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社会主义”问题
本书尝试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通过与其他思想、运动的关联与对比，勾勒出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之历史。早期社会主义在本书中意味着，从明治后期到日本共产党成立（1922年）为止的这一时期内，在日本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性思想与运动。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是第一场有意识的对抗资本主义的运动，至今仍受到诸多研究者的关注。然而，既有研究有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即将早期社会主义定位为迈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史”。这就导致对早期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潜力一直未曾展开充分的探讨。既有研究的研究途径是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作为标准，对早期社会主义进行评价，然后突然指出其先驱性与不成熟之处。有别于此，本书尝试将早期社会主义重新阐释为对抗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或者说，本书所尝试的是，参考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种批判（这些批判常常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重新解读早期社会主义，以此再次确认日本具有丰富的资本主义批判思想与运动。
对早期社会主义的定义存在过多暧昧，这一问题在既有研究中也屡次被指出。英语圈中的early socialist（早期社会主义者）一词，时常用来指代罗伯特·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19世纪早期的utopian socialism（“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一认识，承袭自恩格斯在其1880年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做的概念规定。但是，将早期社会主义限定为19世纪西欧“空想社会主义”的时间划分，本身就存在问题。其中所体现的欧洲中心主义，使得包括日本在内的欧洲以外地区、周边地区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意义得不到足够的认识。资本主义从开始之初就是一场全球性运动，那么其对抗运动也必然在全球展开。要从全球角度把握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就必须从全球角度重新理解资本主义对抗运动的意义。对于“早期”的时间划分，也需要从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变化的角度做出新的探讨。
▲ 東京・三田のユニテリアン協会の惟一館
1898年（明治31年），以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为中心，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为目的，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图为“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基地。
本书将时间划分的下限设定在俄国革命爆发至1922年日本共产党创立时期，将此前所有的社会主义性思想、运动作为早期社会主义进行考察。其中不仅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多种社会主义，还包括各种版本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这些具有五彩斑斓思想内容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们之所以可以被归入单一范畴内，源于他们所体现出的对现存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与超越的共同意志。而俄国革命作为促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件，可以被定为“早期”社会主义的分界点。对于俄国革命的成功给当时的劳动运动带来的世界性影响以及其意义，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一“成功”，俄国革命的经验被标准化，针对共产主义左翼运动建立起了全球性霸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资本主义所开展的批判、对脱离资本主义所开展的运动的想象力。于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按是否“知道”正确答案被一分为二，与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相关的历史经验，也参照“正确答案”进行整理。然而，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早已分崩离析的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没了“正确答案”。因此，被之前视为“正确答案”的思想、运动所否定或者边缘化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思想，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审视，探讨其思想的可能性。本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从接受“现存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之前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想中，探索批判与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本书并非是从为“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所做准备的角度，而是从批判资本主义近代性本质这一假设角度出发，探寻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因此，资本主义的抵抗者、批判者们的谱系，也绝不会仅限于自认社会主义者的人群。哪怕是既不自认、也不被认作是社会主义者，也不能排除其对资本主义有透彻的理解与批判的可能。从对近代的批判立场出发，则有可能将接近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域，比如自由主义者、亚洲主义者的思想、行动，联系社会主义进行探讨，也有必要积极开展相关尝试。通过与这些“非”社会主义者们对近代的批判进行对比、重叠，早期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也会更加明朗。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积极探讨了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及内田良平、宫崎滔天等亚洲主义者们的思想与行动。
▲ 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1911年1月24日）
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的徒弟。1898年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1901年5月，与片山潜共同发起成立“社会民主党”。1903年与堺利彦创办《平民新闻》，1904年发表《与俄国社会党书》，又与堺利彦翻译发表了《共产党宣言》。1906年，西川光二郎创立日本平民党，堺利彦创立日本社会党。翌年2月，两党合并为日本社会党，幸德秋水反对该党的合法斗争路线，与岩佐作太郎一起成立了社会革命党。1910年，日本政府大肆搜捕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者被逮捕审判，翌年被判处死刑。
