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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促台军起义或投诚?见瓦解匪贼的敌工部

同渔 · 2022-06-30 · 来源:民生文化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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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桐开始,和统结束,几年内或可能发生。

  若论代价最小的,应该还是大部分台军以民族大义为重,识时务举起义旗投诚或反正。

  当时仅仅靠我们写文章胡乱嘴炮预测,永远不会解决问题,和平解放岛内被愚弄欺骗那样多年的2000多万人民,并不是件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

  实际上,有人一直在默默无闻为此做艰苦危险有成效显著的工作,只是因为保密时效,不能过多宣传,真正印证了那句话:

  我们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默默负重前行!

  眼下的台海不宜过多解读,还是来看历史,因为有时很多场景真的会高度重合。

  我党领导下的情报工作,以其出色的战绩,足以傲视苏联克格勃、美国的中情局、英国的军情六处和以色列的摩萨德。

  由于情报工作的隐秘性,常人对我党情报工作的了解,大多是靠文学影视作品中得知。

  比如,近年来的一些优秀影视作品《潜伏》、《风筝》、《风声》、《悬崖》、《暗算》、《伪装者》等的播出,让国人大饱眼福,直呼过瘾。

  我党部分情报工作,至今仍然是国家机密。

  翻开我党情报工作的历史来看,最早除中央社会部在做外,军队司令部的情报处、军队政治部下属的敌工部自然也在做。

  此外,地方党委下属的城工部、以及公安局也涉及很深,只不过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

  我们结合抗战时期,胶东八路军“敌工部”的一些公开资料,重点分析一下这事情。

  一

  敌工部全称“敌军工作部”,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根据敌情不同,曾先后称“兵运工作”、“破坏工作”、“敌工工作”、“联络工作”,也有一段时期称为“白军工作部”。

  说白了,敌工部就是我军政机关设立的,专门负责开展对敌军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是争取和瓦解敌军的专门工作部门,是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的一条特殊战线。

  早在我党建军初期,就本着瓦解敌军的原则,把敌军工作确定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1928年12月,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病。”

  此后,红军制定了宽带俘虏的政策,把“不虐待俘虏”确定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之一。

  1931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设立敌军工作部,1935年7月改为白军工作部,担负对白军的瓦解工作。

  抗战前夕,红军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开展团结和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工作,使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部队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

  抗战爆发后,我党制定了“团结友军,争取伪军,孤立和打击日军”的敌军工作方针,明确敌工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日军和伪军。

  之后,又单独成立联络部,主要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联络和策反工作。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设立敌工部,首任部长李楚离,后为王文学担任。

  1938年12月,八路军野战政治部设立敌工部,首任部长蔡乾,后为漆可昌。

  这里要说一点八路军首任敌工部部长蔡乾的题外话。

  蔡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曾用名蔡孝乾、蔡前、杨明山。

  他1928年4月当选为台湾共产党中央委员、常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

  1935年10月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反帝联盟(抗日联盟)主席。

  抗战爆发后,蔡乾到八路军总部工作,随前总赴晋东南抗日前线。

  1938年至1939年,蔡乾出任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

  1945年,蔡乾被派遣到台湾,后被捕叛变,导致台湾隐蔽战线几乎全军覆没,造成我党历史上情报工作最惨重的破坏,三千多名情报工作和相关人员,被国民党蒋逆杀害。

  1937年10月,八路军120师、129师分别成立敌工部。

  1940年115师成立敌工部,首任部长潘振武,他是湖南武陵人,1926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第4军司令部副官、第11、12师政治俱乐部主任、军团直属部俱乐部主任、第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抗日战线部部长。

  潘振武担任115师敌工部部长前,是红一方面军骑兵师骑兵第二团团长兼政委。

  在八路军系统,除情报处的五级情报网外,野战政治部所属的敌工部,从上到下也有五级敌工组织网。

  第一级是野战政治部所属的敌工部;

  第二级是师部政治部的敌工部;

  第三级是军区政治部的敌工部;

  第四级是军分区政治部的敌工科;

  第五级是军分区在各县及战略要地设立的敌工站。

  我党抗战时期的敌工,是一项特殊的工作,这项工作系统是一道看不见的秘密火线和战场,是抗战取得胜利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开展敌工,是整个战略战术的必行措施。

