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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志强 |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坚定意志及其重要贡献

郑志强 · 2022-09-26 · 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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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言,承认自身问题并及时采用正确的方式加以纠正,不仅不会甚至反而能提升党中央权威,有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如列宁所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摘要:在早期革命斗争中,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毛泽东在维护党中央权威方面始终显现出坚定的意志。从井冈山到瑞金,维护党中央权威铸就毛泽东领导苏区革命斗争的成功之道。从苏区中央局成立到长征初期,毛泽东成为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表率。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党内领导核心,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贡献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革命政党要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党中央一定要有权威,这是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根本保障;革命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好调查研究,这是实现上情下达的重要基础;革命政党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勇于纠错的精神坚持真理,这是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定意志;重要贡献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够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党领导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以往学界在研究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相关历史时,大多立足于宏观叙事层面,对早期部分具体历史缺乏深入研究,尤其缺乏对毛泽东的关注。事实上,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和胜利发展,与毛泽东对党中央权威的维护是分不开的。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对维护党中央权威就显现出坚定意志,是忠诚拥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杰出代表,为党在这方面的探索作出了重要贡献。深入研究相关历史,总结相关经验,对当下全党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和始终做到“两个维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从井冈山到瑞金:维护党中央权威铸就毛泽东领导革命斗争的成功之道

  八七会议之后,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影响下,利用国民党新旧军阀混战的局面,井冈山的“星星之火”逐渐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根据地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战略基地。对于革命根据地而言,自觉服从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努力维护其权威,既是开展对敌斗争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的内在要求。然而问题在于,根据地长期处于被分割包围状态,通信条件十分落后,党的队伍日趋复杂,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面临现实困难。与此同时,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对革命造成严重损失,更是使得党中央自身权威面临诸多挑战。在上述情况下,对各根据地而言,如何处理好与党中央的上下级关系,有效维护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中央权威,同时努力坚持正确的革命道路,就成为一个难题。历史证明,毛泽东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成功领导了苏区的革命斗争。

  (一)遵守政治纪律、坚决执行党中央大政方针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党中央的领导作用,尤其在确定总的斗争方向和基本策略方面功不可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在这期间,党中央的领导成为革命力量得以聚集的重要前提,党中央号召全体党员继续开展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及时整顿和恢复各地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同时,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为广大党员及时指明前进方向。一年后,党又成功他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明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两个高潮之间”政治形势,提出防范“左”的倾向,并将争取群众作为首要任务,其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也有说明。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大政方针基本正确,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获得拥护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遵守政治纪律,贯彻执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为根据地明确前进方向。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与党中央在革命大方向和基本策略方面并无不同,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并没有实质上的分歧,双方都赞同这样的目标:即通过组织农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从农村包围城市,配合军队和城市的暴动(革命的辅助力量)”。因而,对于党中央在这方面的决定和指示,毛泽东坚决执行。八七会议召开后不久,毛泽东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湖南宣传相关精神,积极筹备秋收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继续传达八七会议的基本要求。党的六大召开后,毛泽东在宁冈及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相关决议案,传达主要内容。大革命失败后,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一些党员思想迷茫,因此及时统一全党认识,用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加以指引,是迫在眉睫的大事。从井冈山到瑞金,无论敌人如何疯狂围追堵截,不管受到何种错误路线干扰,毛泽东始终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他在实践中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实际上是对八七会议总方针的成功运用和发展。在这种情形下,革命根据地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燎原之势。

  (二)坚持实事求是与维护党中央权威

  客观地说,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确实一度出现“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给白区和苏区工作造成严重困扰,尤其是其中的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危害革命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维护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中央权威,同时又能坚持正确革命主张?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党组织以及部分党员不能很好地处理这其中的关系,犯了对抗中央甚至是严重分裂党的错误。在应对中央指示方面,毛泽东努力维护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中央权威,在此基础上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成功处理两者关系,领导苏区军民渡过难关。

