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与考证固然是理论诠释的基础，但也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古史考辨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取得突破性成就。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在五千多年文明史上创造的灿烂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这一课题，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兴起于五四时期的古史辨派也曾予以关注，并留下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其得失对今天的文明史研究仍不乏借鉴意义。
疑古传统的近代回声
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古史辨派以掀起疑古思潮而著称。正如这股思潮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古史辨派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对儒家经典所记中国上古历史保持怀疑态度，探寻中国古史的本来面目。
从历史上看，对旧说进行辨伪的怀疑精神可谓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韩非子》曾对尧舜禅让的历史传说表示怀疑；王充《论衡》中有《问孔》《刺孟》，公然挑战孔子、孟子等古代圣贤；刘知幾《史通》亦有《疑古》《惑经》等篇目。清代考据学更是把古史辨伪之学发扬光大。在此基础上，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以考据方法论证中国三代历史都是“茫昧无稽”，认为古文经典出自刘歆伪造，不足为据。康有为的主观意图是打击古文经学、抬高今文经学地位，并将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维新变法制造舆论，在客观上却把上古三代从用来膜拜的黄金世界还原为历史研究的对象，鼓励人们大胆怀疑儒家经典。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严厉批评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强调孔子是“古良史”，六经是历史著作。立场虽然相反，但二人却在以历史眼光重新审视经典文献与上古历史方面，殊途同归，共同为古史辨派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留美归国，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大力提倡“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的方法。1919年2月，胡适以其博士论文为主干，结合他在北大讲学的讲义，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此书抛开“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唐虞夏商，以《诗经》为可信材料，直接将中国哲学的结胎定在老子、孔子之前二三百年的周宣王时代。这种做法挑战了言必称“法古”的传统儒学，给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顾颉刚等人以极大震撼。顾颉刚说，他之所以产生疑古思想，除受疑古传统与康有为、章太炎的影响外，还与胡适的启发密切相关；胡适从周宣王时代开始讲中国哲学，“这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
胡适的观点坚定了顾颉刚重建中国上古信史的学术道路。此后几年里，顾颉刚的研究一直围绕着古籍辨伪展开，成为开创古史辨派的关键人物之一。1926—1941年，顾颉刚等人先后编辑出版了七册《古史辨》，其中收录的文章充分讨论了中国古史真伪、先秦典籍真伪以及诸子思想、经学发展史等问题，为之后中国史研究打下重要基础，古史辨派也由此得名。
新文化运动的史学实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诉求是推翻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秩序，这一诉求落实到历史研究层面，则体现为对“道统论”之类作为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旧思想的拆解。从这个角度看，疑古思潮乃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生，对深化这场运动的影响发挥了不小作用。
1923年5月，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指出古史传说演变的三种规律性现象：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尽管我们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还对这三种规律分别举例说明：第一，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传说人物是禹，孔子时有尧、舜，战国时有黄帝、神农，秦朝有三皇，汉以后有盘古；第二，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在《尧典》中变成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变成孝子的模范了；第三，即便我们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至少也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即便我们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种观点打破了旧有古史传说作为史料的可信性。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乃是儒家道统谱系的核心，也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赖以捍卫自身合法性的重要观念。顾颉刚将这个道统谱系打破，指出其虚构性，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冲击不难想见。果不其然，“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一出，迅速引起广泛讨论乃至质疑。刘掞藜、胡堇人从维护古史、维护儒学、维护六经的立场反对顾说。在对他们的回应中，顾颉刚进一步提出其古史观的四项要求：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顾颉刚对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等观念的批评，无疑更为接近中华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秦汉以降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凝聚、不断巩固的历史过程。同时，顾颉刚破除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迷信，提出要用发展眼光看历史，有力针砭了封建势力的退化论历史观。如此看来，疑古思潮不仅与五四时期进步力量追求解放的呼声相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看，其主要观点也不乏学术价值。