  早在1937年10月,毛主席就将对敌工作列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中共山东省委也加强开展地方部队及部队的敌工。

  罗荣桓率八路军115师主力进入山东后,由于罗荣桓本人就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名“政工元帅”,因此,山东八路军敌工部的工作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也就顺理成章了。

  以山东八路军抗战期间的胶东敌工为例,他们接受以往与敌人正面武力硬拼而失败的教训,欲扭转不利局面,必须打入敌人内部里应外合,方可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方可降低损失。

  胶东八路军敌工集统战、侦探、情报、宣传、瓦解、策反、锄奸、亲临战场等一身,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是胆识过人,置生死度外的坚强战士。

  因为他们懂得,没有敌工,战争的代价、牺牲会更大,没有可靠的敌工、情报做基础,是不会有战斗或战役的胜利的。

  早在1937年12月,胶东党组织尊照中共山东省委的同意指示,举行天福山起义前,中共胶东特委对当时国民党文登县政府的统战工作就已经展开。

  当时特委派柳云光、于烺等人,面见国民党文登县长李毓英等,进行拉队伍共同抗日的宣传及交涉;牟平的贺致平等人,也在牟平向当地国民政府及军方渗透,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1938年春,天福山起义创建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西去蓬莱、黄县和掖县后,在文登城设八路军驻文登办事处,由后来担任文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田祥亭(又名田庄)任主任,开展统战工作,并以统战的名义秘密开展敌工情报等工作,不久由于抗战需要,“第三军”政治部正式设敌工科。

  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随着部队编制的改变,原“第三军”政治部敌工科逐步衍变为“五支队”政治部敌工科、胶东军区政治部敌工科、胶东军区敌工部,张昆、辛冠吾、郝香斋、吕仲华、张寄平等先后负责。

  随着敌工的深入,整个胶东形成了一张较大的敌工情报网。许多日伪据点都安插了我敌工内线,有些村庄设立了秘密敌工据点。

  各个敌工站点的负责人各自培养了具体的下线,下线工作人员则是深入敌穴,直接与据点、碉堡中的敌伪人员接触,他们伪装成伙夫、木工、瓦工、饲养员、采购员、保姆、士兵、电话技工、翻译等打入敌人内部。

  这些内线人员利用工作之便,千方百计搜集情报,破坏设施,教育、瓦解、策反敌伪人员反正投共。

  在敌伪据点、碉堡周边的村庄的可靠村长及村民,利用进入敌穴送菜、肉、粮、草等机会,与敌伪及内线人员接触,机智地里传外达,传递情报。

  特别重要的是机修人员,他们通过故意制造出电话机、电话线等故障,从而堂而皇之地进入敌人办公室或家中,借维修之际搜取情报。

  其中,机密情报的获取渠道之一,就是从严密注意敌人的生活物资及生活垃圾的入出多少及内含情况,来判断敌情。

  比如,通过近期敌伪据点进入的车辆、武器、粮草、肉蛋等,判断敌人队伍人数及人员增减情况;通过武器储备情况,来判断敌人的备战“扫荡”计划。

  他们在通过敌人的各种垃圾来搜集情报、计划动向时,办公室垃圾是重中之重。我敌工队员通过垃圾中的报纸、碎纸、信封、包装袋等东西,能够发现一些重要机密;有时通过一个不起眼的随笔文字、数字或号码等,就能发现泄露出天机。

  比如,敌工队员们从一个、甚至是半个中文字,或者外文字母,或者商标,或者图标,或者所用运输车辆,即可以推断出敌人将准备使用什么名称、什么型号的武器、弹药。这样,我军就可以提前防范,减少伤亡。

  尽管狡猾的敌人会把废弃的文字东西撕得粉碎再丢掉,但我们的敌工人员则非常耐心细致的将这些碎纸片一一拼接对好,有很多重要机密就是从敌人丢弃的这些碎纸片里发现的,幸好当时没有发明出碎纸机来。

