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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赛博秦制”:从毛主席评秦始皇说起

秦明 · 2022-06-18 · 来源:子夜呐喊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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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将“随意赋红码”、“无访村加分”比喻成“赛博秦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无访村加分”不也近乎“连坐”了吗?专政的矛头应当指向剥削阶级,而绝不应该指向普通群众,而且还是拿科技手段加持,毛主席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现象要作何感想?

  众所周知,毛主席曾给秦始皇“翻案”,肯定过秦始皇的历史功绩。

  然而,对于这段历史的细节很多人却不清楚,甚至不清楚毛主席具体是从哪些方面肯定秦始皇的,以至于对这段历史、对毛主席产生了极大的误读。

  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写过一首七律,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其中提到的《十批》正是郭沫若在1945年出版的关于先秦思想史的著作《十批判书》,系10篇文章的集成,其中虽有对黄老儒墨的批判,但重点是对法家和秦王政的批判。郭沫若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孔孟以人民为本位,而老庄以个人为本位,荀子以帝王为本位,墨子、韩非子以王公为本位……

  郭沫若正是从人民本位思想出发批判秦始皇的残暴,把秦始皇统一中国说成是“奴隶制的回光反照”,这在当时多少有影射蒋介石的意味。

  应该说,郭沫若所采取的这样的人民立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遗憾的是他在评价秦始皇的时候,实际上是用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犯了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没有看到秦始皇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巨大贡献。

  毛主席曾在多个场合高度评价过秦始皇的历史功绩,1964年6月24日,他在会见外宾时谈到: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的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那么,毛主席为何又要在1973年专门写下一首七律,来回应郭沫若28年前的文章呢?历史学家朱永嘉曾在自己的博客撰文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黄永胜在批陈整风会议时,在一纸片上书写了章碣的《焚书坑》一诗,其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黄永胜在这个时节写这首诗,当有所指,是表示对毛泽东的不满,这件事我印象中,中央还发过文件,而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七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答复黄永胜书写这首《焚书坑》的。

  毛主席的这首七律最后一句“莫从子厚返文王”中,“子厚”是柳宗元的字,“文王”是周文王、指代奴隶制和分封制。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对比了“周制”和“秦制”,对周朝的“分封制”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雄辩地论证了秦朝开创的“郡县制”的巨大优越性,痛斥当时那些腐儒鼓吹“分封制”的谬论。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柳宗元认为,周制“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制“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用我们今天的话,其实更容易理解柳宗元的意思:世袭分封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土围子”,列侯骄奢淫逸、底层失去了上升通道、阶层固化,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激化并彻底爆发;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则打破了利益集团的“土围子”,消灭了世袭制,“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底层有了上升通道。这就是秦朝的“制度”比周朝的“制度”先进的地方。

  但柳宗元也尖锐地指出了秦朝灭亡的原因:

  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柳宗元认为,秦之失“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急功好利,劳民过度,繁重的徭役和严苛的刑罚导致民怨沸腾,威权体制下,“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信息不畅,制度运行(政治)出现了问题。

  柳宗元还指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利益集团拥兵自重,“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

  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

  毛主席劝说“熟读唐人《封建论》”,笔者以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的这些论述都很关键。

  关于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毛主席大致是从三个方面来肯定的:

  1、秦始皇创造了一系列与夏商周的世袭分封制截然不同的制度,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的“中国”;

  2、秦始皇知人善任,善于发现人才,选贤与能,起用李斯、王翦等人,最终统一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人民颠沛流离的时代;

  3、秦始皇重视农业和文化建设,为后世开创了很多制度性遗产。

  1958年,毛主席在出席黄河水利问题的会议上说:

  “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所以,毛主席对秦始皇时代进步性的肯定与柳宗元相当一致,那就是在“制”的层面肯定了秦始皇;但毛主席对秦始皇的种种做法绝不是全盘肯定的,而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一分为二。他曾多次谈到这样的问题:

  “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逸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

  “秦始皇这个人,是有雄才的,但是,他统一了六国以后,就躺在了功劳簿上,开始迷恋自己的功绩了。”

  关于秦始皇的过错,毛主席同样有三方面的总结:

