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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决议》发表30周年的一次猖狂反扑——评《炎黄春秋》第十期一篇纪念座谈会综述

严青 · 2011-10-24 · 来源:环球视野

    《炎黄春秋》第十期就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刊登了一篇座谈会的综述文章。“综述”空洞地肯定《决议》的伟大历史意义及其历史作用;空洞地肯定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超政治智慧,但“综述”的四个专题中千奇百怪的发言却把那些空洞的言词几乎一一否定完了。参加座谈会的人士中不乏多年来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和所谓党内民主派人士。将“综述”前后文一对照,使人们感到这些头面人物演出了一齣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活剧。这个活剧告诉人们,前文的肯定,有许多说的是假话、虚与委蛇的话;后文的《决议》的所谓科学性的再认识,对当前种种思潮和体制现状的评述以及下一步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希望等则是吐出了他们真正要说的心腹之言。

                                       一

    “综述”说,“‘文化大革命’必须全面断然否定”。这是《决议》的重要观点,是没有疑义的。尽管社会上有种种程度和出发点不一维护“文革”的言论和思潮,并无碍于大局和社会思潮的主流。但是,《决议》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文革”产生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作了详尽的精当的分析。在讲到毛在文革中的错误时,《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对于这些复杂情况的交代、分析和应该作出什么必要的解读,“综述”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涉及。事实上,毛发动“文化大革命”,除去错误和不当的缘由外,也包含有某些无可置疑的正确的动机,他经常注意克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国家取得政权,党取得执政地位后,这样深刻地提出这方面的问题,并力图去解决问题?没有过。只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当着他发现“文革”中某些错误时,他失去驾驭的能力,以至于局面失控,终于铸成了严重错误。这就是《决议》所说的毛的悲剧所在。要彻底否定“文革”,必须深入、全面、准确地分析这些原因,只是一般地厉声疾呼要“断然否定”,实际上无补于事,全党也不能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但是座谈会参与者的发言几乎统统刻意回避了这些至为重要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二