至今为止，资本主义一直被视为经济问题，因而常被认为是从过去到未来的一条直线中的一个阶段。但把资本主义重新定义为近代特殊的社会相互依存的状态时，面前就会出现极富起伏与明暗、无穷尽的广阔空间。对于我们所有现代人而言，无论好恶与否，都是这一空间的居民。这是历史的、特殊的空间。因一定的时代与场所而成立，之后作为“近代”，拥有了覆盖全世界的扩张力与强度。这也是动态的空间。在再生产与重组的反复中，不断改变着物理风景与其间居民的生活。如果我们每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编织出了这一多变而又广阔的空间，那么，“地形图”就是对生存在这一空间的每个人人生轨迹的总结。
▲ 大杉 栄（1885年1月17日 - 1923年9月16日）
日本无政府主义思想家。11906年2月加入日本社会党。1913年7月起，每月举办一次“工团主义研究”，成为继幸德秋水之后的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1918年相继出版《文明批评》和《劳动新闻》。1919年创办《劳动运动》，同年在工人中间成立无政府主义协会。1923年9月被宪兵逮捕杀害。
早期社会主义者，是日本最早在“资本主义”这一新领域开始自发探索的人。他们积极推开了这一领域的大门，又被其变化所愚弄，却始终摸索着探究、抵抗与克服之道。追溯他们的每一步与每一次跌倒所形成的轨迹，我们就能获得黎明期资本主义的“地形图”。他们所做探索的痕迹，绝不仅止于狭义的经济领域，更包括语言与科学、文学与家庭、国家与个人、主体与身体等主题，其视野所及范围也不仅限于日本，还包括曾经的社会主义先进地区欧美，以及亚洲、殖民地、俄罗斯及其周边地区。为何他们一定要探究这些领域？在这些地方，他们与什么狭路相逢？又是怎样解决的？本书将针对早期社会主义者所做探索的相关记录，结合他们的喜怒哀乐，一起进行解读。
▲ 大逆事件の犠牲者を顕彰する会による碑「志を継ぐ」（和歌山県新宮市）（表彰“大逆事件”牺牲者会的碑“继承志向”）|“大逆事件” 又称“幸德事件”。1910年5月，政府发现长野县明科木材厂职工宫下太吉制造炸弹，怀疑有暗杀明治天皇的计划，在各地逮捕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并对二十六人以“大逆罪”进行起诉。1911年1月18日判处二十四人死刑、二人有期徒刑。24日幸德秋水、宫下太吉等十一人处死，25日又处死菅野须贺子。由于这次事件，社会主义运动受到彻底镇压，一时处于窒息状态。
二、社会主义研究的现在
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曾一度渲染“社会主义的终结”之说。从（苏联的）新思维到柏林墙的倒塌，国际局势的动荡贯穿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最终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分崩离析。新保守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崛起，不断侵蚀着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的福利国家之合法性。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中庆祝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象征。而值得关注的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指的是自由民主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
▲ Francis Fukuyama 著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Free Press; 第 Reissue 版 (2006年3月1日)
“社会主义的退场”（无论是从宏观的全球性世界秩序层次，还是从微观的日本的日常生活层次）贯穿了20世纪80年代，深刻影响了社会主义相关学术研究。一言以蔽之，开始了从政治志向向实证志向的范式转换。社会主义自明治后期被引入日本以来，一直与以“革命”为最终目的的运动密不可分。但是，进入本世纪后，新自由主义的推进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最终导致“贫困问题”又回到了社会问题的核心位置。结果，曾几乎被宣称已完成其历史使命的“社会主义”，又一次逐渐回归到追求社会改革的思想与运动的中心。社会运动的强力回归极具象征性的表现出上述趋势。针对全球资本主义，新的反抗运动正在兴起与发展。这也引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的理论关心，要求建构起可以应对这一新情况的新型批判理论，也要求可以为新理论服务的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此意义上，需要在新的理论观点下，系统化至今所积累的社会主义相关实证研究。基于对此问题的关注，本书也将尝试将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历史，作为现在的历史进行重新审视。
▲ [美] 慕唯仁（Viren Murthy），《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意识之抵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和梅森直之教授一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的慕唯仁教授，同样深受普殊同（Moishe Postone）和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影响，他对章太炎早期思想的研究，在方法上与梅森一书类似，可以参照阅读。
三、从时间到空间
多数研究者将之后发展的（或者说应该发展的）社会主义或者民主主义，比照实际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性思想与运动，测定两者之间的差距，再对早期社会主义展开评价。早期社会主义的内容因其论者不同而多姿多彩，却被定位为走向更为“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途中所出现的思想与运动。因此，虽然对相关人士的热情与先驱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研究的主要意义被认为、也被实践为指出他们的不成熟与理论的混乱。既然将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终结”，武断为“社会主义的终结”，作为其“前史”的早期社会主义也必然会被推向历史的彼端。所以，我们要再次邂逅社会主义，就免不了对之前围绕社会主义所展开的时序阶段论进行批判性探讨。
▲ 上：莫伊舍·普殊同 著，康凌译，《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下：哈里·哈鲁图尼恩 著，戴瑶颖译，《历史的忧虑：现代性、文化惯例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的退场”，其反面是今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扩张。美国社会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将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主张在一个制度框架内——其特点是强有力的私人所有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得以无所制约的发挥，进而最大程度地增加人类财富与个人幸福的政治经济实践”。哈维认为为应对发达国家日益显著的“内嵌型自由主义”危机，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登上了历史舞台。“内嵌型自由主义”是指在国际上推进自由贸易，在国内标榜为福利国家的“调整性、缓冲性、限制性各种制度”体系。为防止20世纪30年代的毁灭性危机再次到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进行了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获得了其合法性。在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渗透为日常生活中的“常识性”理解，与“内嵌型自由主义”的演变进程相互联动中，发生了“社会主义的退场”。
▲上：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OUP Oxford，2007年 | 下：大卫·哈维著，王钦译，《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2月
