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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造反催生的基层管理民主:文革期间的生产关系变革与技术民主问题

老田 · 2022-07-17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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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实质民主,不是制订宪法和法律就能够规定和赋予的,而是要依托一个完全革新的干群关系和权力再分配状况,如果没有文革的群众造反带来的内在权力再分配,好话说再多也不顶用,把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重申一万遍也未必见效。

  本文是在一个微群讨论时的发言,稍加整理之后成文。文章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有些造反派现在讨厌讨论阶级与革命,转而走向制度设计?还以极端强硬的态度,不接受说理或者反驳?

  本文倾向于两个原因:一是局限于自身的惨痛经历去回顾文革和历史,看不到在造反派之外的革命成效,同时当然就忽视了制度改进需要以克服阻碍力量为前提;二是反文革势力对于造反派的系列镇压,在其塑造的高成本记忆的反面,促成了一种追求低成本或者无成本改进的执念。本文以长航的革命性改进及其消失为例,粗略地展开了相关差别。

  一、不体现在造反派身上的造反效果——密切联系群众的恢复过程

  如果把造反派的局部体验和经验,放大为支持全局的判断,那就扭曲或者遮蔽了全局的变化和趋势,这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造反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和进步。换言之,就造反派的造反行为而言,确实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包括野蛮镇压,但这确实不是全部的后果,在这个局部之外,生产关系乃至于技术进步的基础改进,还是相当明显的。

  文革期间,因为造反派兴起带来的巨大批评压力,当权派空前觉得保守派很亲,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感觉需要去结合那一部分群众——哪怕仅仅是为了压制造反派的这个狭隘目标。同时,长航与全国一样,还搞了精简机关和大量下放科室人员,长航的很多小干部,是建国后提拔的先进工人,他们自己就有两部分经验——从前的劳动岗位经验以及后来的管理岗位经验,在他返回生产一线的时候,在一个人身上就实现管理与劳动两部分经验的结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的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管理过程与一线劳动者的密切结合,逆转了从前管理过程与群众生产过程和技术改进严重脱节的大问题。

  而真正的技术进步,也真的需要干部、技术人员和劳动者的紧密三结合,从生产技术与劳动过程的大数据中间,寻找一点一滴的进步空间,并进行系列化的相关改进,然后才能够落到实处。到了1970年代,航运业包括延伸到造船业,出现了真正的革命性变化,在造船上把引擎与货仓分开,同样的运输能力,设备造价下降一半以上;然后,在货物装卸与拖带作业方面,推广新的顶驳拖带作业方式,组成船队起运;其中,货仓部分按照装卸需要,可以在港口停留更长时间,而引擎部分和船员则以更快的速度往来——这极大地提高了昂贵设备的周转和利用率,由此出现了更高的资金周转率和装备利用率。同时,对于船员必须跟船从起点到终点的旧作业方式,也进行了变革试点——此后船员主要跟随拖船而非货舱完成作业,配合了长江航运分段拖带的改革,武汉起点的上水拖船只到荆州、下水只到九江,这样,船员能够在装备利用率极高的条件下,一个星期左右往返,不需要长期离家在外。

  对照改开之后的变化,就更能够说明问题了。1970年代末期,放权让利的改革开始,长航很短时间就基于垄断地位和定价权,就搞了恶性涨价带来对外竞争失败和快速死亡(恶性涨价加快了铁路公路运输对水运的替代过程);在内部改革中间,则搞了层层分红并带来无穷的分利不均和瓦解人心;时至今日,长江上再也没有一条长航的船了。与长航消亡紧密相关,是文革时期实现的造船业革命,以及运输作业上以顶驳拖带编组船队的运输作业合理化方式,也全面终止,造船方法又回复到单船单机的高成本老路上,船员跟船也全面恢复从头跟到尾的反人性套路。1980年代开始的三峡工程论证中间,要求船闸能够通过万吨级船队,这是长航基于文革时期运输作业技术革命成果提出的要求,在三峡建成之后,一个万吨级船队都没有等到,甚至连相关的运输作业合理化成果,也完全丧失了。

  从表面上看,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多数是在造反派被审查或者关学习班期间完成的,造反派直接参与的也较少,多属于当权派紧密结合保守派群众的成果。但是,造反派所起到的作用依然是决定性的,当然造反派自身的作用相对隐晦——作为一个外部的有组织批判压力,促成了干部放下架子,重回生产一线,并主动去紧密结合劳动者与生产过程,在管理民主的基础上推进了技术民主,在技术民主的基础上促进了革命性的制造技术与作业程序变革。这样的案例仅仅说明,造反派只是一个局部,其自身的遭遇本身,还不足以全面体现和评价文革的相关问题,其造反行为带来的影响也不是只有自己吃亏这个片面。

  二、当干部面对着组织化的群众:制度改进的依靠力量在哪儿?