  一方面,将正确主张建立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遵循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各级组织及其成员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远在大城市的决策中枢未必能全面掌握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有时其指示明显缺乏科学性。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地若是盲目执行错误命令,必然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最终会损害党中央权威,因而如何作出回应是个难题。毛泽东“既娴熟地掌握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又通晓这种理论在列宁主义政党中的实践”。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毛泽东科学把握客观形势,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适时召集相关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就其中存在争议的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表决,最终形成令人信服的正确决策。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在临时中央要求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支援湘南暴动时,毛泽东提出异议,坚持以宁冈为中心实施湘赣边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失守后,对于中央要求分散红军和毛朱离队的指令,毛泽东也明确表示反对。在二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顶住中央压力,主张不打武昌而经略吉安。很显然,毛泽东将重大决策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使提议获得多数人支持而成为大家的行动方向,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确保内容的法理性,且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

  另一方面,就正确主张积极向中央请示报告,使之在程序上合乎法理。重大事项必须向中央请示报告,是党的一项政治纪律,各级组织及其成员是否履行该项义务,不仅影响中央决策,而且能够反映其是否维护中央权威。受交通和通信等客观因素限制,加上党内存在的纪律松散现象影响,“自‘八七’以来,过去各级党部对上级党部没有组织报告,因此上级党部对于组织工作亦缺乏经常的指导”。与上述党内错误倾向不同,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忠实执行者,遇到重大事项他必定向中央请示报告,尤其是在自己的正确主张与后者存在严重分歧时,充分体现出他对集中统一领导的拥护。面对“革命举什么旗帜”的困惑,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给中央写信,坚持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的主张,得到中央认同。面对革命根据地的定位分歧,毛泽东以工农红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临时中央写信,建议创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确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致活动范围,获得中央批准。1929年3月,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召开后,毛泽东及时将有关精神向中央做了报告,提出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不同设想,最终赢得中央支持。这年4月,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信,对“二月来信”提出不同看法,陈述红军集中作战和毛朱留在部队的重要性,最终也获得中央同意。做到重大事项向中央请示报告,可以实现根据地与最高指挥中枢的有效联通,有助于在消除分歧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这既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也有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

  党在当时需要中央有足够的权威,但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尚未进入最高领导层,因而理性地对待错误,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用正确的方式证明自身路线的正确性,同时努力维护党中央权威,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无疑是合理的选择。从井冈山到瑞金,毛泽东在这方面积极探索,为维护党中央权威进而推动革命斗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从苏区中央局成立到长征初期:毛泽东成为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表率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之所以可行,一方面是因为自身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客观环境较为特殊,除国民党内部纷争为之创造良好条件以外,党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有限也是一关键因素。处于上海的领导中枢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相隔甚远,加上交通与通信条件受限等因素影响,领导中枢的指挥有时显得鞭长莫及,指令传达到目的地,时常需要几个月。但由于党在白区工作的失利,同时也是为彻底“纠正”根据地“错误路线”,临时中央开始将指挥中枢转向农村。临时中央一行人到达苏区后,“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特别是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对于红军的领导”。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一直到长征初期。对毛泽东而言,以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合乎常理,但现在已经行不通,他必须直面中央指令,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与党内少数与中央错误路线粗暴对抗甚至走上分裂道路的人不同,为维护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中央权威,保证革命队伍的团结统一,毛泽东作出重大让步,体现出极其伟大的牺牲精神,在这方面成为全党重要表率。

  (一)以大局利益为重

  在此期间,临时中央不断批评毛泽东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其存在明显错误倾向,甚至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对此,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以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态度,与临时中央的错误认识作斗争。然而,为最大可能地维护作为整体的党组织的中央权威,毛泽东并没有采取极端做法,而是继续拥护临时中央的领导,默默承受对于自身在路线方面的各种错误批判。

