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旨是述说历史中的具体人和事的观点讨论、争论，以及往事之“实”。基本不带本人看法，也不作更多评论。
大半个世纪来，包产到户问题，多次作为热点，强势进入国人生活。在我党的十八大后，党已鼓励人们将分割、零散的小农式生产，流转成大面积集中经营，或集体生产；再者，现今仍有数千个（有说，八千多个），毛式社会主义的公制共富的集体化村社，如南街、刘庄、兴十四……等，一直无后遗症且兴旺地发展着，已给我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更为重要的——与当年毛主席产生“共同语言”的——认识参照。由是，对这一问题的往昔讨论、争论，应划上“句号”了。
一、包产到户的始作俑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在高级社建立时期，“包产到户”的希求，常与正常探索高级社生产责任制的实践混淆在一起，与公有制的集体经济发生着矛盾。这种矛盾情况，在党内外、基层、高层，一直延续到人民公社时期。
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作为首创初举，作为必要的探索，包产到户，也曾得到过毛主席的“暂时”同意——可以试验。
第一、邓子恢提出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
1954年9月，当时负责农林水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较早提出要实事求是地“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适当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差，。
最早作出“包工包产到户”倡导的是：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一文。文章介绍了安徽芜湖地区、四川江津地区，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生产队向管委会包工包产，生产组向生产队包工包产的办法。
1959年，因大跃进中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导引”的浮夸冒进，造成一时困难（毛主席去世后，反毛公知一边把毛说成是浮夸冒进的主导者，一边全面否定大跃进的实际成绩。这其实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包产到户之风再起。仅在五、六、七几个月内，好多地方即出现了一些‘包产到户的村队，——实际上是恢复单干。不久，主张且实行包产到户的后继者，如“过江之鲫”，基本上每省都有此类现象。
第二、毛主席发起包产到户大讨论，帮助人们认识包产到户的必然走向。
回归历史。对包产到户，毛主席从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即同一些人无“共同语言”。但期间曾有过一个小插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内希望搞试验性包产到户的人一度越来越多。鉴于这一情况，为进一步做思想工作，——作适当迂回，1961年初，毛主席对包产到户——持同意进行“小面积谨慎试验”的态度。
据薄一波回忆，1961年3月15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曾坚定地向毛主席提出，要在实践上探索“责任田”——包产到户的作用，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不过，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叮嘱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这表明，他虽允许安徽试验“责任田”，但从未表示过对这种方式的任何肯定，他允许“小范围内试验”，只是一种迂回教育法——通过实践的教训，从反面探索到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这种试验的实践，不久就暴露出很多问题，毛主席随即发动深入讨论，希望人们从社会主义大方向，不使剥削、剥削阶级再度产生的高度，认识包产到户的弊端。
讨论中，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明确点中要害， 帮助人们认识包产到户的必然走向，提醒人家们说：包产到户，开始能增点产，但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毛认为，一旦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有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这实际是在说，由旧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引导下的包产到户，仍会导致稳定系统化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重回阶级社会。由此回溯，那种“旧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尽管有时也表现在人民群众自己身上，属人民内部矛盾，也具有（起始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重复地说，历史上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正是从这里生长起来的。
早在1957年10月，毛主席就曾组织过一定范围的——对包产到户的讨论。《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多篇文章，指出：包产到户，“会使社员或小组的生产活动和生产队统一支配劳动力发生矛盾，妨碍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羽心：《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人民日报》1956年9月1日)”包了以后各小组的本位思想会更严重；小组抗拒自然灾害的力量小，妨碍水利统一使用；遇到天旱或久雨，就会发生水利纠纷”(崔峰：《包产不可包到生产小组》，《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9日。)；“包产到户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的路线错误”。文章认为“包产到户受到富裕中农的欢迎和拥护，其危害性很大，是带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人民日报》1957年10月9日)。
1959年12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实行包工包产到户的实质是把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化为‘一小二私’，使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从生产到分配，都换盖上小农经营的印章，使我国农村重新恢复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就生产力而言，实行包产到户将彻底破坏我国农村最广大社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生产积极性；实际上瓦解了公社统一经营能够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并使其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对象取得正确结合的优越性。从生产关系看，首先，包产到户将使人民公社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倒退成小农私有制；其次，它将从根本上瓦解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进而使人们重新陷于两极分化中；最后，包产到户将从分配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共同富裕的道路(郑庆平：《“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光明日报》1959年12月14日)。
第三、毛主席从“允许小范围内试验”转到劝导有关人停止“试验”
1959年底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表示：庐山会议以前，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就是一部分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对人民公社化的抵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页）。
