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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钟成:依宪治国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改造新资产阶级

马钟成 · 2014-10-17 · 来源:乌有之乡
四中全会与依法治国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客观处于类似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解放前旧社会的状况,即面临着节制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任务。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颜色革命早晚发生,三座大山的统治就会复辟。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于《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引发了热烈反响。舆论场中,反共反华势力与社会主义爱国力量两军对垒,前者极力反对此文,而后者极力拥护此文。笔者对此文的观点完全同意。

  四中全会前夕,无论是国内外的反共反华势力,还是社会主义爱国力量,都在强调要落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方略。

  然而,反共反华势力按照其“宪政”理论认为,法治、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都是与人民民主专政相矛盾的。他们主张,宪法的根本条款就是“个体权利保障条款”(实质即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他们强调任何群体(实质上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及其共产党),都不能违背宪法中的“个体权利保障条款”去侵犯个体(实质主要是指资本家)的权利,这等于“多数人暴政”。因此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多数人暴政”,与“个体权利保障条款”相矛盾,与世界宪政潮流相违背。他们主张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其本质就是要以“修改和完善”为名,废除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条款,保障新生的资本家们的私人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他们主张,保障每个个体的权利,就是保障全民的权利——他们的全民概念,是否认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是以个体和小团体为基础的“全民”。

  而社会主义爱国力量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则认为,现代法治社会是阶级社会而非超阶级的社会,宪法只能也只会遵从和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即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权力,比如在美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反对剥削、侵犯资本家的财产权。在社会主义中国,宪法应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包括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即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从和维护宪法,即遵从和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中国宪法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条款,是宪法最根本的条款。第二条至五条则是在政治上对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进行的具体化规定。宪法第六条至十八条则是在经济上对第一条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化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六条基本经济制度条款,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等等。因此,社会主义法治、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根本任务,就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然而,当前社会私有制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及新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出现,是对宪法和国体的根本性颠覆。在此情况下,落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首先就需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限制和消灭剥削,节制和改造新资产阶级。只有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保障每个劳动者的个体权利,才能保障全民的合法权益——全体公民是有阶级性的全民。

  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客观上存在以上这两种对宪法、人民民主专政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不同理解。其本质上是在中国当前生产资料占有及社会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大背景下,一场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因此王伟光文章必然引发广泛的争论。

  笔者感觉,深入理解宪法及其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内涵,并切实将其落实和巩固,是当前中国最迫切的事情。

  一、当前宪法中“人民民主专政”的由来及其具体内涵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现阶段”,指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过渡阶段。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指出:“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可以看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属于人民的范畴,不属于专政对象,但是应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节制,为实现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创造条件。

  1952年6月6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时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60页)显而易见,在这里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0--97页)

  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休息室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在整个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时期内,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586页)

  至1956年底,中国基本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但仍然有少部分剩余。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在这里,毛泽东指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接受,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敌我矛盾。

  1959年2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高士时指出:“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都胜利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为无产阶级消灭民族资产阶级、改变小农的所有制开辟了道路。最近这几年确实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企业实际上变为国营的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小生产所有制,都改为集体所有制。……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条建设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几个并举,即工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土洋方法同时并举。有了这一套才可以多、快、好、省。还有一条,是集中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单有集中领导,没有群众运动,多、快、好、省搞不起来。精神与物质结合,即精神刺激与物质利益相结合,即是要政治挂帅。没有鼓足干劲,不可能多、快、好、省。”(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586页)

  很明显,经过三大改造的彻底完成,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并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主义社会,虽然此时的国体仍然是人民民主专政,但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人民”中已经不再包含民族资产阶级。1982年《宪法》以及2004年《宪法》,对这个过程进行了总结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总之,与1949年时的情况不同,1982年宪法及当前宪法中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人民,并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判断阶级斗争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依据民族资产阶级被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被消灭这个前提来说的。例如,81年的《决议》中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早在80年代,李泽厚等人就提出,中国应该从社会主义社会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民族资产阶级即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和存在,但这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路线是南辕北辙的,因此被邓小平所否定。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5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说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个体所有制及小规模雇佣企业的存在,甚至允许个别资产阶级分子的存在,但是其底线是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那等于走了邪路。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时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987年3月3日,邓小平指出:“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13日,中共十三大前,邓小平在给会议定调时着重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这篇讲话,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的真正定位。

