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服务，并不是新鲜事物。这种事，新中国、毛主席也曾经干过。
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当时，新中国一穷二白，还没有来得及搞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业化还未开始，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美国人也就趁这个机会，挑起战争，迫使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所需要的大量物资，要向私有工商业也就是今天的民营企业订购，是为典型的政府购买服务。
当时，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这场战争的性质意义、战场环境的艰苦、志愿军将士的勇敢顽强，全国人民都知道，当时的民营企业家，也是知道的。人民政权向这些企业家订购物资时，给予他们以充分的信任，并没有歧视他们、提防他们。
这些民营企业家是怎么做的呢？许多企业家昧着良知，抛弃民族大义，把假药、黑心食品、次品衣服，卖给人民政权，千辛万苦地送到前线，结果，不但没有救了志愿军将士，反而害了他们。许多志愿军将士，没有死在美军的枪口之下，却死在了这些黑心企业家手中。
举两个典型例子。上海大康药房总经理王康年，以行贿、嫖妓等方式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对志愿军订购的氯霉素、面粉等6种前线急需物资，一直拖着不发货。在志愿军五次催促之后，王康年竟然把前线用不着的玻璃片、冷热水袋，以及生锈的器械发往前线；武汉市福华电机药棉厂经理李寅廷，本来负责为志愿军生产大批急救包和三角巾，然而，他却把国家用来的一万斤好棉花私吞，再从破烂堆、垃圾堆等弄来许多烂棉花，以次充好，欺骗志愿军。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行为，导致许多志愿军伤病员不治而亡，或者残废。
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民营企业家的这些行为，迫使共产党、毛主席发动“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党内，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针对党外、私有工商业的，大约相当于“体制外”，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物、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这场运动的成效如何？据说是“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惩罚了腐败分子，挽救了不少国家干部，保障了人民财产的安全，稳固了新中国的根基，效果非常明显。”效果，应该是明显的。但不能说是彻底、长远，只能说是一时之效。运动嘛，一阵风。真正彻底解决问题的是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系的确立，有了这个体系，也就无求于私有工商业主了，也就不需要政府购买服务了。
教训是深刻的，损失是惨重的。
今天，政府购买服务，已经成了政府的必要手段。企业家，被定位为“市场主体”，“衣食父母”，政府，则成了“店小二”。政府许多工作，被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转包给了所谓第三方。
今天，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第三方的觉悟提高了吗？我愿意相信，绝大多数企业家、第三方是遵纪守法的，是守良知的。但这场疫情，却又动摇我这种信心。
还记得疫情之初吗？四万医疗大军，除夕之夜，驰援武汉，有几个是民营医院派出的？最著名的“社会办医”连锁店、也是喜欢“医疗社会化”、限制公立医院规模的某睦家医院，以装修为名，直接关门拒诊。最重要的医疗物资，口罩，居然猛涨价，最高一支达四十元。核酸检测，一人一次，居然要价一百多元……
他们成了市场主体，他们受到各地政府的遵重和保护，甚至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能不抓就不抓 ，不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审就不审，能不判就不判”。
抗美援朝时期指望这些民营企业家，后果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抗疫，我们再一次依赖民营企业家，再一次全面“政府购买服务”，把检测转包给了第三方。疫情已经三年了，和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样长，或许会更长。大规模、常态化检测领域，乱象从生，也是铁证如山，极大地破坏了抗疫行动，甚至人为是制造了灾难。第三方拉拢腐蚀政府工作人员的事，也多次发生。最近，北京某区的卫健委主任杨大庆等，又暴出被腐蚀的问题。官虽小，所造成的损失却极大。
这还仅仅是和平条件下的抗疫，如果是发生战争呢？情况会怎么样？
怎么解决？我们不能被同一场石头绊倒两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需要一场新的三反五反，需要一场新的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购买服务的事，该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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