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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真面目

党人碑 · 2023-01-03 · 来源:民生文化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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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庐山上的小人

  庐山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后面的工作做出科学安排。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

  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

  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

  导师对确定总路线以来的工作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从新中国十年引进一百五十多项特大型技术项目,全民学文化,学技术,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精神面貌,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看,“成绩伟大”没有丝毫的夸耀。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问题不少。

  所以导师准备肯定成绩,改正错误,团结一致,鼓励大家,社会主义事业充满希望。

  会议开始阶段气氛很轻松,称为“神仙会”。导师意在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且“左”的错误通过几个月努力,已基本纠正。

  会议风向的变化是

  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

  彭德怀7月14日呈送了一封给导师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信中所列述的事实也都是大跃进期的“左”倾问题,这些问题毛泽东在前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等专门纠正“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会上,毛泽东已做了严肃的批评,且已让一线主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了错误。庐山会议的目的是汲取教训。

  彭德怀“意见书”,也不是冲导师来的,错误是一线经济工作的领导犯下的,彭德怀心知肚明。

  彭德怀对这些错误不能容忍,这很正常,完全可以在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导师纠风时及时地助主席一臂之力,让错误尽快改正。

  在需要党内干部一起站出来仗义执言纠左初期阶段,仅有导师总理等少数人:

  “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在导师主导下已经大力纠正错误,统一了认识,开始总结教训并团结多数的时候,彭德怀却又把过去的旧账翻出。

  是什么原因呢?

  导师也明白,彭德怀是认为犯了错误不能只说改正了就算了,还应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希望导师能出面主持这个公道,给当事者应该的纪律处分。

  这导师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

  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个目的进行的。

  其二,那位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时候把他们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公开出来,接班人问题要做重新考虑吗?而且中央领导机关要重新调整吗?

  这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导师一向主张保护同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帮助教育,不泼冷水,不挫斗志。故而导师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既然彭德怀提出了看法,导师历来是开明的,也不压制彭德怀的意见,7月16日,导师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

  各组讨论几天,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彭德怀与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几人观点一致,人虽不多,但彭德怀不依不饶,咄咄逼人,是进攻势态。要查责任,火力指向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不同意彭德怀意见的有部分顶层领导和多省一把手,参与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一线领导,人数众多。

  7月23日上午,导师做了长篇讲话,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做自我批评,主动替一线同志承担领导责任,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希望不再争议。

  彭德怀等人因意见没得到导师的支持,心中不满,认为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跑到总参谋长黄克诚那里去发牢骚!

  彭德怀也来了,还来了个李锐,(这个李锐其实是没有资格参加庐山会议的一个通讯记者,因写过内参报告转呈给毛泽东看过,李锐争取到了做会议工作人员,此人极不正常地在中央领导的秘书间穿梭打探首长的意图,并挤到首长的茶聚中去制造机会,吸引首长关注。)几个人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

  没有能如愿,就开始发泄不满,竟然还讲了一些在当时却非常犯忌的话,包括胡说情绪化攻击导师的做法“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巧的是,发完牢骚后,从黄克诚那里出来,刚好碰见公安部长罗瑞卿。罗一向自称是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几个刚刚挨批的人聚在一起,自然产生警觉。就把这件事捅到会议上,大家便追问晚上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

  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李锐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李锐想骗取导师的信任,给导师写了一封信,说明 23 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几个人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 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

  导师为平息大家的误会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大家。

  谎言通常会埋下大祸,像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黄克诚在小组会上讲出了那些犯忌的话,这颗炸弹就爆炸了,胆敢背地攻击毛主席。而且李锐用撒谎信欺骗领袖,引起众多中央领导的公愤,不能容忍。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再也说不清楚了。

  这样,彭德怀一方因李锐的撒谎陷入被动,另一方转入攻势,前几天彭德怀批评他们一线领导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有事实为证,众多大干部们心中理亏,也只能是防守辩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没有错”。

  现在发现你彭德怀是反对毛主席,矛头对着三面红旗,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岂能放过。因此,一下子形势骤然逆转,针对彭德怀的揭发和批判铺天盖地。

  彭德怀等几人顶不住舆论,做了检讨。

  导师对彭德怀等背后所说的坏话也不计较,并不支持他们对彭德怀穷追猛打,所以到了7月31日预定的会议结束时间,毛泽东宣布散会。准备收拾东西下山,没有给彭德怀定什么错误,做什么决定。

  ​

  ​然而,有人不肯就此罢休,31日晚上,已经宣布散会了,却有众多的人在会堂争吵了一夜,声音很大,毛泽东的住处美庐别墅都能听到。

  导师一夜都未能入睡。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无法平静。

  8月1日,准备下山的导师被迫改变主张。决定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通知其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上山出席会议。

  继续开会,导师很真诚地同彭交心!