古史辨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它掀起的疑古思潮，可以视作五四新文化思想在史学领域的延伸和实践。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与专制。顾颉刚等人积极运用科学方法甄别上古史料，用理性精神反省古史神话，种种努力无一不是五四精神的具体体现，其终极理想在于以学术方式“再造文明”、复兴中华。这对丰富国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深化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重建信史，有待方来
尽管古史辨派在上古史研究、古籍整理与古代思想考辨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却未能进一步实现对中国古史的系统重建。
首先，“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论作为古史辨派的核心论点，固然极具启发性，但也存在视角偏颇与逻辑不周延的弊病。柳诒徵、吕思勉、钱穆、张荫麟等学者对此都曾提出过切中肯綮的批评。一方面，古史辨派片面强调作为神话、传说的古史不可信，却未尝注意古史除了神话、传说之外，也包含古代史籍的记载和古代学者已经研究过的其他部分。这种局限于神话、传说一端的古史研究视阈，既遮蔽了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也在方法论层面导致了对传世文献等旧史料的刻意轻视。另一方面，古史辨派只看到历史可能是层累造成的，却没有看到历史也存在逐渐失去的部分，如古代史籍可能因为战火、腐蚀而散佚。古史辨派未尝对这类曲折变化详加考察，便径直将晚出史料增加的内容判定为后人的虚构，如根据《诗经》有禹而无尧舜便判定尧舜出现在禹之后，实际上并没有拿出铁证，而是凭借默证法作出推理。
其次，古史辨派深受胡适“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之说影响，也确实在古史考证、古书辨伪等方面颇有心得，然其实际学术成就，主要还是停留在“研究问题”和“整理国故”，在“输入学理”层面未能真正架设起沟通中西文化的理论桥梁。单就古史研究一事而论，顾颉刚等人的辨伪考证工作，初衷并不在颠覆中国上古史本身，而是想以疑古为手段，打下他日重建上古信史的可靠地基，实现释古的目的。但受主客观条件制约，民国时代的古史辨派学人并没有在破坏基础上向建设再迈进一步。顾颉刚曾说：“中国的历史，普通都知道有五千年，依了纬书所说已有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年了。但把伪史和依据了伪书而成立的伪史除去，实在只有二千余年，只算得打了一个‘对折’！想到这里，不由得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这段话的原意是，有确切史料证明的历史只有两千余年，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史只有两千余年；五千年文明史的上半段，有待于学者在“推翻伪史”之后继续重建信史。
然而古史辨派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推翻伪史”，在重建信史方面建树不多。这或许与当时中国考古学尚不发达有关，但无论如何，仅仅“推翻伪史”，与全面正确认知中国历史、实现古史辨派重新诠释中国上古文明的宏愿之间，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渐趋高涨，“推翻伪史”的工作在时代主题的映衬下愈发显得脱离实际，古史辨派遂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沉寂。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广泛传播。凭借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五阶段论，当时的历史学界已经对中国历史分期及社会性质变迁等问题作了大量讨论，这些讨论正是实现释古的必要途径。古史辨派打破上古时代黄金世界的想象，指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史实，为证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提供了学术支持；古史辨派主张平等地看待诸子百家，破除儒学独尊地位，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其自身的学术研究仍然局限于局部史实与文献考据，没有自觉应用唯物史观特别是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上古社会的性质，偏重史料而疏远史观，其学术造诣始终难以更上层楼。后来顾颉刚对古史辨派作出反思：“我们讨论古史的初期，尚没有人用了唯物史观来解释古史的，所以我们所立的标准只根据普通的社会学。自从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来，我们也自觉所建立的信的标准要更进一步……所以，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古史辨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相异与相通之处，于此已得到充分揭示。疑古与考证固然是理论诠释的基础，但也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古史考辨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取得突破性成就。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将中国文明史研究引向深入，对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格外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古史辨派对中国上古历史的重估与整理，既提供了宝贵参考，又留下了重建上古信史的未竟使命。我们应当在借鉴古史辨派学术遗产的同时，打破其局限，深化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源头及特质的认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史学智慧。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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