经过多年的讨论教育，就全国形势来说，五十年代末，包产到户得到了有效抑制。仅有极少数地方，变这种原本公开的包产到户，为“隐秘、私下 ”行动。这种情况的出现，标示着包产到户，根子并不是广大群众和一些干部的认识问题，而是在上层领导（毛主席去世后，就是万里，及其后台，带着风向，引导搞包产到户）。毛主席联系建国初合作化中一些人如“小脚女人走路”的情况，分析出——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不同阶级总是用不同世界观改造世界——的原因。
应该说，至迟——在1959年前后，毛主席不主张包产到户——的决心，已十分坚定，对包产到户最终必然导致“共产党搞私有，使社会主义难以为继、无产阶级专政被颠覆”的后果，已洞若观火。毛主席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初期的阶级斗争，由党内分化而产生修正主义的这方面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的认识。
1961年12月中旬，毛主席郑重规劝曾希圣停止“试验”。
在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党中央再一次对“包产到户”发出了警告。由于安徽的“共产风”等错误比较严重，省委书记曾希圣在会上受到了批评，并受到了撤职处分。同时会议对曾希圣一意孤行固执的推行“责任田”也进行了批评。与会的不少人认为他“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3月20日，新的安徽省委通过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提出要将“责任田”在1962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部分在1963年改过来。
至此，中国共产党从思想路线上、从组织纪律上，对“包产到户、分田到户”进行了一再的严肃否决。至此，本应该平息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风浪在党的高层中却仍暗潮涌动，很多人内心，与毛主席“共同语言”。包产到户有卷土重来之势。
二、毛主席同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之间的“不同语言”
原则上说，当时，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同毛主席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不同语言” 情况，其表示形式，各自是有所不同。
¬——最主要的主持人（下称主要主持人）存在两面像
1962年6月底，主要主持人曾在个别工作场合表态支持和主张“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有材料显示：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田家英作为毛主席的秘书，本应首先向毛主席回报，但田家英以毛主席还在外地为由，却立即向主要主持人汇报。主要主持人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后，紧接着，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29页）
然而，到了7月上旬，田家英在北京向毛主要主持人汇报时表示：全国各地出现包产到户，与其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全国农村60%可以搞包产到户，40%仍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毛主席问他：你是主张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他，这些是你的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田却回答，说是他个人的意见。
田家英原本应直接向毛主席回报，但他却先向主要主持人和另外一个重要主持人（下称——另一个主持人）回报；得到两个主持人的赞同和指示后，更应如实向毛主席报告两个主持人的观点，但他却又自作聪明地把两个主持人的观点、态度隐瞒。这使早就了解到全部情况的毛主席进一步觉察到：问题已不仅是包产到户了，而是党内已有一些不恰当的组织活动。从人系派别上看：当年，大跃进的浮夸冒进的骨干人物，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主持人的人马：谭政林、吴芝圃、曾希圣、江渭清……等人，而现在极力、固执主张包产到户，当领头羊的，又新四军系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这样清楚的人系脉络，自然就将主要主持人——包产到户主使人的地位，突出出来。这正是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所不允许的。
到了62年7月，当再一次得知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十分强烈反对态度后，主要主持人又改提“巩固集体经济”口号。他在18日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此时，另一个主持人，态度还算明确，也算磊落，尚未隐瞒，没有施展“韬光养晦”战略。他从支持试验摸索，发展到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基本未绕山绕水、藏头露尾。据《邓小平年谱(1904-1974)》叙述：1962年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华东局农村办公室汇报，华东局认为安徽搞“责任田”就是单干，是方向性错误。会上赞成和反对的各占一半。另一个主持人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同时期，他还明确说，“农业本身现在看来主要还是从生产关系解决”，“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327页)。
1962年7月7日，另一个主持人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讲话时说：“……刘伯承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后来，这句话一般表述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前进”（《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1页）。
三、毛主席开始系统做工作，明确包产到户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毛主席根据国内外“动摇社会主义”的情况，针对性地提出“反修、防和演、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
事物在斗争中发展。在问题的逐步定型定性中，揭示、解决问题的主义学说，总是相伴而生。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是包产到户的支持、主使者的“角色”明朗后。从来都是提倡党内要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毛主席，自然直接揭明分岐的存在，及包产到户问题的严重性。仍希望通过斗争，使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搞包产到户的人们有所改正。毛泽东主义的反修正主义、防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因此开始系统化。
1962年7月6日，刚刚回到北京的毛主席，在与陈云谈话后，他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央高层中一些人所形成的执意要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气氛，与他亲身在基层听到的、见到的气氛竟是那样的不同。
7月8日，毛主席同中央顶层几个领导谈话，他明确表示对包产到户的坚决反对态度。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主席决意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从7月25日至8月24日整整开了一个月。开始作系统性工作。
1962年7月9、10、11日，毛主席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和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等分别约来北京商讨农村工作问题。
7月20日，毛主席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1962年8月2日晚，毛主席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等参加。他说：……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要点，1962年8月2日)。8月5日，毛主席同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毛泽东同华东和中南地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62年8月5日)?