  事实上,临时中央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直持质疑态度,时常将自身错误指挥或客观原因所致的革命挫折归咎于这一思想,这种现象在中央苏区局成立到长征前这段时间里变得愈发频繁和严重。早在1931年4月中央苏区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有人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立三路线”,认为其带有冒险主义的行军色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中央代表团全面批判。具体而言,毛泽东在认识路线方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做法,被认定为犯有“狭隘的经验论”错误;他在土地改革方面的政策,被认定为走上“富农路线”歧途;他在根据地巩固方面“傍着发展”的方针,被认定为执行“右倾保守主义”的路线;他在军队建设方面“党指挥枪”的政治原则,被认定为带有“党包办一切”的色彩;他在军事战术方面灵活多变的作战方式,被认定为是继承“游击主义”的传统。在1932年11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更为集中的批判,其“避实击虚”的策略被认定为“纯粹防御路线”,而“诱敌深入”的方针则被称为右倾危险。更为严重的是,临时中央为推行积极进攻方略,在根据地深入批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正确做法,以对所谓的“罗明路线”批判为例,在福建和江西处分了一大批同志。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这期间仍一直坚持自己在游击战争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正确主张,对中央有关形势判断和军事战略提出合理意见,但由于最高领导层中受“左”倾思想影响的成员占绝对多数,毛泽东的抗争和呼吁得不到足够重视。毛泽东以大局利益为重,出于对集中统一领导的维护,承受住了对于自身在路线上的各种错误批判。正如李维汉所言,“毛泽东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他并没有承认自己是犯了所谓的‘富农路线’的错误,但他服从党的决议”。

  (二)不计较个人得失

  自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至红军长征前,临时中央作出一系列人事调整,力图从组织上削弱毛泽东的影响力。为维护团结统一,毛泽东不计个人得失,对于不合理的安排表示服从。

  一是服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组织人事安排。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随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被取消,毛泽东的书记位置不复存在,在周恩来到来之前,项英成为主要负责人。同时,原来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也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代,项英担任主席,朱德则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在这次苏区党政最高领导机构调整后,毛泽东任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事实上权力受到削弱。到这一年的4月,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来到根据地,开始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苏区中央局的成立,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毛是中央局成员之一,但不能指挥它,他在江西的影响开始减弱。”对于临时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表示服从。

  二是服从赣南会议的组织人事安排。在1931年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权被排挤。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会议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就这样,毛泽东被排除出中央苏区红军最高领导层。对于会议决定,毛泽东也予以遵从。

  三是服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人事安排。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上是最高权力机构,却无法在军事方面拥有决断权。作为常设机构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之职,中共苏区中央局也一度不想让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成为中革军委重要成员,但既非主席,也非副主席,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之职被取消,因而军事指挥权受到严重限制,对此他也没有表示异议。第二年8月,由于战时需要,临时中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他表示同意。

  四是服从宁都会议的组织人事安排。根据临时中央有关指示,此次会议决定让毛泽东回后方专门主持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削弱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1932年10月26日,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之职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实际上被撤销。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毛泽东又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不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这是临时中央对其权力的进一步限制,对此毛泽东也没有反对意见。

  作为党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又是在实践中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有着深刻认识的军事家,面对中央在路线方面的错误批判和处分,毛泽东始终坚持自己对革命道路的正确主张,同时为了大局着想,作出重大让步,并接受组织上对自己的不合理安排,这确实难能可贵。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党内一度出现各种危害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活动,严重影响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中央权威构成极大挑战。以罗章龙等人为例,“不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反对四中全会,而是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企图分裂党”。与之相比,毛泽东的做法就很伟大,他以集体利益为重,甘心牺牲个人地位来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成为以自我牺牲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表率。

  /三、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使党中央权威得到进一步维护

  在党的历史上,革命事业屡遭严重挫折,党中央权威的弱化是重要原因之一,而这又与党在当时缺乏必要的领导核心有关。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这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党内领导核心的产生,使得维护党中央权威在组织上具备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为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成为党内领导核心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组织保障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中央要有权威,党不仅要努力保证基本纲领和总方针的正确性,还必须要有自己的领导核心。从党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来看,无论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都不具备成为领导核心的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的实效性。遵义会议的召开改变了这一现状,从这时直到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起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这不仅符合全党上下共同意志,也与毛泽东自身的积极作为有关。