  总之,无论是按照当前宪法还是党章,无论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要防止新资产阶级的出现,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基本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国体及社会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党的领导就会发生动摇。

  二、当前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新资产阶级

  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由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严重干扰和误导,伴随着大规模的盲目的国企私有化、盲目引进外资以及医疗教育住房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中国社会出现众多致命问题,其中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大规模流失这个问题最为严重。据原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和测算,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高达5000多亿元。仅在1992年,全国有5000多家国企在与外商合资经营中,因未进行资产评估这一项,就造成了国有资产被外资侵吞高达460多亿元。从1992年至1998年,国有资产每年流失约1000亿元左右。自1998年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以来,国有资产又继续在更大规模上流失了十几年,国资委对每年国资流失的数量已经不敢再进行统计。仅2004年中央181家国有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管中窥豹,其总体规模可想而知。

  除了直接侵吞国有资产外,私人资本还通过税收等方式,变相侵占国有资产。据河南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分析:“支持国家财力的税收为例,国有企业一直占大头,过去占70%左右,这几年由于其经济总量的份额下降,其税收比例虽有下降,但2005年与2002年相比税金增加了2237亿元,年递增16%,占当年税收的近56%(不包括金融业)。其税负要比私营企业高出4-10倍;而大量私营企业提高效益的手段之一则是偷逃税款,估计十多年来全国达10000亿以上(约等于建设5座三峡枢纽工程);其资产有25.7%来自国有和集体企业,此比例在某部地区高达45.6%(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孙学文指出:“私营企业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

  中国当前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已经不足20%,当前中国的社会的两极分化程度与美国相似。当前中国事实上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大量的社会现实和统计数据都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在《大变化》一书中指出:“2005年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前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相比,户主数相当于那时16万人的26.8倍,雇工数相当那时250万人的18.8倍;资本额相当那时24亿元的639倍(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如果说那时存在一个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承认现在存在一个新资产阶级呢?”。作为新资产阶级的主力军,中国当今的超级富豪阶层,就是在侵吞国有资产和国家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据胡润研究院2011年9月17日在京公布的2011胡润百富榜,“1000名上榜企业家,平均财富59亿元,相比两年前上涨51%。”2011年4月12日,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其具体内容有:“报告称,目前全国十亿富豪大约有4000人,其中1363人为阳光财富,即《2010胡润百富榜》的上榜富豪,其余为隐形财富。十亿富豪中,企业主的比重占95%,企业占其所有资产的75%。”“报告指出,全国百亿富豪大约有200人,其中97人为阳光财富,即《2010胡润百富榜》上的百亿富豪,其余为隐形财富。百亿富豪中,企业主的比重也占了95%,企业占其所有资产的80%。”

  通过胡润研究院的最新数据可以分析出,在2011年:

  1、中国大约有4000个十亿富豪,其中前1000名阳光富豪的平均财富为59亿。一般情况下,隐形富豪财产比阳光富豪更多。我们可以估算出,这4000名十亿以上的富豪总财产至少高达24万亿,跟中国央企资产总额接近。央企CEO平均年薪较高状态时是60万,即便是考虑其灰色收入,与这四千富豪相比,只能算作中产阶级。

  2、千名富豪资产相比两年前上涨51%,也就是说,在两年内,中国顶级富豪的财产增长了51%。也就说,4000名富豪两年来总资产至少增长了8万亿,平均每年增长4万亿。即中国4000富豪最近几年年收入至少是4万亿。

  3、在这4000富豪中,95%是企业主,即资本家。那两千多名隐形富豪都是什么呢?其中一定不乏中国新自由主义官员的老婆儿子亲朋好友。这就是他们为何主张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因。

