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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刚: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说开去

王志刚 · 2023-01-03 ·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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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

  【原编者按】2022年12月30日,是苏联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日。100年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斯大林在会上宣布苏联成立。69年后的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战胜惊涛骇浪,用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永葆共和国颜色是红色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该文曾以四篇系列谈发表于2015年8月本公众号,现将其合为一篇重新修订编发,以飨读者。

  从苏联解体的教训说开去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多次强调总结苏共亡党亡国教训,一再为全党敲响了警钟。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已经31年了。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垮台是74年,苏共(布尔什维克)则存在了88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于我们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不要以为苏联解体了,马克思主义就失败了,哪有那回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这就清楚地指明,苏联解体、苏共衰亡是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这一论断应该成为我们总结苏联解体教训的根本指导思想。革命成功在人,革命失败也在人。“人存政兴,人亡政息”。我们应以人为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苏共最高领导人与苏联解体的责任,人的变化与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调动人的积极性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防止“和平演变”的关系以及对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启示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总结,以便避免中国重蹈覆辙,成为第二个苏联。

  苏共高层应负的责任

  苏联死于自杀而不是他杀,并且是慢性自杀,这是世界公认的结论。因此,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从执政党内部人为的因素中去分清责任,首先要从党的最高层找出直接动因。最高层管的是方向、路线,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权、政策策略的制定权。指导思想和政策策略是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事关党的生命,是最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论述告诉我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即便正确,搞好一个国家也很难;但如果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或当了叛徒,搞垮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则很容易。因为前者是遭到敌人强烈反对,后者是里应外合。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以无与伦比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车轮,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迎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但是,自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苏联这个革命的火车头渐渐地刹车、拐弯,到了戈尔巴乔夫就翻车了。从量变到质变、从渐变到突变,起于赫,止于戈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寒始于立冬,而不应归于盛夏。说苏联解体起因于列宁,说斯大林应对苏联解体负责,是崽卖爷田让爷负责的唯心史观。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想搞垮苏联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的同事以及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一个相当的多数都不能简单地这么说,因为他们生前当政时讲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甚至死后还都戴着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战士的桂冠。应当承认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苏共自赫鲁晓夫开始走上了一条垮台之路,要是他们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为自己走赫鲁晓夫的路而后悔莫及。他们在位时,也许为眼前局部利益所迷惑,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也许欺骗别人,又欺骗自己,拉大旗做虎皮,为掩盖自己的错误找依据,而他们自己并不承认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了背离马列主义的事,始终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新贡献。这正是苏共的悲剧所在。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一条错误路线在利益驱动下形成、执行的过程中逐步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者阶级。法权——特权——利益集团,有好房子,有小汽车,有百万、千万的财产,这些“只管生前荣华富贵,那管死后浊浪滔天”的人成了气候,回到正确路线上就难了。因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只能是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而这条错误路线是用厚厚的正确外衣加以包装,在对正确路线的慢慢修正中推行的,再加上一些与错误路线抗争的人又不得不用错误路线进行掩饰。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搞机会主义的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错误路线形成高压态势时,坚持真理的人就不得不“打着白旗反白旗”。这就是为什么错误的东西很容易形成潮流,而“反潮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的重要原因。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就像一些拥护戈尔巴乔夫的人,在苏联垮台以后,觉悟了、警醒了,开始揭露抨击戈尔巴乔夫一样,善良的人们是在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后,才看清了历史真面目,等待着下一次革命的到来。历史不能假设,客观规律只能遵循利用,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它自己的历史规律,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苏东垮台正是规律的惩罚。红旗落地、人头搬家,血的教训使人猛醒,晚矣?否!撞了南墙即回头也是英雄好汉!真正总结好苏联垮台的教训,对已垮台的国家来讲,可以找到峰回路转的革命之路,无疑是一大笔财富;对于还苦苦支撑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可以驱散“周期率”的阴霾,看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使社会主义保持生机和活力,在曲折的道路中,争取光明的前途。

  当然要走出“周期率”也很难,不难就不叫“周期率”。对于执政者来说,真正兴旺发达是艰辛的攀登,是痛苦的求索;而在虚假的繁荣之中走向衰败则可以舒舒服服,似温水煮蛙,是安乐死。不畏艰苦勇往直前者是英雄好汉,害怕艰难困苦以退求乐者是懦夫软蛋。“由俭变奢容易,由奢变俭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政党注定是要失败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军队注定是要被消灭的,一个没有忧患意识的人注定是要被淘汰的。尤其是最高层的骄奢淫逸对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艰苦奋斗,革命兴;安逸享乐,革命亡。道理好说,做到甚难。君不见,那些有权的、有钱的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哪一个不是看好了既保护了既得私利,又可以自由享乐这一条。在他们看来,一天不搞资本主义一天就没有安全感。到了苏联解体前,苏共高层领导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赞成搞资本主义,这正是苏联20万党员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德国法西斯,2000万党员时丢掉政权的最根本原因。

  苏联的社会主义来得快,垮得也快;美国的资本主义咋就活得滋润?资本主义腐而不朽,社会主义一腐就朽,原因何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观察社会、反思历史、直面人生,答案又是那么简单明了:人是社会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需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去指引。

