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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听风者”:新四军绝密的密码破译工作,在黄桥战役中大显神威

金志宇 · 2022-06-22 · 来源:党史博采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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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南方八省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项英分任军长、副军长。为抓紧抗击日军侵略,新四军未及休整补充,即边集结编组,边向江南及皖东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新四军处在日、伪、国民党的多重包围之中,处境艰险,为及时获取各方情报,新四军成立了绝密的电讯密码破译机构“三山办公室”,这支精干的红色“听风者”队伍,在皖南事变前为新四军纵横大江南北提供了重要情报保障。

  胡立教创建三山办公室

  新四军成立之初,虽有来自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1万多人,却连一部电台都没有。1937年9月28日,原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的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方面谈判,为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取得联系,竟只能通过地方电报局拍发明码电报。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成为新四军组建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

  1937年底,应新四军请求,中央军委派二局副局长胡立教到新四军工作。胡立教是人民军队中较早从事无线电通讯和密码破译的人员,1931年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收报机,由此开始了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红一方面军也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胡立教就是第一期学员。后来他又被调到负责密码破译的中央军委二局工作,先后担任科长、副局长等职务,在中央苏区反“围剿”和红军长征途中,他通过监听、破译敌方电讯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成为人民军队早期情报工作的重要成员。

  胡立教前往新四军后,即随同军长叶挺赴香港,购买了一批无线电元器件,加上从国民党当局领取的少量电台,初步建立了新四军的无线电通讯网。新四军军部稳定驻扎在安徽泾县云岭镇后,1939年9月,在胡立教领导下,开始设立无线电侦察电台,并从军部和教导队选调政治上成熟可靠、熟悉无线电的人员进行密码破译业务培训,这一时期参加的朱诚基、尹耕莘等后来成长为我军著名技侦专家。当年底,即正式成立了新四军的密码破译机构“三山办公室”。之所以取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胡立教任科长的新四军军部参谋处通信科按照编制序列被称为“三科”,为了保密,对外就把负责无线电侦听破译的部门称为“三科设在山上的办公室”,简称就是三山办公室。

  ◆胡立教与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部分教员和学员。

  三山办公室成立之初,人员、器材都较少,但敌情复杂,他们迅即投入电讯侦察工作中。在纷繁复杂的无线电讯号中,摸索到日伪和国民党军委会、第三战区电台,以及国民党军与日伪电台间的往来关系,从对方的电台方位、联系关系、使用文件及工作状况入手,研究其规律,以分析其动态。

  三山办公室驻扎在当地两栋长工居住的农舍,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每当夜深人静,正是各方电台联络的高峰时期,这时也是他们最为忙碌的时刻,在昏黄的油灯下,他们截取各方的往来电报,面对一卷卷像天书一样的密码电报,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经常精疲力竭还是毫无头绪。他们时常在和失败打交道,却也真正体会到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真谛,他们日复一日地从零开始,依靠智慧和经验,寻找规律和弱点,依靠耐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从而破解一个又一个文字堡垒。

  经过艰辛努力,他们取得了重要突破,对国民党军委会与第三战区来往电报、第三战区与所属部门及某些汪伪单位的来往电报,基本上都可以破译出来。胡立教回忆,“可以说,他们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我们和他们基本上是同时知道的”。特别是他们还能够破译第三战区与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之间的电报,从而又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情况的了解程度。从无线电侦察中得来的准确情报,成为源源不断的可靠情报来源,帮助新四军迅速、果断地确定有关的行动和部署,赢得政治、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新四军负责人对三山办公室的工作也极为关注,项英、周子昆等经常亲自去他们那里看破译获取的情报。

  黄桥战役“密息”显神威

  1940年10月,新四军苏北部队在粟裕指挥下,于黄桥地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击败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所部,从而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史称“黄桥战役”。

  为支援苏北部队抗击韩德勤的攻势,三山办公室通过艰苦努力,侦破了国民党军使用的“壮志凌云”密码,从而及时掌握了韩德勤所部的作战命令、兵力部署等核心情报。这些通过密码破译得来的情报,按我军的习惯被称为“密息”,成为新四军军部支援粟裕的秘密武器,为战役获胜作出重要贡献。

  ◆1940年,陈毅与粟裕在黄桥战役前行军途中。

  当时在苏北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部队仅有7000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5000余人,而他们与北方的八路军和江南的新四军部队间被日伪和国民党军隔开,孤军处在重重包围之中。韩德勤自恃兵力雄厚,动员了3万余人,于8月21日下达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决定分左右两翼向黄桥及附近地区的新四军进攻。

  新四军为顾全大局,避免与国民党方面发生全面武装冲突,主动退出了先期占领的姜堰。韩德勤却视新四军的诚意为软弱,于9月30日下达决战的命令,对形势判断为“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强调“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

  面对敌军必欲全歼的企图,新四军已无路可退。粟裕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仅留第3纵队防守黄桥,第1、第2两个纵队作为机动力量,寻机在运动中消灭敌军。韩德勤出师不利,自部队出动后即遇到连日暴雨,10月4日其先头部队才到达黄桥发动进攻,攻势也受阻。粟裕则指挥主力部队在黄桥以北出其不意消灭了敌军主力、号称“梅兰芳部队”的独立第6旅。

