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污泥浊水
蒋介石对杜聿明在东北的凌厉攻势感到万分惊喜。
但是他的惊喜还来不及持续多久，就只剩下焦虑和揪心了，这种焦虑和揪心甚至一度让他感到极度的痛苦。
痛苦的根源此时并不是来自于战场上军事形势的变化，而是源于国民党内部的腐朽和堕落，这种腐朽和堕落正在严重地摧毁着他们的统治。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大员们最关心的不过是两个字——接收。
我们一听到这个两个字，大抵会以为这不过就是日本战败以后，国民党军迅速从日军和各种伪军、伪政权手中“收复失地”的意思。这意思是没错的，但是它的实际含义却远非如此。
这里面的深层含义出在两个字上——财富。
因为当日本败走，伪军投降以后，这同样意味着原来日军和伪军统治地区的巨额财富已经失去了主人，小到汽车房产，大到银行金库，谁先贴上封条或者抢到手里，这财产就是谁的。这在当时成为了国民党内大家心照不宣的“发家致富”的手段。
在把首都从重庆迁回南京以后，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在高官们的“帮助下”，接收了一栋他们即将入住的豪宅。这栋豪宅恰恰就是当初伪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别墅。尽管老蒋认为自己作为一国首脑却住进了前伪政府主席的房子里有失体统，但是爱妻心切的老蒋还是不愿拂了宋美龄的心意，最终作了让步，住进了这栋舒适的别墅里。
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同一时刻，国民党陆军部就成立了“接收计划委员会”，各省市也纷纷效仿，争先恐后地成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国民政府的各级行政大员和驻扎在各地的高级将领们沆瀣一气，开始了空前的资财侵占。
从重庆返回南京的高级官员和军队各级将领，到处收集各种各样的高级小汽车，为给各种各样的别墅贴上封条而忙作一团。南京城内的公馆别墅集中在莫干山路、山西路、中央路和斗鸡闸一带，按照规模和档次，每一处建筑物上都直接挂上了从蒋介石到各级官员和将领的名字。那些什么处级、科级干部们，抢不到别墅，就抢民房、家具、汽车，甚至有人连日伪办公室里的地毯都给扛回自己家去了。房产和财物收刮完了以后，他们又开始了最有“油水”的逆产查封。所谓“逆产”，简直无所不包，从银行、矿山、工人，直到某户人家厅堂里摆着的古董物件，都可以成为“逆产”的范围。
为什么没有秩序可以约束他们？
因为制定接收秩序的人，恰恰就是能够从接收中大发横财的一批人，而这一批人又恰恰是国民党内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掌管着绝对权力的那一批官僚阶层。
秩序和制度，代表的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已，马克思这一经典论断诚不欺我也。
从重庆来到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高官们，与军事部门的各级高官们，还有南京原来的伪政府里等着投降和招安的各级高官，他们互相交换名片，在把酒言欢之中商量着如何处理日军和伪政府留下来的“敌产”，就像兄弟之间商量着如何分家一样，他们有无数的巧妙办法可以把这些“敌产”合法的变作“私产”。在这样的私分过程中，众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阶层一致，利益一致的朋友和兄弟。
那些原来伪政府里的高官们，为了不被追究自己在日伪统治时期的所作所为，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帮助重庆来的官员们发家致富。比如其中有这样一个点子：当时南京发行的钞票还是日伪时期发行的储备票，而重庆发行的钞票当时被称作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兑换率应该在一比一左右。可是南京原来的伪政府高官们公布出来的兑换率却是：两百比一，也就是说两百的储备票才可以兑换到一块的新法币。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重庆过来的官员们，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换到南京两百面值的储备票。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人一到了南京，就一瞬间成为了巨富。这就相当于你有一万块钱，但是换了一个地方，这一万块的财富就升值了两百倍，变成了两百万，昨天还是无房无车的破落户，今天就可以入手一套大平层了。因此，当时就连薪金最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瞬间发现自己就像中了彩票一样。
由于“接收”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致富热点，国民党内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各种行业系统，他们都纷纷成立各种“接收”机构。根据当时国民党自己的资料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一开始往往被地方系统先接收，但是只要军队一开到地方，往往又被军队的将领们派兵抢走。因此，往往很多接收大员在接收以后，还得和军方系统的人讨价还价一番，才能确定最后的分配方案。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不管他们怎么商议分配方案，最终这些财富都无一例外的进了官僚和军阀的私囊。
野蛮的掠夺，加速了社会生活的崩溃。
1946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1946年1月，上海米价为每旦六万元，六月就涨到了五十万一旦，到了12月已经涨到了一百一十万一旦，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衣食住行的物价，普遍上涨了近六万倍。
