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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伟人的评价需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列宁而辩:最新研究与争论》译后感

刘淑春 郑振东 · 2022-06-23 ·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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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将列宁神圣化、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直至黑化的现象,主要是政治操弄在作怪。历史的真实受到蓄意遮蔽、篡改,其恶果最终便是社会正义遭到亵渎、公众意识受到污化、民众被误导而造成社会思想紊乱,这样的操弄,何异于饮鸩止渴?

  《为列宁而辩:最新研究与争论》(Битва за Ленина. Новейш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дискуссии)是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叶连娜·阿纳托利耶夫娜·科捷列涅茨(Елена Анатольевна Котеленец)教授集40年列宁专题研究积累而后发的力作,由俄罗斯社会研究者学会—21世纪出版社于2017年在莫斯科出版。中译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策划出版的“世界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研究论丛”(姜辉主编)之一,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2022年3月出版。此部著作较为全面地述及自苏联“改革”时期以来俄罗斯境内外列宁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与趋势、热点问题、不同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其视野之开阔、内容之丰富,不啻为一幅充分展现当代俄罗斯及西方列宁学研究的全景画卷。

  列宁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无论是在原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还是在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历史研究中,均占有不可替代的一席之位。随着俄罗斯国家政治取向发生变更,苏式传统的列宁评价出现危机甚至逆转,但列宁的功过是非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话题。在“公开性”“透明化”的导向之下,与列宁话题相关的观点、主张和概念,数量巨大、内容庞杂、良莠并存。俄罗斯学界早有呼声,期望能对这一乱象予以梳理,去伪存真,拨乱反正,以正视听。《为列宁而辩:最新研究与争论》一书,正是对这一呼吁的回应。

  在重新定位的俄罗斯,官方对十月革命是持拒斥态度的,呼吁国民应当为民族和解和巩固社会、政治、国民的和谐局面而从1917年的种种事变中吸取教训。而叶·阿·科捷列涅茨教授这部力作能于十月革命百年之际问世,当是另有深意。作者秉持客观、公正、平和、不受政治情势左右的治学理念而创作的这部力作,被俄罗斯史学界同仁评价为“一项重要的、必要的和及时的研究”。同时,据作者援引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现今大多数俄罗斯人(60%以上)仍对列宁怀有崇敬之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与荣耀。凡此种种,也许正是叶·阿·科捷列涅茨教授这部似乎颇为“敏感”的著作能够获得俄罗斯学术评审专家们的肯定,并最终荣膺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颁发的“2017年度优秀图书和出版物(历史类)国家奖”的原因之一。

  这部耗费作者18载心血的力作,信息丰富、资料翔实、结构紧凑、内涵深刻,可为我国的列宁及苏联问题研究者提供宝贵资料和有益借鉴,也可为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揭开许多“列宁之谜”。作为译者,我们在译后亦颇有心得,故不揣冒昧,借此略述一二。

  此书令人感触颇深的是: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列宁学研究每每因政治的过度干预而误入歧途,令史学研究的科学价值受到侵害,致使史学的总结、借鉴、教育、文化传承等社会功能受到贬损,这是很值得史学工作者反思并引以为戒的。

  史学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自然会有研究者政治倾向性的烙印,但此类烙印的形成,应是建立在对史实严谨的学术探究之上,而绝非凭空臆造。专为政治目的而罔顾甚至悖逆历史真实的蓄意政治化历史编纂,是在篡改历史、制造虚假信息,不仅令史学价值尽失,亦势必酿成史之不史的恶果,贻害无穷。叶·阿·科捷列涅茨教授用几近全书半数的篇幅述及苏联“改革”时期列宁学的演变及其背后原因,再现了因政治操弄所导致的列宁学危机,或许正是意在警醒世人当坚守求实求真的治史原则,避免史学研究的过度政治化。

