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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凌斯:再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

燕凌斯 · 2022-11-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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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这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焕发出那样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和创举,难道可以统统给予抹杀吗?

  “大跃进”是在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共产党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发动的一场生产建设运动,是一次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和党史教材都称它是一次严重的“失败”和“挫折”。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更是竭尽攻击和污蔑之能事,文章如山、口水成河,为此耗尽了他们半个世纪的精力。然而右派愈是攻击,就愈是增加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记忆。不是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吗?那么大跃进这面镜子如今又折射出什么呢?

  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不可抹刹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群众性生产建设运动,是独立自主地探索走中国自已发展道路的开始,其主观动机是积极、进步的。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经过“三大改造”运动,生产关系虽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就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当时工业基础十分簿弱,加快实现工业化是迫切的任务;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畜力,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农业产量很低而且不稳定。这样的经济条件,既不能巩固和推进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又不可能打破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强大。可以想见,在当时形势下老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着多么巨大的压力。正如1958年1月毛泽东所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簿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指钢产量)”。(《工作方法六十条》,《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要掀起一个生产建设高潮”。是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些都充分地体现出党和人民对于加快发展、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要求和高涨志气。在当时形势下,搞“生产大跃进”决没有什么错。

  人们知道,改革开放后一个主导性口号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敢闯敢冒” 等,可想而知,这种要求对于五十年代的中国来说,岂不是更加迫切?三十年改革一贯时兴“大干快上”、“反对保守”以及“超常规”、“高速度发展”,“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革”等口号,难道就不兴老一辈建设者们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反对保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搞“生产大跃进”吗!

  其实大跃进时的“大干快上、加快发展”远比改革时期单纯、实际得多,它完全是从国家发展强大、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着想的,是没有任何人从中考虑“发财先富”或追求“政绩工程”以及谋取特权和私利的因素在里边的。

  同时,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和超额完成,其间工业总产值达到了年均18.4%的增长速度。这也为开展大跃进提供了一定的客观依据,更加促成了大跃进的产生。

  在工业上,毛泽东在1957年11月提出了以十五年左右时间在主要工业品的总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 ,从而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大跃进。

  在农业上,大跃进是从宣传、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开始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实践证明,这些目标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决不算什么“冒进”。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大跃进运动共持续了三年,它给中国建设取得了哪些巨大成绩呢?

  大跃进运动大大推动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其成就永垂青史。

  毛主席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和大型水利工程,其中大多数始建于大跃进时期。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台山长坑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贵州省红枫湖水库、百花湖水库、阿哈水库等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在治理大江大河方面的许多大工程也都是在当时实施的。例如全国著名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刘家峡和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黄河下游山东位山截流工程,长江支流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淮河治理中的淠史杭水利工程等,都是在大跃进中开工或竣工的。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气势豪迈。这些大型水库大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半个世纪以来,对当地的环境、生态保持和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造福于子孙后代。如果不是在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状举是不可能有的。其成就可谓是功在千秋。

  大跃进对于中国工业化和科技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史上的许多“笫一”都是在大跃进时期实现的。

  对于工业建设来说,大跃进是真正的“超常规”、“跨越性发展”。 例如,在钢铁工业中,不仅兴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炼钢厂武汉钢铁厂,而且还有邯郸钢铁厂、济南钢铁厂、杭州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南京钢铁厂、安阳钢铁厂、成都钢铁厂、柳州钢铁厂等,一大批大型钢铁企业都是在大跃进期间兴建的。还有鞍钢最大的炼钢平炉建成、出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次进行氧气顶吹练钢技术试验成功等重大技术改造工程。1960年全国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是1957年的3.5偣。

  还有许多大项目、大建设,重大科技成就都是在大跃进中实施和取得的。如: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制造成功,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和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清华大学),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出厂,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试制成功,第一部国产轿车“东风”(后为“红旗”)牌轿车诞生,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论“跃进号”下水,第一台138吨交流电力机车试制成功,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洛阳)建成投产,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回旋加速器建成,第一台每秒运算一万次的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我国最大的重型机器厂(国家重点铸锻件的生产中心之一)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建成、投产,我国新兴的化肥工业上海吴泾化工厂投建。另外,还有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桂铁路建成通车,昆明铁路同越南铁路接轨通车,重庆的白沙沱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等。那是名副其实的生产大跃进!

