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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

王东维 王玉 · 2022-07-16 ·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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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艺术是提升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重要元素,延安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高超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一是把握运用语言的艺术,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二是选择有利时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三是选准思想政治工作突破口,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度;四是根据不同对象把握思想政治工作适度,契合了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接受力。

  一、充分把握运用语言的艺术,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

  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实践活动,主要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活动,良好的语言交流艺术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一环。运用恰当的语言有利于阐明道理、打动心弦,激起感情的波澜,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人交流中用语重点突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言简意赅,幽默诙谐、潜移默化,很好地把握了运用语言的艺术。萧三曾经评论毛泽东说话形象亲切、有血有肉,是“能用最浅显的语言说明最深邃的理论与最高深的原则的人”,“他的报告,演说,讲话,是那样明白,浅显,通俗,动人,富于幽默、诙谐百出、妙趣横生,而又那样意味深长,涵义严正,备中肯綮,矢无虚发”,普通老百姓听了不以为深,文人学士听了不以为浅。

  首先,充分把握说理的艺术。思想政治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深刻的道理来赢得对象的认同,把握说理的艺术是思想政治工作运用语言艺术的第一要求,运用语言的艺术主要是要把握内容的深刻性、科学性和真理性,运用分析透彻、通俗易懂的语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和说服力。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为了掌握理论,他刻苦研读、奠定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善于思考、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释当时中国的社会现象,对教育对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一些延安时期过来的干部把毛泽东的讲话与王明的讲话做了对比,认为他“往往能将马列主义那些高难深奥的理论化解为人人可接受的道理,让人听起来虽不如王明那样‘高深’,但却使人感到灵气十足,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成分非常复杂,毛泽东非常注重学习群众的语言,面对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语言风格,善于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融会贯通,把深奥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道理,让不同层次的人们都能够听懂并接受。爱泼斯坦回忆:“他能够把十分复杂的战略思想用极简单又极深刻的话表达出来,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理解他的话的意思和道理。这不是某种把事情简单化的手法而是一种才能——他的头脑非常清楚,又能简明地形象地去说服别人。”新西兰记者勃脱兰听完毛泽东演讲,认为“他的特点,就是他的讲演从不高出于他听众的水准。虽替我们在瓷杯里泡茶的十二岁小鬼,也能懂得”。国内记者邓静溪也曾这样评价毛泽东讲话:“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

  其次,充分运用生动形象、幽默风趣语言的艺术。运用生动形象、风趣幽默的语言能够增加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到抗大、陕公、鲁艺等学校讲课,他博览群书、知古通今的风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他在抗大讲课用西游记中的唐僧、猪八戒、孙悟空的品格阐释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训,让大家很容易理解其内涵;在鲁艺讲话把文艺工作者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教育、引导他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讲到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比喻对付蒋介石就要像陕北农民赶毛驴上山那样,采取牵、推、抽并举的方法,令不少聆听过他演讲的人终生难忘。第一个来陕北访问的外国记者斯诺看到毛泽东讲话颇有幽默感,“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美军观察组负责人谢伟思评论,“他的谈话总是妙趣横生,引经据典,一针见血,出人不意。他似乎不加思索就立即得出恰当而明确的结论,把谈话引入难以预料和变幻无穷的境界”。

  再次,充分运用手势和表情语言的艺术。手势和表情语言的丰富性能够给人们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运用恰当的手势和表情语言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愉悦性和感染力。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手势和表情语言吸引听众注意力,加深听众的记忆,这一点给美军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包瑞德记述到:“他给我留下一个极为好的演说家印象……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在谢伟思即将离开延安前夕,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来到“迪克西使团”的住处找谢伟思谈话,“谢伟思的同屋回忆说:‘我感觉就像是看一部没有字幕的外国电影。’他像着了魔似的坐在小小的窑洞里,听他们一气谈了几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在讲……他讲话时语气激昂,不时做手势强调一下意思。但大多数动作集中在他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可谓是声、情、思并茂;时而微笑,时而点头,一会儿皱皱眉,一会儿转转眼,间或眯缝起眼睛做出一副怪相,忽而张口瞠目做惊讶状,忽而又显出犹豫不决的表情,话语该停则停,该顿则顿,恰到精妙。’毛终于做完了他的表述,谢伟思的这位室友后来承认,自己当时‘很想鼓掌’”。

