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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林彪挺身而出支持毛泽东

耿显家 · 2022-08-31 · 来源:新青年8431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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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4月,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尤其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强;4月28日,根据湘南特委的决定,会师红军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根据中央的要求,改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当年红四军的编成:

  第28团,南昌起义的部队;

  第29团、第30团、第33团,湘南起义的农军;

  第31团,秋收起义的部队;

  第32团,原来占据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队。

  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团、第31团,也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支队伍。

  后来,第29团、第30团和第33团在“八月失败”后溃散了,第32团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的时候也基本损失了。所以,第28团和第31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家底子”。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第一个是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第二个是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第三个就是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

  根据1928年6月的中央来信(即“六月来信”),指示红四军前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即军委),以朱德为书记,以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后来的前委、军委之争就是由此开始的。

  而且,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第28团和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第31团,这两支部队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了“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而南昌起义部队只在连一级设立了党代表。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

  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

  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争,朱德出击赣南的意见是相对合理的。当时,在他们两人各持己见、争论不下的时候,陈毅出来做调和工作。柏露会议最终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率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队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出击赣南,外线作战,引开敌军,打破经济封锁。

  罗福嶂会议前,红四军部队进行了改编,部队改编为两个纵队:

  一纵队由第28团、特务营合编,纵队长林彪,党代表陈毅;

  二纵队由第31团编成,纵队长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

  当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分兵,他认为,只有整个红军主力在一起行动,才不易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开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朱、毛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坚决压下分兵意见,决定不讨论这个问题,引发了大多数人的不满。

  最后,毛泽东在罗福嶂会议上以前委的名义提出,朱德任书记的军委暂停办公,军委机关改编为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使朱德失去了决策权。当时,毛泽东领导前委,朱德领导军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个“统一领导”的问题。为了断掉分兵的念头,毛泽东干脆把军委撤了,将军委改编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这个决定后来被一些人说成是毛泽东集权,既担任前委书记,又担任党代表,还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也为以后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根”。

  当时取消军委后,最初一段时间红军发展还是很顺利的,没有了前委、军委的相互掣肘,毛泽东指挥战斗得心应手。当时打得很顺,歼灭了敌人2个团,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第一次打胜仗。

  正当红军局面有所好转之时,中央的“二月来信”也到了前线。“二月来信”是中央考虑到前期毛泽东、朱德反映的,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极为困难的实际情况,在听取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脱离部队,速来中央,让红军留在原地分散打游击,因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

  但中央“二月来信”到前线时已是4月份了,当时的局面已有所好转,红军已不再被动挨打了。所以,对中央“二月来信”的意见,朱、毛都表示反对。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来信”对红四军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估计过于悲观,意见不切实际。朱德虽也不同意“二月来信”的观点,但认为不应批评中央。

  两人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当时,毛泽东是下级,上海的中央是上级,毛泽东写信批评中央,就留下了后来被人指责“不服从中央领导、直接写信与中央决策对抗”的话柄。红四军中一些主张分兵游击的人,就以此事为由,讲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大权独揽,再次要求红四军分兵游击。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不仅没有调和朱、毛之间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扩大化了。

  正在矛盾扩大的时候,来了一个关键性人物刘安恭。刘安恭的到来,直接导致朱、毛之争呈现白热化。刘安恭没有来以前,朱、毛之争还只停留在口头交锋,即便在毛泽东采取组织措施撤销军委时,朱德也没有提出过任何实质性意见。但刘安恭一来,却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刘安恭到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早年留学德国,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军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较复杂,在苏联学习期间因为托派嫌疑被苏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将他放到苏区工作。但苏区的同志却不知道这些,还认为是中央派来了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大员”。所以,红四军内部争论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支持。

  毛泽东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在前委的领导下抓军事工作,由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同时,毛泽东还将政治部主任让给刘安恭来当。这样,刘安恭不仅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还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职。

  毛泽东主动将这个权力让给刘安恭,实际上是想争取刘安恭的支持。但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刘安恭却是支持朱德的,不仅因为他们是四川老乡又曾一同留学德国,还因为刘安恭并不认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和观点。本来,朱、毛之争的“温度”并不高,毛泽东处于主导,朱德虽然内心有些不同意见,但也没有激烈的动作。但刘安恭一来就挑拨:毛泽东给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虽有不同意见但保留,是服从中央指挥的,毛泽东是不服从中央指挥的。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间的斗争“温度”撩拨得更高了。

  当时,有两个情况很反常:

  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手上报给中央的红军第四军报告,两人签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来,红四军的报告都是朱、毛会签后呈送的,可刘安恭来后取代了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当然也是毛泽东让给他的),所以,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刘安恭签字后报告就送上去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连签字的权力都没有了;

  二是,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中央写了个报告,署名“前委书记毛泽东”。以前,红四军的报告从不这样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报告中说,党内目前出现了一些毛病,正在“改进中”。当然,这个“改进中”并不像毛泽东最初想象的那样乐观,其实已经有点失控的态势。

