义和利的统一，是国家民族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统一，使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在全球体系中被边缘化、被迫依附的局面，开始了独立自主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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