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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的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

章颜 · 2022-08-13 · 来源:文艺批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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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在这一天举行公祭日活动,是为了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然而,就在12月13日当天,部分中文用户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南京大屠杀史料后被封号,相关图片和视频也被删除。

  2020年12月13日是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各地在这一天举行公祭日活动,是为了勿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然而,就在12月13日当天,部分中文用户在推特(Twitter)上发布南京大屠杀史料后被封号,相关图片和视频也被删除。面对早已是国际公认的侵华日军罪行历史,推特给出的“封禁”理由竟是这些资料“无端血腥”。极为讽刺的是,被封禁账号发布最多的图片,是能够很好展示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与暴虐的真实照片——百人斩(百人斩り,ひゃくにんぎり)。这张照片在战后广为流传,也成为侵华日军在华犯下滔天罪行的明证。“当受害者不仅要被肉体消灭,还得蒙受羞辱之苦时,杀戮就融入了戏谑的元素。在折磨和杀戮之事上别出心裁,本身就成了某种娱乐。正因如此,南京大屠杀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件事竟然是一场杀人竞赛,恐怕绝非巧合。”[1]而且与其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物证不同的是,这些图片与影像资料是来自于日本媒体,而且在当年,这些极端可怖的罪行是作为一种英雄行为加以颂扬的:《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连续刊登报道1937年11月30日至12月11日,日军第16师团步兵19旅团第9联队第3大队的两个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在从上海向南京进攻的途中展开的杀人竞赛[2]。但就在2020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同一天,推特却纵容大量日本右翼分子,发表所谓的“南京大屠杀造假论”,散布谣言,无视战争罪行,居心叵测地企图混淆视听。

  百人斩

  南京大屠杀的“恶”,不仅在于二战期间的残酷史实几乎完全摧毁了人类对美好人性、对人道主义的向往,引发了人类对现代文明/伦理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反思;更是在于,即使是与二战历史中最惨烈的节点相比,南京大屠杀仍是极为刺目的历史碎片,它已然成为日本在亚洲战场非人行径的首要象征。然而在84年后,日本右翼仍旧有不和谐的杂音在抵赖和否认铁证如山的史实,这提示我们: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远未愈合的伤口,带给中华民族的民族创伤记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如何再现这段历史,不仅是要务,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既是书写历史记忆和民族创伤,也应该是对侵略者罪行的深度揭示和批判性追溯。

  一、

  “后记忆”时代

  中日南京大屠杀记忆差异与分歧

  1945年8月15日对于我们而言,是侵略者日本走向最终的失败的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向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然而在日本国内,情况却显得暧昧不明,这个日期最清楚的含义被遮蔽。“将8月15日定为纪念日,日本经过了多年的酝酿。和大部分‘被创造出来的传统’一样,在今天看来历史悠久的习俗,事实上并非由历史必要性决定,而是后代人慢慢构建起来的,为的是象征、加强和重塑战败的政治含义。……此外,选择8月15日还因为其他一些巧合,比如盂兰盆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纪念亡灵。”[3]也就是说,在日本国内,8月15日是盂兰盆节,这个节日本就是纪念逝去的人的节日,而在战争中死亡的军人和平民,同样也在祭奠之列,故而选择这一天显得尤为处心积虑和意味深长。在被美军占领期间(1945—1952),日本方面在8月15日并未开展纪念活动,美军也明令禁止参拜纪念战犯的靖国神社,反而会在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签字投降日——9月2日庆祝日本的投降。直到日本在1952年收回主权,才开始举行阵亡士兵纪念仪式。“这次纪念启动了记忆构建的过程,但焦点并不是向胜利者投降,而是集中在了天皇宣布战争结束这件事上。1963年,政府开始将纪念活动作为年度仪式在广播和电视上播送。到1965年,这种世俗祭奠转移到武道馆之后,战争记忆的构建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将盂兰盆节的亡灵同士兵、父辈与子辈的死亡联系起来,融为一体。”[4]20世纪的战争,早已成为各国民族觉醒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个体在战争中的风雨飘摇使得人们意识到家国的庇护是何等重要。于是,遭遇残酷战争的人们对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在不承认战争罪责的政治大语境下,这种认同被挪移和颠覆。作为战败者的日本对文化记忆进行了悄然布局,将战败历史的记忆接驳到对亡灵的怀念和追忆,运用障眼法对记忆进行挪移、改写,甚至清零。渐渐地,日军侵华战争发起方的罪恶感难觅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战争“加害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思想内核。正因为战后日本政府和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使得他们认为在二战中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和屠戮,不过是由一些少数的日本人造成的,与己无关,甚至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侵略者的死亡被覆以崇高的外壳,被哀悼、纪念和怀念。一个典型的事例:早在1996年就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原爆圆顶馆”,和广岛和平纪念馆中收藏的变形的饭盒、玻璃瓶以及人们在原子弹爆炸后皮肉热溶的塑像,以及每年的原爆祭祀活动,无不在诉说着悲惨的记忆。在这里,历史的起承转合被切断,似乎去追问“核弹缘何从天而降”是不合时宜的,在这里,历史就是一个切面,用来挪移和混淆“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整体的历史记忆”。于是,“残暴、嗜血的侵略者”和“悲惨、无辜的受害者”的形象再次重叠交错,变得面目模糊。需要警惕地是,这种模糊化的处理正在很“巧妙”地转移世界人民的历史记忆并慢慢沉淀。