  在公共设施建设方面,如首都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火车站、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还有武汉长江大桥等。至于各地方开工、建立的工业、交通等各业项目以及“标志性”建筑就更多了。仅在两、三年时间内,国家就有这么多的项目投建、完成,这么多的科技成果取得,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这些工程建设如今经过了半个世纪,仍发挥着巨大作用。其中有发现存在设计、施工等建筑质量问题的吗?有使用不久就发生跨塌的“豆腐渣工程”吗?没有。而这样的问题在改革以来的建设中却是屡见不鲜吧!

  其他在学校教育、医疗卫生防疫、体育等方面也是建国以来发展步子最大的一个时期。从此开始,大部分农村公社都建立了中学、卫生院、防疫站以及农技站等。

  大跃进给中国工业创造出了空前巨大的的生产能力。三年中(1960年比1957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主要产品的产量:钢铁、原媒、机床、发电量等,都有大幅度增长。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是在大跃进三年中开工的。三年中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三十年间新增练钢能力的36.2%,采媒能力占29.6%,棉纺绽占25.9%等。(引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15、416页。)包括大跃进在内的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基本建设投入共1206.09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81个,新增固定资产861.82亿元,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些大建设虽然导至了当时的经济困难,但它却在后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结出了硕果。如果没有大跃进中的这些工业成就,中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将会推迟许多年。包括后来在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汽车、造船、机床制造、交通、国防工业、甚至“两弹一星”的成就都将是个问号!

  在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焕发出那样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干劲,取得了那么多的成就和创举,难道可以统统给予抹杀吗?

  关于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

  大跃进中的主要错误在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超越了现实条件,干了许多劳民伤财的事情。由于当时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工业铺的摊子过大,投资超过了国力,因而造成当时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下降,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严重困难。在1956年以来的胜利面前,党内一种盲目乐观、急于求成、骄傲轻率的情绪增长,有些领导干部似乎认为单靠人们的干劲、热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很快把经济搞上去,把社会主义建成。因而造成领导工作上的失误。一是干部头脑发烧,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大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和“一平二调”;二是不讲实事求是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盲目实行“全民大办钢铁”、“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文教”等,使工业和各项事业齐轰乱上、劳民伤财,大大损害了农业。

  这种错误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958年秋虽然粮食大丰产,但由于大轰隆以及劳动力过多地调出支援工业、大修水利等,使相当多的粮食、地瓜、花生等农产品没收上来,烂在了地里;由于人民公社普遍实行“食堂化”和生活方式集体化,农民家庭的粮食储备被清空,变得一无所有,一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毁坏,这样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完全失去了安全保证,因而危机很快就出现。到了1959年春就出现粮食短缺,城乡各地相继进入饥荒状态。适逢1959年至1961年不少地方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农业产量连续减产,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这样就出现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各地党组织和干部的工作不同,各地的困难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是不同的,灾情有轻有重。有些地区农民为了求生存又重新外出逃荒要饭和弃家外流。有大量社员以糠麸、野菜、树叶、树皮等充饥,在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

  “三年困难时期”,是在新中国历史上使老一代人们至今难以忘却的一段岁月。那不仅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困难的态度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岁月,但那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卖儿鬻女、卖身的现象吗?有社会动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赞叹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超过解放前的那种程度。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那种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鸡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五十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要说“经济损失”,同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相比,“三年困难”也无法相提并论。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好在大家都一样,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岐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大跃进”之后,虽然困难局面造成了,但是人们看到全国各地情况都一样,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各行各业都吃不饱饭,都同样在千方百计地渡荒、找饭吃,绝没有任何人有什么特殊,更无任何人囤积居奇。当时包括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间不吃肉,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这样,老百姓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人们生活上虽然苦,但心理上是平衡的。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于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容忍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的失误完全是在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争斗和谋私的成份。更不是由少数精英所设计的。“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坦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数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党中央很快就发现,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经毛主席批准,我国首次从外囯进口粮食。1960年至1961年两次进口了650万吨(先后150万吨、500万吨)。并决定翌年再进口400万吨。并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渡过灾荒;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尤其重要的是,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错误,党中央在六十年代初大兴“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之风,在关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计划和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例如: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明确人民公社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某些规模大的公社和大队划小;恢复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允许社员经营小片开荒,大力发展社、队、家庭副业和畜牧业。在集体经营的同时鼓励社员搞好家庭副业和饲养,实行公私“两条腿走路”;在生产队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城乡自由市场和集市贸易;大力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整个经济关系中确定了“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号召“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都必须把支援农业放在头等重要地位,绝不做任何妨害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的事情。通过一系列方针、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使党的农村政策基本上建立在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对克服困难、恢复发展生产起了根本作用。因而到1962年中国城乡经济形势和人民生活就开始好转。