  众所周知,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有一个过程。首先,遵义会议初步确立起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被取消。在张闻天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基础上,苟坝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军事。基于军事问题的突出地位以及个人杰出的指挥才能,上述调整意味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形成。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其次,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事实上确立起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初步确立起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其核心身份尚未得到全党普遍认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无论长征过程中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或是王明在回国后尤其武汉期间对抗中央的行为,都与此有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明确指出,全党要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加强团结统一,有关的矛盾和分歧,“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的报告,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事实上确立起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最后,党的七大正式确立起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全党必须将其“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不动摇。将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列为党的指导思想,有助于全党在思想上实现高度统一。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同时担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牢固确立起其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的绝对核心地位。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巩固时期,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特别的因素改变这种状况。

  确立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有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这一点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全党共识,然而这一过程充满艰辛,毛泽东为之作出重要贡献。面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毛泽东带领全党积极应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不断进攻,正确协调与共产国际的上下级关系,妥善处理党内出现的各种分歧,坚决制止突发分裂活动,为党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付出巨大努力。从遵义会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并巩固了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为团结全党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立住了主心骨,也为赢得革命事业最后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高度重视思想建设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理论依据

  维护党中央权威,需要解决一个思想武装问题。毛泽东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极大比重的国度开展革命,并且农村分散环境下的游击战争是主要武装斗争方式,如果不切实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进而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党中央权威就无法得到维护。毛泽东历来重视从思想层面维护党中央权威,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对党内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批判,尤其是古田会议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就是最好的说明。遵义会议后在成为党内领导核心的过程中,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过去思想建党的做法,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方面,积极开展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使之牢固树立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意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于党员群体的思想教育,不断提升其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认识和觉悟。一是注重新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向其明确提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要求。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就合格共产党人的具体标准提出严格要求,将拥护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其核心内容,帮助新党员提升维护党中央权威的认识。二是组织全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促进思想层面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开展学习运动的要求,“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这种做法的最大意义在于使全体党员尤其是广大干部学会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实现科学理论同具体实际的有效结合,这是在全党牢固树立正确思想路线,进而统一全党意志的重要前提。在延安整风期间,党中央制定专门的学习计划,成立特别领导小组,充分挖掘各方资源,积极探索各种方式,对全党完成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效克服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错误倾向干扰,为维护党中央权威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将集中统一领导上升至党性高度,批判各种有损党中央权威的错误思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应充分发扬自己的个性,但必须遵守党性,要努力成为两者的统一体。在毛泽东看来,作为面向全党的一种普遍性要求,党性包含丰富内涵,不仅是指无产阶级的本质属性、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态度,而且包括服从集中统一领导的纪律要求,这就将其与维护党中央权威联系起来。1941年7月,《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为实现“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将此作为党性锻炼的主要任务。该决定明确指出,党内存在无组织的状态、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全党必须与之做坚决斗争,否则将会严重削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损害党中央权威,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失败。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之前说到的宗派主义和后面提及的山头主义,也是错误倾向的重要表现。很显然,将集中统一领导提升至党性高度,有助于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中央权威。

  作为对党的思想建设的补充和配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完善一系列党内法规和制度,切实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党修订章程,确定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出台包括《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以及《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在内的党内法规,完善了请示报告制度,从组织纪律角度有力地保证了集中统一领导。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党内领导核心,的确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起了极大作用,为党领导抗战乃至整个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毛泽东早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维护党中央权威,但在具体实践中要做到却并非易事,党在幼年时期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凭借自身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态度,加上不断学习和摸索,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开创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正确做法,积累起极其丰富的经验,时至今日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党中央一定要有权威,这是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根本保障。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极其重要的建党原则,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言,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都必须加强自身团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方能战胜各种困难和挫折。纵观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这是一种客观规律,早已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领导的革命实践所证明,毛泽东深谙此理。在早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不断探索如何增强党的凝聚力的问题,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将增强党的凝聚力视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呼吁重视全党尤其是党中央的团结问题。随着革命进程的推进,毛泽东对此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到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实现了从“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到“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的思想转变。尽管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目标不变,那就是要提升党的凝聚力。长征途中毛泽东对于张国焘的争取,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在前期努力基础上,党的七大最终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党的凝聚力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要形成党的强大凝聚力,就必须注重高度组织纪律性,维护党中央权威,因而上述的团结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对此非常清醒。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组织纪律性对于团结的必要性,主张“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需要增强自身凝聚力,但这种团结并不是建立在对错误倾向的无原则迁就基础上,而是必须遵循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同党中央的领导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其权威性。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里所说的那样,“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毛泽东的这番话,揭示了形成强大凝聚力、高度组织纪律性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加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种关系,对于党内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和损害党中央权威的行为,毛泽东坚决与之斗争,如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批评王明在武汉时不服从中央领导的行为等,为团结全党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好调查研究,这是实现上情下达的重要基础。