  而据2014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20亿元,上榜人数达到1271人。……前1000名的上榜门槛24亿,总财富达到81,562亿元……百亿富豪人数已经达到176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350位百亿富豪。十亿美金富豪人数增加到354位,如果加上隐形富豪,全国大约有700位十亿美金富豪。”很明显,2011年的4000个10亿以上的富豪,至2014年已经变成了4000个20亿以上的富豪,其财富总额大规模增长;2011年100亿以上富豪为200人,2014年则为350位……

  中国广大人民的状况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9229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那么如果统计上城镇私营企业的职工年工资,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估计在3万元左右。而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指出“2006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已达到3587元”,而到了2013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8896元”,这些数据普遍被认为高估。换而言之,中国四千富豪一年的收入至少等于10亿农民和1.4亿城市在岗职工的总收入。

  值得关注的是,胡润研究员统计的只是中国本土资本家的财富。而早在2007年之前,已经有数据指出“我国工业经济市场份额31%已经被外资经济控制,工业经济安全进入危机状态;我国工业某些行业市场份额30%以上或50%以上或70%以上被外资经济控制”。(见《中国经济安全外资经济比重临界值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03期)而外资一般拥有自己的独立的高新技术和自主品牌,其利润率比中国本土企业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外国资本寡头每年在中国获得的收益比中国本土的四千富豪要高很多。这四千本土富豪和那些外资寡头正是中国当今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阶级。

  三、当代中国的新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某些人认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完全不需要国企,依靠私企照样可以,出现新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并不可怕,走资本主义道路同样能实现国富民强。这种观点其实彻底违背了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近170多年残酷历史所得出的血与铁一般的结论: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依附性软弱性,决定了只有依靠劳动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

  实际上进入20世纪初,自帝国主义形成之后,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后时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地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而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更多地跟民族解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正如毛主席所说:“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

  以上这种状况的出现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是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其本性就是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手段追求资本的增值,追求本阶级的利益最大化。处于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对外就表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和对外侵略的倾向,用对外侵略来缓和内部危机。而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虽然和帝国主义有矛盾,但是却害怕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同样是出于维护本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其倾向性的选择是屈膝投降,与国际垄断资本合作,共同镇压本国劳动人民的反抗,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要与国际垄断资本对抗,并取而代之,其风险太大。于是第三世界国家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其中一面就是卖国性、依附性、买办性,无论你是分析汪精卫还是分析蒋介石,都是如此。

  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某些情况下其买办性、软弱性往往占主要方面。在反抗帝国主义时,工人阶级可以与之即合作又斗争,建立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但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真正实现民族复兴,是不能依靠他们的。这也是新中国建国后没有长期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完成三大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很显然,建国后如果中国不依靠人民搞国有企业,而是依靠旧社会留下来的对外软弱对内剥削的资本家来发展经济,是不可能迅速实现工业化并建立独立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的。中国建国时,工农业经济各方面都落后于印度,但是到1980年,在美苏两霸都鼎力援助下的印度,在各方面已经远远被对抗美苏两霸的中国落在后面,关键原因就是印度走的是以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主导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是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主要是卖国主义的,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民族复兴使命的完成往往需要更多地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这样爱国主义的旗帜主要由无产阶级扛起,于是第三世界的爱国主义便天然地和社会主义亲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是完全必要的、可行的。

  第三世界大国那些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精英,无论是官僚地主、是宗教神权还是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大部分都只能是卖国的奴才。而这些国家的周边小国,则有可能依附在西方帝国主义身上通过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富强。自帝国主义为统治核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没有一个大国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向复兴,变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如果不是英美用之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也不可能成为二等和三等的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由于中国本土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是由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完成的。同样,中华民族的复兴同样不能依靠以追逐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生存动机的资产阶级,这个任务仍然只能由工农大众及中国共产党来完成。建国前三十年,中国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初步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各个工业领域都掌握了一定的核心自主的高新技术,其中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等项目就是典型代表。改革开放后,国有工业体系遭受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中国经济体系在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便一直下滑。