  10月5日8时,新四军第2纵队由分界进至刘家堡、西官庄一带,其一部已进至大焦庄与第3纵队前哨部队取得联络。第1纵队则已进至八字桥以南地区与敌人对峙,两军处于胶着状态。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说,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此时得到密息,韩军增援部队约8个团已进至黄桥东北不远的地方。我们本拟于十月五日黄昏总攻。接此消息,估计顽军增援部队虽没有八个团,但二三个团或有可能,为在其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先解决当面之敌,决心尽量提前实行总攻”。新四军遂对敌发动猛攻,至次日晨,敌89军军部被歼灭,军长李守维在逃跑中落水淹亡。

  黄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1.1万人,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巩固建立起来。

  皖南事变中的斗争

  1940年秋,国民党掀起抗战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全部前往黄河以北。国民党方面对新四军采取军事压迫手段,新四军所在的第三战区频繁调动军队,敌情异常紧张。三山办公室迎难而上,迅速充实人员、器材,增加侦听破译力量,收信机增加至10余部、工作人员增加至30余人。

  通过无线电侦察,配合其他侦察手段,新四军对日、伪、顽,尤其是第三战区在皖南的兵力部署、作战企图,都摸得一清二楚。新四军皖南部队周边,国民党军集中8万余人实施层层包围:北方正面,第一线有国民党军新7师,第二层是实力强大的日伪军重兵把守;在南方,有国民党军第40师、第62师,其后是第32师、第88师;在东方,第一线有国民党军第52师、第108师,其后有新21师、第126师;西面则是国民党军第144师、第79师。国民党军与日伪军默契配合,形成对新四军铁壁合围的态势。

  蒋介石发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密电也被三山办公室截获破译,电文中要求“作一网打尽之计,须谋定而后行动”,顾祝同则指示负责对新四军实施包围的上官云相,“以主力逐步筑碉堡,稳进稳打,摧毁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胡立教后来回忆说,“这些情况,我们从国民党军来往电报中了解得很清楚。当时我军所处的危险境地,有关领导是清楚的”。面对日益迫近的危险,三山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能够做到坚定沉着,毫不慌乱地投入到工作中,关于国民党军行动的情报都及时上报。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部分部队共9000余人,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从皖南云岭向北转移,行至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包围伏击,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史称“皖南事变”。

  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后,几经辗转到达香港,向中央连续发出7份电报,报告了新四军方面在事变过程中的决策经过,其中就详细提到了获得情报情况。在新四军尚未集结出发前,1940年12月29日,“得到情报四十师已进到泾县、旌德之线”,这一情报促成了新四军出发的决定;行军中,“七、八日晨(还是九日晚记不清楚了)得情报,刘雨卿已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封锁我之来路,以收夹攻之效”,部队遂紧急行动;“又接到情报,上官云相令一四四师由茂林堵我后路合围,以收夹击之效。故于十日晚,决定先期由来路退回茂林,仍转至铜(陵)繁(昌)地区作战及准备渡江”;1941年1月12日,“当日得情报:上官命令当晚总攻击”。李一氓的这些报告证实当时获得的情报是及时准确的,只是由于其他原因才造成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重大损失。

  三山办公室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胡立教率部分人员突围找到苏南的新四军部队,旋即又接到命令前往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还有部分工作人员被俘,在敌军押解途中,寻机逃脱回到了新四军,并继续在胡立教领导下从事密码破译工作。这一机构很快又重新恢复并发展壮大起来,更大规模地进行无线电侦察,相继改称“胡立教办公室”和“调查研究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斯简编著《新四军通信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0-11页、第34-35页、第63页。

  2.温诤《难忘的革命情谊》,载于《丹心永辉-曹丹辉纪念文集》,文汇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212页。

  3.《胡立教百年诞辰纪念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4.胡立教《新四军创建初期的通信工作》,载于《两种前途的斗争 我们经历的抗日战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8-60页。

  5.余建峰著《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故事》,南京出版社2014年12月版,第127页。

  6.王征明《艰辛的路程光辉的业绩:纪念胡立教百年诞辰》,载于《大江南北》2014年第12期。

  7.王辅一著《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388-389页;王辅一、张学亮著《周子昆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第126页。

  8.《韩德勤关于进攻黄桥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1940年8月21日)》,转引自戚厚杰《韩德勤其人及其在黄桥战役中的惨败》。

  9.《韩德勤关于在黄桥与新四军决战的命令(1940年9月30日)》,转引自戚厚杰《韩德勤其人及其在黄桥战役中的惨败》。

  10.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

  11.粟裕《黄桥战役总结》(1940年10月),载于《粟裕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7月版。

  12.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86、288、291页。

  13.《永生的战士》,载于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宣传部等编《烽火热血 老兵抗日纪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版。

  14.蒋旦萍《怀念陈军长》,载于《铁军》201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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