  三年大饥荒的出现,虽然是由工作失误、自然灾害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从基本方面说仍在于中国经济生产条件落后,是历史的问题。它清楚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六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决不会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即可解决,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即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设想千百年来形成的落后和饥饿状况会在十年时间里完全消除。搞不好,旧社会的灾难仍会重演。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认真吸收“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教训,在后来的经济建设中,一贯强调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认真研究价值规律,正确处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因而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在此后再无发生大的挫折。

  值得指出的是,在大跃进发生之时,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两年时间,在当时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其中出现失误和挫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在后来改革中,有些领导人经常以“交学费”的说法来解释造成的失误和损失。按此说法,在建国初老一辈建设者所犯的错误岂不更应该理解为必须付出的“学费”吗?一些至今攻击和指责大跃进的人,倒不如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建设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经验和教训的条件下,竟然又造成了多少劳民伤财?又交了多少学费呢!

  在所谓“改制”中大批国有企业被搞夸,大量国有资产流失,数千万工人下岗。在“敢闯敢冒” 中,全国200多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中就有183个曾经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 以及“提前实现现代化”(2000年前)的规划目标,并大搞虚报浮夸,形象工程,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盲目开发上项目、盲目圈地、私开滥采中,多少自然资源和环境生态遭破坏、江河湖海被污染?多少农民群众的权益受侵害?环境污染、假冒伪劣产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或使人身体受到伤害?在全国各地,黄赌毒泛滥、艾滋病等各种传染病蔓延,人们的信念、精神支柱崩毁、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等,黑恶势力猖獗。试问,这对社会发展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的危害何其严重?这种失误、挫折难道比建国初的大跃进时期还小吗?人们知道,过去“五风”所造成的损害,经过纠错、调整,三五年之后就逐渐恢复;然而在“改革”中造成的大量环境破环、社会弊病等需要多少年才能解决、恢复?对此问题谁来给予公正地评说!精英们难道可以哑口无言吗?

  “共产风”、“浮夸风”是怎样刮起的

  改革开放以来,主流媒体和党史教材中每讲到“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和“挫折”,无不是把主要责任推给毛主席。所谓毛泽东“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轻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等。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不实之词。是“非毛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大跃进的确是毛泽东发动的,他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掀起一个生产高潮”等,但是这同高指标、瞎指挥、刮“共产风”、“浮夸风”岂是根本相同的问题?看当时的一些“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左的口号以及高指标、“放卫星”、浮夸风、瞎指挥等,出自毛泽东的一个也没有。

  “共产风”、“浮夸风”等风潮究竟是谁号召起来的呢?面对主流媒体是非颠倒的说法,我们不得不再查阅一下历史。

  人们知道,自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毛泽东就多次向党中央提出自己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意见,而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一线领导工作。1958年12月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在1959年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即被正式选为国家主席。毛主席还打算下一步再从党中央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按照这期间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变化,刘少奇即处于国家的一线领导工作。邓小平当时作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1958年五、六月间,国际形势骤然紧张。美国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出兵约旦。在远东,美国重申不承认中国,并支持台湾当局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挑衅。在七、八月间赫鲁晓夫密蜜访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当时毛泽东不能不以主要精力思考国际关系上的斗争,并与军方领导人共同研究和部署炮击金门的事情。(8月23日下令对金门展开大规模饱击)