  最后,真诚的语言态度。真诚的说话态度能够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让人感觉到可亲可敬,更容易赢得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认同和支持。在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一些无辜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打击,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在党内外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为了消除大家的误会,赢得大家的理解,毛泽东的真诚道歉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中共如何在‘抢救运动’之后再次赢得知识分子的忠心呢?很多回忆录对此的答复是:毛泽东的真诚道歉。在1944—1945年,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抢救运动’致歉,并对所有错误承担责任。被冤枉的‘特务’或许由此得以释怀,继续跟随中共。人民宁愿相信毛泽东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这使他在党内赢得了更多的信任”。

  /二、选择有利时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如果时机把握得好、把握得恰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因此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时机非常重要。延安时期,毛泽东非常注重思想政治工作时机的把握,每到革命的重大关头他都能巧抓机遇、抓住有利时机教育干部群众,取得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及时是思想政治工作选择时机艺术的首要特点。及时发现人们思想上的问题并加以教育引导,可以起到见微知著、防微杜渐的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每到革命的重大关头都能把握时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确保革命道路不偏离方向。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他及时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认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方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针对当时出现的“亡国论”“速胜论”观点,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一文,科学地分析了抗战的发展规律,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干部群众,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就连国民党小诸葛白崇禧也大为赞赏,将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团结抗战的方针传遍全国,深入人心。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如何解决国共摩擦、共同对付日本侵略成为重要课题,在1941年应对皖南事变中,毛泽东为了挽救时局,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运用“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及时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抗日战争结束之际,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实现和平建国是人民的共同呼声,避免内战是人民共同的心愿,如何避免发生内战成为关系未来中国前途命运的大课题。1945年8月,毛泽东冒着“弥天大勇”、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谈判,令国民党措手不及,这一行动本身就起到了教育人民的作用,群众评论毛泽东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谈判期间,为了让中间派和国统区人民群众知道“谁要打谁要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抓住机遇、利用一切机会广泛接触宋庆龄、柳亚子、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知名人士和中国妇女联谊会、产业界、青年学生等各界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争取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真面目,赢得了民主党派、爱国志士和国统区人民的广泛支持,毛泽东后来肯定“代表团谈判一年之久,工作做得好。谈判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这个目的是达到了”。1946年6月前,为了避免蒋介石发动内战,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宣传打破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增强军民的必胜信念,毛泽东及时调整宣传方向,明确7月以后中心转为能否胜利与如何胜利的问题,应重点宣传“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问题,“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重大关头及时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了党始终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为提振军民信心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适时是思想政治工作把握时机艺术的又一重要特点。适时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敏锐地捕捉特定工作对象思想行为的变化,选择恰当的教育时机,才能产生好的教育效果。毛泽东根据特定群体的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取得了明显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党内,1938年针对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带来的部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适时号召开展学习运动,一方面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另一方面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观点,引导党员领导干部认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总体形势较为稳固,具备了把高中级干部集中起来学习的时间条件和环境条件,毛泽东适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整风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使党内思想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培养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重要一环。1944年12月,针对晋察冀边区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毛泽东适时提出了英雄人物的教育问题:“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瓦解敌军是毛泽东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1945年10月30日,原西北军旧部、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的高树勋将军率部近万人在邯郸前线起义,这一事件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造成强烈反响,毛泽东要求抓住有利时机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1946年10月30日,他还特意出席了庆祝高树勋部邯郸起义一周年大会,具有明显的政治工作意义,通过深入开展对国民党将领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傅作义、陈潜等国民党将领纷纷率部起义,大大降低了解放战争的战损,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知识分子历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难点对象,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大批“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的知识青年来延安,毛泽东倡导创办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学校对青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特别是大批文艺界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后,暴露出了创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等许多问题和矛盾。1942年4月,毛泽东适时组织召开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道路问题,规定了一系列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重大问题,不仅为中国的文艺发展开辟了新纪元,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之一。对普通老百姓,毛泽东也是抓住一切机会给予教育。1947年1月,他利用宴请延安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代表的机会,“号召军民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不要铺张,并强调军民之间、乡邻之间要和睦团结,争取和平光景的早日实现”。毛泽东非常重视抓住机遇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他利用黄炎培、陈嘉庚等访问延安之机,适时宣传党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赢得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同和支持。