    值得人们严重注意的是,“综述”中提到的后面几个部分,在所谓“对《决议》科学性的再认识”中,人们读到了许多奇谈怪论。胡德平说:在“党最高领导层中还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方面的原因,《决议》起码说得不充分吧?今天看来,《决议》只有说的不够的地方,没有说过头的地方”。那就是说,把毛泽东也应该放进反革命集团里面去,就说充分了;杨继绳说:“简单地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推到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就是说,把一切罪恶都同样地推到毛泽东身上,就符合历史事实了。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故意不把话说穿,但是这两段话背后留下的空间,明明白白地把矛头指向毛泽东。除去文盲外,大概是谁也能读得懂胡先生和杨先生心里想说什么。
    宋晓柽说:他对《决议》感到困惑的是,《决议》“并没有否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按照宋先生的说法,现在这个社会就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茫然无知到了这个地步,也实在令人吃惊。我们告别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决议》明确指出:“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些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党章总纲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宋先生的困惑既不符合《决议》的精神,也违背了党章的精神。宋先生把自己摆到哪里去了呢?这倒是让人们感到困惑的。
    蔡霞说:“有人的至今肯定斯大林体制,批判和归罪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斯大林体制有错误的东西。但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体制,在苏联立国的头几年,就胜利抗击了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入侵;二次大战中,胜利反击了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侵略;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怎么能没有一点可以肯定之处?至于对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不该批判和归罪,那就是公开为这两个共产主义的叛徒开脱、招魂,这是出于什么动机,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王海光说:“《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做了一个切割,把正确的思想当成党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思想不当毛泽东的思想。这在政治上固然是‘硬着头皮和稀泥’的需要,但在学理上是讲不通的”。丁东说,《决议》“对毛泽东思想过于维护”。这些话的意思都说得很明白:不同意《决议》对毛泽东功过是非一分为二的提法,不同意《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作出的正确评价。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党迅即对过去的党和领袖的错误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评价,从而避免了社会动荡和人们思想混乱,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比起有的国家在处理这类问题时采取一棍子打杀的做法,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相比之下,堪称云泥之别。这也正是我党的成功和高明之处,是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极大负责,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大贡献。在这样重大问题上持异议,只能说明发言者是不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为重的,是完全逆《决议》精神而言而为的。
    吴思说:“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成绩,而是失误”。这句话也是完全不符合《决议》精神的。《决议》指出:“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又指出:“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所有这些评论和判断都不是空口说白话,都是有强大和雄辩的事实为依据、为基础的。一些人切断历史,罔顾当时历史面临的情况和条件,夸夸其谈,妄加指责,百般挑剔,这是一些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这无论如何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太远太远了。
    在对待“文革”和当今形势的看法上,一些人蹩足了满肚子的怨气,说了一些十分阴损和刻薄的话。这种态度完全不是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教训,完全不是为了认真地、实事求是地面对当前问题,积极地去解决当前问题,而只是撒气、骂街、尽情发泄……恨不能置人于死地。张维迎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历史,歪曲的太大了……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不可能干净的。”雷颐说:“由于历史受到权力的掌握,权力往往选择性记忆,要我们记住什么,忘记什么……我们要和遗忘作斗争。”按照张先生和雷先生的说法,“文革”这段历史被歪曲了,被掩盖了,迄今没有“说出‘文革’的事实”。这也是一个十分奇怪的说法。你们两位以及其他一些人对“文革”知道得还少吗?你们的阵地,例如《炎黄春秋》,有什么关于“文革”的事实,不刊登、不发表的?那些边边岔岔、猗角旮旯里的事情,你们登得还少吗?《炎黄春秋》几乎每期都刊登大量揭露“文革”情况的出版物、书籍的书目,你们登得还少吗?还有什么被你们遗忘的?你们探隐索微、挖私钩沉,尽情地诅咒、责骂……共产党、毛泽东早就被你们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了,还有什么不敢写的?你们总是觉得写不够,不解气,你们什么时候有个够?你们真是“欲壑难填”啊。
    骂过了昨天,再骂今天。你们诅咒当今的党和政府凭着掌控的权力,选择什么让人们记,什么不让人们记,让人们遗忘掉过去,所以要与之作斗争。马立诚说:近年来,“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中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造成了威胁,这种倒退的情况在各方面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马立诚这几年的遭际,使他特别恼火。他咒骂那些批评他的人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人们为什么这么骂他,他又为什么这样反骂回去,人们特别容易理解。当然他回骂的不只是他认为的那股所谓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他是骂那些纵容这种思潮的人,这又是骂谁呢?人们自然也心知肚明。
    一些人对当前人们发于真情唱革命歌曲、抒发革命豪情,缅怀革命传统,如坐针毡,特别忍受不了。王海光说:“现在一些地方开得沸沸扬扬的唱红、赞颂毛时代,搞个人崇拜”。这位王先生对“唱红”和“赞颂毛时代”怀有如此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是什么感情呢?至少不是中国亿万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的时代,除去他犯错误的那些岁月和时段以外,毛时代为什么不值得人们赞颂呢?亿万中国人民热爱毛泽东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逆转的,而周为民的发言可真是忧心忡忡啊:“那种可能使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发展从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险已经是现实地存在着了。这种危险一方面来自那些主张倒退的思潮和行为及其对社会的蛊惑。另一方面来自在这个问题上暧昧摇摆消极和无所作为的倾向”。这两个方面又是骂谁呢?当然,人们也还是读得明白。前一方面是指的他们这里人心头最仇恨的广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后一方面则只能是指的当局。而张维迎说的那段话更是令人毛发肃立、全身悚然。他说:“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决议》。我们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决议》,感到真心得到落实的只有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真是说透了这些先生们的心境。宪法诸条诸款,一条也没有落实,而偏偏是落实了共产党领导这一条。这个共产党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先进政党吗?这个党早就该被打倒,中国的事情早就应该有别的政党或政治力量来管了。张先生的话貌似突出党的领导,恭维党的领导,实质是极端地丑化、污辱党的领导。这种话一般人是说不出来的,只有对党怀有极端反感的感情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领教了,实实在在地领教了,真是使人们大大地擦亮眼睛了。