  当时经济建设方面的事情完全是刘、邓全权负责。刘、邓处在大跃进中的一线领导工作,当时他们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刘少奇到各地视察多次讲:“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可以看出,这比毛泽东在1958年初关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说法提前了十多年。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一次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时说:“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他还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其中提出“破九界”,即破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界限、私有财产界限......。他是空想社会主义,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佳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就把空想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的实现了。刘少奇还积极宣传实行“供给制”、“家庭革命”,号召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养老院,建学校、建花园等,并把这些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说明:人民公社“所有制目前还是采用集体所有制”,“分配制度也还是按劳取酬”。指出“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也说:人民公社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然而事隔不久,经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9月13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不知道的情况下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其中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并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等等,大力宣传“穷过度”和“共产风”观念。这种宣传引导显然与党的决议相违背。

  正是这些来自中央领导的离谱的讲话、宣传,给各地干部造成极大思想混乱和工作压力,鼓励他们不得不说假话、搞浮夸。

  1958年8月,刘少奇派出“共产主义试点”小组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小组不仅传达了刘少奇关于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一些指示,而且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发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使徐水县成为当时全国刮“共产风”的典型。全县成立了一个公社,实行一县一社,县社合一。号称实现了“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全县财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实行统一的供给制,工资水平全县一致。按照该县县委书记的宣布:“计划每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等。(《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徐水人民公社颂》。)刘少奇于9月间到徐水视察,对徐水的回报给于肯定。其经验被宣传报道后,引来各地很多人来参观学习,很快推向全国。

  1958年七月,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1.5万斤等,刘少奇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都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九月,刘少奇先后到河北徐水、江苏常熟县等地视察,对当地干部的吹牛、浮夸大加鼓励。例如当常熟县一个乡党委书记告诉他说稻谷亩产一万斤时,刘少奇问:“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等等。

  当时邓小平作为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主管宣传口的工作,《人民日报》关于各地“放卫星”、亩产数千斤、上万斤的报道,关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之类的口号,大都是经他审查发表的。正是这些宣传报道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共产风”、“浮夸风”。

  邓小平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视察东北三省时说:“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又说:“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

  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些指标也都是根据各协作区、有关经济部门的一些领导人报告的意见,经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的。例如,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实现1070万吨钢、1959年计划2700万吨钢的指标,就是根据冶金部、各协作区报出的产量提出来的。当时毛泽东反复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说行,没有不同意见。这时到年底还有四个月时间,怎能再生产出700万吨钢?对此毛泽东也是怀疑的。他当时引用唐朝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无奈的心情。(《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第95-103页》。)

  1958年全国农业呈现一片大丰收景象,各地干部都是一片“产量翻番”的声音。8月间毛泽东亲自到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视察,总是反复地盯着一个问题问:粮食产量翻番有把握吗?有保证没有?如何实现?有什么措施?从各级干部中得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毫不含糊的。在北戴河会议上,农林口上报的汇总的粮食产量指标超过一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到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了。1959年计划8000亿斤也就这样提出来了。

  以上情况清楚说明,在“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中,毛泽东并不是发明人和倡导者,当时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的刘、邓起了主要作用。当时全党上下都急于把国家经济搞上去,人人头脑发热,没有人能脱离形势的影响。但是比较说来,当时毛泽东无论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比其他领导人清醒得多、冷静得多。他一方面肯定干部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又多次对干部的头脑过热、吹牛浮夸现象泼冷水。

  早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辽宁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说:“不要吹得太大,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提出河南省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在4月于武汉召开的一次部分省委书记汇报会上,当听到有几个省汇报中有“一年翻一番”、“一年完成三年规划”、“三年实现水利化”等口号时,毛泽东当即提出质疑,多次插话说:“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我表示怀疑”。“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808页。)

  1958年8月,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表示不相信,并说:不可能的事。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上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个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看后摇头,风趣地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都堆不起来么!有一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当时邓小平主管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在对“共产风”、浮夸风的宣传报道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从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2105斤的消息起;6月12日又报道了该社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的笫二颗卫星;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谷城县星光社某试验田小麦亩产4353斤的卫星;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该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的经验。

  7月3日毛主席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写给本省农村干部的一封信上批示说:“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稻每亩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至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表明了他对高产报道的置疑。毛主席还把这封信转给邓小平等人,建议将其公开发表。

