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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前三十年国营企业内部的身份认同、制度约束与劳动效率

十年非梦 · 2022-08-11 · 来源:十年非梦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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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职工的劳动效率问题,长期以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时企业内部物质激励的缺位,带来工厂生产过程中懒散状态的普遍存在和劳动效率的低下。本文基于对若干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深度访谈,强调应该在由一系列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所构成的特定情境中,重新认识国营企业劳动管理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文章将论证,当时影响工人日常生产行为的,不仅有政治压力、规章制度和同伴监督等约束手段,同时更为重要的还有源自国营企业职工特殊地位的集体意识、对本单位的认同以及由精神刺激所带来的晋升机制。工人在工厂劳动中的具体表现,根据这些约束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因时因地而异,但总的来说,除了“文革”初期因动乱导致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之外,在绝大多数国营企业,物质激励的缺失并未导致严重的消极怠工现象。

  1  工人们“单纯”吗?

  在解释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工人们生产积极时,受访者用得最多的,就是“单纯”一词,也就是说,那时的人们,想法很简单:

  那时候人确实听话,纯!纯粹得不得了!和现在比,一个天,一个地。(C3,南京江南造钟厂工人)

  那个时候的风气就是拼命地干,好像不加班加点很丢脸的。那个时候大家看重一种荣誉感,讲究为人民服务,讲究多做贡献,没有讲钱的,是这样一种思想……(N10,广州华侨糖厂技术员)

  那时根本不讲报酬。就闷头干,……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都想多干呢。(B1,北京青云航空仪表厂工人)

  现在想来,过去有点呆啊,脑子不开窍!……工人(自身)的利益摆在后面,国家、公家的利益摆在前面,人都是这样想的,没有先想到自己。(C5,南京水泥预制厂工会干部)

  至于工人们为什么显得“单纯”,受访者提到一些明显的原因。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平时的政治学习和思想工作,也对公众的政治和道德意识,产生一定影响。思想教化的核心,是大公无私的品德。宁波港务局港口机械厂的一位检验员,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那个时候大家积极性是很高,主要是大家没有私心。领导啊工人啊都没有什么私心。你要是说一点没有就夸张了,但是的确比较少。那个时候主要靠教育,50、60年代很多教育的,什么学雷锋啊,学陈永贵啊”。他以自己为例,有一次检查汽车,车辆突然起火,他不顾危险,抱着起火的部件,从汽车上跳下来,使脚部严重受伤。山东胜利油田的一位退休工人回忆,他们在“石油大会战”中顾不上家,“家就在厂门口,但是大家都连续三周不回家睡觉,不脱衣服在厂房打个盹就再干。”有时“甚至半夜跑到车间干活,那时候叫做好事不留名,做无名雷锋。原因我认为是当时的政治学习使得人思想单纯,就知道干活,劲往一处使。毛主席就是厉害,能把人团结起来”。

  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和定期学习讨论,以及有关思想品德的日常话语,也对普通工人产生无形压力。“文革”军管时期,政治压力更为强烈。在北京某无线电微波设备厂,工人在生产上马虎不得,否则就会被“军管会”扣上破坏军工生产的帽子。前面提到的武汉葛店化工厂,军管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工人被编入军事单位,受到严格控制。

  工厂生活的政治化,在工人中产生压力和不安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机会和动力。正如受访者经常提到的,准时上下班,在工作岗位上恪尽职守,义务加班加点,工友之间相互帮助,积极改进生产技术等,这些都是一个人奉献于企业和爱社会主义的表现,关系到个人的上进机会,如入党入团、评为先进工人或劳模,成为工农兵学员读大学,或者由普通工人提升为小组长或部门领导。

  2  单纯背后:身份、地位与自我认同

  宣传教育和政治运动确实是动员民众的有力手段,运动高潮时期尤其不可或缺。然而,仅仅靠这些手段,并不能维持工人群体的长期的、日复一日的生产劲头。其他一些因素,尤其是工人们所处境遇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自我认知,也会影响到生产中的表现。一些受访工人说,他们积极工作,是因为自己是“解放以前过来的人”,有“报恩的思想”,因而会做好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就是哪怕是加班加点,都是要把任务完成的,都是单纯到那种程度”。

  这种幸运和感恩的心理,在从农村招募来的工人中尤为强烈。50年代后期实施的户籍制度,不仅带来城乡居民在就业和福利待遇上的巨大差别,而且阻止了人口自由流动,使农村居民极少有机会成为国营企业职工。因此,与身后众多农村青年相比,那些“跳出农门”的职工,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努力工作成了他们保持职工身份和寻求升迁机会的唯一途径。前面提到的广州沥滘码头做水泥预制件的许多工人,便是从农村招工过来的。他们感到“满足”:“从农村来到城市,进了大型国企,成了职工、城市居民,生活问题国家会负责保障,又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所以有一种荣誉感。所以大多数人的精神很饱满,这跟现在唯物质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别”。