这种强烈的通货膨胀，使得底层的农民已经不可能通过市场来买入任何的衣食物资了，他们唯一存活下去希望，就是土地，这就更进一步的激发了农民对土地的强烈需求。
同时，那些原先需要通过市场来赚取衣食物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则普遍地，大量地在一夜之间破产。这就相当于一个拥有千万资产的人，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其购买力从一个千万富翁瞬间沦落为一个两百块不到的赤贫阶层，大量原先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沦为完全的无产者。
腐朽没落的国民党官僚体制，正在批量生产着他们的掘墓人。
污泥浊水已然泛滥了国民党统治区域里的每一个角落，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经确定国民党政权即将垮台之际，他面对国军上百位高级将领，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的反省确有其道理，但却不够深刻。问题的根源难道仅仅是接收吗？
接收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从战败后的日军和敌伪的手里“收复主权”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共产党的干部和军队难道没有进行接收吗？
可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接收就成为了发家致富的热点？成为了贪污腐朽的重灾区？
这是因为国民党内搞接收的那批人，已经是一批完全腐朽和肮脏的官僚阶级。他们把持着国家政权，制定出符合他们的接收政策，然后自己又成为这些政策的利益归属者，蚕食着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
国民党内这些腐朽不堪的官僚们，结成共同的厉害关系，成为一个阶级整体，只要他们还存在，不仅是“接收”会成为“致富”热点，每一件与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事情都会成为所谓的“致富”热点。你修一条路，修路的财富会进入他们的私囊，你种一块地，种地的成果也会进入他们的私囊，你搞个工厂，生产的财富同样要进入他们的私囊。一个工程，由这批人派发下去，层层转包，最大的利益也同样首先进入那批人的私囊，发救济物质，救济物资也要先进入官僚私囊，最后连发给底层官兵的军饷，同样首先被要那些官僚们将大部装进私囊。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阶级存在，那么不管这个社会做什么，接收也好，生产也好，救济也好，慈善也好，种地也好，所有的财富价值都要先被这个阶级过滤一遍，才会留点残羹剩饭到得百姓的手里。接收仅仅只是暴露得更加明显的一项而已罢了。
所以，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要推翻的三座大山里，很重要的一座就是官僚资本主义。
因为持续物价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大城市和中小县城里，接二连三的暴发了抢米风潮。而国民党在面对这些抢米风潮的时候，无一例外的把这些现象宣称为苏联境外势力和“共匪”有组织有计划的煽动行为。
当舆论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对国民党不利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开始了残酷的舆论镇压。1946年7月1日，民主同盟的李公仆被枪杀于昆明街道上。在李公仆先生的追悼会上，清华大学教授闻一多痛斥道：“公仆先生只不过是说了一些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不过是为了和平民主，他不过是写写文章，说说真话。大家都有嘴，都可以说，都可以写，为什么不许人民说话？为什么要用卑鄙的暗杀手段来杀害公仆先生……，我们都准备像公仆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回来，民主是杀不死的。”在他说完这些话的当天傍晚，闻一多先生真的没能回来，他在西南联大宿舍门口，被一群手持冲锋枪的国民党特务猛烈扫射而逝世。
这一幕就连来中国调停的美国代表马歇尔也看不下去，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正遭到禁止，知识分子特别在外国受过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受到了蓄意的迫害……，想要威胁他们并防止他们发表不利于国民政府的观点。这种情况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对蒋委员长威望的极大损害。”
二、
到农村去，到农村去
就在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们忙着“接收”致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到农村去。”“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去”，“是否能深入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群众是考察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根本尺度”。
在经历了四平之战以后，撤退到松花江以北的东北民主联军，对于大城市已经没有了任何期许，领导干部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在东北立足脚？
会议最终形了这样的决议：