  虽然曾称彭德怀是猛张飞,但导师很清楚彭德怀不是张飞的思想简单,心里有不愿相告的想法。

  所以导师对彭直言:“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

  “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

  “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

  之后会上,其他元帅、将军不利于彭德怀的揭发愈来愈有分量。

  总理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到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访问,在苏联时,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德怀的机会批判中共,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回国后彭德怀也没有汇报此事。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肖华上将,回国以后,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了汇报。”有人提出,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可能。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件事与会中央委员非常震惊认为彭德怀可能勾结外国势力,要求毛主席重视。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电报,汇报了这一情况。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赫鲁晓夫确有颠覆中国现任领导集体的意图。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之间有一个小圈子,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有人揭批这实质是一个“军事俱乐部”。

  刘少奇讨论“意见书”时,评价彭德怀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按:《三国演义》中的魏延脑后有反骨,被诸葛亮所杀),朱可夫的党性(按:前苏联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是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的),冯玉祥的作风(按:即伪君子),你彭德怀是一个一贯反党的伪君子,企图搞军事政变!

  总理指明彭德怀“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肖华反映彭不汇报出国访问的政治情况,康生证明彭放言请外国军队干预中国内政,自称“低调俱乐部”有人揭发彭暗地串联军事小集团和刘判定他的品质“企图搞军事政变”!所有这些揭发都是把彭德怀推到了刀尖上。

  此时,最要命的一刀,被李锐这个小人从背后捅向了彭德怀。

  李锐想反戈一击,带罪立功,就跑到毛主席住处,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揭发之一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

  揭发之二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自己就是其中一员。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

  (这李锐当年只是一个年轻人)

  8月11日,李锐在会上突然表现出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李锐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公开坦白,让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和周惠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其他人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

  周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铁青,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周小舟)

  至此李锐把彭德怀的“罪证”彻底做实了!在当事者的亲身揭发和众人的一致要求下,导师不得不按现有的事实做出处理。

  有人强烈要求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要把彭德怀彻底开除出党,导师不同意这样做,但鉴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背叛了社会主义路线,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的敌意愈加明确,甚至不惜挑唆中国共产党内政变,而彭德怀又对赫鲁晓夫的敌意缺乏明确坚定的拒绝和斗争立场,相反却表露出“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的错误言论,那么,彭德怀再保留在军队主要执行岗位上,确实不能让党中央放心。故而在彭提出辞职后,导师同意暂时免去彭德怀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但后面的三个文件毛泽东压着一直未向下传达。其中《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不仅不让下发,甚至在会议公报中也没有让提到有这么一个《决议》。

  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和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以“军事俱乐部”成员之一的身份亲自公开揭发,这顶帽子彭德怀应该戴不上。

  庐山会议是在“左”倾错误所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需要全党团结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时召开的,当时的形势需要,党内不能分裂折腾,导师从大局出发,以求加强党内团结,稳定全国形势。无奈采取了折衷办法,1965年10月导师又着手安排彭德怀出来工作,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

  事实上导师对8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很少去参加会议。

  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导师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里始终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一再告诫全党: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二、周惠的回忆

  周惠: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问:为什么?李锐不也是庐山会议的受害者吗?再说他职务也不高,当时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周惠:他是受害者,当时职务也不高,但影响却很大,很多中央委员也不见得有他那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主席选他当“通讯秘书”,也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这在封建时代,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了,所以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

  问:都捅了哪些娄子呢?

  周惠:彭总给主席的信,被主席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印发大会后,会上议论纷纷,意见不能统一。7月23日上午,主席做了长篇讲话,表面上对争论的两派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要反右倾,这对我们这些主张纠“左”的同志来说,相当于一记当头棒喝。当天晚上,千不该,万不该,我、小舟(即周小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李锐三个人,非要跑到黄老(即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那里去发牢骚,后来彭总也来了,我们当时很激动,挨了批评,思想转不过弯来嘛。我们讲了一些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常犯忌,包括主席的作为“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等。

  事情最巧的是,我们发完牢骚,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同志。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后来这件事就被捅到会议上,大家都在追问我们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

  问:如实说出来,也没有什么,还不许人发牢骚?

