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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燃起星星之火,爆发25年来最大规模学生运动

Thomas Crowley · 2016-04-18 · 来源:破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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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土编者按】为了振兴经济,印度总理莫迪采取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包括在制造业中的去调控,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开放以及削减国家公共大学研究生的经费等。2015年10月,UGC(管理公立大学奖学金发放的大学奖金委员会)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宣布终止发放奖学金,学生们迅速发起“占领UGC”的运动来表达抗议。尽管这场运动受到了政府的镇压,但印度的学生运动并没有就此消沉。2016年2月,尼赫鲁大学学生会主席Kanhaiya Kumar因为参加一场纪念克什米尔人Afzal Guru就义周年的诗朗诵活动而被印度政府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该指控引发了印度25年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学生示威,印度警方迅速搜捕参与示威的学生。尽管面对强有力的打压,印度的学生运动仍然泛着希望之光,学生、社会主义者、工人、穆斯林等群体开始认识到互相的共通境遇并且一起开展反抗行动。印度未来的命运将取决于这些运动中产生的力量。

  孟买的学生纪念Rohith Vemula的烛光守夜活动,Rohith Vemula因为右翼迫害而自杀,是一位著名的运动家和学者

  2016年2月25日,印度最为知名的报纸之一 《印度》 在首页刊出头条:“左翼支持尼赫鲁大学 (JNU)的示威活动:拉吉纳 (Rajnath)”和 “火星之焰在印度发生”。对于很多非印度读者来说,此标题中包含了很多需要解码的隐语,但是它恰当地点出了当下印度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以及执政的印度人民党 (BJP,下文简称人民党)内部核心的矛盾冲突。

  尼赫鲁大学校园内的示威活动

  第二个‘印度制造’的头条标题所用的字体比较小,当然它下面的故事在媒体中获得的关注也要少一些。但是第二个标题下的故事所暗含的信息对于理解当前人民党及其盟友在以尼赫鲁大学为代表的大学中发生的校园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

  倒向资本一方

  “印度制造”是印度总理拉伦德拉莫迪旨在振兴印度制造业而提出的战略口号。此口号在2014年正式提出,主要落实在平缓重组已在印度实施多年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上 (整个宣传活动管理过程由美国知名广告公司Wieden + Kennedy 打理)。说是旨在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并没有人对整个战略的具体运行给出解释。整个行动唯一展现的只有一些很模糊的术语。

  “印度制造”政策同时具有很强的亲资本倾向,其包含的步骤包括在制造业中的去调控,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开放以及改革知识产权以与国际标准接轨 (这非常可能引起医药和教育产品的大幅涨价)。

  “印度制造”政策反劳工权益本质还很明显地体现在对资本密集产业 (主要依赖于进口科技和本地劳动力)的优先化以及人民党执政政府同时进行的对劳动法的削弱。

  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来看,“印度制造”反映出的是现政府对于农业的忽视,尽管农业吸收了印度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这种忽视是对前任政府班子政策的延续。这些反农业的政策使得农业更加无力称为一种生计模式; 对高投入(同时亦是高消耗)农耕方式的推广导致了致命的农业危机和农民因债台高筑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自杀。

  人民党议会成员Gopal Shetty冷酷无情的回应称,农民的自杀只是一种“跟风潮流”。为了与这种论调撇清关系,挽回颜面,人民党高层宣称政府是亲穷人和亲农民的,最近他们公开的财政预算也被包装成是“农民的生命线”。

  但是事后证明这完全是空洞的言辞。最重要的是,分析家指出莫迪反穷人的“印度制造”政策并没有任何实际效果。正如学者Shankar Gopalakrishnan通过令人信服的数据指出,莫迪的经济政策不仅损害了普通印度人的经济利益,它甚至无法将经济水平提升至资本幕后推手为自己所设定的微观经济参照基准水平。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自由化以及印度被进一步整合进国际市场中,印度本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印度的证劵市场现在已经被“空手套白狼”的外国投资者所占据。

  印度资产阶级最初支持莫迪的原因是他在所有候选人里面似乎最热心于为资产阶级的经济构想代言,但是现在大商人和他们的媒体代言人完全不能睡个好觉了。这种焦虑在上文提到的的《印度》所报道的 “印度制造”推广活动中被加剧。以一种典型的莫迪式风格开始,整个活动就是一场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浮夸的媒体公关活动。而这个活动的另一目的是掩盖莫迪正在快速失去民意支持的事实。在文化活动中,一场大火打破了好景。事后的调查中人们发现其实在活动进行前当地消防部门就已经发现了活动现场一些安全问题,但是活动组织者并没有当回事。这场大火使得莫迪为 “印度制造”活动想出来的 “没有错误就没有效用”的口号十分尴尬地应景。

