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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的转身

温伯陵 · 2022-11-22 · 来源:温伯陵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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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有读者朋友让我聊王稼祥,那今天就来聊聊。因为王稼祥的事比较简单,有些事在以前的文中也说过,这篇文章就不写长了,主要把几个关键事件说明白,捋清一些历史谣言。

  王稼祥的青年时期,可以说是莫名其妙的平步青云。

  1906年出生的王稼祥,原本和其他人一样努力读书升学,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参加爱国学生运动,经常上街游行反对北洋政府,顺便读《新青年》洗涤灵魂,轰轰烈烈却平平无奇。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命运轨迹应该是参加革命,然后按部就班的升迁,最后在史书中默默无闻。

  但1925年出现的意外,打断了王稼祥的命运轨迹。

  那年他在上海大学中学部读高三,不仅参加了共青团,还被选为学生代表进入学生会,成为上海大学中学部的明星。于是学部主任侯绍裘和王稼祥单独谈话,问他愿不愿意留学俄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革命理论教育。

  王稼祥非常兴奋,立即表示愿意去:“既要革命,必须先研究革命理论,学习革命方法,我决议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预备革命。”

  刚满20岁的王稼祥,懵懵懂懂的去了俄国。

  王稼祥在俄国学习非常刻苦,没几年就装了一肚子革命理论,还写信劝国内的朋友放弃“实业救国”之类的幻想,也到俄国考察学习,感受革命的气息。

  这时的王稼祥,在革命理论家的路上一骑绝尘。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莫斯科中山大学爆发“教务派”和“支部派”之争,在开会争辩时,政治观点不明确的王稼祥,和部分同学支持了“支部派”,给“支部派”投了关键的一票。

  结果就是“支部派”获胜,这些支持“支部派”的中国学生,形成以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在当时看来,这个中国留学生团体纯粹是瞎胡闹,随便举举手罢了,但随着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这个瞎胡闹的留学生团体,瞬间水涨船高。

  因为初登高位的王明需要亲密帮手,而和王明有共事经历和战斗情谊的,只有留学期间认识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于是王明派陈昌浩去了鄂豫皖根据地、夏曦去湘鄂西根据地领导贺龙部队、张闻天做了宣传部长、博古做了团书记,前一年还被排挤到香港做记者的王稼祥,直升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到中央苏区工作。

  莫名其妙的出国了,莫名其妙的站队了,莫名其妙的升官了,所以我说,青年时期的王稼祥就是莫名其妙的平步青云。

  那年的王稼祥才26岁。

  这种顺风顺水的事,在和平年代可能是好事,但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就特别考验个人的素质了。

  由于留学的履历,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的工作,不可避免的受到王明的深度影响。

  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是留苏国际派夺权的前奏,他们说教员是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一起举手投票,撤销教员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

  王稼祥就是举手的人之一。

  但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王稼祥只是年纪轻、经验少、观点不明确,才跟着国际派举手,他本身不是一个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

  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要彻底剥夺主张“积极防御”的教员的军事指挥权,推行国际派的“积极进攻”政策,几乎所有参会的人都举手反对教员,只有两个人例外——

  其中一个是周恩来,他做为会议主持人,希望教员失去军事指挥权之后,留在前线做助理。

  另一个就是王稼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王稼祥和教员交流多次,已经被教员的才华折服,于是在“宁都会议”上,他说教员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要求教员留在前线指挥军队。

  不过面对一边倒的局面,他们两人的意见没起到作用。

  “宁都会议”结束后,教员准备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修养,王稼祥去给教员送行,还希望教员再争取一下。

  教员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注意,教员用的词是“我们”,说明在“宁都会议”前,王稼祥在思想和路线上,就站在教员的一边。

  相比其他人经过长征甚至抗战才理解教员,王稼祥走完这个过程只用了一年,足以说明他不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

  在个人品行和思想觉悟方面,王稼祥是出类拔萃的。

  2

  

  正是因为提早认可教员的思想和路线,王稼祥便成为“遵义会议”的幕后推动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王稼祥、张闻天、教员要么是受伤不能强行军,要么是坐冷板凳,都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第一纵队随军行动。

  反正没有具体的工作安排,于是每到宿营的地方,王稼祥就去找教员聊天,讨论红军的命运和革命前途。

  王稼祥经常忧虑的和教员说:“如果这样下去红军就不行了,要改变目前危急的局面,必须纠正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错误的领导人。”