  周惠:李锐就在这个问题上,自作聪明,捅了第一个大娄子。几天以后,李锐仗着主席曾经对他的信任,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23日晚上的情况。写信是可以的,但关键是他在这封信里撒了谎,他隐瞒了那天晚上我们说的哪些最敏感的话,同时却发下了“请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来说清楚这件事。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这就埋下了一颗大炸弹。后来黄老在小组会上讲出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这颗炸弹就爆炸了,因为主席已经把李锐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

  李锐的撒谎信产生了这样几个后果:首先李锐的政治品质立刻就成了问题。这种行为,按照旧道德叫“欺君之罪,天地不容”,是要灭门的。按照新道德,则属于欺骗党、欺骗人民、欺骗领袖,也是无法立足的。再一个就是就大家立即产生新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撒谎?是不是心里有鬼?还隐瞒了什么?究竟在搞什么阴谋?由于已经撒了谎,信任被破坏了,这个问题就等于再也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就意识到:糟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能跑不掉了。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

  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受了李锐的连累。

  问:李锐也应该算是好意吧,这样的后果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他还捅了什么娄子?

  周惠:再一个就是8月11日,李锐的立场突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我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承认自己同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承认自己是“军事惧乐部的一员”。

  李锐以“同案犯”的身份所做这个发言,让我和小舟陷入极大的被动,因为李锐都交代了,我们再不承认,就显得是在负隅顽抗了,大家也不答应。我还好一点,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小舟是个有修养的人,不是气急了,也不会骂粗话。

  问:李锐的这段叙述,我在他的书里也看到过,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田家英。周惠:田家英不需要他保护。主席和田家英情同父子,事发以后家英跪在主席面前大哭,说自己年轻不懂事,上了别人的当,主席当时就原谅他了。问:那李锐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急剧的转变呢?

  周惠:他想反戈一击,立一功吧!实际上,李锐在检讨的前一天,也许前两天,他曾经夜闯美庐(毛主席在庐山驻地,原为蒋介石、宋美龄别墅),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问题,一个是说彭老总和张闻天确实曾经串联,彭总写给毛主席的信,事先给张闻天看过,最有刺激性的那句话“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就是出自张闻天的手笔,而张闻天在7月21日的发言,事先也给彭总看过。当时张闻天有些犹豫,不想发言了,彭总还鼓励他:“真理在我们手里,怕什么?”(1965年,毛泽东接见彭德怀的时候说“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这句话的出处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说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彭总也不是在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才进去,而是早就进去的。彭总说受了主席的批评心情很沉重,看来这封信确实干扰了主席,大家今后说话要谨慎,有些话就不要在再跟别人说了。李锐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问:周老,恕我直言,您当时也处于受审查的地位,李锐“夜闯美庐”这样的绝密事件,您怎么可能知道呢?

  周惠:我当时哪里知道啊!只是对李锐的急转弯感到不理解。这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有一段时间气氛比较宽容,小舟告诉我的。

  问:周小舟和您的处境相似,受到的处分甚至更严厉,他也不应该知道这些啊?

  周惠:你忽略了一点,周小舟是真正的主席秘书出身,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不是李锐那样的“通讯秘书”,他和主席身边的人关系很好,和田家英的关系尤其好,这件事是田家英出差去广州(周小舟已调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顺便看望小舟的时候告诉他的。田家英是一个好人,也非常有才华,但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把主席身边的事跟外人讲,这是做秘书的大忌。主席后来跟他分手,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李锐的这种作为,小舟至死也没有原谅李锐,他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李锐居然是一个赵高、周佛海(中共一大代表,后脱党投靠蒋介石,深受蒋的信任,但以后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待到日本败相已现,他又和军统暗中联系,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反复无常的人物)式的人物,我至今好能回忆起他谈及此事时痛心疾首的样子。

  问:那您看应该如何概括李锐在庐山回忆上的作用呢?

  周惠:彭总头上有三顶帽子“右倾机会主义”、“里通外国”、“军事俱乐部”。第一顶帽子,主要是他的那封信和张闻天的发言引起的;第二顶帽子,主要是随同彭总出访苏联、东欧的军事代表团中的一位上将的揭发,再加上几位元帅的揭发招来的;第三顶帽子,看来很大程度就要归功于李锐,没有他的揭发,这顶帽子也戴不上。

  当然,这些事也不能全怪李锐,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嘛,彭总、黄老、张闻天同志都认了错,都做了检讨,他们都顶不住压力,何况李锐?