  《终战诏书》单张印刷版

  正因为如此,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的认知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5]。因此,新世纪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再书写,其重要性正是在于对该段历史的“非历史化”,对真实历史的反复操演。同样,这也意味着多重维度上的批判性思维和社会反思困难重重:主流意识形态负载或参与建构的“大众文化”先天缺失的历史真实认知,以及在清偿“历史遗产与债务”的时候缺失的省思和批判。日本方面甚至把这段完完全全侵略的历史,美化为“进步的代价”/“必要的牺牲”——“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6]

  在当下被大众传媒紧紧包裹全面渗透的文化背景下,形成记忆的渠道和方式都有了多维途径,接受和共情都可以在没有地缘和血缘相关的背景中得以产生,历史记忆也就亟需主流文化和政治信仰的多重关照。而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并非一个“深井”中的秘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是发生在各国外交使节和媒体的眼前,而当时各国的传教士、记者、军官/士兵也曾以日记、录像、照片的形式记录下当时的情景。不论加害者采取何种荒诞的狡辩否认和抵赖,受害者一方却不能忘却,正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提出的警告: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文学的叙述或再现是记忆的共同传承,“后记忆”(Postmemory)理论的代表人物玛丽安·赫希(Marianne Hirsch)认为,所谓“后记忆”,并不是重复再现记忆,而是指记忆、创伤经验的跨代和跨代传递结构。与此同时,“政治审美是国家意志楔入个体情感结构的重要手段,国家意志往往通过‘文学’的形式,以感性形象召唤民众”[7]。迫切需要在史实、情感结构之外去寻找历史丰富性,把握内在于历史褶皱中的细微内涵与感觉结构,逼近“历史当事人”的感觉世界,回溯历史的真实。而建立一种历史整体性观念需要重新审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重建历史传统与历史记忆,从而正视历史集体记忆与国家情感认同之间的关联。

  埃利·威塞尔

  玛丽安·赫希

  二、

  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叙事策略:

  微观叙事“求真”与宏观叙事“求同”

  过往的历史已经湮没,但通过文学再现留下的文化记忆却是历史记忆的横截面,如何让不同时代的读者真切感受到已经逝去的历史,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对那段未曾经历过的历史产生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对逝去的同胞深切缅怀、深切哀悼,形成“不忘历史、珍视和平”的记忆共同体,继而产生一种砥砺前行的爱国豪情,是历史题材文学书写者们必须面对并加以认真思考的问题。因此,叙事方式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按照叙事类型的不同,历史题材文学叙事可运用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宏大叙事这一概念来自于利奥塔,同时与语言学密切相关,经过历史学研究的运用之后,宏大叙事的概念有所泛化,解读方式也难以统一,但就整体而言,宏大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具有较为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宏大叙事相反,微观叙事呈现出细节性、多元性、无序性和个体性的特征。