  但是,宣传通讯上关于各地放卫星的报道仍在不断升级。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7月18日报道了福建省闽侯县连板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的卫星;7月25日新华社报道了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试验田早稻亩产9175斤的卫星;7月31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早稻亩产36900斤,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某社的1.7 亩试验田中稻亩产60437斤,……。宣传报道的各地产量一个比一个更高。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报道小麦亩产最高的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笫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的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0435斤。

  据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的回忆,从1958年3月起至11月间,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和虚假宣传。多次指出:“报纸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新闻工作者要头脑冷静,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象”。“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等等。但由于当时刘少奇主张“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受其影响,因而使“五风”现象在1958年下半年持续不止。(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08-113页。)

  面对一些左的口号和虚假的宣传报道,毛泽东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毛泽东于1958年10月,即先后派阵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深入河南调查,弄清事实真象。在此之前他自已也亲自到河北、天津调查了解情况。当问题充分暴露出来后,党中央首先提出纠左,批判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的正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接连几次会议主调都是批评“五风”、纠正左的错误。

  例如在1958年11月郑州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话,批评有些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的错误主张。他还说:“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毛泽东文集》第五卷第434-435页。)

  在1958年11月中央召开的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他讲: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一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多。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毛泽东还指出:关于生产指标问题,究竟什么指标为好?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选自毛泽东在1958年11月21日、23日武昌等会议上的讲话。)

  这里清楚看出,毛泽东当时反对“高指标”、“虚报浮夸”、反对“共产风”的态度是多么地鲜明、尖锐。在这个问题上,他甚至称自己要当“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这种批评和反对声音,当时党中央除了毛泽东还有其他人吗?没有。毛泽东在多次批评中称作“你们”、“你”、“人家”、“别人”的,正是在1958年处于一线领导工作、积极提出“高指标”、带头宣传“五风”的领导人。毛泽东纠左的阻力当然主要也是来自这些人。为了纠错,毛泽东并且自己带头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并在政策和管理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进。由于毛泽东的一系列努力,使“五风”终于在1959年之后逐渐停止。设想,如果不是毛泽东当时头脑清醒,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那么“五风”造成的恶果还将继续扩大。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中说:如果不是毛泽东找出问题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50页。)

  从毛泽东那段时间的一系列讲活,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明朗的:大跃进成绩是主要的,但问题也不少。在他看来,左的错误、“五风”必须坚决克服;但干部群众的热情、积极性必须保护,不能给群众拨冷水,气可鼓而不可泄。——站在全党工作大局考虑,这种态度是负责任的。

  毛泽东在批评错误的同时,十分注重对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包括宣传“共产风”、“浮夸风”的干部加以保护。在整个纠错过程中,都自己承担责任,“不牵累别人”。人们知道:从1956年起毛泽东就曾多次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并逐步从党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有意推出刘少奇、邓小平于第一线,以实现自己培养接班人的夙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8年11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并推荐刘少奇接任这一职务。1959年4月召开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在会上刘少奇即正式被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清楚说明,尽管在大跃进领导工作中刘、邓等“头脑发热”,搞了“共产风”、“浮夸风”,招致重大损失,但毛泽东并无追究他们的责任,而仍然对其充分相信,并委以重任,使党中央领导班子过渡的部署顺利实施。这里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完全以党的大局为重、对属下关心爱护、大公无私、宽宏大量的伟人胸怀,在这一点上无人可比!

  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曾经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阵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页。)然而,这里却回避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即:大跃进难道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吗?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究竟是谁宣传起来的?而又是谁最先发现“共产风”、“浮夸风”问题并给予了坚决批评和纠正的?怎能一个大家都“头脑发热”就可欲盖弥彰了?

  诚如邓小平所说,当时的错误是党中央集体犯的,没有任何领导人提出过反对意见,包括他自己和陈云等,然而为什么有人却又攻击毛泽东所谓“在五八年大跃进中搞一言堂、个人专断、听不得不同意见”等等,致使多年来的大量宣传、文章把“共产风”、“穷过渡”、“浮夸风”、“平均主义”等种种罪名都扣在毛泽东的头上?对于这样肆意混淆是非、纂改历史、挟私嫁祸的行为,人们岂不是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吗?