  如何认识人,这是思想路线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人的自私性与私有制是产生阶级的根源,同时又指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在实现公有制的同时实行“两个决裂”,私欲会得到遏止,人美好、善良的一面得到最大发展,成为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所以,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资产阶级则认为人自私的本质是无法改变的,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利用人的自私性作为社会发展动力是天然合理的,只要做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因此,资本主义永远存在,社会主义只能垮台。这是两条截然相反的认识路线。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执政党要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说到底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是有阶级存在并逐步走向阶级消亡的社会。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是一身二任,没有人去联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有人有世界,没人没世界,世间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因为有了人,才有了人间的奇迹。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去侈谈社会的发展,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是庸俗唯物主义;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去观察社会和人,不承认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历史唯心主义。

  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所谓特殊就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位置上,领导干部尤其是高层领导更应是这样。如果,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共产党人的特殊性,用领导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降低了对领导干部的要求,那么,权力越大、地位越高的人就越容易被腐蚀,越容易变质。高中级干部变质了,他们周围的人,就会迅速出现一批官僚、一批富豪。防止和平演变最担心的共产党内部出问题,正是基于出主意(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用人两个方面。

  必须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是两大阶级对抗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作。要保持和发扬这一成功,使领导干部和领导集团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那么一种革命劲头,就必须把握好阶级斗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时刻牢记阶级、阶级斗争仅仅与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必要条件;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革命、讲阶级斗争能凝聚群众,分清大是大非,清除党自身的垃圾,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防止堕落为特权阶层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使敌人越来越少;告别革命、不讲阶级斗争,混淆了敌我、是非界限,不知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欺骗了自己,麻痹了群众、离散了群众,被资产阶级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段会百倍灵验。敌人钻进了共产党的心脏,当权者在攫取私利中加速自腐,敌人会越来越多,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坚持革命、讲阶级斗争,解放的是绝大多数人,剥夺的是极少数人,教育改造着所有的人,是使人成为“社会人”,提高的是共产主义觉悟,人们在欢乐向上的氛围中凝聚起来、同甘共苦奔向未来;告别革命、不讲阶级斗争则使人成为“个体人”,革命时期焕发出的干劲和热情迅速消退,人们在争夺金钱利益中成为一盘散沙、只顾个人一时享受,结果是“解放”了极少数人,而让绝大多数人被剥夺。闹革命时,激烈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产生分化,许多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清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反动性,毅然与私有观念决裂,“大义灭亲”,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走上革命道路,推动了革命成功;夺取政权后,告别革命、放弃阶级斗争,则使无产阶级产生了分化,许多人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回到了剥削有功、压迫有理的老路上,私有观念成了新货色。资本在原始积累中一方面使人变得冷酷无情失去人性,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人性论自私自利又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最好帮手。“过去地主资本家捞,现在轮到我捞了”,重利忘义,只顾个人和眼前利益,纷纷背叛自己的阶级,成了革命的叛徒,共产党就失败了。

  当党内“管他什么主义,只要过好日子就行”的思想占了多数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成效就显现出来了。正如《苏联解体亲历记》的作者小杰克所说,“共产党只要抛弃了阶级斗争,搞什么主义已无关紧要了”。可见,共产党夺取政权靠阶级斗争,共产党丢失政权是因为取消了阶级斗争。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纲,以资本扩张为中心,以对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根本战略,实际上搞的是阶级斗争。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取消了阶级斗争就等于向资本主义缴械投降。苏联垮台是苏共在阶级斗争中没有制定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结果。讲马克思主义,不讲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成了空壳;搞社会主义,不要公有制,社会主义就成了空壳。共产党在两个空壳中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资产阶级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这两个外壳又是极端仇视的,要千方百计地顶破它。当外壳顶破之时,就是剧变和彻底复辟资本主义之日。

  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走到了邪路上;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如果消解了公有制就走到了绝路上。赫鲁晓夫以后的苏共领导人都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明客观上国际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甚至是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党的最高层却不去正视它、面对它,采取的是鸵鸟政策,说什么“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已经建成共产主义了”,这就严重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也是最大的离经叛道。把头埋在沙堆里,对明摆着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剩下的只能是阶级敌人如雨后春笋、明火执仗的进攻态势,人民群众则处于软弱可欺、任豺狼虎豹宰割的地步。领导干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官职升一级、私欲长一寸,少数人喊着代表多数人,实则从搞特殊到搞特权,制定以权谋私的路线政策,最大限度地瓜分革命成果,攫取最大利益。权力去为既得利益集团把方向、出政策,成了贫富悬殊的杠杆,领导集团就蜕化变质了。一个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领导人理论上一旦陷入庸俗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革命就会走向反面。实事求是成了事实求非,冷了忧国忧民的,否了为国为民的,好了祸国殃民的。领导集团的变质使堡垒不攻自破。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都是在思想路线上犯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政治路线上则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外屈服投降于帝国主义,对内取宠依附于新生资产阶级。治国没有革命的“纲”,导致了改革改向、开放投降,最终人腐政亡。