  对于城里人来说,进入国营企业也很重要。在60年代和7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很快,国营企业的就业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待业者,只得到地方政府办的集体企业中工作。集体企业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重,1957年为26.5%,在“大跃进”时期因急于向国营企业过渡,曾降至15%,但是到60年代很快升至30%—33%,在70年代保持在27%—30%之间。国营和集体企业在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上差别明显。福利待遇尤其是就医方面的差别则更大。另外,国营企业的职工,无论每个月做多少,都拿全额工资,而集体企业的工人,只有完成了当月的全部任务,才能拿到全额。国营企业的女工在56天产假中拿全额工资,集体企业里的女工只拿50%。此外,国家政策禁止工人在集体企业和国营企业之相互流动,工作调动只能在同类企业之间进行,从而固化了两类工人之间的差别。集体企业职工感觉低人一等,士气大受影响,武汉工农服装厂的一位退休工人因此“自认倒霉”。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营企业的职工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种感觉在中央直属的大型国营企业或军工企业中,表现尤为强烈。北京第768厂的一名职工这样描述自己:他当时到各地出差,常带有一张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公章的介绍信,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出示一下,总能得到热情接待。石油行业的工人,也因为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工资比一般行业要高,在社会上普遍受到尊敬。

  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在就业、工资、福利和岗位流动性方面的不同待遇,产生一种无形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障碍,影响各自的自我认知和相互态度。国营企业的职工不时会流露出一种自视高人一等、对集体企业职工不屑一顾的心理。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除了由家庭出身标签和阶级斗争话语所强化的不同的政治地位之外,影响人们的集体意识的,还有由城乡户籍以及所在国营或集体单位所决定的不同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等级意识。对每个人来说,这种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比阶级标签所带来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显得更加真实和强烈,尽管它在公开的政治话语中被人人平等的辞藻所掩盖。以婚姻为例,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别和障碍,使城乡居民之间的通婚几乎不可能;同样,国营与集体企业职工的不同待遇,也使这两个系统的职工之间要建立婚姻关系,十分困难。我们所访谈的退休者反复提到,在找男朋友时,女孩子多回避集体企业的职工,因为后者的工资、住房和其他福利都差。相反,国营企业的男职工有着明显的优势,“单位的小伙子找对象都容易找,姑娘都乐意嫁”。一位受访者的说法很典型:“我们是国营企业,是大单位、福利好、工资高些,找对象也好找”。女职工找对象时则更加挑剔。上海解放塑料制品厂的一位女工回忆说,她曾拒绝了某位民警的求爱,因为跟她相比,“他条件不好”。

  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等级和不公,对国营企业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工人的自豪和优越感,加上生活来源上对本单位的全盘依赖,使得他们对所在单位产生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当然,这种认同还不一定带来社会学意义上的团体凝聚力,因为工人们无法选择是留在这个群体,还是离开它去追求更好的报酬和待遇;工人们之间也不一定会像有着高度凝聚力的团体成员之间那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相互吸引着。然而,在促使工人们遵守所在群体的准则和职业道德、保持士气、恪守职责、提高生产绩效方面,工人们对单位的认同,跟社会学家们所讨论的团体凝聚力,在功用上相差并不太远。已有不少社会学作品探讨了成员认同对于任何组织维持其运转的重要性。工人对自己所承担的工作或所属组织的认同感,被认为是“愿意勤奋工作的唯一源泉”;就组织的运作效率而言,团体认同所起的作用,跟个人谋取金钱报酬的动机同样重要。换言之,认同担当了另一种激励手段或控制工具,促使团体成员投入角色。在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由于物质激励几乎不存在,工人们对所在单位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在激励其勤勉工作方面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

  3  “以厂为家”?工人的忠诚度问题

  然而,对单位的认同,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它的忠诚。这里所谓的忠诚,社会学上通常界定为“遵从个人所在的社会单元及其目标、标志和信仰”,或是“遵守集团内部的规范和真诚对待集团成员”,或是“关心团体福祉甚于关心个人福祉”的承诺。不必说,一个群体或组织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员的忠诚度。因此,这里要回答的是,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工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所在单位保有忠诚?