  经历过文革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之后,1970年代各种单位内部的管理中间,哪怕是作风恶劣的干部,也感到很难延续从前的粗暴作风了。有个老工人告诉我说:我们厂从前最爱骂人的车间主任,现在说话都很好听了。当权派“主动”改进管理作风,紧密结合保守派群众,这些进步应该说相当普遍,但获得这样的改进,也是付出了巨大成本的,不过是造反派单方面背负了这个进步成本罢了——还有些是以自己的牺牲才带来政治上的点滴改进。

  当然,干部作风的全面改进,极大地缓解了劳动者的“政治贫困化”体验,很多老工人由此陷入政治上的“无事件境界”——似乎除了工资低点就没有啥子事儿了。这个恰好是邓小平改开的社会民意基础。

  喜欢制度设计的人,可能看不起这些基层发生的实质性变化,也不认为这个有多少“制度”价值。但是,对于身在局中的劳动者或者下级而言,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民主,群众不怕官了不说,官反而要矮下身段迁就群众了,甚至,还不得不,比从前更多地为群众着想了。

  我个人赞成农民的说法——“天高皇帝远”,宏观制度设计也许有用,但比较间接,个体的政治体验,主要是与实质民主建设或者“政治贫困化”的缓解有关,而这需要微观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变革。文革带来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有了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当权派就去紧密结合保守派群众——在心理上和需要上都更亲近那一部分群众了,不得不“主动和自觉地”恢复了这一部分的群众路线;然后,还不得不面对两部分——造反派和保守派——有组织的群众,去重新检点自己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是一个内在的权力再分配过程。真正的实质民主,不是制订宪法和法律就能够规定和赋予的,而是要依托一个完全革新的干群关系和权力再分配状况,如果没有文革的群众造反带来的内在权力再分配,好话说再多也不顶用,把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重申一万遍也未必见效。

  有人说文革有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规则,二是无政府主义,这种状况大量存在,是实践深度不够的结果,在后续发展确实应该优先关注这些,把成功的成熟经验,都条例化形成规则;然后,也需要在群众的参与和经验中间,逐步引导出共识,给各种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设立“否定清单”,逐步实现大多数人的自觉;而各种投机现象还能够获利的可能性,也应该逐步得到遏制和消失,达成规范和提高。

  要评价和分析文革,最后就归结为一个这样的基本问题:社会或者制度改进,是依靠精英或权贵自上而下施与阳光雨露?还是反过来,依靠有觉悟的群众组织起来斗争,为自己的较好处境而付出自觉的努力奋斗?文革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局,就是以历史隐喻现实:要争取一个较好的未来,可以依靠谁?清官靠得住吗?

  三、为什么有些造反派刻意地“忘记了毛教员”

  今日应该说已经实现了雇佣奴隶制的普遍化,没有什么民主可言,选票真的屁用不顶。正是毛教员的变修走资预言全面实现的今天,一些亲历文革的人,反而从思想上和感情上都疏离了毛教员的思考,甚至还否定了自己的历史经验和贡献,转而喜欢一些大词和顶层设计——试图透过设计新制度去解决相关问题,而不是透过斗争求得进步。

  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群众造反根本性地威胁到官僚阶层的利益,迫使他们放弃特权,甚至不得不“假装”深入群众,这样的损害和贬低,催生了反向的镇压愿望和行动,很多造反派由此付出了极高的个人成本——包括家庭离散和职业生涯终结等等,还有无穷无尽的批判和“五不准学习班”审查。为了规避这些惨痛的记忆,本能地追求一种低成本乃至于无成本的改进方案;这样,实际上就走向了一个追求制度自己起作用,无需革命或者造反这样的高投入、也能够获得高产出的梦想;然后,就间接地否定了自己的历史和经验,转而在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顶层设计领域发言——殷切地向往一个没有革命性投入的进步。显然,这样的制度设计偏好,是与嫌弃造反带来的高成本与牺牲有关的执念,然后,从追求低成本这个执念出发,还全面改造了自己的记忆和追求——把自己惨痛经历比附为缺乏合理制度保护的恶果。

  但是,在涉及到重大利益调整的方向上,制度设计和制度自行运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剥夺一种重大利益,如果没有真实的斗争和力量对比的实际改变,就不可能“强迫”既得利益者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文革造反派屡遭镇压,实际上是其对于特殊阶层根本性利益的威胁带来的“系统反扑”,而镇压造反派的各种手段和力量凭借,实际上都是不合法或者违犯政策的,之所以还能够如此,显然,是反对造反派的势力,能够在政策和法律许可的空间之外,自行创造出“违法行动空间”,还能够找到各种集结反对造反派力量的方法,有能力把力量投入使用并一定程度上规避违法成本。

  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权贵结合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可以随便划右派或打反革命,这个非法行动空间,会逐步地改变机会分配格局:奖励溜须拍马的,苦了当牛做马的。这样的小圈子异化,虽然不属于政策和法律许可,但是,却能够在现实社会中间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地盘,并损害越来越多的人的正当利益。这个非法利益的扩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制度和政策难于制约的,这显然是现实的力量对比有利于那些人,从而他们能够开辟法外空间还难于被制裁。