  问:李锐既然检举有功,那为什么有遭到那么严厉的处罚呢?

  周惠:主席确曾想放他一马,但他的撒谎和反复害了他。李锐曾对我说过一句话“杀降不武”,我当时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几年后听了小舟告诉我的情况,才知道他指的是既然自己有“夜闯美庐”的检举之功,就不应该再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整个庐山会议,政治上受打击最大的,应该算是彭总、张闻天,心理上落差最大的,应该要算李锐了。

  问:为什么呢?

  周惠:李锐当年刚42岁,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没想到却栽了这样一个大跟头,整个人一生都发生了变化,心理落差还能不大?

  三、周小舟和周惠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成风,人们头脑过热,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

  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却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始终持保留态度,主张公社规模“搞得小些”,对于“共产风”和大搞土法炼钢也非常担心,因此同省委书记周惠等研究决定:

  停止土法炼钢。

  这使得湖南多数土高炉,没有点火就下马了。对于口粮控制也比较紧,没有放开肚皮吃饭。

  同年11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周小舟和周惠研究主张实报产量,结果在会上湖南被插了白旗,成了全国倒数第一。

  可第二年,插了红旗的湖北、广东、河南等省,到头来跟插了白旗的湖南要猪肉要粮食要肥皂……

  1959年周小舟(前排左一)陪同回韶山

  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及其危害,到1959年上半年逐步显露出来:基层问题与矛盾成堆,头绪纷繁,周小舟感到在机关听汇报、读文件,似雾里观花,有必要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从4月29日起,他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湘西之行——轻车简从,微服私访,由长沙出发,经宁乡、常德、永顺……

  于5月27日从湘潭回到长沙,先后考察15个县市,沿路对农村工作中出现的许多“左”的东西深感不安。

  5月12日,周小舟从慈利县给在长沙主持省委工作的周惠写了一封信,提出应当进一步缩小生产单位,允许私人养猪和整顿大食堂。其办法一是只办农忙食堂,二是缩小食堂规模,提高管理水平。

  周小舟一边检查工作,调查研究,一边着手解决实际问题,仅慈利县5天内就解散食堂1336个,占全县食堂的25%,退出食堂的农户占总数的38.4%。

  5月28日,周小舟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就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十个问题向省委作了汇报,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出现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并开始采取一些纠正“左”的措施。

  6月20日,毛泽东来湖南视察时,周惠问毛泽东:“这次下去,主席看形势怎样?”毛泽东脱口而出:“我看不错么!”随即他反问一句:“你看形势怎样?”

  周惠经过一番思考回答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前途还是光明的。”

  毛泽东一震,忽而笑道:“好,概括得好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三句话,很快被毛泽东接纳为庐山会议方针,在庐山乃至全国广为流传。

  7月2日,周惠抵达庐山,此前周小舟已随毛泽东上了庐山。

  此次庐山会议,前一段称为神仙会;后一段、即从7月23日毛泽东批彭德怀后即反右倾。

  7月11日晚

  毛泽东在住处

  找周小舟、周惠谈话。

  当时湖南的情况比其他省份好些,所以毛泽东对“二周”的意见颇为看重,但“二周”明白越是如此越要谨慎,可“二周”又总觉得去年憋了一肚子气,不吐不快,并认为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是非曲直才能辩个明白。

  因此,周惠说:现在还是有人不喜欢讲缺点,小组讨论还是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李锐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几次被人顶住,讲不下去。毛泽东听了叫李锐也来参加座谈。当李锐一进门,毛泽东就笑着说:“我们来开个同乡会。”

  可见当时气氛融洽。

  毛泽东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哪!

  这使在座的既吃惊又感动,周小舟故而谈兴渐浓,口无遮拦,竟说起高指标,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产,“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显然这话是针对毛泽东的,说完顿觉不妥,

  但毛泽东仍很平静,不仅没有不快,反而更加谈笑风生了。

  “二周”受到毛泽东的召见,在庐山立即“红”了起来。大概受毛泽东谈话的鼓舞,第二天,周惠鼓动周小舟再去找彭德怀谈一次,要彭德怀向毛泽东进言,因彭总的话有份量嘛!

  彭德怀听周小舟谈了前天晚上的情况,也动心了,但仍犹豫:“唉,我这个脾气,怕是谈不拢呀!再说有些意见还没想成熟,一下子去跟他谈,怕谈出毛病来,还是写封信为妥。”

  “写信也好”,周小舟说,“就把你在西北小组发言记录整理一下就行了。”“行,我就写封信!”