  上层路线斗争是党内外矛盾的反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新一代的斗争是老一代斗争的继续,在路线问题上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形“左”实左——基本正确、赫鲁晓夫时期的形“左”实右——走向错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形右实右——跌入深渊的三部曲后,曲终人散也就不可挽回了。反倾向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革命处于高潮时,容易犯“左”的错误;革命处于低潮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反右时必须防“左”,反“左”时必须防右。反右、反“左”都必须注意严格防止把真正忠诚于党的好同志打成“左”右倾机会主义者。闹革命时,“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可以葬送革命,夺取政权后则有很大的不同。执政的共产党,犯了“左”的错误,比较容易纠正,因不是方向性的,其根源在于大家为了证明自己更革命,一般不会动摇信念,自腐灭亡;犯了右的错误,搞修正主义,很难纠正,其根源在于为了使一己私利最大化搞投降主义,会心甘情愿地走向亡党亡国。这是因为当权者想使国家在“安乐死”中自己获得“新生”。

  犯“左”的错误时,是左派中找右派,清官中找贪官;犯右的错误时,是右派中找左派,贪官中找清官。无数事实说明,做现实主义者容易,做理想主义者难,做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更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是一路披荆斩棘、爬大坡,是千难万险、千辛万苦;退回资本主义去,是坐滑梯——欢欢喜喜一滑到底。一屁股坐下去即可现得利、有甜头,多来劲;漫漫路上求索攀登、吃苦头,多没劲。革命刚成功,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共产党生机勃勃,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随着右转再右转、腐败再腐败,就走向说得到做不到,一旦到了右的不能再右,就走向说一套做一套,“口言善,身行恶”,领导干部成了两面人,工作是强弩之末,利益是最后一把,明明搞资本主义,却说搞社会主义,大贪在朝、中贪在市、小贪在野,无官不贪,执政党也就病入膏肓了。即便经济上去了,为谁服务只有“鬼”知道。这就是苏联人均100卢布时建国,1000卢布时打败法西斯,3000美元时灭国的教训。

  所以,毛泽东讲:怕就怕中央出修正主义。邓小平告诫: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腐败了,成了贪污贿赂横行的世界,经济不可能搞成功,就是搞成功了也没有意义,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习近平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要防止“破窗效应”。习的心和毛邓是相通的。

  民心是怎样失去的

  革命胜利要从人的具体动因中去找。全面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不能不研究普普通通的人与革命理论、革命成败的关系。赫鲁晓夫当政后,怎样使普通群众发生了变化?为什么说这种变化的结果是导致不能有效地反抗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但它又没有改变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

  工人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灌输,教育了群众、动员了群众,使群众认识到资本自来到人世间每一个毛孔中都滴着肮脏的血,剥削无理、压迫有罪,劳动创造了世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和潜能。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的觉醒,通过觉悟的提高——推动革命,革命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觉悟,才有了革命烈火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终成燎原之势的变化;才能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俄国的革命是这样,中国的革命也是这样。

  二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虽然得到过苏联的帮助,但谁也无法否认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当时是得人心、顺民意的。把苏联垮台的原因,归罪于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主义,进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否定了革命,否定了无数先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史,否定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这种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是包藏着祸心的:社会主义本来不该来,失败是应该的,坚持是没有用的,还是搞资本主义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样一来,就从最深的层次上彻底颠倒了理性思维:明明是违背规律搞垮了社会主义,却成了社会主义垮台是合乎规律的,推翻剥削制度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观点是最容易欺骗人的。

  其实,稍微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常识、稍微知道一些历史真相的人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苏东社会主义的垮台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精神的基础,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一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是在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它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相一致的。资本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使资本主义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同样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使社会主义的经济高速发展。

  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建成社会主义后,无产阶级凭借政权的力量对生产关系进行彻底地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赶超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苏联三十年代以及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都说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的肃反造成了很大的错误,但它搞不垮苏联,原因就在于它的错误不是方向性的,也没有触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反还从另一方面加固了这一基础。如果不是这样,苏联工业化的迅速实现和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然,没有肃反中扩大化的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会更好、更快。

  马克思主义需要创新、需要发展,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丝毫违背不得,如果背离了,在指导实践过程中就会出现差之毫厘,离题万里的结果。斯大林在苏联执政近30年,到逝世时,苏联已是可以和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后来成为超级大国是惯性冲击力的结果。辉煌的成就证明斯大林是一个成功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谴责胜利者就走向失败。

  赫鲁晓夫掌权以后,做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在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同时,打着坚持发展列宁主义的旗号,在关心人们物质利益的幌子下,通过强调着力点的不同,悄悄地一点一点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张果老倒骑驴”式的进,是很容易蒙混过关的。当把人们的视线引导到只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的时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得到了最大发挥,普通、善良的人上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的当就难以避免。