  党中央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斗争过程中,将自身的意志和命令传达到基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保证路线本身的科学性是关键,毛泽东在这方面为全党做了表率,作出重要贡献。

  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做到上情下达,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及其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各级组织,为广大党员所自觉遵循,这是党的政治和组织纪律的内在规定,也是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党的第一个章程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但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对此并未加以重视,纪律散漫,不尊重、不执行中央命令和指示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陈独秀曾在党的三大上予以批评。而毛泽东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这在其贯彻落实八七会议和党的六大有关精神的表现可以看出。在成为党内领导核心之后,毛泽东一以贯之地坚决服从中央的重大决定。在抗战胜利初期,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就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是将其贯彻落实的重要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党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典范。在党的早期革命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及其成员之所以抵制中央的指示和命令,主要还是因为后者本身存在较大问题,尤其是不断出现的“左”和右的倾向给全党造成严重困扰,引发党内众多同志不满。这种错误路线会不断出现,最主要原因在于没有走群众路线,缺乏调查研究,未能正确把握革命实际。“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从党的创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通过成功运用调查研究,弄清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随之而来的胜利,有效保证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极大提升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即有助于党中央及时掌握正确路线贯彻落实过程中地方各级组织存在的问题,对故意不服从和恶意抵制的行为,必须在批评教育的基础上按照党内法规予以处置,敦促其立即改正错误,拥护集中统一领导,这对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同样非常重要。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勇于纠错的精神坚持真理,这是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条件。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言,承认自身问题并及时采用正确的方式加以纠正,不仅不会甚至反而能提升党中央权威,有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正如列宁所言,“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

  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做法不同,毛泽东勇于纠错,坚持真理,成为这方面的重要典范。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之初,能够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的自我纠错就是很好的例子,此举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党中央的形象和领导地位。然而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现象,此时中央对于错误采取的态度出现偏差。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坚决不承认自身错误,反而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来压制不同意见者,最后由于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而损害了党中央权威。与此不同,毛泽东敢于承认并努力纠正错误。在尚未成为党内领导核心时,在维护党的整体利益的同时,毛泽东坚持与错误路线斗争,甚至不惜失去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随着在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面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危害,遵义会议不仅在关键时候挽救了党和革命事业,也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方面毛泽东功不可没。

  在如何纠正党内错误方面,毛泽东开创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这种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存在问题的态度和精神,不仅没有削弱党的威信,反而更加有效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必然要对党内各种错误,尤其是对严重损害集中统一领导的言行进行批评教育。“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毛泽东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他在红四军政治建军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这一点。相较于批评别人而言,自我批评显得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做不到这一点,纠正党内错误必然缺乏实效。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倡导自我批评,将其与批评别人结合在一起。“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得到成功运用,对彻底清除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有力地维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的政治传统,是中国民主革命取胜的重要保障,党在幼年时期不够成熟,因而其中的规律并未为多数党员群众所认识。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重要代表,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讲政治,坚决拥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这方面体现出非凡的意志力。更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是墨守成规,而将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胆探索出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正确方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方面取得辉煌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顺势而上开启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挺进,维护党中央权威至关重要。在新发展阶段,深刻把握“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加强党史教育,从中汲取宝贵经验。认真学习毛泽东早期革命实践中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成功经验,深刻领悟毛泽东的伟大人格和坚定意志,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而言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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