  整个毛泽东时代,政府和企业都在向工人灌输工厂“主人翁”的意识。在所有厂里,一条常见的标语是“以厂为家”。

  把工人的忠诚仅仅归因于他们的想法简单或单纯,不能真正回答问题。当然,要就工人对所在单位的忠诚度问题做出一个可靠的判断,尚有待一个大范围的涉及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职工的系统调查。尽管如此,我们的有限访谈结果仍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说,以下这三类人对企业的忠诚度相对高些:首先是厂里的精英、骨干,包括厂长、书记、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和小组长等各级领导,还包括一些党员、先进分子和劳动模范,他们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对企业比普通员工更为忠心。其次是那些在厂里干了几十年、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比感受很深的老职工。他们对企业的依恋也比一般工人更强烈。

  工人对企业的忠诚,还跟他们在生计上全面依赖单位有关。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当时虽然物质水平较低,但是职工不愁吃喝,生病了也有职工医院看病,还是很无忧无虑的,所以大家对企业的感情很深,不会损公肥私,厂里的东西就和自己家的一样,很爱护”。

  相比之下,那些对单位的忠诚度较低的,可能是以下三群人:一是那些对自己期望值很高但无法实现抱负,从而对所在单位和自身状况产生不满的人。二是那些一直粗心、失职、懒惰,不时给同伴带来烦恼或给单位制造麻烦,受到领导批评、同伴嘲笑,乃至纪律处分,直至被开除的人。三是那些日子过得艰辛、劳累的工人。他们整日埋头工作,顾不得其他事情。最后,有相当一批普通工人和一些不指望晋升的底层干部,既不失意也不满足于现状。他们对企业的态度,处在明确的忠诚、感激与失落、愤恨之间。

  为了进一步估计工人对企业的忠诚度,让我们看一下受访者对他们是否经历或见证过任何损公肥私现象这一问题的回答。大约50%的访谈对象否定损公肥私在本单位是一个严重问题。他们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仍是工人们思想“单纯”。据称,当时很少有人把厂里的产品或其他东西拿回家,因为他们“珍视企业的财产”。第二个原因是厂里的东西即使拿回家也没用。第三个原因是工人之间的相互监督和严厉措施。上海钢铁一厂的一位食堂厨师说,任何人从食堂拿东西回家,一旦被抓住,须赔偿相当于所偷东西价值100倍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会被开除。

  损公肥私现象最严重的地方,往往是食品加工厂和单位食堂。不过,在承认单位存在损公肥私问题时,绝大多数受访者强调这只限于少数人。

  在食物、住房和其他生活物资紧缺的时代,人们很可能利用工作之便,发生自私自利的行为,食品加工厂和单位食堂更容易成为化公为私的场所。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国营企业职工看起来兢兢业业,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受政府宣传而变得“单纯”,更可能是由于以上提到的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无论干部、职工,损公肥私的空间都相对有限;对大多数工人而言,他们所生产的产品是自己无法消费和转手的。第二,即使这样做,也得不偿失,因为一旦被发现,不仅仅是罚款了事那么简单,而且更致命的是,在一个脸面比其他任何东西更要紧的社会中,还不得不面对丧失自身地位和声誉的风险。因此,面对自肥行为,绝大多数干部职工不得不三思而行。概言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国营企业乃至整个社会,比起后来的贪腐之风盛行,之所以显得纯洁些,与其说是因为工人们所断言的单纯、忠诚,不如说是单位体制和客观环境限制了他们的行为抉择。

  4  规章制度、生产线、同伴压力

  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工具,规章制度和其他纪律措施,对劳动管理也是不可或缺的。提高生产效率的另一项手段是质量控制。毛泽东时代的大多数国营企业,在这一方面均有严格措施。严格的质量控制,并不限于军工企业,在普通的国营工厂一样常见。在宁波和丰纱厂,有厂实验室的质量控制小组定期巡查车间;检测人员经常会取出刚纺出来的纱线仔细查看。工人的工资级别,也跟纺纱质量直接挂钩。

  最后,我们在理解工人的生产表现时,还必须考虑机器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在大多数工厂,制造过程采用生产线或装配线的方式,每位工人执行一项特定任务,或作为整个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与本组工人做同样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迟到、早退或懈怠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影响整个生产线的进度。诚然,总有一些人想在工作时磨蹭,或者天生手脚慢;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负责人就得把他们调离生产线,分配其他任务,诸如分发工具、制服或清洁地面等。

  由于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通常以团队的形式,为同一件任务或同一条生产线一道工作,他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对生产线的顺利运行必不可少。再加上同一组或同一生产线的工人,通常要为生产中因玩忽职守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集体责任,因此,团队内部势必会对每个人的行为进行集体监督,对公然的偷懒、懈怠加以集体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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