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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没有完成的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新探

张有军 · 2022-12-09 ·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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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俄国民粹派关于农村公社生命力看法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坚持必要条件,即俄国革命引发的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给予的物资支持,而这一点在信中没有提及,加上此信没有寄出发表,说明该信没有完成,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寄予厚望的俄土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而告终。

  1877年11月,俄国进步杂志《祖国纪事》刊登了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卡尔·马克思在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包含了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因此便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答辩信,试图纠正米海洛夫斯基的观点。

  马克思在信中指出,米海洛夫斯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所谓“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马克思指的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描述的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具体途径,即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而使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马克思反对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侈谈一切国家和民族将走西欧资本主义这条道路。

  马克思的以上表述只能作两种解释:一是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不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认为走法将与西欧不同,也就是不经历对农民进行残酷掠夺,从而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运动。这第二条道路走得通吗?马克思在信中的回答是:“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这也就是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和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一样,必须经历对农民的剥夺运动,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又将这一条件限于西欧,反对把这一前提条件套用到其他民族、国家身上,这实际上也就等于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也就与信中的另一个基本结论达到了一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给予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马克思在信中涉及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命运的思想。马克思谈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出色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象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他表示赞成后一种办法”。马克思接着指出,米海洛夫基斯“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文学家’(指赫尔岑——笔者注)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论战推断我反对那位‘文学家’的这些观点,那么,他至少有同样的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伟大的俄国学者和批评家’(指车尔尼雪夫斯基——笔者注)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马克思到底同意还是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回答并不是很明确。

  有人从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既然……那么……”引申出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有人断章取义,舍弃“既然……”,只取“那么……”,认定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持赞成态度。这两种推断方法都是不足取的。

  马克思到底想告诉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的分析,已经断定马克思反对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既然如此,马克思当然不会赞成“自由派经济学家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而是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即发展俄国“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农村公社——“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分析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反对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真实含义了:俄国应停止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以便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

  在俄国农村的问题上,马克思得出了和民粹派相同的结论,这岂不证明马克思就是民粹主义者吗?当然不能这样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高级形式的肯定,是有着严格的限定条件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俄国农村公社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因素,这主要体现在1881年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认为,俄国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19世纪下半叶的国家。这种农村公社与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相比,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表现在:和它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给它提供集体生产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公社的基本特征即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它与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所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1]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而且,俄国农民早已在没有分配的草地上,在排除沼地积水等集体作业中实行着集体经营,具有初步合作经营的实践经验。俄国农村公社的这些“优越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为它转变为高级形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能否变为现实,还要看条件。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讲得最直接的地方,是《共产党宣言》1881年俄文第二版序言。在那里,马克思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里的条件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是指俄国革命将引发西欧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当时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第二,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是指一旦西方国家由于俄国革命的支持而爆发革命,取得胜利的西方无产阶级将反过来给予革命后的俄国以巨大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是俄国农村公社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占有制形式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知道,俄国民粹派根本不承认这些条件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只要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社会主义事业便大功告成。

  由于上述条件是在80年代初提出来的,而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1877年写的,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在1877年是民粹主义者,几年之后才与民粹派思想决裂呢?这也是不能成立的。早在1875年2—3月初,马克思在阅读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致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后,附上自己的意见交给恩格斯,建议给予回答,并且说特卡乔夫“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来”。于是恩格斯写了《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尖锐地批判了民粹派的有关论点(《马克思恩格斯事业年表》第404—405页,人民出版社)。因此,我们可以说,恩格斯在文章中体现的观点与马克思是一致的。

  《流亡者文献》的第五篇文章《论俄国社会问题》指出了俄国的农村公社这一社会形式有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但其前提条件是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之前,西欧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俄国民粹派的代表人物却根本不承认这些条件,在他们看来,俄国农民是天生的、本能的共产主义者,比西欧没有财产的工人更接近社会主义,只要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就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王国。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与民粹派的观点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在1875年不是民粹主义者,在80年代初不是民粹主义者,怎么可以设想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时就变成了民粹主义者呢?

  马克思不是民粹主义者,而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又确实得出了与民粹派相同的结论,这作何解释呢?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与公开发表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后两者在指出农村公社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的同时,总是紧接着指出实现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即胜利了的西方无产阶级的物质和精神的支持,而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只是迂回地指出了农村公社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而没有指出实现这种可能性的必要条件,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

  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把最重要的部分写上?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直接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无论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俄国的农村公社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沙皇政府。它不仅残酷地掠夺本国的农民,破坏公社,而且是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后备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言:“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代俄罗斯国家,就不可能获得彻底胜利”。由此看来,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乃是头等大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必要的力量。

  从俄罗斯内部看,七十年代由民粹派掀起的旨在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沙皇统治的轰轰烈烈的“到民间去”运动由于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同时受到沙皇政府的镇压而于1874年底归于失败。在这之后,直到马克思写这封信时,整个俄罗斯帝国内,尽管工人、知识分子的骚乱不断,但都不能构成对沙皇的严重威胁。恰恰在这个时候,1877年4月24日爆发了俄土战争。从这个战争中,马克思看到了一线希望。因为,如果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就不仅严重地削弱沙皇的专制制度,而且会引发俄国各阶层早已潜伏着的不满情绪,俄国革命就可能提前爆发,彻底摧毁沙皇统治,从而为西欧可能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清除国际上的一块绊脚石,正如马克思在1878年2月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所言:“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社会的变革,从而会加速整个欧洲的转变”。

  马克思密切注视着俄土战争的进程。据统计,从1877年4月24日战争爆发至1878年3月3日战争结束,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通信13封,其中11封谈及俄土战争。他们在信中分析交战双方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每当土耳其作战失利,总感到非常遗憾;每当俄国军队进攻受挫,则表现出无比的喜悦。例如,1877年7—9月,俄军对土耳其重要的交通枢纽普列夫纳的三次进攻都严重受挫,这使马克思看到了希望。他在9月27日致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流露出非常激动的心情:“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成熟了。由于土耳其好汉不仅打击了俄国军队和俄国财政,而且打击了统率军队的王朝本身,革命的爆发将提前许多年。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战争进行到11月,也就是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信的时候,战争逐渐朝着不利于土耳其的方向发展。12月10日,土耳其军事要地普列夫那陷落,是这次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俄军节节胜利,直到战争结束。这使马克思寄予俄军失败,从而引发俄国革命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再谈什么俄国革命之类的话并且寄出去公开发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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