  教员非常认可王稼祥的观点。

  他们两人达成一致后,王稼祥又和张闻天交流沟通,张闻天也认可王稼祥的观点,于是三人在红军命运的话题上,形成一致的观点。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因为受伤,坐着担架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王稼祥空闲时也和聂荣臻聊天,流露出希望教员出来指挥军事的意思,用他的话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

  不出意外,聂荣臻也完全赞同。

  这就是“遵义会议”的幕后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员是“遵义会议”的主角,王稼祥就是幕后主要推动者。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博古做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教员批驳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并指出红军的正确方向,王稼祥和张闻天做为极有分量的人,旗帜鲜明的支持教员。

  正是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教员的意见,才在政治局获得压倒性的胜利。

  可以说,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王稼祥始终是支持教员的,如果没有王稼祥,教员重新领导中国革命,可能还要再费些周折。

  所以教员评价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从这个评价来看,在教员的心目中,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

  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有些事是必然发生的,主角光环也是挡不住的,但能在重要转折时刻出现以前,用自己的影响和地位,为主角扫清障碍,推动重要转折时刻快速到来,就是历史赠与某个人的机遇。

  王稼祥抓住了这次机遇,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随后周恩来、教员、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负责决定红军的一切重大行动。

  王稼祥可能不懂军事,但他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合作者、支持者,在新三人团里,王稼祥也是非常合适的协调者。

  合作而不争权,位高而不耀眼,这就是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后的定位。

  在那个关键时刻,这样一个人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人性格强硬、有自己的主张,必然和教员再起争论。如果这个人没有一定的资历和地位,就不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王稼祥和张闻天都是性格不强硬,又有资历地位的人,于是张闻天成了教员政治上的合作者,王稼祥成了教员军事上的合作者。

  这是中国革命的幸运。

  教员是念旧的人,对于王稼祥在关键时刻的鼎力支持,教员始终念念不忘。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被敌军的炮弹炸伤,带着一身重伤走完长征路,由于医疗条件不佳,三大主力红军都会师了,王稼祥的伤还没恢复。

  于是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到苏联治疗。

  伤势拖了四年半,以苏联的医疗水平也难以治愈,导致王稼祥回延安后,只能做些文案工作,很少到地方或前线去。

  而抗日战争,又是党员和军队指数级增长的时期,这样一来一去,导致1945年召开“七大”时,代表们不认识王稼祥,王稼祥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

  选举结果出来,教员非常意外——这么有贡献的人,竟然落选了?

  于是教员亲自给王稼祥“拉票”,和代表们一件一件列举王稼祥的功劳,并且和代表们说:“昨天选举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做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有了教员的宣传,王稼祥才高票当选候补中委。

  教员很少给人拉票,这次亲自出面给王稼祥拉票,可见王稼祥在他心中的地位。

  这么说,你可能不认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沦落到“七大”中委都选不上,王稼祥的地位降低太多了,这都叫念旧?

  但你反过来想一想,他们那些人的崛起,本身就不符合常理,在历史的重要转折时刻留下深深的印记,已经很了不起了,要论实打实的功劳和成就,现在的地位和职位才是完全匹配的。

  也就是说,他回到了属于他的位置上,不存在地位降低太多的说法。

  这样看,是不是觉得教员蛮够意思了?

  3

  最后再说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王稼祥。

  这个时期,王稼祥和教员的关系还是融洽的。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完,教员和王稼祥谈话,告诉他不用回哈尔滨工作了,可以在中宣部长和驻苏大使中选一个。

  中宣部长负责全国的舆论宣传工作,驻苏大使负责中国和苏联的沟通工作,在那个年代,这两个职位的分量差不多。

  教员让王稼祥任选一个,不能不说是重用。

  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商量,觉得在延安时做过宣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有宣传的经验,做宣传部长是可以胜任的。在苏联工作生活很多年,对苏联比较了解,做驻苏大使也可以。

  想来想去,他们决定选驻苏大使,毕竟新中国要成立了,苏联的支持,对新中国的意义更大。

  就这样,王稼祥做了驻苏大使兼外交部副部长。

  同年底,教员访问苏联的时候,随王稼祥驻苏联的朱仲丽,就是临时负责教员健康的保健医生。

  当然了,教员的保健医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除了王稼祥的妻子以外,朱仲丽还有另一个身份——教员的世交。