  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具有宏大叙事特征的作品通常体量较大,“宏大叙事”指代一种无所不包(an all-embracing story)的、对人类历史进行总体性叙事。因此,宏大叙事具有整体史的关照和总体性的历史观照。文学创作一旦具有这样的胸怀,可以在叙述和再现历史记忆的时候,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碎片化的窠臼。具体到叙述一段历史,如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也应当具有“整体-部分”意识,也即对历史的“一致性”(coherence)和“统一性”(unity)的信念。在麦考莱、兰克、米什莱等史学家的“经典”史学观念中,“个体史家的著述要有意义,就必须与这部总体历史挂上钩,或者指向这部总体历史”[8]。也正因如此,历史题材文学再现的作品需要有对意义的追求,这种追求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框架性和方向性。其一,写作框架是整体历史框架。牢牢把握民族国家历史,与主流历史、主流文化紧密相连,树立正确的叙事模型,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大框架内,恰当运用苦难记忆对民族自豪感的激发、民族自信心的熔铸,最终型塑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其二,写作方向是爱国主义情怀。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对“本能的爱国心”( Instinctive patriotism)和理性的爱国心 ( Well-considered patriotism)加以比较,他指出理性对爱国心更富有理智,同时也非常坚定不移并且持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犹太族裔通过行之有效的多种文学再现方式的反复渲染,已经使族群记忆获得世界性的同情与共情,让纳粹的罪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们传承、传播、重构甚至“生成”着犹太记忆,文学作为集体记忆的重要媒介,构塑着文化记忆的深层底色因此具有牢固性和不可支配性。正如阿莱达·阿斯曼对于记忆媒介(文字)作用的判断:“记忆的媒介自身并不是决定性的,起决定作用的还有和它们一起发展起来的不同的阐释方法。我们在这里可以把通向不同过去的入口称为路径,一条是古典文本的路径,人们保证这些文本被存储在文字的永不消失的物质性里,并且将在一个跨历史的共时性的共识中被阅读。在这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开创的路径中今天的一位哲学家还能够行走。另一条路径是批判的历史书写的道路,它把文本置于残留之下,并且带着不断增加的时间距离的意识来阅读它们。第三条路径是历史想象的道路,它使残留物在诗学的重构中重新‘获得生命’。”[9]243作为历史创伤记忆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本能的爱国心和理智的爱国心相辅相成,把“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界说的情感”与持久而理智的“真正的理解”[10]结合起来,以爱国主义情怀为写作方向,坚定而不懈地展示历史真相,展现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历史责任和意义。

  《南京大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张纯如 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

  同时,还应当深刻地理解战争记忆在不同国别、不同文化立场、不同记忆集体中展现出的差异性,这就需要有效区分“宏大叙事”和“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后者更为侧重于一个时间段或国别的叙事。也就是说,既要有效指明“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在反法西斯战争史、抗日战争史中的位置,关于它的叙事与整体历史密不可分,紧密相连。如果对南京大屠杀对再现叙事仅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尚有缺憾:“如果幸存者对一个事件的个人记忆与官方的记录出现分歧,那么官方描述就会受到个人记忆的排斥。一种似乎更加合理的假设是,苏联官方对战争的解读完全与苏联人民的经历相一致,因此官方解读才被人民的历史记忆所接受。这种历史记忆深深地内化为个人的历史记忆,尽管有许多质疑之声,但它仍然留存在大多数人的内心深处。”[11]是否能唤起普通读者的情感记忆,是否能内化人民的历史记忆,成为该题材文学书写国家认同建构中的重要环节。