  毛主席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对于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问题,毛主席很快就觉察,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毛主席于1958年10月到11月先后派阵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等深入河南调查,他本人也亲自到天津、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调查了解。当问题初步暴露出来后,毛主席即明确提出纠“左”的号召,首先批判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的正是毛泽东。从1958年11月的中央郑州工作会议、武昌会议到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接连几次会议主调都是批评“五风”、纠正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毛主席还提出把高指标压下来。把下年的水利建设土石方任务、还有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各样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压下来。

  他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渡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经毛主席批准,我国首次从外囯进口粮食。1960年至1961年两次进口了650万吨(先后150万吨、500万吨)。并决定翌年再进口400万吨。并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调整城乡供粮标准、开展节约用粮、实行“瓜菜代”等措施渡过灾荒;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1959年七八月间在党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了“意见书”,暴露出党内对大跃进运动和中央一线领导工作的严重分歧。会上虽然对彭德怀“右”倾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并未有改变。在1959年、1960年城乡居民生活更加困难,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实际上都在抗灾、“抓生活”,许多工作处于停顿状态。面对当时的局面,如何正确的认清形势,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对党的方针政策作出调整,成为迫切任务。

  大跃进中的问题,反映出党的干部对经济建设规律并不了解,认识脫离客观实际、单凭主观意志办事。为此毛主席认为必须在全党重新开展一场调查研究工作,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在1961年1月中央工作全会上和接着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连续两次发表了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其中说:“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

  “调查研究近几年比较少了,对情况不甚了了,刮‘共产风’就是情况不明。中间又夹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打乱了反‘左’。……总而言之是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实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坚决退赔‘共产风’刮来的东西,应该退赔的要彻底退赔,农村里坚决整掉‘五风’。”“对庐山会议犯错误的少数同志,我们希望跟他们也团结起来。”“另外,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有些也犯了错误,个别的同志性质也相当严重,我们希望他们在工作中去改正,欢迎他们的进步。”“希望今年这一年,成为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把实事求是精神恢复起来”。(引自《毛泽东年谱》4卷1961年1月)根据毛主席关于恢复实事求是精神的讲话和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八届九中全会正确地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由此表明了“大跃进”运动的结束。会后党中央专门印发了毛主席在1930年江西根据地时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以指导当前调查研究活动。

  在八届九中全会开过后,根据毛主席和全会的号召,党中央领导们身体力行,分头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

  毛主席在全会开过的第二天,就组织了三个调查組,分别由他的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任组长率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要求每个组调查10至15天,各调查一个情况最好和最坏的生产队。毛主席本人也于1月下旬离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中旬到广州。沿途分别同各省、区负责人进行深入交谈,就当时社队的生产、管理、核算、体制规模、群众生活、公共食堂等问题,全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等。最后又在广州会合了三个调查组,对调查的情况汇总、研究等,形成许多新的认识。在这里,毛主席多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扩大的工作全会,将调查中发现的的广泛问题进行通报、研讨,以取得共识。直到5月中旬才回到北京。这一次四个月的调查研究活动,大大认深化了对当时农村情况的认识,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即清楚了。

  根据毛主席和全会的号召,刘少奇于4月至5月到湖南进行调查。他深入宁乡县、长沙县的几个大队40多天,走访、看望群众,找干部座谈了解。尤其对当时农村的凋敝景象和社员们的生活困难印象深刻。在调查中他坦诚地对社员们表示倒歉,说“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中共党史》下卷)

  周恩来在4月至5月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和天津等地进行调查。朱德先后到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市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直接领导了5个调查组,在北京顺义、怀柔两县进行调查。

  与其同时,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区党政负责人都纷纷下去,深入社队进行调查。

  这种由党中央带头、大规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活动,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充分体现出毛主席、党中央真正对人民群众负责、担当,实事求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错就改的领袖典范。无以可比。对比“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被解散、搞垮,广大工人阶级遭下岗失业、“砸碎铁饭碗”之灾等,国家领导中有谁提出对百姓中的疾苦进行全面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给个说法,并积极赔偿广大职工群众的损失吗!

  ——各调查组的材料、意见最后都提供到中央,真实深入地反映出当时经济生产、群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对于形成全党新的认识、统一思想起了决定作用。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党中央对方针政策和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包括“农村人民公社管理制度改革”、“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贯彻实施。在1962年之后,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即开始走向健康发展的新局面。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问题的讨论也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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