                                       三

    “综述”对下一步体制改革的设想和希望,专门列为一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倒是说得简单明白,要言不烦。胡德平说:“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不够”。把共产党硬分成革命党和执政党,这是近年来的一个赶时髦话题。似乎党在执政前才叫革命党,执政后就不能叫革命党了。给人的感觉是,党要执政,就必须抛弃革命本色,什么革命精神、革命传统都要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共产党什么时候都要保持革命本色,未执政时如此,执政后同样如此,硬要把革命党和执政党对立起来,共产党真是应该改名字了,还要什么革命理想,革命抱负呢?胡德平还主张搞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这个主张并没有错。但是他又说,这会付出很大成本,但是不要怕,“有的地方可能会‘乱’,要准备一时的‘乱’,局部的‘乱’”,这样,“才能逐渐解决这个问题”。看来,胡耀邦总书记的这位大公子对中央“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方针颇不以为然。并且十分钟情于“乱”的了。他不是乐意看到“文革”中那种乱象吧?他不是断然反对“文革”好像在“复活”,要“坚决守住否定‘文革’的底线”么?人们对他讲话的前后矛盾,似乎自己在掴自己的面颊,应该怎样理解呢?“综述”说到对下一步的设想和希望,其实是说中国下一步该走什么路,希望中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方面的话倒是说得十分直白。李楯说:“要走向宪政。最根本的是要启动早已停滞的改革——即:启动十七大在4年前提出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改革”。杨继绳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是“极权制度加统制经济”,后30年是“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今后应该是“宪政民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郭道晖说:“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任务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张剑荆说:“需要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真正提到改革的日程上来”。马立诚说:“当下中国,只有用发展民主、宪政的办法解决中国的矛盾,才是唯一的出路。”请看看,几位先生异口同声,就是说得这么简洁、直白、毫不拖泥带水,可谓一句中的。这就是: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宪政民主道路。他们提出要把政治改革迅速提上日程,加快政体改革,目的正是要加快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难道这还有什么疑问吗?这些西方宪政民主的吹鼓手们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走什么道路的设计也好、劝降也好,胁迫也好,是多么合节合拍、丝丝入扣啊!?
    要遂座谈会诸位先生们的心头之愿,必须有一把开启门户,然后登堂入室的钥匙。这是一把什么钥匙?陈有西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62年执政下来,我们需要一次新的反思”。读到这里,人们恍然大悟了。新的思想解放向哪里使劲呢?人们要反思什么呢?这就是:30年前的《决议》已经不科学了,过时了。当时的《决议》至多只是如杨继绳先生所言:“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中和妥协”。按这些先生们的看法,当下,中国要改革,必须推倒当时《决议》中的种种不科学的精神。前30年的极权制度是要反对的,后30年的威权政治同样是要不得的。否则就走不出亚健康的状态,连国家的气质都变了。怎么办呢?怎么才算讲科学呢?把中国推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才是唯一的出路”。新的思潮解放和新的反思的全部焦点都应集中在这里。把持住了这把钥匙,门户就开启了,登资本主义之堂,入资本主义之室的路就打通了。这些座谈会讨论者的话真是直率得好不可爱呵!陈波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由专政党转成宪政党,要用宪政的手段把我们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国际社会中的正常国家,那就是由社会主义置之脑后改制转型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时中国就会被国际社会接纳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了。”这番话说得还不够直率么?王占阳说得更“狡猾”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逻辑前提,又是有‘世界一般’,而且‘世界一般’是第一位的”。当然就是指的和西方阵营一般般的资本主义国家了。所以,今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应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在王先生的眼里,就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资本主义,就是“世界一般”,而且是“第一位”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还不妨依然挂着。王先生的话虽然“狡猾”一些但也还是直率的。总之,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是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参加座谈会讨论的诸位先生的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都已经知晓了。
    “综述”的纪念《决议》发表30年,恭维《决议》的历史作用是假,要彻底推翻《决议》是真;说什么《决议》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高超的政治智慧是假,要对毛泽东作出重新评价,把毛泽东彻底推倒在地是真。中国共产党成为宪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也就成为西方国际社会中的正常一员了。这样,你们就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了。这就是这次座的真实用意所在。真是狼子野心啊。(2011年10月14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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