8月上旬的另一次小型会议上，当有人讲到，包产到户会很快引起两极分化，毛主席便再一次重复、强调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烈、军、工、干属)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会议临近结束，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同上）
1962年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十分严肃分析地说：“……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要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是贫困。赫鲁晓夫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场。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对干部要进行教育，要办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摘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资料》《北戴河会议(1962年)》）。
很明显，这些都是在批评、批判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搞包产到户是修正主义，是在搞倒退，是实际的资本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四、毛主席为争取“共同语言”而加码做疏导工作
1965年后，毛主席根据包产到户造成的思想混乱，形成这样一个看法：中国如资本主义复辟，关键不在基层，而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其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明里暗里支持包产到户，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不少人对此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对包产到户没表示反对）。这表明，这些领导人中，不少人对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很不理解，甚至有较大抵触情绪，——没有“共同语言”已趋严重。这就使毛主席把形势看得更为严峻。
毛主席多次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主席还申明：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此时的毛主席看到了“阶级斗争是纲”，以反对包产到户，并努力通过这个纲，分析包产到户“一夜回到解放前”复辟剥削阶级统治的现实前景。当年，另一主持人从形而上学的——就包产到户谈包产到户，叫人相信：“这跟走资本主义道路没直接关系”。这是荒唐的。事物是联系的、发展的，农业包产包干作为基础性的问题，它总要逻辑地要求社会经济的方方面作相应的发展；总要、总会影响到其它方面，影响到上层建筑，而显现其“道路、路线”（这一点，使“事后知”的很多人，不久便看到，——其真理性已毋庸置疑；毛泽东当年是在“不领错路”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下，凭借辩证法早于人们看到。编著者注）。至此，毛主席的“路线论”十分明确，无论是社教，还是后来的文革，都贯穿了关于包产到户的社、资两条道路、路线的讨论；对以包到户为重要内容的资反路线的批评和批判。
毛主席在1965年，他通过对包产到户问题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阐述，作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发动亿万人民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1965年5月25日，多年来一直苦口婆心——以至有点”喋喋不休“——地劝导、反对搞包产到户毛主席，在井冈山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反复叮嘱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马社香：《前奏——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包产到户”路线的运作，最终必然走向资本主义，——对刚进入社会主义大门的——经济上原本相对落后的国家，尤其如此。毛主席以上的预警要点是：一是，两极分化很快；二是，共产党很难保护工农基本群众基本利益；三是，出现阶级分化、时有人搞分裂活动；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受帝国主义要挟；五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即使搞成资本主义，如不是人家的附庸，就是——极可能（！）——参与新老资本主义争霸，世界不得安宁，或同老牌帝国主义互相争霸（这更危险！编著者注）。
很明显，毛主席的系统认识是，中国要对人类作出贡献，自当坚持社会主义，支持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造育人类的良性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用社会主义避免、制止资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如遇疯子——万一制造战争，必会陷入中国毛泽东式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必会在——只有真正社会主义才能焕发（假社会主义绝对不可能，请看昨日的苏修，今日的俄罗斯、乌克兰，战士基本无斗志）的“利他利民，克己为国，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往无前”强力进击中——大败而萎，并必引起人类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
……等等，等等……
在毛主席去世后，他的“对包产到户产生各种危害”预警，全部言中。我党十八后，也已在为包产到户带来的两极分化、腐败和资帝的要挟包围，作非颠覆性的“解套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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