  在具体工作中,张孟浪负责各敌工站点情报工作的开展及汇总,及时与郝香斋、辛冠吾科长汇报,然后把上级指示和工作任务及时传达到各个站点。

  张孟浪时而化装成药商、时而化装成布商、时而化装成教员,深入敌穴,亲探敌情,亲做瓦解、策反及锄奸工作。

  1940年春,著名战斗英雄赛时礼,通过与先期打入敌人内部的军区敌工人员吴子群,与敌工联络站站长周继圣、联络员于永泉、姜亮等密切配合,成功策反迟文正、张希琴、刘传礼等14个队友,与之秘密赴文登山后王家村,参加了著名的东海第二次武装起义。

  1942年,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示敌工人员王一民,利用打入伪绥靖总署第八集团军王铁相部,搞一部分军火;并责成西海军分区参谋长丛蓉滋代表我党我军,在湛寿春家里与王铁相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最后达成协议:

  由我军派一名干部进驻王铁相司令部,待机起义。

  会谈后第八天,被押在监狱里的我党干部全部获释出狱。

  1942年7月,东海军分区敌工股成立,张孟浪又担任东海敌工,与当地的敌工部门相互配合工作。

  在1942年秋我军攻打腾甲庄据点、1943年秋攻打水道据点、1944年春攻打七里庄据点时,都是提前秘密入驻据点周边,利用内线特工人员,随时为我军提供情报,组织战场对敌喊话,用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心战术,瓦解劝降敌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44年底,胶东军区成立敌工部,编制上进一步升格,张昆任部长,辛冠吾任副部长,领导胶东敌工工作。

  说起张昆来,就不能不提起著名的“日本八路”小林宽澄。

  小林宽澄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从一名和尚,到一名侵华日军机枪手、俘虏、八路军战士、济南市外事办干部、医院副院长、日中翻译协会副会长、日中友好的使者......

  1940年6月,小林宽澄在日本被征兵入伍,短期训练后,被派往中国山东的战场,当了一名机枪手。

  1941年6月19日,他所在的日军小分队到胶东山区扫荡时,被八路军伏击受伤被俘。

  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长期的宣传欺骗,小林宽澄认为做俘虏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被俘醒来后发现自己满头是血,旁边刚好有一条小河,就翻身跳进河里企图自杀。

  几名八路军战士看到后,立即把他救上来,他挣扎着又跳下去,如此反复了三四次。

  这时,他受伤的战友瘫在地上,向他喊到:“小林先生,老实一点吧。”

  这时,冷静下来的小林宽澄想起了家里的父母和哥哥,心想难道自己就这么死了吗?

  八路军战士一直对他很好,小林宽澄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他们把我放到担架上,抬到一个村子里,我的头流着血,他们帮我包扎起来,还找医生治疗。拿来中国饭菜给我吃,但吃完我又觉得很害臊。”

  看到小林的衣服脏了,又给他换上了八路军的服装,还邀请他参加了晚会。

  然而,小林宽澄并没有因此被感化,他曾两度试图逃跑。有一次凌晨,他跑出两三百米,但心想天亮了还是会被抓住,又绝望地跑回了炕上蒙头睡觉。

  待小林受伤的身体复原后,被送到八路军胶东政治部敌工科。在这里,小林宽澄见到了从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张昆科长。

  张昆科长用日语给他讲述了日军侵华的真相,并给他带去几本日本共产党出版的介绍共产主义的日文书籍,一本是《论社会主义》,另一本是《论唯物论》。

  几个月后,看到小林宽澄的伤养好了,他的态度也逐渐转变了,张昆便亲切地跟他说:“我教你中国话,你帮我工作怎样?”