  理论和实践关系一再证明,提倡革命加拼命、大公无私,能做到的虽然是少数,但对正气是极大的弘扬,对士气是极大的鼓动,对安逸享乐是有力的约束。为国、为民、为公,号召十分做不到五分;而为己、为私,松动一分就可以做到十分。在少出力多得利,不出力也得利,现得利、得大利的利益观驱使下,政治上针尖大的洞,经济上就会有斗大的风,斗大的风又会撕大这个洞。既然,共产主义远、社会主义难、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何必求远、解难,省力又得利的就在眼前,何乐而不为?政治上的轻微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生产和经济结构开始变异,这种变异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的变质,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量变引起质变,形成恶性循环,量变——部分质变,质变——加速量变,匀加速运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少,最终造成剧变——全部的质变。思想政治变了味,经济基础出了轨,上层建筑才叛了道,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列宁提倡星期六义务劳动,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说,要挖上三道堑壕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并说,当共产主义胜利的时候要用金子造厕所。因他深知金钱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作用,深知搞社会主义难,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懂得无产阶级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生产力的发展与思想觉悟的提高同步进行,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最艰巨的任务。

  列宁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又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类自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结束以后,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是有阶级的社会。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就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试金石,也是最大的实事求是。

  国际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两大阶级的对抗;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也是两大阶级的对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说到底夺取的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是经济发展的组织指挥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最大区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是废除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赖以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在没有使整个世界摆脱剥削压迫,没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就以为自己完全获得了解放,用“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取代“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认为社会主义的惟一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种没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先解放了自己的做法,等于在磨刀霍霍的敌人面前自我解除了武装,重新给自己套上了枷锁,面对新老资产阶级组成的“还乡团”只能节节败退。

  只讲专政不讲阶级斗争,专政就会变质,刀把子就会不在人民手里;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思想无疑等于慢性自杀。大量恶性事故、恶性案件激增,越来越多的好人铤而走险,逼良为暴、逼良为娼屡屡发生,自杀率、神经病率迅速攀升,千百万人头在法治和秩序中落地。苏联七十年代打击刑事犯罪一年杀的人,是斯大林时期(不含肃反和卫国战争)杀人的总和。从赫鲁晓夫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搞“两全”“三和”,到戈尔巴乔夫宣扬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一条一脉相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步一步把苏联带上了一条人变质、党变修、国变色的不归之路。红旗落地、冲破社会主义的外壳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推翻剥削制度需要暴力革命,是因为少数人的奢靡是建立在对多数人利益的剥夺上,无论怎么调整劳资关系、无论怎么乐行善施,都不会改变利益上的极大不平等,都不会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这就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大门堵死了。而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却不需要暴力,只要“和平演变”就足够了。这是因为当把发展生产力等同于经济建设、等同于多挣钱,用扩大消费去拉动生产,用破坏公有制去调动积极性时,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统一的经济基础,就成了诸侯经济、部门经济、权力经济,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环境的严重破坏就愈演愈烈,上层建筑倒塌的“大坑”就越挖越深。当享乐和权力结合、利益和利用联姻、捞好处和给好处穿一条裤子、收买和叛卖携手,利益的两极分化、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以及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推动的私有化进程就会顺理成章,什么远大的理想、崇高的信念、革命的原则只能停留在讲上了,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会越来越肥沃,革命队伍内部变质的面会越来越大。普通群众整体革命性的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人由革命的参与者成为局外人,从关心党和国家的命运到只关心自己的衣食住行,“分化”“西化”的基础就越来越牢,这就为渐变到剧变准备了条件,形成不可逆转之势。到了“8·19”之前,即便是戈尔巴乔夫不解散苏共,那么,也已是无力回天了,因苏共执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群众基础已荡然无存。当然,戈尔巴乔夫不采取自杀性措施,而是竭尽全力补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拆了东墙补西墙,也许苏联还可以苟延残喘时日,3年、5年,甚至8年、10年。但面目全非的苏共、名存实亡的苏联社会主义,只能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罢了。

  毛泽东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需要改造的社会,号召人民关心国家大事,认为新社会与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变更了,共产主义远、社会主义难、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生怕人变质、党变修、国变色;生怕20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付之东流。提倡学习张思德、白求恩,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告诫全党,如果产生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政策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到了邪路上。习近平特别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科学正确地指导各项工作。他多次指出,要不断增强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提出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要求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年轻一代为什么容易被“和平演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的道理浅显而又深奥,树可以活百年以上,但十年就可以定型成林,形成规模效应。人极少活到百岁,但塑一代新人、树一代新风却需要百年。社会主义是区别于一切旧制度的新事物,树人更需时日,成在树人,败也在树人。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上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百年树人理在其中。要防止重蹈苏联的覆辙,关键是教育好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青年。要想“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高素质的人、形成社会主义的新风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努力。社会主义过不了百年大关就谈不上制度的巩固,要过百年大关,特别是后五十年困难最大,因此,研究年轻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在敌对势力“和平演变”图谋中是怎样变化的以及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他们“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是绝顶聪明的,他们懂得要消灭社会主义,“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只有长期作战,才能“和平演变”、战而胜之。我们要对付帝国主义的阴谋,必须有正确的战略、策略,急了,毕其功于一役不行;慢了,无所谓、不作为更不行。要真正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中大有作为,全面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特别是深刻分析从第三代起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极其重要的。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第三代是个时间概念,更是人的概念。正是从赫鲁晓夫起,青年人的理想信念走向淡化,这一过程经历了38年,38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对于人来讲,以18岁为成年,整整是两代人成长起来。这两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没有饱尝过地主资本家的皮鞭棍棒,要接好老一辈革命家英勇斗争精神的班就缺乏应有的基础。