  彭德怀欣然同意了—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加拟“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那封石破天惊的信,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国政坛上的大地震,并扭转了中国政治生活的航向。

  “反右倾”后,会议急转直下。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党内斗争,周小舟从未经历过,自然有许多事想不通,心情十分沮丧和沉痛,因此他很想“挂冠”去搞个农场,甚至有“出家”的想法。

  8月1日,毛泽东派人送来一封信及一本古书《与陈伯之书》,想以古喻今,传递他心中对周小舟之期望,期望他“迷途知返”。

  这期间毛泽东还找周惠单独谈过一次,因此8月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周惠这人有缺点,但是比小舟好,小舟这个人是不给你交心的。

  所以,周惠被毛泽东在“俱乐部”中拉出来,而周小舟未能脱身。

  随着庐山斗争的深入,周小舟感到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8月7日,他对周惠说:湖南的事由他完全负责。如果因此不能回湖南,要求周惠做三件事:

  一是证明他确实不是有意参加“反党集团”;二是证明他拥护中央,拥护总路线,拥护毛泽东;三是托他代为照顾家小。说完,二人抱头痛哭一场。

  会后,周小舟被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1966年12月自杀。周惠从庐山回来后官职未动,直到第二年10月才被打倒,那十年结束后复出。

  (以上摘自《金秋》2007年03期  作者:张放  原题:《周小舟和周惠曾在庐山抱头痛哭》)

  四、彭自身缺陷

  彭德怀自己有没有居功自傲呢?

  1956年11月,彭德怀到某部视察,看到墙上《军人誓词》第1条是“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他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只说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今后要修改。”(原彭总身边工作人员:军事科学院前院长郑文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提议养病几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德怀之上。

  随后,彭德怀向中央提出辞去国防部长职务请求,未被中央批准。

  1959年1月30日,彭德怀在后勤学院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又毫无顾忌地说:“躯壳都是要死的,人家说万岁,那是捧的,是个假话。没有哪个人真正活一万岁。”(《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了国家主席人选),当彭德怀再次向毛主席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防部长时,毛主席感到彭是在以辞职表示不满,严厉地批评彭说:

  “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

  彭“噤然无语”!

  (《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1959年4月,更进一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上升到近乎与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地位。

  刘邓逐步主持一线工作后,想干出成绩,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毛主席察觉了许多违反科学的做法,对大跃进中存在的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多次进行了批评。先后五次找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谈话,告诫其不要搞浮夸宣传。

  但总体上说,毛主席当时对自己想着力培养的接班人刘、邓在主观上是想搞好工作的动机和大跃进是肯定的,在工作上是支持的。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后,1959年7月召开庐山会议,开个“神仙会”,“压缩空气”,初衷是要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做法,但并不是要否定大跃进。

  毛主席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和张闻天散步时,还对张闻天说:“我平生最佩服两个人:主席是一个,总理是一个。”“我们党内真正懂得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彭德怀全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

  当然,也是在庐山上的一次小会上,也是他,竟然敢于对总理大不敬!说了很难听的话!这样的出言不逊不是没有原因的。因此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当时的彭德怀,除了毛主席,其他人没有一个能放在他眼里。

  资深老帅+国防部长,对经济工作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猜忌。

  而就在这时,发生的另外一些事,促使别人去想觉得他有企图。

  庐山会议期间,留守北京的陈毅向毛主席汇报,说苏联驻华使馆武官要求单独见他,陈毅把秘书支走,只留下翻译后,苏联武官开门见山说,你们中央在庐山开会,你在北京可以乘机把权力拿到手里。陈毅一听,火冒三丈,立即把这个武官轰走了。

  毛主席对陈毅说,你让他多讲几句嘛,苏联策反也不是一次了。所以,后来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陈毅是阳谋。”

  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同赫鲁晓夫进行过三次短暂会晤。

  随同出访的军事代表团中一位上将向毛主席反映,说苏联曾撇开中方翻译,和彭德怀单独进行了会晤。或许是因为没有这事,彭德怀并没有向毛主席汇报说明。

  彭德怀心高气傲,甚至到了不屑于沟通的地步。

  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录说,毛主席在庐山大会上批评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

  彭德怀气呼呼地从会场走了出去。

  走到半道才发现忘了拿公文包,返回来取时,正好迎面碰上了刚从会场出来的毛主席。

  毛主席伸手要和彭德怀握手,

  彭德怀手一甩,愠恼地说“去你的!”

