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到毛主席时代的《人民日报》，总是被该报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文章所折服，因为这些批判很多在当下成为现实。
一、关于工人地位和阶级分化
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发文《苏修叛徒集团实行法西斯专政，苏联工人阶级陷入苦难的深渊》，批判说：“他们用资本主义的利润法则和自由竞争代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把原来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变成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所有制的企业。他们搞的这一套，给予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更多和更大的特权，使工人阶级完全沦为雇佣奴隶。”“那些披着‘厂长’、‘经理’和‘专家’等形形色色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利用他们把持和支配生产资料的特权，飞扬跋扈，横行霸道，明目张胆地干着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勾当。”“占苏联人口百分之几的特权阶层分子越来越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越来越穷。”“苏修叛徒集团故意造成一个庞大的失业队伍作为产业后备军，以便进一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
1969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文《苏修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重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苏联工人对苏修反动统治日益不满，广大工人采用“旷工”、“怠工”等方式表示反抗，使苏修极大惊恐》，该文说“苏修叛徒集团的‘新经济体制’赋予工厂厂长和企业经理以极大的特权，这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分子一方面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大发横财；另一方面肆意欺凌和压榨工人，他们对自己不满意的工人动辄降职降薪、开除解雇。”“广大工人不愿意拿自己的血汗去为这一小撮特权分子卖命，所以劳动热情很低。苏修报刊承认，目前苏联各地‘旷工’、‘怠工’事故不断发生，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
1974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该文说：“苏联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他们操纵着党政大权和生产资料，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 “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从苏修报刊透露的材料来看，苏联每年有大量的职工被解雇。”
为掩盖苏联工人大量失业的事实，苏联又创造出“流动就业”的词汇。对此，《人民日报》1976年1月24日发文《流动就业——苏修如此掩盖失业现象》抨击说：“诚然，‘流动’比失业要好听一些，但是改换名称又怎能遮盖得了苏联今天存在失业的严酷现实呢？失业，这是随着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必然带来的恶果。”
由此可见，苏联国企的厂长、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还能靠通过推广所谓的“谢基诺经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随意裁剪工人”，享有极大特权，因此他们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不仅榨取高额利润，还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造成严重的阶级分化，而贫富两极分化只是阶级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与当下中国社会非常相似，尤其是苏联官僚集团发明的“流动失业”一词，简直是“灵活就业”“摩擦性失业”等词汇的翻版。
二、关于教育制度
《人民日报》分别在1975年6月2日、 1976年2月29日发表《反动腐朽的苏联教育》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教育的本质》，批判说“教育领域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今天的苏联学校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
“他们（指苏联特权阶级子女）不仅可以进入各种收费昂贵的‘补习班’、‘预备班’、雇请‘家庭教师’，取得入学考试的好分数，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左道旁门’进入大学”
“高等学校的入学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过这种补习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物理和数学等方面找私人教师补课”
“那些雇工代考的‘商号’、假造文凭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只要得到巨额卢布，就会给有钱人的子女提供方便，使他们钻进大学或买到‘文凭’。”
“许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则搞招生受贿、勒索，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件”。
从中看出，上世纪70年代的苏联，“有偿代考、花钱辅导、买卖文凭、招生受贿索贿、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花钱上学”等现象比较普遍，“补习班”“预备班”“家庭教师”名目繁多；官员、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更容易考上大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普通的工农子弟只能勉强混个初中、高中毕业，即便侥幸考上大学，也依然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很低。
如今，类似现象同样在中国上演，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关于私营经济
由于资料缺失，很难了解苏联发展私营经济的政策和状况，但据《人民日报》1968年有关南斯拉夫的报道，可以看到在鼓励发展私营经济方面，南斯拉夫的政策和当下中国并无二致。
如在支持私营经济方面，《人民日报》1968年7月7日发文指出：“（南斯拉夫地方当局）向工厂提供了房子，给予租用”，而且“还将向工厂提供赋税上的某些优惠”。
在私人企业泛滥方面，《人民日报》1968年8月27日发文说：“在鲁马地区私人企业在农村开设了50来家商店，在贝尔格莱德私人企业有75家，而萨格勒布有70家；仅仅在塞尔维亚，就有10万人从事所谓‘个人劳动’，‘非法开业’的手工业主达到1万人”。
关于公有制企业不如私营企业方面，《人民日报》1968年8月27日表示“在南斯拉夫，所谓的‘公营企业’实质上也是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它同私人企业很难竞争”
关于“毕业即失业”，《人民日报》《铁托集团倒行逆施，青年学生苦难重重 从南修报刊透露的材料看南斯拉夫学生的困难处境》一文1968年6月10日披露说：“到1968年年底，将有42万持有文凭的青年人没有工作”，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是原文一段话的标题。
另外，“老人变坏”、“坏人变老”是1967年《人民日报》讨论的一个话题；“中国人民不可侮”是1969年3月《人民日报》一则新闻的标题。
总之， 50多年前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问题似乎正在中国重演，毛主席时代的《人民日报》似乎准确预判了当下社会。而且，中国是继南斯拉夫之后，第二个实行“党政分开”“与国际接轨”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继苏联、罗马尼亚之后，第三个否定开国领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继南斯拉夫、匈牙利之后，第三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继南斯拉夫、波兰之后，第三个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看看以前的《人民日报》，想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内心充满忧虑。（202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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