  就在政府试图淡化这场尴尬的同时,其他的一些事情也在预示着莫迪的‘印度制造’梦也许会化为青烟。一项最近的布隆伯格报告指出,大众对莫迪所开展的行动持怀疑态度.此外,在有人指控实际上政府暗中资助了Ringing Bells公司以及此公司公开承认他们最早的500万个手机实际上是在台湾而不是印度生产以后,大众对这家公司将要上市的价值251卢比(约4美元)的智能手机的期待迅速消减了。这种失败,联同正在发生的农业危机和劳动力方面的动荡,导致越来越多的不同阶级的人开始对莫迪在振兴经济方面的表现的失望。

  在分析了印度经济结构性的断层后, Gopalakrishnan预言了如果人民党无法实现经济上的许诺将会发生什么:在民意下降之时, 很明显,对于人民党来说将恐慌制造和压制结合起来是一个摆脱困境的手段。一些导火索事件将发生,这些事件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而有的则是捏造的, 只是在此真真假假已不重要。歇斯底里的情绪, 联同对异议和反抗的强力镇压将被激起。

  这个预言是有先见之明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之前《印度》头版的另一个的头条。

  民族主义与镇压

  和许多右翼政党(美国共和党和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一样,人民党的活动也依赖于大资本(主要赞助人)与宗教保守派的奇怪结盟。因为人民党在经济方面并无建树,并且国家经济正在逐渐被国际力量所占有,人民党只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向了文化和宗教民族主义领域。

  实际上,人民党领导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文化和经济领域的活动割裂开来。在那场最终以大火收场的‘印度制造’活动当中,舞台上充满了各种描绘“古印度”(前穆斯林时期)的画像。莫迪和他的政党一直乐此不疲地颂扬这些画像。

  毫无疑问,人民党最近的文化纲领采取了一种压制性的暴力的基调以掩盖经济问题。《印度》头条所报道的“JNU示威”始于一场由尼赫鲁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诗朗诵和艺术表演活动。尼赫鲁大学是一所公立学校,以严谨的学风以及悠久的左翼活动历史而著称。两个学生团体之间的肢体冲突在最后演变成了对左翼学生的政治迫害和对自由言论的武力镇压。

  最早的肢体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还有待理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些事实。整个诗朗诵活动是为了纪念Afzal Guru就义周年。Guru是克什米尔人,因被指控对2001年的一起对印度议会大楼的袭击负责而在2013年被最高法院宣布死刑。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最早站出来质疑新德里对Guru的惩罚,他们也是当时最早就此事组织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一枚政治炸弹,因为它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的具体体现。

  克什米尔地区自从印度次大陆于1947年分裂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之后就一直争议不断。印度凭借军事占领,单方面制造的协议书以及拒不遵守印度对克什米尔人自决公投的承诺来宣示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权。

  印度军队一直使用武力手段占领克什米尔地区, 并且在长期与巴基斯坦支持的当地反叛武装作战的同时它们也镇压当地的示威行动,杀死无数的平民并且以武装(特殊力量)力量法案为幌子折磨审讯被怀疑为是武装分子的人。在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中(也许也正因为这段历史), “克什米尔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四处炫耀的勋章。全印度学生会(Akhil Bharatiya Vidyrathi Parishad [ABVP]),作为民族义勇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的学生分支,和这种类似的事情一直有瓜葛。义勇团是印度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它一直与人民党站在一起并且为后者提供群众基础 (莫迪正是通过义勇团进入政治场域的)。当然,全印度学生会也因为2014年大选人民党的获胜以及莫迪对全印度学生会具有侵略性的撑印度反穆斯林的行为的许可(有时是明示,有时是默许)而越发大胆起来。

  一群ABVP的积极分子认为诗朗诵活动冒犯了他们,然后他们把参与者包围了起来对着参与者大呼包括“印度母亲在召唤你们;准备好迎接子弹和头破血流 ” 在内的口号。作为回应,据称参与诗朗诵的学生回敬道 “粉碎印度!” 就在这个关头,尼赫鲁大学学生会主席Kanhaiya Kumar到达现场并试图平息双方。ABVP则将德里警察局的警察叫到了现场。人民党很迅速地用“使用反民族的口号”一项来指责尼赫鲁大学的左翼学生。在民族主义者的眼中,尼赫鲁大学一直是被低估的共产主义堡垒。尼赫鲁大学的学生会一直由印度多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学生分支主导。德里警察局(其负责人和人民党之间的交情众人皆知)迅速的建立了一份名单锁定学生积极分子。然而名单上的人似乎不全是参加诗朗诵活动的人;很多在名单上的人是平时在政治领域就很活跃的学生。