  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和教员的岳父杨昌济是留日同学。朱剑凡学成回国以后,在湖南创办周南女子学校,经常请杨昌济、徐特立到学校讲课。教员上井冈山以前,也经常到周南女校小住,和朱仲丽关系不错,还扯着她的小辫打趣:

  “幸亏你没有裹小脚,还能读书哦。”

  后来朱剑凡的长女嫁给肖劲光,二女朱仲丽在医学院毕业后奔赴延安,其他六个子女也大多是共产党员。

  朱仲丽去延安时,还专门给教员带了湖南的腊味食物,教员见到故人也很高兴:“你这个伢子,长这么高了,学会给我敬礼了,还是个响当当的医生。”

  教员安排朱仲丽去医院工作,后来她给程子华做过无麻药拔牙,还给白求恩做过助手。

  朱仲丽是教员的世交,王稼祥是教员的战友,从这份人物画像就能看出来,两口子和教员的亲密程度。

  我觉得,相比其他国际派成员的命运,王稼祥始终能受到重用,除了他本人的贡献以外,和妻子朱仲丽也有一定的关系。

  4

  既然王稼祥始终受到重用,为什么突然在60年代就销声匿迹了呢?

  其实这事和王稼祥的外交观点有关系。

  从1951年开始,王稼祥便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负责中国党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党派的外交工作,相当于党务方面的外交部长。

  在这个岗位上,王稼祥做的不错,中国很多外交方面的惯例,都是王稼祥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例如斯大林提议,以中国为主建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帮助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问题。这个提议背后的意思是,苏联的重心放在欧洲,亚洲的事情甩给中国,让中国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当家。

  但王稼祥立即拒绝斯大林,说“我们党和其他国家党的关系,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

  说一家人,是因为各党、各国都有共同的信仰,更有共同的利益,在两大阵营博弈的冷战格局中,是患难与共的一家人。

  说不是一家人,是因为每个党都代表不同的国情,所以不同的国情,需要不同的党独立自主的解决。不论哪个党都不能指挥别的党,哪个国家都不能干涉别国内政。

  如果违背“是一家人”的原则,就会给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损失,如果违背“不是一家人”的原则,就会出现大国沙文主义。

  “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的观点,和周恩来总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

  

  这时王稼祥的外交观是适合国情的。

  但到了60年代,环境变了。

  一场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打出了尊严,代价是和西方国家切断联系,一场长波电台风波,新中国维护了主权独立,代价是和苏联交恶。所以60年代初期,新中国处于美苏围堵的外交困境。

  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新中国被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围堵,唯一出路是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一方面用数量换质量,另一方面建立外交上的缓冲地带。

  总而言之,美苏不和我玩了,我必须和亚非拉的穷兄弟玩,在气势上不落下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谋求与美苏和解。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就是这个意思。

  要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最有效的方法是经济支援,于是每年都有大量的物资运到国外,支援第三世界国家。

  而在60年代初期,新中国遭遇经济危机,国内各方面都困难,做为资深的领导人,王稼祥便给教员写信提意见:

  “为争取时间渡过国内经济困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建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面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同帝、修、反斗争时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一句话,对外援助不要充大头,先管好国内再说吧。

  他的意见对不对呢?

  对国内民生经济来说是对的,但不符合国家发展的大战略。

  如果不用援助的方式获得第三世界的支持,结果显而易见,新中国在全世界再也没有朋友,说话也没人听,彻底成为世界的孤岛。

  教员一直是行大仁政的,牺牲一代人的幸福换三代人的安宁,他不可能因为短暂的经济困难,就放弃国家安全的大战略。

  而且处在教员的位置上,他也没有其他选择,一旦失去第三世界的支持,那么新中国在外交上就打不开局面,进而不能恢复经济贸易,最终会影响军事力量。

  到那个时候,面对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或者美国的军事骚扰、蒋介石朝思暮想的反攻,该怎么办?

  虽然不至于亡国灭种,但一定会打断新中国的发展进程。

  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我们用上帝视角能看明白,操盘国运的教员明白,但身处其中的王稼祥没想明白。

  所以教员给了王稼祥“三和一少”的评价——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

  外交观点不适合国情,王稼祥也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从1962年起,王稼祥就不主持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了,每天在家闭门读书。

  5

  总的来说,王稼祥一辈子有两次转身。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被现实教育,从国际派转向教员,功大于过。

  第二次是在国外内的纷乱环境中,从大仁政转向小仁政,功过要从不同的立场来定义。

  不论哪次转身,王稼祥都有浓重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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