  /三、选准思想政治工作突破口,

  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度

  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工作对象思想和行为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主体性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因素,而如何驾驭教育对象、寻找突破口、调动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是一门深奥的艺术。选择突破口重在把握不同教育对象思想上的特点、矛盾及认识上的焦点,通过把握不同教育对象关注的热点、共鸣点、敏感点和疑点,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和精准度。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对不同群体国民实际需求的了解,准确地把握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突破口,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思想政治工作策略。

  首先,通过热点问题凝聚人心。热点问题历来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把握热点问题,通过对热点问题的分析教育人民,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和技巧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我国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毛泽东以此为突破口,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号召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抵御日本侵略,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情感启发了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起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他掌握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心理,激发起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他号召蒙古人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荣耀’。他敦促穆斯林也这样做,以保证‘突厥人的民族复兴’”,毛泽东采取的有效策略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抗战的积极性,非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马克·塞尔登认为“在毛泽东新领导下,共产党成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爱国情绪的最有效发言人”。整风运动中,党内存在各种不正之风,外在表现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但从本质上看都是在教条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克服教条主义成为解决三种不正之风的热点和关键问题。毛泽东以克服教条主义为切入点,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提出思想改造应根据不同对象的情况区别进行,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个别谈话等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起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1947年3月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时,党中央是否会撤出延安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毛泽东要求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并用“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道理教育干部群众,消除了干部群众心底的疑虑,也赢得了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以共鸣点为突破口统一思想。人都是有感情的,赢得情感上的共鸣是思想政治工作找准突破口的重要一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非常注重运用贴近情感、以情感人的艺术,实现了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很好结合。在党内,当时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对党都有着深厚的感情,绝大多数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但在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上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迫切需要有人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予以引导。毛泽东结合中国国情、运用战略思维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论著,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科学地回答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共的领导干部们后来所说:‘我们觉得毛泽东比我们看得远、懂得的多。所以,当我们不理解他时,我们就假定他是对的,而我们错了’”。如陈云就曾讲过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任弼时在整风笔记也讲到,他过去只觉得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读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毛泽东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充分运用自身对党的坚定信仰、理论品格和人格感染等综合艺术,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预见性分析得到了党内外广泛的认同,也对树立他在党内的权威地位奠定了基石。白修德、贾安娜记述道,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在共产党里毛泽东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实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匹比的知识上的杰出”。

  最后,选准群众最关心的议题开展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只有主动触及群众关心的话题,选准突破口做好解释工作,解除群众心中的疑惑,才能增强精准度、产生好的教育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驾驭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艺术,冷静明智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理解和支持,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农民利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敏感问题,寻找广大农民的支持,首先得处理好利益关系。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提出党应该“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战初期主张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消除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疑虑,最大限度地团结了抗日的力量。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一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老百姓中出现了抱怨共产党领导的现象,党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胡乔木认为大生产运动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即发动和组织劳动大军的过程;有外国学者认为:“当毛宣扬共产主义式的自力更生,消灭不劳而获者、市场和货币时,农民们对毛所说的话表示理解,他与他们在一起,与他们在爱国军队中冒着生命危险的孩子们在一起。……农民们把毛的口号理解为他们的牺牲会得到报答,城市的剥削将结束;而这样经过长期奋斗,农民们最后将享受到自己创造的全面富裕和共产主义的丰硕成果。”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3月,毛泽东就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要求“应多从人民为生存而斗争的口号着想,以利群众斗争的发动、深入和继续”,各解放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人民群众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强后盾。