  1、秦始皇耽于逸乐、大兴土木、残酷地压迫人民,一个阿房宫就征了70万的劳力,而当时中国人口不过千万左右,此举足让大量的田地荒废,民不聊生;

  2、秦朝赋税太高了,各种名目的赋税一个接着一个,老百姓不堪重负;

  3、秦朝的刑罚太残暴,很多刑罚走上了极端,大搞连坐制,老百姓动不动就要受罚,这才有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

  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同样是采取了辩证的态度,他曾经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说过:

  “秦始皇有焚书坑儒的恶行,因此把他看作是大暴君、大坏人。焚书坑儒当然是坏事,它把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给挫折了。但我们对什么事都应当有分析,秦始皇并不是不问什么书都焚,也不是不问什么儒都坑。他焚的是‘以古非今’的书,坑的是孟子一派的儒,其实只有四百六十人。”

  “当然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无辜。当时,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不实行专政是不行的,但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

  毛主席曾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正如毛主席所说,当时的中国“要由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奴隶主阶级肯定是不满和对抗的,能不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吗?

  而当时的很多儒生实质上是充当了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角色,“厚古薄今”,主张复辟周制,秦始皇能不对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实行专政吗?

  但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我并不赞成秦始皇的滥杀无辜……对孟子一派采取焚书坑儒的办法,太过火了。”

  正是因为矛盾既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所以,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那些代表旧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新生腐败权力精英的知识分子以及旧势力的后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心存不满的。

  他们关于秦始皇和毛主席不也是在“借古讽今”吗?他们对武训式的人物以及蒋介石的歌颂不也是在“厚古薄今”吗?他们希望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甚至希望倒退回去。

  他们诅咒、谩骂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所谓“仁政”,主张的却是对自己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仁政”,而搞起排除异己来,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把“专政”的矛头指向自己,却肆无忌惮地把矛头对向群众……

  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劳动人民前途与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毛主席能为了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劳动人民而去“争”吗?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截然不同的是,毛主席主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鸣大放大辩论”,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哪怕是溥仪这样的地主阶级头子,毛主席也是给了出路,让其积极改造,破除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去为人民服务。

  对于秦制“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完全背离群众的问题,毛主席是充分警惕的。1959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

  “要学习和借鉴秦始皇善于集中力量于主攻方向,同时要学会走群众路线,也就是把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不利于群众的事情就是不利于国家,没有什么有利于群众而不利于国家的事。秦始皇并不是没有过错,给秦始皇翻案,要看到他还有重大的过错。历史上的秦始皇搞专制独裁,同群众路线是根本对立的,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走群众路线的秦始皇。”

  为了突破利益集团“土围子”制造的“壁垒”,使基层的真实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得以搜集,中央正确的指示得以传达,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罕见地以《党内通讯》的形式,直接与“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沟通。

  对于柳宗元总结的“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既得利益集团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问题,毛主席同样非常重视。中唐变乱的藩镇不就是靠军队来搞地方割据吗?林彪、黄永胜之流其实也是类似问题。解决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立即着手军队整顿,八大军区司令员调防,就是要防患于未然。所以,朱永嘉才说“《读<封建论>呈郭老》这首七律,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答复黄永胜书写这首《焚书坑》的”。

  所以,毛主席对秦始皇的肯定,主要肯定的是中央集权制,肯定的是“举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从未肯定过秦政搞苛捐杂税、严酷刑罚这等残酷压迫人民之事。

  毛主席在中国开创的“民主集中制”,既有“集中”也有“民主”,根本上是要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如果只保留毛主席的制度性遗产中的“集中”,背离群众路线,搞“一刀切”式的令行禁止,显然就舍本逐末了。

  有网友将“随意赋红码”、“无访村加分”比喻成“赛博秦制”。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无访村加分”不也近乎“连坐”了吗?专政的矛头应当指向剥削阶级,而绝不应该指向普通群众,而且还是拿科技手段加持,毛主席在天之灵看到这样的现象要作何感想?

  毛主席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地方官僚搞“无访村加分”完全违背了“信访条例”,“随意赋红码”更是对健康码的违法滥用,透支了公信力,严重背离了中央的指示,这些做法恰恰是“土围子”的搞法,必须受到严惩。

  毛主席劝“熟读唐人《封建论》”,有些人真读懂了吗?“秦之失”的历史教训很深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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