随着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展开，资本主义的一些相关常识也不免坍塌。社会主义之所以被按照阶段论划分出“早期”，进行探讨，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其批判对象资本主义自身具有一定的发展阶段。而2000年以后资本主义所暴露出来的新现实，则在深刻怀疑中推翻了资本主义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的“常识”。对照当年《蟹工船》所描述的二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认识、讨论今天派遣劳动者们所处的劳动条件之恶劣，这点同样清晰可见。我们也不能简单的以“落后于时代”而拒绝这种认识方式。因为其中包含着与从不均衡多样性发展这一空间维度，而非从发展阶段这一时间维度，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的认识萌芽。
▲ 小林多喜二 著
《蟹工船》
岩波书店，2003年6月
四、面向根源性社会主义
不均衡发展问题的结构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因卷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引起的生活大变动，并非是“早期”社会主义所独有的一次性历史现象，必须将其视作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反复出现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次资本的新投入、被撤回，都将极大地改变当地人的生活。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反复出现的去领域化与再领域化，瓦解了既有的品行、风俗、习惯，让人沦落为新层次上孤立的劳动力商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每次都在重复资本主义确立时期的原始积累过程。不均衡发展带来的后果，是《蟹工船》这样应已逝去的往昔亡灵，又一次飘荡在已有所发展的资本主义中。
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的后退，也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自身进行的重新探讨。对于资本主义阶段论的重新探讨，必然又会引起对社会主义阶段论的重新探讨。“早期”社会主义者所控告的各种资本主义问题，绝非是“不成熟”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如果将其视作为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断反复的根本性结构，那么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对此开展批判、探索对策的的思想与运动，也将获得不断被重复的根源。今天在构思如何对抗资本主义时，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运动与思想也是无可取代的遗产清单，必须将其从历史的忘却中抢救而出。
▲ 堺利彦（1871年1月15日 〜 1933年1月23日）
社会活动家。1899年（明治32年）任《万朝报》记者，与幸德秋水、内村鑑三等交往甚密，接近社会主义。1903年与幸德秋水共同创办《平民新闻》，反对日俄战争，主张非战论。1906年参加创建日本社会党，1908年因赤旗事件入狱。出狱后经营卖文社。1922年参加创建日本共产党。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株连下狱。1926年再次入狱。出狱后主张解散党组织，转向社会民主主义。1931年反对九·一八事变，任全国劳农大众党反战委员会委员长，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后因脑溢血而死。
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通过回溯最初尝试抵抗资本主义的那些人所进行的各种实践，尝试探索出能动态把握与克服资本主义体系的方法。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式研究，相对于基于阶段论认识的既有早期社会主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不按照理论“正确”标准来分析早期社会主义，而是将包括“失败”在内的实践整体作为分析对象。这是受目前我们不拥有驾驭资本主义体系的“正确答案”这一自觉启发所得出的方法。早期社会主义者最初的疑问——资本主义是否有“终结”，如果有，那么又会如何到来？——经过“社会主义的终结”，再次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只能回到与早期社会主义者们一样不拥有“正确答案”的原点，再次努力尝试解答这一问题。
第二、不把早期社会主义视为已完结的理论体系，而是在与其他各种思想、运动的联动中开展分析。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开始思考与活动的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心。与之相对抗的思想、运动，也以各种形式展开。有必要将至今都未必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这些多姿多彩的运动、思想，重新认识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运动，在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异质性与共通性上探讨其意义。为了明确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意义与扩展，不仅要将它们的实践置于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关系中进行把握，更有必要明确其与同时代所发生的类似亚洲主义等其他种类的抵抗思想、运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状况。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与资本主义理念的紧张关系中理解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实际状况。明治国家所实现的资本主义，如果正如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过的那样，是“封建”残余色彩浓郁的“后发国”资本主义的话，那么欧美先进的资本主义理念模式，作为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抵抗思想，就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 1906年3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第一期就刊登了幸德秋水、堺利彦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译本，也是二战前日本唯一合法出版的全译本。
第三、不将早期社会主义框死在民族国家领域中，而是将帝国与殖民地也包含其中，也即对其测绘将涵盖全球与本地空间。如果资本的运动跨境展开，那么早期社会主义作为其抵抗思想、运动，也必须在跨境扩张中加以理解。还需揭示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微观“中心与边缘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变化。事实上，早期社会主义者参与的战线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一边摸索着实现日本革命的途径，一边积极参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为工厂组建工会所开展的斗争等。早期社会主义的地理学里并不存在任何先验性理论，可以将上述民族的、全球的、本地的各条战线中某一项特权化。重要的是，这些战线同时存在这一事实，以及弄清早期社会主义者们在这些多重战线上，是怎样战斗的，又是怎么失败的。因为正是在他们战斗过、失败过的地方，烙下了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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