  1929年5月28日,红四军攻占永定城后回师湖雷,28日下午,红四军在湖雷庆兴寺又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想通过这次会议来化解红四军内部存在的矛盾。不料,“湖雷会议”竟演化成了分歧的总爆发。由于没有结果,28日晚上,会议移到新街的新顺昌店,开到深夜,最后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目的,湖雷会议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中设立军事委员会的问题,要不要民主集中制和如何开展武装斗争与政治宣传等问题。

  在会上,毛泽东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被指责“管得太多”,是“书记专政”“家长制”等。刘安恭等人要求限制前委的权力的意见得到不少同志的附和,连参加过“秋收起义”的一些红军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的处境愈加艰难,陈毅则居中调停。在会上争论结果双方未能取得共识,毛泽东觉得书记工作难以继续,提出辞职,但前委多数同志没有同意。

  6月1日,毛泽东在湖雷单独上书中央,首次汇报了早在四个月前将“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一事,含蓄地透露出自己当时面临的困境——“党内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毛泽东此次一改过去以“前委”名义给中央报告的惯例,此报告落款署名是:“前委书记毛泽东6月1日发于湖雷市”,这封信于7月11日到达中央。

  湖雷会议结束几天后,刘安恭作为临时军委书记主持召开临时军委会议,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提出了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的请求。这就意味著,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只能参与讨论行动问题,其他事项你没有决策权。湖雷会议上要求限制前委权力的意见,不是少数人的意见,而是得到了多数人附和的。

  毛泽东只获得了林彪、谭震林、江华、蔡协民等少数人的支持,当时连参加秋收起义的许多干部也没有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处境空前困难,非常孤立。湖雷会议导致了双方摊牌的白砂会议。毛泽东看到湖雷会议上出现了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下级规定上级的工作范围。刘安恭作为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反而规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这种下级党委擅自决定、限制上级党委职权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泽东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实在不能继续搞下去了。白砂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在白砂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取消临时军委,刘安恭则坚持一定要保留临时军委。会议最后表决,以36票对5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临时军委被取消了,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职务自然也被免去。但临时军委被取消以后,刘安恭仍在到处活动、“穿针引线”,还是坚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其范围也越来越大,一些纵队和下面的团都已经在讨论此问题了。毛泽东后来干脆提出辞职。他认为,担任前委书记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须承担责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尴尬状态,所以请求立即撤换前委书记,让他离开红四军去苏联学习兼休息。

  毛泽东辞职后,陈毅被推选出来,接替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后来,当毛泽东辞职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没想到,林彪当天晚上就给他写了这一封言辞激烈的信。

  毛泽东一直想改造南昌起义的部队,因为南昌起义的部队是红军战斗力的核心,应当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毛泽东曾寄希望于陈毅,想通过陈毅掌管这支部队,结果没有实现。后又寄希望于刘安恭,也没有实现。

  毛泽东怎么也没有想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当时任第28团团长、一纵队司令员,也就是说,红四军中的南昌起义部队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

  而林彪的支持,对毛泽东最终奠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的当晚非常兴奋,立即给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泽东说:

  “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作斗争。”

  朱德也写出《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信中对三个组织原则阐述自己的看法。

  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髙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这一口号,必然使党脱离了群众,使党孤立,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对于军事机关的作用,朱德提出,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是党给的行政责任,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负责军事的党员要求在军事机关起核心作用,不是代表军官要争自由,与党分权。目前的情况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朱德表示极端的拥护。但他也认为,红四军在这一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了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他主张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由上而下的家长制。他最反对的不是集权于前委,而是集权于前委书记。

  第三,他赞同在党内要执行严格的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只有执行铁的纪律才能培养全体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

  朱德在信的末尾劝导林彪:“我们四军的党变成群众的党应有此次的斗争,要使四军党变为全国一致的新的组织的党,也要有此次斗争,要合乎国际共产党也必须有此次斗争,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请你不要消极,不要绝望,每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应有尽有的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张国琦:《毛泽东与朱德在1929年》,《东方纪事》1989年第3期。)

  刘安恭在自己的文章中,继续批评党管一切的口号,反对家长制的包办,并提出“党内实行选举制”,“各级负责同志限期更换”。

  这三篇文章连同毛泽东在白砂会议上的书面意见和林彪的信一起刊登在《前委通讯》第三期上。红四军各级党组织本来就已对前委领导人的分歧议论纷纷,这凡份党内通信的刊出,把各种意见公开亮相,更是如同火上浇油。在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议论和争论沸腾起来,不仅对毛泽东、朱德说长道短,而且争论的内容也大大超出了前委与军委的关系。

  萧克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

  (《东岳论丛》2019年第5期,第40—47页。耿显家:《古田会议前的重要历史插曲:对白砂会议前后毛泽东与林彪信件往来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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