  小林宽澄在后来回忆说道,他从一名侵华日军到反战人士的转变,动机和过程很复杂,其中包括民族主义和真理之间的矛盾。

  小林宽澄在张昆的帮助教育下,亲身看到了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对正义的追求终于使他战胜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于是向组织提出一个申请,表示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张昆在向组织汇报同意后,便将小林宽澄送往延安进行学习。

  1941年9月,小林宽澄完成了在延安的学习,回到了胶东,和其他被俘的日军小林清、布谷等人,组成了“八路军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并担任反战联盟的支队长和支部书记等职务。

  加入八路军后的小林宽澄,与其他反战同盟成员一起书写、散发反战传单,在日军必经的村庄墙上写标语。他们还写慰问信、做慰问袋设法送到日军据点,在通往日军据点的电话线上接上耳机,给日军士兵打电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

  由于小林宽澄所在的反战同盟,不断地对日军进行宣称活动,导致胶东当地的日军人心涣散,人人自危。

  日军将领为了聚拢军心,日本军方便发出了高额悬赏令,想要以金钱为诱饵,让一些汉奸去干掉小林宽澄。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同盟队员的安全,八路军决定将他们隐藏起来,免遭伤害,便把小林宽澄送到了沂蒙山区沂水县的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队长家里。

  1942年,小林宽澄被调到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工作,由于他的工作积极、忠诚、勇敢,他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反战同盟鲁中支部副支部长。

  1946年,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出任山东省省委书记)的舒同,探望完成任务后患重感冒的小林宽澄,问他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小林宽澄听后高兴地说:“我愿意,我信仰共产主义。”他写了入党申请书,由舒同当入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小林宽澄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干部,负责管理日侨工作,不少被俘的日军士兵、日本侨民,通过他回到了日本。

  1951年,他调任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做副院长,同年在组织的安排下,与一名日本护士结了婚。

  1955年,根据中日两国红十字会达成的协议,小林宽澄携家人回到日本。

  在忙于生计的同时,小林宽澄仍不忘为中日友好奔走,他积极参加由在抗日战争中参加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的日本反战人士组成的“椰子会”,并出任该会的第三任会长。

  2005年,小林宽澄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并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奖章。

  2015年,小林宽澄以“八路军老战士”的身份,再次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庆祝活动,并获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勋章一枚。

  2016年3月26日,96岁高龄的小林宽澄,来到了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在毛主席的铜像前,他饱含热泪,郑重地向着毛主席的铜像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二

  去年,由吴京领衔主演的电影《长津湖》轰动了中国影坛,无可争议第夺取国内电影市场的票房冠军,其中电影里的主角“伍千里”的原型就是李昌言。

  在抗美援朝新兴里一战,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7军80师239团2营4连连长的李昌言,带队捣毁美军“北极熊团”团指挥所,缴获“北极熊团”团旗。

  另一名叫李昌言的胶东八路军敌工干部,在抗战胜利后不久,被胶东军区敌工部派往国民党吴化文部潜伏,做他的投诚起义工作。

  当然,有人说他们俩其实就是同一个人。但由于笔者手头资料有限,特别是这些资料大都是保密的,此李昌言是否是彼李昌言,实在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解放战争初期,敌整编96军军长吴化文错估了形势,追随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

  作为原国民党西北军冯玉祥部下的吴化文是胶东人,在蒋介石的眼里属于“杂牌军”,在抗战时期也曾与日寇在山东战场上进行过血拼,甚至受到中共的赞扬。

  国民政府在华北战场的收缩,让吴化文孤军难支,通过和戴笠沟通,获得了“暂投日伪,保存实力”的指示。其实是属于一个首鼠两端的人。

  蒋介石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后,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陈毅和粟裕率领,组成西线兵团,从鲁中通过鲁西南挺进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经略中原。

  面对陈粟十几万西进兵团大军,国民党吴化文部竟然用一个团的兵力,就敢跟在后面紧追不舍,由此可见,这支“杂牌军”的势力一点不逊于国民党的嫡系主力部队。

  在吴化文忙于参战的同时,我胶东军区敌工部委派李昌言,化名李三聚,打入吴化文司令部,对其进行策反工作。

  当时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中校军需副处长,他为人忠厚,忠于吴化文,加上都是胶东老乡,所以深得吴化文的信任赖。

  再加上李昌言和吴化文的太太林世英是中学同学,又是李昌言的姨表姐,所以李昌言很快便在吴部站稳了脚跟。

  1947年的阴历四月,吴化文部由开封移防济南,增援潍县,5月林世英由徐州来济南,吴化文将潍县战役吃的亏说给她听。

  林世英说:“张天佐被消灭,潍县鬼子建的工事也给打下来了,现在八路力量大了,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但我替你害怕。”

  此时,林世英每天和李昌言见一次面,李昌言常将各地战败消息告诉她,说是秘密电台得来的。

  林世英回去和吴化文谈后,吴化文顿起怀疑,认为这些情况只有高级将领才知道,否则一定是八路方面的消息。

  农历六月底,济南天气炎热,吴化文骗林世英说:“你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给我找个出路,将来好不当俘虏,你如知道八路地下工作人员地址,叫他来见见面。”

  林世英喜出望外,找到李昌言连说:“成功了!成功了!”