  宏大叙事架起意义和价值的整体性框架,为作品树立品格和精神,具有这样品格的作品是具有感召力的,影响着历史记忆和精神基因的形成。失去内在的整体性框架,无视历史真实的任意写作,是一种“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将歪曲人民的创伤记忆、混淆历史的整体性。微观叙事是宏大叙事的有效补充,恰当运用两种写作方式,使再现叙事更为充满血肉、贴近生活,宏大叙事所自带的意识形态属性,也能够通过微观叙事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宏大叙事指向一致性和统一性,微观叙事展现历史记忆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能够让文学作品在展现斑驳酷烈的历史时避免“碎片化”,建构叙事的“政治—历史框架”有助于培养一种常识性的历史记忆。“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历史过去都丰富了它,而这个历史过去逐渐成为我们的历史过去。阅读接替对‘老年人’话语的聆听,它给予过去痕迹的概念一个既公共又私密的维度。就这样,历史记忆渐渐地和鲜活的记忆融合在一起。在我们自己记忆的那些空白得到填补,它们的晦涩也随之消失不见的同时,让遥远过去的叙事难以理解的神秘性减少了。一种整体记忆的心愿露出头来,它把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聚集到一块去。”[12]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微观叙事将个体生命的遭遇、记忆和感悟纤毫毕现地加以展示,个体的“小历史”正是大时代、大历史的微缩景观,特别是英雄个体在时代中的成长和选择,正是民族所内在的召唤和期待。使读者感受到逝去时代的民族伤痛和危亡时刻的个体选择,正是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协作达到的效果,从而实现历史创伤记忆对国家认同的型塑作用。

  三、

  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叙事突围:

  不容置疑的历史与民族记忆的温度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创伤”这一概念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的意义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创伤的语义扩展为不同方向:从躯体到精神、直接到间接、个体到集体。正因为苦难记忆的恰当运用能爆发出巨大的情感力量,在书写和再现苦难记忆的时候就需要辩证思维和政治智慧。“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列强欺压和侵略予以自觉回应的现代性思潮和运动,其勃兴、发展和高涨始终都与‘日本因素’特别是其连续不断的侵华活动密切相关。”[13]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民族不断实施掠夺、侵略和戕害,是民族的巨大创伤,同时这些苦难记忆,也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重要和持续性的动力之源,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渐次觉醒,同时在这场耻痛交加的历史中,南京大屠杀依旧是其中最刺眼的、伤害最深的一段,这段血的历史,不仅是人民的集体创伤记忆,同时也应当成为“焦土抗战”、凝聚着亿万同胞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在逆境中高涨的奋斗意志与最终实现民族复兴、走向胜利的信念。

  战后,在德国与受害民族、受侵略国的和解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只有真正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行和给他国带来到巨大戕害,并且作出真诚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才能取得谅解、达成最终的和解。福泽谕吉所谓的《脱亚论》,按照子宣安邦的解读,是一种文明评价的两分法:“‘脱亚’这个话语结构,乃是在西洋文明发达国家与非西洋的亚洲非文明国家这一两分法的世界认识中,将日本规定为新兴文明国,并以文明国与非文明国的关系结构来说明日本与其他亚洲诸国的关系的。”而日本的国家志向是“使之于亚细亚的东边诞生一大新的英国”,其他亚洲各国是与日本相反的“非文明国”,“因‘文明进化的先后’而规定了其国家的优劣。”[14]其中的精神内核与德国纳粹是相似的——高贵与劣等、文明与非文明。