  人本身的劣根性在于私欲想得到满足、不断得到满足、又不满足的过程中膨胀。特别是在物质刺激、利益驱动调动积极性的大环境下,青年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社会的责任感是很容易弱化的。这个弱化又反过来导致物质刺激和利益驱动的强化、导致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强化,使私欲这个大老虎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忍饥受饿多年,一朝出笼,饿虎下山,大量吃人。不走与工农、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只满足于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到博士,再到西方转了一圈,又往返于家门与机关门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青年人,是最容易被吃掉的。有的是自入虎口。整个社会都可以感觉到年轻人“怎么越来越自私、懒惰了”?“怎么这么爱玩乐、缺乏责任心”?

  吞噬了青年一代,就葬送了社会主义的未来。欲是火,不遏则燎原;欲是水,不遏则泛滥。青年人成了金钱拜物教,“做梦都想当个有钱人”,“我有了权我也贪”,欲就遏止不住了。革命党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利用私字调动积极性,无疑是给饿虎添翼。私欲膨胀了,有权的想捞钱,有钱的想“尝鲜”。一旦跌入权、钱、色交易的怪圈,掌握了一定权力的人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双轨制卵翼下的个私经济(影子经济)象红了眼的赌棍一样逞凶狂,年轻干部腐败起来胆子大、贪官污吏前赴后继就不足为怪了。社会主义被釜底抽薪,资本主义被火上加油,旧制度的复辟也就随之而来了。

  降低觉悟,靠人的生物本能、用恶动力调动积极性,搞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可以,搞社会主义不行。人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但讲利益不能只讲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要讲人民利益、长远利益。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打着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去追求个人利益,实际上是抛弃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苏共正是抛弃了人民利益,人民自然抛弃了它。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讲利益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个人利益只能包括在其中,没有人民利益之外的个人私利。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讲利益原则,利益就成了连环套,它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不法的本能就凸显出来了。利益成恶魔后会八面威风,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使年轻人失掉了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当“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思想成了时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要我活得好,管它钱是怎么来的”成了人生信条,“管他贪官、清官,只要给我办了事就是好官”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那么,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在物质刺激中生根,并长成了参天大树。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集体主义,以及价值观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只靠提高思想觉悟调动积极性,对少数人可以,多数人不行,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但是,只靠物质利益原则调动积极性,对多数人是剥夺,使少数人变质。当赫鲁晓夫大讲利润、价格、奖金,用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来提高效率,把金钱的作用、利益驱动的作用最大化时,年轻一代就成了没有信仰迷茫的、失落的一代,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统统抛在脑后,个人奋斗、奋斗为个人成为追求,新社会的叛逆者就应运而生了。社会主义国家靠利益驱动调动积极性,利益投入是“几何级”,得到的动力是“代数级”,对革命车轮来讲不是润滑剂,而是腐蚀剂,它使车轮大轴锈蚀断裂。只有以精神动力为主,物质动力为辅,把提高思想觉悟与物质利益原则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才能双丰收,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拧了劲,再硬的钢筋也会扭断。如果一边讲共产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一边用“私”字调动积极性,政治就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小孩子”。讲的是坚持社会主义,用的是扩大私有制去发展生产力,就造成了两个不够格:既不够资本主义的格,也不够社会主义的格。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生产力,少数得到好处的人不说好,因你搞得还不是资本主义;多数没得到好处的人更不说你好,因你的资本主义办法使他失去了本来应得到的利益。靠腐败起家的新生资产阶级短期内拥护共产党,是因为你腐败他发财,一旦羽翼丰满就会发出要你“下台”的狂吠。当戈尔巴乔夫解散苏共时,见不到年轻人的愤慨,没有人为苏共喊冤叫屈,也没有人为苏共打抱不平,更没有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苏共,因为人们已对苏共彻底失去了信心:既然你搞私有制,十月革命还有什么意义?既然你搞的不是社会主义,共产党还有什么必要存在?既然要搞资本主义,还挂什么共产党的招牌?我的一切是我自己努力奋斗的结果,你垮不垮台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试想1953年有人宣布解散苏共,他肯定会被热血青年置于死无葬身之地。但到了1991年,苏共经过38年的渐变,已经威信扫地、名存实亡、烂透了,与人民特别是与青年一代的关系已由列宁、斯大林时期休戚与共的鱼水关系变成了油水关系——水火关系。“8.19”事件失败后,无论谁来宣布苏共灭亡,都不会遭到社会的激烈反抗,因无一男儿,只剩下敌人和叛徒弹冠相庆、奔走相告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脱胎于旧社会的社会主义,还明显的带着旧社会的印记,旧社会的僵尸一直在腐烂发臭,毒菌一直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健康肌体。第一代、第二代经过革命烈火的锤炼,绝大多数人抗病毒的能力强,社会主义生机勃勃,中国发生风波翻不了船,就是因为老一辈在,份量重。到了第三代、第四代,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温室的花、庭院的马,不但没有经风雨、见世面,有的见利忘义,嗅觉失灵,分不清是非、香臭。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做错了事知道是错,能很快纠正,列宁觉察到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弊端,及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经济恢复后又洞察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做出了“我们不能再退了”的果断决策;斯大林承认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了错误主意;毛泽东在大跃进刚开始三个月就看到了“左”的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主动做检讨,临终前还反复讲文革有两大错误。正是这种有错必纠的革命胸怀教育了干部和人民,使人们在分清大是大非中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使党员在忧国忧民中保持了先进性。年轻一代却很容易混淆了错误与正确的界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特性,实践性和阶级性是统一的,离开了阶级、阶级分析,只讲实践性,实践就成了任人揉搓的面团,是解释不清大是大非的。当赫鲁晓夫从狭隘、自私、报复的心理出发,做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把领袖说成“暴君”、把此错说成彼错、把小错说成大错、把已改正的错说成一直坚持的错,甚至不顾当时的环境、条件、大局,把正确的也说成是错误。其险恶用心就是通过给历史抹屎,把斯大林搞臭,自己独揽大权,推行错误的路线。歪曲了历史就扭曲了现实,纠正了正确就为错误敞开了大门。割裂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统一,年轻人的敌我界限、是非界限越来越含混,新的成了旧的,旧的成了新的,腐朽成了神奇,旧社会的沉渣也就在“解冻”、“解放”中成了臭豆腐,随着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反斯大林、非斯大林化到非马克思主义化、非政治化的泛滥,年轻一代的精神也就垮了,精神一垮,革命也就完结了。