  李昌言却不敢苟同,劝她切勿轻信受骗,千万要注意,不要吃亏。

  在过于兴奋的情形下,林世英把李昌言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吴化文谈了,吴化文听后默不作声。但第二天喝醉了酒回家后,向林世英发脾气道:

  “你我多年夫妻,你今天真是共产党?我风里雨里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剿共。你如果和我还是夫妻,就招出李昌言住址,否则就此......”

  林世英坚决的答道:“我就是共产党,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吴化文拔枪欲射,

  吴父连忙抢进门来,将枪夺下。

  七月底吴化文借口“部队即将南下,我同空军闹别扭,今后情况紧张,空运不便,故你们先走。”决定将父母、妻子、儿女送往上海。

  林世英无奈之下离开济南,李昌言便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吴化文,内容主要是警告他,促其醒悟。

  8月2日,吴化文急忙找到李正言,很客气地说:“我部队内发现匿名信,很可能有人暗算我,在目前形势下,不得不与他们拉关系...你知道有个名叫李昌言的同乡吗?他如有胆量,我们见见面,无胆算完。”

  次日,一身是胆的李昌言便来到了吴化文的办公室。吴化文很是吃惊,过了两个小时后,辞退左右,将门窗关上,静悄悄地会见了李昌言。

  吴化文客套了一番后,逐渐转入正题说:“和我联系你是否能保守秘密?”

  李昌言回答说:“我保证能保守秘密,吴军长能深明大义,我一定能将你的意思转述给我军首长。近日我就要回去,军长是否能给几张谍报证?”

  随后,李昌言拿着吴化文签发的证件,身着便衣出城,第一时间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为了争取吴化文,济南市委得到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指示后,成立了争取吴化文起义领导小组。

  1948年8月初的一天中午,代号124的地下情报员辛光得到单线领导黄志平同志的通知,马上返回机关。

  按照指示,辛光换上便衣,带好所有证件,和黄志平一起来到市郊南山中共济南市委所在地,参加了由市委书记张北华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

  李昌言用一口浓浓的胶东口音,介绍完这几年在吴化文身边潜伏的经历。

  副书记蒋方宇布置说:

  “市委决定派黄志平同志为我华东野战军的军代表,辛光同志为黄志平同志的助手,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驻吴化文司令部。昌言同志暂时不要暴露身份,有时还要以吴化文的心腹身份出现,帮着吴化文说话。上级批准你们三个发生横向的关系,成立党小组,由志平同志任组长。

  谭震林政委还说,对吴化文要求不能太高,在战斗中他能让开一条路就不错了。

  现在摆在吴化文面前有上中下三策:

  上策,按他信上所说的,由他在内部单独解决济南问题;中策,让出阵地或通道;下策,是顽抗到底。”

  曾定石接着话茬说:“虽然你们三位同志深入虎穴,但也不是孤立的,华东局饶漱石政委很关心此项工作,他要经常听汇报。我们外部也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就是方宇同志,另外有饶政委的秘书和我。”

  说着,他把一本电报密码本交给黄志平,“这是我们搞的电报密码,是乱码。给你们一本,另一本在方宇同志那儿。电文用这两个本子上的乱码编译,其他人谁也译不出来。你们进入吴部后,首先争取弄到一部电台,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天不亮,三人小组便启程进入到济南市区,装扮成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趵突泉西邻张家花园会见吴化文,并从吴化文那里接到电台。