  然后扬长而去,不和毛主席握手。

  凡当时在场的同志

  对其如此粗暴无礼

  当然无不义愤填膺!

  就在这时,山上站岗的警卫战士反映,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李锐等几个人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了屋后就关灯。警卫战士把他们几点关的灯、几点开的灯、都有什么人进去、出来等等,都做了详细的值班记录。

  负责会议保卫工作的罗瑞卿看到值班记录后,7月23日晚上亲自到黄克诚住处前面的一个小树林里观察,直到当天晚上在一起的彭德怀、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从黄克诚住处走出来。走在最后的李锐,恰好同从小树林里走出来的罗瑞卿对上了眼。

  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惠回忆录说:“罗瑞卿同志当时担任公安部长,一向自称毛主席的“大警卫员”,负责党内安全工作,深夜见到我们几个刚刚挨批的人从彭总、黄老那里出来,自然产生警觉。”

  李锐看到被罗瑞卿发现了,为争取主动,一个人连夜跑到毛主席那里去(周惠说是跪在主席床前),把他们在一起开会说的话说了出来,后来又给主席写信交代。

  但周惠说,关键是李锐在信里撒了谎,隐瞒了那天晚上说的那些最敏感的话。这很容易被人引起心里有鬼的怀疑。

  毛主席听了李锐坦白后,马上找来罗瑞卿问了情况。然后又找周小舟、周惠了解情况。

  李锐知道主席又找了周小舟、周惠谈话,生怕他们说的更多,又去找主席作了补充交代揭发。

  李锐甚至还说,在他们开小会的时候,他亲耳听到彭德怀给部队打了电话。

  所以当李锐说他们是裴多菲倶乐部时,毛主席说,什么裴多菲俱乐部,是军事俱乐部。

  李锐所揭发和交代出来的问题,在庐山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大家一听,原来彭德怀他们不只是对大跃进中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有意见,而是把矛头对着毛主席和中央一线领导的。

  会议方向这才发生大逆转,从克服大跃进中的错误,转到了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可想而知,当时那种严峻情况下,孰轻孰重,能不逆转原有议程吗?

  而就在庐山会议期间,正在美国访问的赫鲁晓夫在演讲中公开攻击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赞扬彭德怀是真正的英雄。这也容易引起一些人对彭是否真有“里通外国”嫌疑的猜想。

  在随后展开的对彭德怀的批判中,8月1日,中央常委会上,刘少奇指责彭德怀“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反对唱《东方红》歌曲”。

  彭德怀当即反驳说:“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彭德怀全传》)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几个常委参加,继续批判彭德怀。

  林彪发言批彭德怀说:“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做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周惠回忆说:

  8月11日,李锐立场突然180度大转弯,从极力为自己辩解,到全盘认账。

  我记得他发言的题目是

  “我的反党、反中央、

  反毛主席活动的扼要交代”,

  承认“攻击去年的大跃进和总路线”,

  承认“大肆攻击主席和中央的领导”,

  承认写信是为了蓄意“欺骗主席”,

  承认自己同

  黄老、周小舟、周惠有湖南宗派关系,

  承认自己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

  周小舟说,李锐就是赵高(秦朝时的大奸臣)、周佛海(叛徒汉奸)式的人物。

  为此,周小舟对李锐至死也不原谅。

  在8月2日到16日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最终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路线的错误”的“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由于平时“傲上慢下”(林彪评价)的性格作风,对部下动辄责骂,得罪了太多的人,而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批判。

  庐山会议后,从1959年国庆开始,毛主席安排把刘少奇的画像和他的画像在国庆节并列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以继续提高刘少奇的威信。

  杨尚昆回忆说,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七千人大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意指彭德怀“里通外国”)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冷观注:对刘少奇直呼其名,表达的是一种态度。)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

  原彭德怀办公室主任王焰说:在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上报处理彭德怀案件的第一份报告中说,因为彭德怀犯有“里通外国”罪,建议处以“死刑”。

  对这个报告,毛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说不同意。

  在第二份报告中,毛主席也没有表态,就是说也不同意。

  这样,彭德怀“里通外国”的案子一直拖了下来,长期未能结案。

  对彭德怀的案子,毛主席一直主张想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彭总俄语翻译孙立忠《彭德怀反驳"里通外国"罪名:苏联话我都听不懂,怎么里通?》2012年1月29日人民网)

  1965年9月23日,毛主席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安排让彭德怀到西南三线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

  毛主席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

  我过去

  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

  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主席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毛主席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彭德怀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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