  在经济基础上用资本主义的办法作为过河的船和桥,去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共产主义的道德约束人,用共产主义的理想号召人,充其量是在社会主义跌下万丈悬崖时系了个降落伞,只能延缓其下降速度,无法改变其态势。共产党执政需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接班人,而不是豢养为官僚阶级服务的、高人一等的公职人员;社会主义不能搞、也搞不了高薪养廉,“高薪养廉”只能是“高薪养变”。人变质,党才变修,国才变色。青年人,失去了动力就失去方向;执政党,用错了社会发展动力,就领错了路、培养错了接班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之所以有很强的号召力,是因为阶级斗争使青年人的阶级感情迅速化作巨大的革命热情,迸发出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核能量”,再强大的敌人在这摧枯拉朽的飓风面前也只有望风披靡了。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靠什么调动人的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力问题上,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这就是以提高觉悟为主调动积极性,还是利益驱动为主调动积极性。在改变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靠物质刺激、用私字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短时间可以,长时间不行。公有制和自私自利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运用利益原则这个杠杆,降低了觉悟,就为“私”吃“公”洞开了方便之门,把公平放在被兼顾的位置最终谈不上效率,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会越来越慢。革命使革命队伍内部的人与人之间“满腔热情”,金钱则使人与人之间变得“冷酷无情”。利益驱动与降低觉悟结合起来,商品交换的规律侵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则成了交易的砝码,金钱代替了感情、左右了政治,对新一代的人际关系破坏极大,引起革命队伍内部的分化瓦解。以牺牲公平换来的效率,在权力资本化、私利最大化、利益的两极分化中丧失殆尽,因人、因事寻租、设租,利大大办、利小小办、无利不办,好办的事难办,难办的事更难办,增加了扯皮,降低了效率,腐败势必越来越重。当公有制的比重越来越小,私有经济占了主体地位,生产力成了零增长、负增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了空壳,资本主义就得以借尸还魂了。

  从“和平演变”的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是一条铁的定律。挂着马列主义的牌子,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子,走着资本主义的路子是无法长久的,假社会主义骗人骗己,摘牌子、倒旗子是必然的。没有公有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的基石。搞私有化、消解公有制,点的是社会主义的“死穴”。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党一定会垮台;共产党如果得不到人民拥护,垮台了,肯定是因为搞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公有制了;不搞社会主义、搞公有制,又想共产党长期执政,那就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把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作“孩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得到的是依靠公有制对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监护权、教育权,要是把“孩子”交给了别人,等“孩子”长大了再坚持社会主义那简直是幻想。谁养大的孩子说谁好,这个“孩子”的态度直接表现在和它一块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身上,使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赫鲁晓夫从更换拖拉机站站长开始,大量提拔青年技术干部、搞经济治国、业务治国、学历治国的同时,大搞奖金挂帅、物质刺激,逐渐地改变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政权就交到了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崇尚资本主义,崇尚金钱、享乐,不想当好官、当不了好官、当不长好官,整个社会表现为酗酒成风,“敷衍了事地工作,认认真真地喝酒”,以至于勃列日涅夫之后的几任领导人,多次开展反酗酒运动都无济于事。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就难以避免。生产力作为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引发的社会变革只能等着下一个轮回了。

  毛泽东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邓小平讲,要一靠理想、二靠纪律;习近平说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告诫大学生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的扣子。

  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规律

  共产主义是理论,更是实践。是千百万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付诸行动才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现实。是革命运动的滚滚洪流,大浪淘沙,锻炼了人,改造了人,革命意志愈挫愈坚,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才有了埋葬旧世界,迎来新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没有因为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共产党与共产主义运动是须臾不可分离的,离开共产主义是运动的观点去总结苏联垮台的教训无疑是舍本求末了。