  电台架设在吴公馆西南角的小平房里,他们三人围坐在桌子旁译出电文:“吴化文将军:请注意十六日和十七日。”下面落款是陈毅和饶漱石的代号。

  就这样,靠着一部电台,敌方的情况得到及时传递。

  在虎穴中潜伏的我方三人情报小组,一直与吴化文翻来覆去的态度周旋。

  有一天晚上,三人决定召开党小组会议,分析吴化文的动态,商讨对策。他们攀上楼顶,俯瞰着将要被我军解放的济南城,心情无比激动。

  党小组长黄志平宣布开会,他说:“我们的处境十分严峻,可能会被杀害,但未经批准我们不能撤退,倘若马上撤退,就等于逃跑。”

  “对!”李昌言也坚定地小声说到。

  黄志平接着说:“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而且还要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现在请同志们起立,举起右手,面对万家灯火的泉城人民宣誓:为了济南的解放,我们准备献出一切,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

  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在李昌言等三名我军敌工干部的积极争取下,吴化文于8月29日送去密电码,与济南市委沟通电台联系。但时时不忘保存实力的吴化文,思想极为复杂,多次徘徊反复不定。

  功夫不负有心人。吴化文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周密安排下,从极度矛盾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在其发动战场起义的天平上增加了重重的砝码。

  1948年9月16日夜24时,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按照原来的约定,西线兵团没有对吴部发起攻击,而是等待吴举行战场起义,配合我军行动,可吴部一直按兵不动。

  吴化文的摇摆直接影响了整个济南战役的进程,时任华野济南战役西线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认为,对于来回拉锯的吴化文来说,不对他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他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

  18日夜11时,华野西线部队对吴部发起猛烈攻击,用大炮向吴化文发起了喊话,在短短20分钟内将其在簸萁山义合营的守军消灭,死伤600余人。

  由于吴化文的炮兵阵地设在司令部大院里,炮兵开火十几分钟后,我军的炮火就跟了过来。炮弹一个接一个呼啸着在司令部大院周围爆炸。

  顿时,司令部大院里硝烟弥漫,飞沙走石。大地在颤抖,不一会儿,电线被炸断了,整个司令部大院一片漆黑,人喊马嘶乱作一团。

  吴化文厉声质问李昌言三人:“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我退出内战,你们就这样欢迎?!”

  黄志平将局势向吴化文讲清后,最后通告他:“我再一次忠告你,北上增援不会成功,邱清泉想八月十五日来济南赏月是白日做梦!我奉劝军座还是执行我军命令,否则将会影响我军整个战役的进展。倘若你的96军不执行我军命令,最后必将被全歼!”

  在一场紧张激烈的争执后,最终吴化文的理智战胜了怒火,连声说:“撤出阵地!起义!”

  为了表示起义的诚意,吴化文提出:“请你们把我的父母、太太、子女全部送到解放军司令部去!”

  偏偏这时电台遭遇故障,黄志平、辛光、李昌言立即奋不顾身,冒着双方炽烈的炮火,穿越布雷区到达西线兵团司令部,宋时轮司令员听到汇报后,西线全面停火。

  19日拂晓,黄志平、辛光、李昌言返回吴部,向其转达了兵团首长指示:希望吴明察大义,归向人民,走光荣起义道路。

  此时,吴化文真切地感到,只有率部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当天晚上9时,吴化文在孔家营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布举行战场起义,率领两万余人撤离战场。

  济南解放后,黄志平、辛光、李昌言三人被华东军区、中共济南市委分别授予一等功和特等功!

  吴化文率国民党整编96军两万余人战场起义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发电,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吴化文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5军,吴化文为军长。

  1949年渡江战役发起后,吴化文率领第35军作为先头部队,迅速占领了南京。其中第一个杀入南京“伪总统府”的,是第35军103师部直属侦察连和104师312团3营。

  想当年,蒋介石靠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起家,没有想到22年后,是国民党起义部队一把扯下了其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升起了解放军火红的战旗!

  以正义、真理瓦解敌军,是我党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作战方式,依靠的是正义和真理的力量,争取的是人心向背,分化的是敌人阵营,体现的是我党领导下人民军队政治上的先进性和感召力。

  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既是我党我军军事斗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又是我党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的胜利。

  “敌军工作部”这一伟大的创举,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台军的反正、投诚或起义,都是正确选择,我们一直鼓励和赞赏,负责这些工作的,就有新时代的敌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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