  最近十几年,国家重点扶植私营企业,他们也发展了三十年,但他们的主要兴趣除了炒房地产、炒地皮、炒煤炭、炒资源、炒粮食之类暴利投机行业外,便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的血汗工厂,对新中国科技进步的贡献可以说很少。由于国有企业自身的技术升级过程又被人为打断,中国在很多工业领域(如航空及大飞机制造等等)出现了去工业化、去高新技术的倒退现象,洋品牌、外国产品、外资、外国技术在中国泛滥成灾,中国经济增长不得不主要依靠房地产和廉价出口拉动。中国当前有的一些自主核心技术主要在国企手中,私营企业仅拥有一点微乎其微的核心技术,而这些都是在前三十年国企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国的境况比非洲等最不发达国家还是要好很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随着美国军队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惨败,美国统治世界的方式主要已经由旧殖民主义转换成了新殖民主义,但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发生改变。旧殖民主义的特征,是依靠军事侵略,占领吞并他国领土,将落后国家变成其殖民地,这样他们和第三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就容易尖锐化。但新殖民主义的特征,则主要是依靠资本渗透、文化渗透和政治收买,控制落后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紧密融合,而不是将其消灭,进而扶植一个形式上独立的代理人傀儡政权。

  在旧殖民主义秩序下,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才会有二战前后汹涌澎湃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然而,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问题具有很大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如果工农大众没有组织起来,如果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成功,如果没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那么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很可能就会在新殖民主义渗透下融入整个帝国主义体系之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鼓噪,在新殖民主义体系下的帝国主义资本全球化运动中,第三世界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都被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控股,要么加入垄断资本主导全球性产业链,成为其低附加值的低端配套企业,与垄断资本合作,共同对本国劳动者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第三世界的民族资产阶级整体上蜕变成买办资产阶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核心产业和核心技术被外资控制,而中国本土资产阶级,本质上也逐步沦为依附于国际垄断资本的买办阶级。正如为了个人利益一心要把民族品牌卖给外资的汇源老总朱新礼所说的那样:“企业确实要当儿子养,但是要当猪卖……品牌是无国界的,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不应该用民族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卖企业不是卖国。”在中国所谓四千本土富豪中,能够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微乎其微,绝大多数都是朱新礼一类的角色,在国际垄断资本一统全球(即所谓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国有企业的坚强后盾,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工农大众的奋力抗击,中国所谓的本土四千富豪,只能像朱新礼们那样,最终成为大大小小的买办,这是由资本的本性及新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铁律。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前中国的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及人民和国家利益都受到了严重威胁。

  当今中国存在类似华为和任正非式的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他们初步具有和垄断资本对手较量的意志和能力,但是其数量微乎其微、凤毛麟角,连个阶层都算不上。就总体而言,中国当前绝大部分资产阶级,包括联想、阿里巴巴等在内,都属于类似朱新礼式的买办资产阶级。任正非在这个群体中间,仿佛就是个异类。

  当然,除了民间买办资产阶级外,中国还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中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其中包括一大批特别反共的地产富豪,这些都是依靠官商勾结掠夺人民财富起家,他们是中国未来颜色革命的主导力量。大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没有太多的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只是依靠掠夺国有资产和人民财富进行积累和扩张。而普通民间私营企业通过剥削劳动者和掠夺国有资产积累了一些低端技术,但其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必须与党内的腐败官员权力相融合,否则必然会遭遇发展的瓶颈乃至覆灭。垄断资本全球化的时代,第三世界的腐败官员必然会卖国并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缺乏强有力的国有企业和国家政权的保护下,民间私营企业最终结局必然是被纳入外国垄断资本囊中。