  1986年~1988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背景下,苏联列宁学界提出“向列宁回归!”的口号,这反映着学界的一种需求,即渴望改变对列宁的一成不变、一味神化的传统评价,尊重历史、尊重科学,还原列宁的真实面貌。政客们则在“新思维”“公开性”口号中嗅出另一种味道。因官方逐步解除了对西方、俄侨有关列宁著述的禁忌,西方不同流派的观点随之传入。其中不乏对列宁生平活动和思想有独到见解的研究,令苏联学者耳目一新,这对有关列宁和新经济政策对“改革”时期的意义、列宁政治遗嘱问题、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异同、苏联社会主义积弊形成原因等问题的学术探讨,均有启发与促进作用。与此同时,也有抹黑列宁、歪曲列宁的思想,攻击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反列宁著述”的输入,这对日见高涨的主张否定、摒弃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政论家、作家、新闻记者等把西方,尤其是俄侨刊布的失实文献资料,甚至是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诽谤谩骂借大众传媒广为散布;一些在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呼风唤雨的“改革先锋”,如亚·谢·齐普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Ципко)、加·哈·波波夫(Гавриил Харитонович Попов)、尤·尼·阿法纳西耶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фанасьев)、德·安·沃尔科戈诺夫(Дмитрий Антонович Волкогонов)、维·瓦·科斯季科夫(Вяче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стиков)、弗·阿·索洛乌欣(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олоухин)等人,在上述种种问题的辩论中,先是假借“政治委婉语”旁敲侧击,不久便除却掩饰,公然将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的所谓种种“不幸”诿罪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污称列宁为斯大林专制的“教父”。面对此类攻讦,苏共的列宁研究和教学机构先是应对无力,后是作出让许多史学家都感到意外的“转向”,以迎合时政。严肃学者试图在破除苏联教条主义的同时仍批判地继承和捍卫列宁及其遗产,但他们已无力阻止列宁学的危机。有关列宁及其遗产的争论,已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受到政治局势的左右。

  叶·阿·科捷列涅茨教授判定,1989年~1990年是苏联列宁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戈尔巴乔夫开始“从自己最初的观点后撤,并采取迎合民主运动领导人的举措”;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戈尔巴乔夫总统的顾问、后来成为主要的列宁“起诉者”的亚·尼·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正组织人马筹备撰写完全别样版本的苏联历史和对列宁的诠释。而他本人在1990年就已率先以“当代世界哲学”的一些公设——“后工业化的”“后对抗的”“后革命的”等表述来操控列宁学研究。他后来的那些著作被视为“后布尔什维克的偏执、报复和进攻的鲜明样板”;1990年4月,在苏共中央《纪念弗·伊·列宁诞辰120周年》的文件中,第一次不再提“沿着列宁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种种期望;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后,《列宁全集》第6版的出版工作受到质疑和拖延,最终未能逃脱流产的命运;苏共的学术机构和教学机构的立场亦随之发生转变。

  1991年“8·19”事件之后,苏联的国家制度改变了,苏联解体了,各级列宁研究机构遭到取缔,列宁研究领域出现了向“自由主义的转向”,非学术性的、政治化了的史论,大行其道。“那些狡猾的政客们把唱片翻到另一面。那便是不再制造上帝般的伊里奇的神话了,而是拼命向人们灌输针对他的‘耸人听闻’、不实的指控。”据作者观察,直到2000年以后,列宁学研究仍没有摆脱政治化倾向。

  可见,所有将列宁神圣化、教条化、简单化、庸俗化,直至黑化的现象,主要是政治操弄在作怪。历史的真实受到蓄意遮蔽、篡改,其恶果最终便是社会正义遭到亵渎、公众意识受到污化、民众被误导而造成社会思想紊乱,这样的操弄,何异于饮鸩止渴?

  谈到具体的史学研究工作,首要的自然是研究者的职业操守。尊重史实、分析细密、论证严整、立论客观公正、结论源自严谨的科学考证,这些是史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学术准则。只有这样才有望揭示出历史的真实,吸取可作为前车之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本书为我们展示的苏联和俄罗斯列宁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不乏与上述原则相背离的现象。一些人出于某种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罔顾事实、断章取义、蓄意曲解、妄下定论,甚至将流言轶事拿来充作学术研究的论据,结果自然是制造出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的歪理邪说。关于“德国金钱和间谍”的谎言就是其中一例。