  /四、根据不同对象把握思想政治工作适度,

  契合了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接受力

  思想政治工作要取得实际效果,教育者如何准确把握教育的“度”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教育对象的接受度。只有根据工作对象的实际需要程度把握分寸,包括教育对象要求高低程度、知识文化接受程度、教育内容的深浅度、管理的宽严尺度、对教育对象态度的刚柔冷热等尺度,才能提升教育对象的接受力。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了解宣传工作对象的重要性,“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他结合不同群体的具体情况,把握不同的教育尺度,极大地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效力。

  一是对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性的政党,对党员的教育与管理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在党内,毛泽东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严格的管理制度相结合,实行了非常严格的纪律尺度。黄克功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回复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明确讲到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他“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明确提出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要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在整风运动中,党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了大批干部,对于党内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提出了刚柔并济的方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整风运动期间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统一了全党思想,约翰·鲁曾评价道:“毛泽东对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坚持用组织的和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分歧。”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

  二是对普通群众采取平和宽容的态度。普通群众觉悟程度总体偏低,思想政治工作如果对他们要求太高,势必会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处理不当还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延安时期,广大群众的文化程度、觉悟程度都不是很高,毛泽东非常重视根据群众的接受程度,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美国记者斯坦因见证了毛泽东在边区合作社会议上的讲话,“他讲话时没有稿子,缓慢,用词简单,朴实,就像农民对农民谈家常那样,我觉得他这时比在别的场合还要随便”。1946年4月,毛泽东在讲到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问题时强调党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但应注意不要“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进行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稿上加语:“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三是对国民党将领及中间派采取温和的态度。对待反对党的主张或对党的主张有疑虑的人员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保持极大的耐心、付出更大的努力。抗日战争初期,为了赢得国民党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建立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毛泽东要求部队对他们采取相对温和的政策,如1935年他在对一○六师致电聂荣臻和林彪时讲到,“对一○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面对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要求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1940年2月,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等,认为贺龙致阎锡山电“用语太硬”,“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3月,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王震须注意研究对待中间派的态度问题,“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赢得中间派的支持,1948年毛泽东就关于争取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的电文中要求,对李济深、冯玉祥等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的批评文章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四是对外国友人采取谦逊的态度。对待相对中立的外国人开展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很大,要赢得他们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首先得拉近与他们的情感距离,让他们倾听你的主张,然后做出较为客观的判断。延安时期,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斯坦因、福尔曼、爱泼斯坦、白修德等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谢伟思、包瑞德等外交人员先后来到延安,这些外国人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持有不同的心理态度,毛泽东多次接见了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成员,抓住时机对外国人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他在对外工作中坚持原则、毫不让步,但对待接触的具体的外国人,却非常尊重,采取和蔼谦逊的态度,经常是连续作战,讲好“延安故事”,宣传党的主张,最终赢得了不少国外友人的同情和支持。斯特朗曾回忆到1946年毛泽东接见她时给她讲“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的情形,毛泽东保持“沉着而友好”的态度,“一针见血的语句,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分析和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谈话成为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启发性的谈话”。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回忆:“毛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他的听众。”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友好宣传者,毛泽东成功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主张。

  延安时期毛泽东综合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体现出了非凡的政治魅力和组织向心力,也提升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他所倡导的教育和规范党员、控制官僚、领导和组织群众、组织经济和完成其他许多任务的方法,都得到了系统的应用,并被公式化为中共政治作风不可分割的部分”。新时代我们党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治党治国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工作要以史为鉴、不断从党百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历史中汲取营养。学习借鉴延安时期毛泽东综合运用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代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水平,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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