  不惟如此,一些造反派从嫌弃高成本出发,转向低成本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假定:有可能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完全剥夺反文革势力的策略空间,这个幻想显著地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镇压造反派的势力也同样是在“法外空间”选择策略并集结力量的。时至今日,镇压造反派的各种手法,在官学主流那里,依然不能够公开讲述,原因不在于别的,因为这些手段和方法,不仅违法政策法律,很多做法还击穿了道德底线。

  在很大程度上,非程序的造反之所以需要,主要原因在于:已有的制度性规范力量,很难节制各种有能力创造“法外空间”并越界捞取非正当利益的系统行为,所以,需要在程序之外重新集结力量去平衡去野蛮生长的力量。同时,前文长航的案例还揭示出:在制度的合理改进空间之内,有利于多数人的改进措施,往往联系着各种下里巴人的经验和要求,如果没有某种强制性的力量,新加入进去起作用并施加“外力”推动,仅仅依靠掌握制度和政策那种体制性的力量,这些重大改进潜力,一样会被长期忽视或者埋没。

  四、作为一种镇压效果的低成本制度设计执念

  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还对社会进步存有希望和热望,也还没有停止思考的造反派,往往会产生以某种低成本路径去改进制度的执念,向往制度改良方面的低投入和高产出,从而就转向制度设计而非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这恰好体现了“镇压与高成本”之下的常规效果——让你以后永远都不敢设想再造反和再革命了。“造反是杀头的罪名”,历代统治者都赋予造反者无穷责任和最高成本,其追求和警示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很显然,高成本会产生反向的执念和追求,造反派当然不会完全例外和免俗。

  而喜欢搞制度设计的人,应该读一读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间关于政治科学的部分。据我所知,目前学界有关政治制度“可设计性”的相关认识,还没有超过他的。

  曼海姆的看法,包含两个重点,一是他发现官僚保守主义者的惯习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理解为行政问题,呈现出行政权力一贯地反政治状况;他接着分析这种系统性的认识误差如何发生的,他说国家政治生活中间,真正具有成熟经验指导可以条理化的,只占一部分,另外部分领域,则处在未知和缺乏成熟经验指导,或者处于竞争者相互争夺的状况,要强行条理化或者框定这些,实际上都是以想当然去规范现实。

  在曼海姆看来,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和主张,都与特定的立场和角度有关系,对此需要有自觉。说自己有绝招或者普世真理的人,实际上是弄不清自己站在哪儿说话,针对了什么,又遗漏了些什么。

  地产豪强任志强讽刺过“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我们看到,这个状况还很常见,这没有任何奥秘——草民最希望一个公正的制度,毕竟,草民是生活在制度之下而非之上,而土豪们高居于制度之上,他们有能力追求各种越界乃至于非法利益——所以制度越模糊甚至没有才最好。

  不过,在亲历过文革的造反派中间,以制度设计热望体现出来的低成本改进追求,则是一个巨大的扭曲——体现为一种镇压与高成本产生的附带后果。当然,亲历者可以反驳说,你们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不管腰疼还是不疼,都改变不了根本性的利益改进,需要以抑制豪强的既得利益和越界力量为前提条件,而这个条件,在制度范围内往往难于集结起来并起到作用,所以革命和造反就和过度压迫剥削一样,成为永恒的主题,是反作用力与作用力之间的关系。背负过极高镇压成本的造反派,如果有一部分人形成嫌弃程序之外行动和相关高成本的执念,乃是阶级力量博弈必然会有的结果;虽然不值得为此感到奇怪,但是,依然需要指出,他们所竭力推广的那个设计:不需要反作用力的集结和起作用,以制度设计就能够抑制作用力的捞越界,那终究不过是基于执念的幻想。

  阶级和阶级斗争,总是体现为权贵豪强主导的作用力和捞过界,为此,受侵害的民众,不得不参与反作用力的重新集结过程,同时还只能够找到一个背负极高成本的力量运用方式。这个规律在公有制社会中间,一样是存在和起作用的,所以,毛教员的判断依然是唯一有道理的判断——奴隶创造历史而非英雄创造历史,而依据文革的经验,还需要补充的是:奴隶创造历史并带来进步的过程,往往需要以革命者自身背负高成本为代价。

  作为斗争规律的补充和附带部分,豪强权贵会不加节制地打击革命者及其带来额威胁,然后把造反说成毫无作用只会有坏处的方法,应该信托精英和制度才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结果,在部分革命者中间,也会形成嫌弃高成本的小小支流,还会以较为隐晦的方式,去曲折肯定顶层设计和精英垄断的合理性——当然这一次是站在底层视角的好设计,显然这样的好设计一时还找不到强制豪强遵循的路径——如何让中南海听命的通道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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