  福泽谕吉

  但是颇为讽刺的是,一个志向“脱亚”,成为新兴文明国、以“新的英国”自我期许的日本,却妄图用侵略、掠夺为捷径,迈向它长期以来希望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地位。而长期以来渴求的进步、理性与文明,都在南京大屠杀面前撕掉了虚伪的面纱。日军士兵亲笔记录的1937年(昭和12年)战地日记:“12月19日 晴 今天没有大事发生。第三小队去收拾了前天中国兵尸体,我的脚还是有些痛。大家都说收拾尸体很有趣。”(柳沼和也)“12月7日 清晨六点半向昆山前进。沿途净是敌兵尸体,经过时不禁感慨皇军的努力。”(伊藤喜八)“11月20日这是我第一次杀人,手法非常规范,但刀刃有点受损。没想到我杀人时内心竟如此沉稳……让剩下但人做苦役然后再枪决或是斩首。没有愤怒或兴奋但感觉,看到喷涌但献血很平静。12月15日 在长江岸边观看枪杀俘虏,每批三四十名进行一轮扫射。”(堀越文男)“今天也逮到了一个中国人,他被战友揍了一顿,其中一人把刺刀捅进了他的眼里,红色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被他的坚强所震惊,翻译来了也仍是一言不发。估计是被砍头了。”(目黑福治)[15]不仅如此,在坚如磐石的各类史料面前(包括暴行发生时目睹和加以记录的西方各国领事馆资料和记者的影像、图片记录),却缺乏多种集体记忆叙事,不同的人群和社会群体秉持的视角并不相同,如前述日本人对广岛的深刻记忆,当这个事件在公共话语场域传播的时候,轻易地就成为明确的受害者话语。如此一来,施害者、受害者和旁观者的视角和立场混乱驳杂,使得过去的记忆和认知变得模糊不清,南京大屠杀似乎是“遥远的苦难”,但事实上,幸存者仍在,伤口远未愈合。正是因为政治结构和文化因素但影响,权威、有力、有效地将这些创伤和记忆诠释并传播的方法仍需探索。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当代书写,有着别样的难题,对于这样的民族创伤,如何去再现和回忆,如何重返血色殷红的历史场域,是书写者的困境之一,这些困境不仅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形式,更桎梏着内容的选择。首先,是再现尺度的困境。真实史料已经型塑了我们的前认知,日军侵略暴行的极端罪恶和反人类、反人性,譬如百人斩、万人坑、屠村、屠城、奸淫烧杀与吊诡辱尸,无不在一个最原始而又直接的感官层面设置了恐惧与憎恨。因此,假如叙写方式不加细考,直接加以描绘,反而有可能降低其真实性,因为南京大屠杀的恐怖除了幸存者口述和各国使馆记录以及幸存的影像之外,南京大屠杀的恐怖绝非人类想象力可以完全涵盖的,它在生与死两界之外。由于仅存的幸存者在1937年几乎都是未成年人,他们在幼年、童年阶段经历人间地狱,可以想象他们幸存后的创伤后遗症(PTSD)是如何伴随着成长变成永远不曾愈合的丑陋伤口。

  《南京大屠杀:日军士兵战地日记》

  [日] 小野贤二 藤原彰 本多胜一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于是当幸存者们口述那段记忆时,语言永远无法抵达残酷本身,因为在一个人伦、人性常态的世界里,无法理解也无法想象失伦和兽性的疯狂,因此也就完全以语言再现历史是困难重重的。就正如犹太幸存者戴维·罗赛特将他写的德国集中营时期的报道称为《我们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是再正常不过的表述。正是由于真实经历,使用比喻、比拟有欠妥帖,会分散线性记忆的直叙效果。而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正是由于南京大屠杀令人难以理解的恐怖,使得幸存者们无法理解,只能复述最根本意义上的历史真实事件。尽管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屠犹在性质等诸多方面有巨大差异,但不妨引用阿伦特所直言的,大屠杀展示出侵略者从人类可以转变成兽性人的种类(specimens of human animal)。

  纳粹曾经残酷折磨和杀害的人群绝并不仅仅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的苦难却经由一代代写作者的耕耘不辍,达成了世界性的瞩目关注和同情。藉此,纳粹的罪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从纳粹魔掌下死里逃生的犹太幸存者“见证文学”“见证叙事”,正是再现历史暴行、叙述苦难的民族心灵史的写作。这也是在提示我们,在触及敏感历史的“再现与诠释”“承认与否认”“历史与罪行”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中,“怎么写”和“写什么”同样极为重要。所以作家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创作里,尤其要具备强烈的文学伦理观和正确的书写正义立场。我们也需要留意部分否定和反对战争的记忆书写,它们通过强调和渲染战争给日本普通民众带来的悲惨经历从而否定战争的罪恶。基于战争受害者立场的批判和问题意识,成为了日本战争记忆以及再现战争的独特手法之一。但我们需要察觉到其中的诡辩术成分,从普遍的人性、人道主义角度来回溯战争,展现战争片段,视“战争恶”为激发和触动“人性恶”的原动力、将战争中遭受的伤害和痛苦,以“小截面”来移置战争性质是悄无声息地偷换概念的一种手法。因此,从特定角度切入战争,不仅无法认识整体真相,更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情感的忽视和戕害,甚至和日本右翼战后战争记忆的重构形成了同样的结构——颇为反讽的是,结构上的相似,结果却完全指向不同的结果:战争的罪责被归咎到少数人群,集中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定有罪的那些数量有限的相关领导人,而剩下的军人、幕僚、政府、平民则可以置之度外,甚至可以把自己说成是战争受害者。对历史和过往的鲜活生命,我们都应保有一颗敬畏之心,虽然再现历史和历史本身只能是无限渐进、趋近,但是应凸显历史逻辑思维的严谨性,战争记忆不能在文学书写中面目模糊,斑驳陆离。我们对历史的重述和再现,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还原现场、照亮现实、指引未来。既不能一味地展现暴虐和血色,也不能忘记苦难和黑暗,怀抱理性的真诚,抓住创伤记忆的主流、主题和本质。