  中国本土四千个20亿资产以上的富豪(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隐形富豪),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体。他们有自己独立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如经济新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等,其政治倾向可概括为亲美反共。他们反对当前宪法中的根本条款即人民民主专政条款,并将宪法的根本条款曲解成个体权利保障条款,主张按照宪政理论修改当前宪法并使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接轨。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媒体喉舌如南方系、炎黄系、凤凰系、门户网站、新媒体等等。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机构和智囊班底,如天则研究所等等,他们控制和收买了大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其中经济学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政治学法学领域的自由主义学者和宪政学者,就是其中的主力军。他们还拥有了自己隐形的政党组织。

  但是,私营经济为主体和两极分化的财富分配格局,是违背当前宪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国有资产的侵吞,更是天理不容。按照当前宪法,中国可以存在一定范围的私营经济,但是他们不能成为主体。新资产阶级产生,是私营经济成为经济主体的必然结果。如果在一个国家,其主体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经济,但却没有新资产阶级产生,这反倒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82宪法及当前宪法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人民,不包括新资产阶级(主要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当前社会上存在广泛的资本剥削制度,这是不符合宪法中所规定的“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些基本定性的,大量劳动人民和群众遭受资本剥削这一事实,也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严重否定和冲击。总而言之,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下是完全非法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然要彻底废除和颠覆宪法,颠覆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必然要制定资本主义宪法,搞资产阶级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即资产阶级专政。

  正如王伟光院长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一文中所强调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四、依宪治国,首先要节制和改造新资产阶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更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邓小平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允许存在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但不允许他们发展壮大成一个阶级,允许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但绝不允许“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存在,否则就是在颠覆宪法和党章,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客观上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修改和颠覆社会主义宪法,确立私营经济为主体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存在的合法性,从法律上将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种法律的基础上搞“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等于是资产阶级专政。走这条路不仅仅需要彻底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抛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需要抛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将特色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做切割并将其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接轨,这是苏联亡党亡国的老路。

  另一条则只能是走真正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和落实社会主义宪法,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就需要节制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私营经济为主和新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对宪法的破坏和颠覆,要落实宪法,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必须节制和改造新资产阶级。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这些论述,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现。当前违宪现象比较复杂,但归根结底的违宪行为,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导致了私营经济为主和新资产阶级的出现,其中伴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对这种最根本的、危害也最大的违宪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否则宪法就是一纸空文。

  当代中国最大的违宪问题,即私营经济为主体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前者颠覆了宪法第六条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后者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即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定程度上客观处于类似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解放前旧社会的状况,即面临着节制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附庸的任务。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颜色革命早晚发生,三座大山的统治就会复辟,阶级斗争就会客观上变成中国的主要矛盾,已有的革命成果就会毁于一旦,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与其被迫走这条路,不如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前,主动对和平改造。

  中国当前宪法是不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的,当然更不允许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存在,但是却允许民族资本家的存在。如果他们在经济上力量远远弱于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爱国并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在思想上不坚持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那么他们的确也不是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是一些红色的民族资本家或民族企业家。

  总之,如要落实宪法、依宪治国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那么中国共产党当前就面临着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历史重任。对于其中积极资助反共媒体和研究机构,传播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尤其是积极在中国制造制造颜色革命的反共腐败官员和资本家,要坚决打击依法取缔。对于一般的裹挟其中的资本家,应将其改造成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勇于承担民族责任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但是也要注意进行节制,限制其总体规模,切实保障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果所谓的民族资本家其力量过大,掌控了经济命脉并成为主体经济,他们是不可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必然会蜕变成买办资产阶级,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中的一些个体可能会背叛其阶级利益,但是整个阶级都背叛其阶级利益,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所以出现并发展壮大,关键是党内存在一大批信奉经济新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的高级官员,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这些家族集团侵吞了巨额的国有企业、国家资源和人民财产,他们本身即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是最严重的违宪行为。不按照党纪国法处理这些新自由主义官员,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并防止颜色革命,都是不可能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也就是一句空话。

  如果不是消灭和改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是任由其发展壮大,并按照其自身的利益和意志,按照所谓的“宪政”理论去修改宪法,那么“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最终就会由“人民民主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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