  一部国际共运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斗争史,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史,就是共产党发动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史。从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50多年,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数是一个常变量,在不断地分裂、分化、聚散中增加减少,曲折中前进、波浪式发展。先是马克思逝世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后又有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出卖。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诞生了列宁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走出低谷,走向高潮,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日益强大的苏联成为国际共运的榜样和旗帜,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先后夺取政权,形成了战后的“两大阵营”。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与“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向前发展。共产党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动力。

  苏共夺得政权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这一段时间内,苏联的示范和主导作用,推动国际共运一浪高过一浪。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共运是严峻的考验,列宁格勒被包围900天没有一个工厂停工,没有一个学校停课,燃料奇缺但没砍一棵树,这是什么精神?苏共能把国家治理到这个样子,希特勒焉能不败?!真刀实枪打不败苏共,军备竞赛拖垮了苏共,岂不是耸人听闻?“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所容纳的生产力空间是在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逐渐丧失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已发挥完毕。帝国主义大力发展高精尖的武器,用国防科技带动民用科技,“冷战”、“反恐”也罢,“人权”“西化”也罢,说到底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搞垮社会主义。敌人高举着屠刀,我们却搞什么忍耐,马放南山南、枪入库中库,不去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坚硬的核桃就成了软柿子,岂不是坐以待毙?江泽民在我驻南使馆被炸后说,没有毛主席、周总理留下的两弹一星核潜艇,我们早站不住了,其深刻的道理正是如此。

  为何共产党人在拿枪的敌人面前是胜利者,在不拿枪的敌人面前打了败仗?这应从国际共运的内在规律上来分析认识。

  共产主义是运动,是绝大数人参加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的,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从根本上说是内部的矛盾斗争决定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方向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把幸福理解为“斗争”,把共产党的哲学定位“斗争哲学”,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革命队伍内部就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分为左中右,斗争的结果产生一条正确路线、两条错误路线,既以左派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以极左派和右派为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这种斗争是以共产主义运动为载体的,所以斗来斗去最终总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团结战胜分裂,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得以改正,只有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和少数顽固分子成了革命的叛徒。正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斗争实质决定了革命不断走向胜利。

  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如果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去讲巩固政权,抹杀、歪曲了社会上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被抛弃了,思想是非、路线是非被混淆了,批评不是为了工作,成了整人,斗争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大量的革命者丢掉了理想信念,走向堕落叛卖,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而对普通党员欺骗愚弄,因此这种斗争最终必然掏空了革命、葬送了革命。赫鲁晓夫上台后,离开了共产主义运动,背离了客观实际,搞“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抛弃正确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抛弃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极大地打击和削弱革命力量。如果说赫鲁晓夫由于斯大林刚刚去世不久,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有时表面上还不得不侈谈一点共产主义运动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就赤裸裸地打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大旗,用“公开性”替代了共产主义的舆论宣传,用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代替马克思主义,直接分化瓦解了共产党,使革命力量丧失殆尽,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彻底败下阵来。

  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可以改造人;环境是人劳动的对象,人可以改造环境。何况社会环境是由人与人之间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主义是人人需要改造的社会,地主资本家需要改造,工人农民需要改造,党员干部更需要改造。共产主义运动,为人改造环境提供了平台,同时又为环境改造人提供了有利条件。人要生存,离不开衣食住行,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思想意识,“革命是由生活引起的”,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吃饭的哲学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因为经济环境是最重要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又必须看到,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剥削阶级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一旦传播开来,就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复辟、倒退的巨大能量。经济领域腐败了,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必然腐败,酒绿灯红、吃喝玩乐的场所越多,滋生享乐主义的土壤就越厚。一旦到了商品交换的原则控制了整个社会生活,不办事时不知道多么腐败,知道了多么腐败,又为了办成事希望办事者是个腐败分子而成为社会心理时,社会主义生存的环境就严重恶化了。

  用提高觉悟调动积极性去发展生产力才能创造最好的经济环境,大环境越好,好人越多;好人越多,大环境越好。共产主义运动是教育人、改造人、提高人的大课堂。然而,共产主义作为理想、作为目标,谁都可以说好;作为运动,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去奋斗、去牺牲,谈何容易!共产主义运动能在落后的国家蓬勃发展,是“逼”出来的。吃饱了饭不造反,饿肚子的人一听到马克思主义眼睛就发亮,一讲科学社会主义就出火花、出激情,十二三岁,十五六岁参加革命成了“红小鬼”。理论指导了运动,运动凝聚了群众。革命就像充足了气的“皮球”,打压越重,蹦得越高。但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成了统治阶级后,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了,革命胜利使一些人骄傲自满和贪图享乐迅速滋长,人懒、谗、占、贪的劣根性膨胀了,身脱离了劳动,心就脱离了群众,成了“白领”、成了富翁、成了官僚。这时,共产主义作为口号可以,作为运动则不受欢迎。因为,共产主义运动是防止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轮回,使贪欲之心不敢生、贪欲之手不敢伸的根本性措施。这些挂着共产党的招牌,说的是人民公仆,实则比地主资本家还厉害的新生资产阶级,能不害怕共产主义运动?苏联解体后,绝大多数的富翁是苏共掌权时的当权者或者是他们的子女。闹革命时推翻剥削阶级,革命成功了自己又去当剥削阶级,颠倒过来的是非又颠倒了回去,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怎么能去搞共产主义运动?