  四、

  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的历史任务:

  保存历史记忆与凝聚国家认同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是历史题材文学再现的重要立场。正如丁晓平所指出的:应创造和改造价值观,真正回到历史现场与现实语境中,“完整书写整体的历史和历史的整体”,同时,也要注意以客观的、辩证的、唯物的、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英雄人物的塑造,必须要牢记历史叙事是十分严肃的事情,要塑造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人物,因为这关涉着民族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是国家主导价值观的表达、对人民价值观的引导。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坚决反对调侃崇高、扭曲道德、颠覆历史的写作方式。因此,民族的共同记忆和认同塑造,无论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层面都同等重要,在融入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获得文化维度的自身合法性。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品质与话语形态与时代产生深层次的互动。大体呈现出四个阶段:战时创作期、沉默期、中日邦交阻隔期、“后张纯如”时期[16]。这些阶段的产生同时也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文学作品本身的功能相关,战争在当下被重新叙述,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构、重塑。同样,将过去的灾难和创伤重新提起,使读者了解未曾谋面的同胞的遭遇,感受到祖国曾经受到的艰难险阻,感受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不易,感受到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进而对民族和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张旭东曾指出:“‘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不是没有答案的字谜,更不是知识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主义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投身乃至献身中积累了经验、观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从民族主义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与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17]历史创伤记忆成为全民共享共有的共同记忆、集体记忆,这正是对国家历史产生连续性认知、认可,并进一步激发国家认同的过程。国家认同,是指国民对于国家的政治道路、历史文化、核心道德观念等方面的高度认可,从而产生的一种归属感,同时,也是主观上对自我身份以及国家的心理认同、情感皈依。它既是民众心中生发出的一种自然情感,同时也可以通过不断地社会文化渲染得到不断深化。而在国家认同建构的方法与路径中,历史记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纯如

  历史记忆唤起的是集体的情感共同体,“落其实者思其树,因其流者怀其源”,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书写,“‘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Geltungsansprüche)。因此关于回忆的问题也就深入到了政治动因和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核心。我们面对的是一汪原液,从中可以塑造身份认同,创造历史和建立共同体。文化学的记忆研究摆脱了对于记忆术及记忆的技和能力的追问,发现了回忆作为行动和自我阐释的发动机的巨能量”[18]。在这种集体性的体验、情感、表达与重构过程中,冲突和分歧都可以融汇于对家国的爱,这种爱的激发是共轭于对祖国曾经对苦难历史的理解,对祖国母亲深切对爱唤起对同胞遭遇戕害的痛,不仅能够深切体会创伤历史,同时也能够珍视当下,面向未来,践行爱国主义的真情实感。南京大屠杀作为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的一页,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创痛,更应当成为全人类感同身受的创伤记忆。为了捍卫人类的道德、伦理和正义,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文学创作中必须树立和牢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牢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辉煌记忆,既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序章,激励着人民不断前进,激发人民对祖国的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的深度认同。回溯民族的辉煌历史,展现先烈们、先辈们的做出的巨大牺牲和伟大成就,正是国家认同建构的有效方式。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拥有辉煌的文化记忆毋庸置疑,但也有因遭遇战争的巨大创伤而产生的悲壮记忆。因此,对历史记忆的书写,特别是对苦难记忆、战争记忆的回溯,特别要注意历史感和书写正义。文学创作者要坚定历史信念、站稳叙事立场、高扬人民态度,因为南京大屠杀作为历史事件不容歪曲,牢记历史题材文学叙事的严肃性、正义性、教育性,才能真正创作出有筋骨、有温度、有态度的南京大屠杀文学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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