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强革命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和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得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从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使乡村政权掌握在农民手里，使东北自卫战争发展成人民参加的战争。
从这一刻开始，东北民主联军就要开始构筑起他们真正的铜墙铁壁了。这种铜墙铁壁是什么？是武器、堡垒、装备、城市吗？不是的。
如毛主席所说：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毛选第一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发动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里，最核心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从1927年的井冈山时期开始，经历了大致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红军时期，是没收地主和富农全部的土地分给农民，但是后来到了王明路线时期，没收的土地完全不分给地主和富农，这使得当时我党陷于极大孤立。
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了统一战线，出于统战的需要，没收土地改为了减租减息。
到了解放时期，我们又改为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但是这时候，分配方式和技巧已经成熟得多了。不仅会给地主和富农们同样留一份土地，而且就连在国民党内任职的士兵、官员们，只要他们家居乡村，家属仍然在农村耕种土地的，那么同样也会给他们的家属分配一份土地。
作为国民党的士兵和基层官员们，其中很大一部分同样也是官僚制度的受害者，他们身在农村的家属更不必说了。当他们的家人生活潦倒，生存无以为系以后，却发现分给他们妻儿老小土地的，竟然是共产党人，这一切都在动摇着国民党的根基。我们也大抵可以想象出那种画面，当你在国民党内作为一个底层士兵，不仅时常忍受上级的辱骂和责打，还动不动被克扣军饷，养家糊口都困难的时候，你家乡父母妻子告诉你，共产党人已经给家里分配了一份土地的时候，你作何感想？
东北的黑土地上，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们把这块土地上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接受世代遭受压迫的农民们的控诉。然后在这块土地上插上张三李四的牌子，从此宣告了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归属。拿到土地的农民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这种欣喜绝不亚于你在豪无买房希望的情况下，突然有了一套自己的全款房，还没有贷款一样。很多农民深夜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怕好像少看了一眼，这块土地就不属于了自己一样。从此，他们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如滔滔江水再难遏制。
身在东北的杜聿明对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与自己的副指挥官郑洞国聊起这个问题的时候，郑洞国提醒杜聿明：东北的国军占领区的腐败，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在东北对峙的几个月里，共产党人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派大批干部和部队到农村去，搞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不但得到了民心，部队也有了兵源。可这几个月我们干了些什么？跟着军队进入东北的大小官员们忙着搜刮民财，官场上派系之间激烈角逐，纷纷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上下沆瀣一气，纲纪荡然无存。更可怕的是高级将领带头，中下级军官纷纷效仿，克扣士兵，贪污军饷，倒卖黄金，走私军火，到处购买房产和土地，再这样下去军队如何打仗？
杜聿明沉默了良久，才说了一句话：“人家共产党自有一套主张，懂得发动民众，争取民心，我们懂得什么？还不是大家想着发财，你说我们在东北腐败，其实全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下去，我们的天下不会有几天了。”
这一年的八月十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
当她问及毛泽东：共产党能支持多久的时候，毛泽东的回答是：“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这种自信和底气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人民。就是在这个采访里，毛泽东作出了蒋介石政权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选第四卷，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腐朽的秩序背后，寄生着的是一定是一个腐朽的阶级，而恰恰又是这个腐朽的阶级，在拼命的维持着那个腐朽的秩序。历史证明，凡是反动和腐朽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
而要扫掉这个腐朽的阶级，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只有那时，才会出现毛主席所描绘的那样：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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