  这个所谓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收受德国政府资助从事反俄间谍活动的谎言,发端于俄国1917年的七月流血事件。当时俄国军队在前线组织的对德军的进攻遭受失败,引发国内工人和士兵的起义,临时政府遭遇执政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临时政府反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拿德国人的钱进行反战活动,给进攻中的俄军背后一击,断送了俄军本可借此役获胜而结束这场战争的良机。尽管列宁被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罪”提起诉讼,但终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然而,美国政客们出于对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恐惧和打压,自1918年起就大肆散布似乎可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人收受德国资助的所谓“西逊文件”。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对这份由美国人西逊(Edgar Sisson)花钱买来的文件进行了研究并判定其完全系伪造。此后,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再使用这份伪造文件。但自苏联“改革”年代起,这一谎言再度流传,甚至成为后来俄罗斯众多出版物、电视节目的主题。直至21世纪,仍有一些政客、反列宁的史学家置史实和历史定论于不顾,继续炒作“西逊文件”。叶·阿·科捷列涅茨教授列举俄罗斯境内外揭露这一谎言的著述,充分证明:蓄意捏造、传播这一谎言,无非是要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性、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进而达到彻底否定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目的,为篡改历史伪造凭据。

  类似的谎言还有所谓列宁参与枪杀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之说、列宁下令屠杀宗教人士之说、列宁狎妓与梅毒之说,等等,均不过是捕风捉影、恶意勾连的臆想与捏造,并没有真实可信的史料作为依托。因此,也就不足为信,当然亦受到严肃历史学家的揭露与摒弃。

  欣赏艺术品,要求鉴赏者应有艺术品位;臧否历史人物,要求批评者应有思想高度;品评伟大人物,则绝非道德低下之辈所能胜任。这里涉及的正是研究者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它们决定着研究成果的品质。

  列宁作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者,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精神遗产是人类社会探索未来之路的宝贵财富。对列宁这样一位世界性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人类社会进步总趋势的角度视之,才能作出客观、公允和科学的评价。而一些所谓的“揭露者”们,除去政治上的图谋之外,也因其自身道德与职业修养的缺陷,没有能力领悟列宁在国家和整个世界历史中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没有能力探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列宁主义的实质,而只会为了“履行新的执政者们的定制”,或只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截取某些历史片段加以曲解、臆断、罗织罪名,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历史学家尼·亚·瓦谢茨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асецкий)对此类人物的批评,颇为形象——某些作者“由于其自身的智力和认知事物的能力的‘身高’均在列宁之下,故犹如是自下而上地仰视着列宁”。因此,许多人为了能触及那个高度,便完全简单行事:“他们把列宁简直如同折树枝一样拉弯到自己的高度。自然,视角立即变小了,轮廓的清晰度消失了,思维的空间缩小了。于是,出现了一个与其说是列宁的形象,不如说是那些蓄意将列宁‘碾成粉末’之辈的集体形象。”

  至于那些推断列宁的母系家族有犹太人血统,遂认定列宁承袭了仇视俄罗斯民族、俄罗斯帝国和东正教的基因,进而推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系“犹太人阴谋”的命题,既表明立论者的不专业和恶意攻击,亦暴露出他们自身的民族狭隘性。再如那些靠捏造列宁私生活绯闻轶事来构陷、抹黑列宁的小人,除了反衬出他们的道德低下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这类人的伪史学著述,不仅没有学术价值,亦没有道德底线,只会沦为政客的棍棒和小人的泄愤工具,终是误己误人误国。

  上述感受,虽有老生常谈的味道,但实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无非是借此表达呼吁推崇科学精神的心愿。所幸的是,在今日俄罗斯并非宽松的列宁学研究环境中,作者能以多达200余页的篇幅展示苏联和俄罗斯近30年间有关列宁的一场场“论战”,让我们看到,即便列宁研究已不再是俄罗斯学术界的主流话题,但有关列宁及其周围人物的史料积累工作,并没有中止;以科学态度探讨列宁主义问题的研究成果,仍时有刊行;学术界出现的由列宁拥护者突变为列宁反对者的“符号转换”,受到正直学者们的鄙夷;在列宁身世、人格方面的投机炒作,受到有良知学者的抨击和揭露;缺乏学术修养、罔顾历史事实、出于政治需要而为反列宁观点背书的政客们,受到敬业研究者的批驳;等等。凡此种种,正是表明:世人对历史的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科学精神的信奉与遵行,必然导致向本真列宁的回归。那也是科学精神的凯旋。治史之人,任重道远,必须努力!但道宽道亦明,理应自信!此即谓历史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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