  有私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私心对革命的破坏作用,自己不想克服私心,又不想在群众的监督下限制和克服私心,那么,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同传统观念决裂就成了一句空话,防止和惩治腐败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因此说,夺取政权时是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夺取政权后是十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只有共产主义运动才能长久保持激情燃烧的岁月。马克思主义者是过程与目标的统一论者,只讲过程,运动就是一切是极其荒谬的;但只讲目标,不管过程,就会为了一副马掌,失掉了一个国家。离开了共产主义大目标,现在的努力就迷失了方向;靠土豆烧牛肉、黄油加面包来蛊惑人心时,大目标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盯着大目标,抓好全过程,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全过程的最好载体是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共产主义运动能把现在的努力和将来的大目标最直接、最有效的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一步一步推向前进,使革命继续下去。苏联从赫鲁晓夫算起的38年,可以说那一届领导班子都很努力,但由于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只要结果不管过程,最终南辕北辙: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人的生命在于运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在于运动。制度的更替、国家的变迁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过程中,统治阶级认识运动的规律、把握运动的规律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通过4年或5年的一次大选,两党互相攻击,不管它给人民的民主有多少,不管它的民主多么虚伪,它的三权鼎立、互相掣肘实际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形式上却标榜为维护“社会公道”。“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反战游行,你可以上街;对总统不满,你可以站在白宫前大骂。资本主义制度正是经过资本主义的民主运动使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得以转移和变通,使其统治的合法性在国民的心理上得以维继。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执政,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应该让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实行普选制,随时可以罢免“公仆”。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基础,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代表人民不是自封的,代表人民需要人民给予权力。相信群众、相信党两条根本的原理都离不开民主。民主是党相信群众的体现,有了民主,人民才相信党、才让你当代表;没有民主,搞官僚专制,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就唾弃了你。权力失去了最广泛、最严格的监督就会腐败,何况再加上帝国主义以收买为手段的“和平演变”的策略。

  民主是稳定和法制的基础,稳定离开了民主,就谈不上压倒一切;法制离开了民主,就成了专治老百姓。维护公平的四大支柱警察、教师、医生、法官被权、钱左右,社会就失去平衡,道德就守不住底线,法律就成了随意可以拱破的鱼网。领导干部的亲属、子女、身边人,为官的平步青云、经商的财源滚滚,吏治最大的腐败奸佞当道、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就遏止不住了。官场上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当官的少廉寡耻,越腐越升,越贪越说了算。问题的严重性就不在于有多少贪官污吏,而在于贪官污吏越抓越多,腐败越来越重。苏共最后三任领导人都想治腐败,选择了反酗酒为突破口,但都收效甚微。特别是安德罗波夫,当克格勃头子十几年间对党内腐败了如指掌,当政后下决心从反酗酒入手反腐败,结果是无果而终。为什么?因为不敢依靠群众,不敢运用民主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越多、越广泛,对执政党的监督就越有效。

  不怕法律约束,就怕群众监督。制定、执行法律的人要管自己,是关云长刮骨疗毒,做到甚难。制度是带根本性的,好的制度可以改造坏人,但再好的制度、法律要靠人执行,人变质了,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克服私心,人人需要改造;约束权力,人人需要监督。民主只有全面全过程化,监督才能最有效。限制、缩小了民主,就会象封建社会一样“小官怕大官、大官怕皇帝、皇帝怕百姓、百姓盼包公”。当官的红道黑道都有人,为民的进道出道都拿钱。治吏不治民,国安,无为而治,国家兴;治民不治吏,国乱,有为不治,国家亡。司法腐败了,官吏受益,人民受害。人民群众恨腐败,贪官污吏怕群众,根治腐败靠群众。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丑行都逃不过群众的眼睛。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运动力量很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真金不怕炼,真理不怕辩。真正的共产党是不怕群众的。从平时的和风细雨到运动时的急风暴雨,有时难免伤害一些好人,也会出一些冤假错案,但总体上讲教育功能、防范功能是主要的,是通过“猛击一掌”,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打扫思想灰尘取得最佳效果来防止好人变坏。是坚持正确、修正错误,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没有真正的民主,法制就起不到应有的效应。让人民起来革自己的命同时进行自我革命,一时难受,终生受用;少数人难受,多数人高兴。当官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百姓才能扬眉吐气、民心稳定。主动的民主搞不垮共产党,只能使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更加坚定,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稳固。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去搞精英政治,把民主当作恩赐,把共产党起家的法宝、看家的法宝——群众运动丢给敌人时,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从人们的心理上彻底消失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心理的黑暗互相作用,使社会的阴暗面越来越大,人民享受到的自由越来越少,两极分化越来越重,社会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率、事故率越来越高,安全感、归属感失落了,社会主义的天也就改变了颜色。叶利钦敢于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正是看准了能得到广泛响应这一点。这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共产党如果丢弃了群众,群众就必然抛弃共产党。这就是唯物史观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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