  Kanhaiya Kumar是第一个被捕的人。政府引用了一项殖民时期英国人用来指控甘地的法律,指控Kumar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很明显羁押Kumar的证据是经过加工的,有人用一段爱国主义者经营的电台上的改造过视频的视频作为证据指控Kumar。那段视频里面被人事后加上了一段音轨,里面能听到有人喊‘巴基斯坦万岁’——但是据其他报道,诗朗诵活动现场从未有人喊过这个口号。

  在他们对尼赫鲁大学学生的迫害中,人民党获得了媒体的广泛支持。后者不断地在公共平台上播放加工过的视频以激起狂热的极端爱国主义情绪。在媒体开始针对经常在校园里发表煽动性言论的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Umar Khalid之后,整个状况变得非常糟糕。仅仅因为Umar Khalid这个名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Khalid在媒体报道中被塑造成一个圣战分子并捏造出他与巴基斯坦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

  污名化不仅来自于媒体,还来自于最高政府。这就解释了《印度》刊出的第一个头条: Rajnath Singh是印度内务部长,莫迪最亲近的盟友之一。他与RSS的联系以及他的极端言论都非常出名。针对尼赫鲁大学的镇压行动,他说道: “如果有人祭出反印度的口号和质疑民族团结稳定,这些人将不会得到宽恕。”

  Singh 同时宣称尼赫鲁大学的活动受到了Hafiz Saeed的支持。Saeed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宗教领袖,与虔诚军(LeT)有联系。虔诚军是一个在印度制造多起袭击事件的武装组织。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最后竟然是来自一个洋葱新闻式的推特账号发的帖子。当然,遵循人民党一贯狡辩的方式,尽管证据已被证伪,Singh还是拒绝收回他的言论。

  关于公平正义的闹剧继续上演。当Kumar被带到德里最高法院进行保释听证时,在法庭外Kumar被一群右翼律师殴打,而德里警察只是站在一边看。律师们的攻击对象还包括前来报道这一事件真相的记者。在律师们的队伍中,有记者的镜头捕捉到了律师团中的人民党成员O.P Sharma攻击示威者的一幕。几天后,Kumar再一次遭到殴打,这一次就在法庭里面。门口的警察对于那名带深色墨镜的暴徒的进入羁押Kumar的房间的行为完全视而不见。对于Kumar的保释请求,法院一再推迟直到两周后才同意临时保释,前提条件是Kumar不再从事‘反民族’的行为。

  保释协定本身听起来就像一个慷慨激昂的隐喻和超级民族主义情调的结合体。协定以引用一段宝莱坞的爱国歌曲开头,然后指出尼赫鲁大学的学生正被某种感染所折磨而这种感染需要在蔓延为瘟疫之前被治愈。另外两名尼大的学生现在还在监狱中。与此同时,藏在暴徒行为背后的律师和政客们依旧公开地宣扬他们的古怪理念以及在德里街头行走。因公众舆论的压力,有几个律师被逮捕,但是很快得到了保释。

  镇压的背景

  多数国内外媒体都在关注尼赫鲁大学事件的细节(谁喊了什么口号?什么时候保释?),但是细节实际上比起整个镇压行动的背景来说无足轻重。经济动荡是这个背景的一部分,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的学生运动触及了人民党的政治构想。有两个事件为之后的尼赫鲁大学镇压埋下了伏笔。第一个事件是“占领UGC(管理公立大学奖学金发放的大学奖金委员会)”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尼赫鲁大学学生团体的支持。

  2015年10月20号,UGC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宣布将终止发放奖学金。很多人指出这一举动应该与即将在内罗毕举行的WTO会议有关系。

  印度一直在致力于通过将高等教育置于WTO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框架下将高等教育带入国际市场。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区别对待国内国外教育机构。

  通过削减国家公共大学研究生的经费,政府可以在服贸协定生效后也削减国际学校学生的奖学金。这是印度这个声称是民族主义的政府另一项将国内重要领域割让给国际市场的举动。

  学生们以不同程度的抗议来回应这一削减,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次是对UCG办公室的物理占领行动。尽管很多抗议活动都由与主流左翼政党有联系的尼赫鲁大学学生领导,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抗议行动将德里和德里之外的许多学校的学生串联在了一起。许多平行的组织受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发而聚在一起。对于这样的行动,德里警方以高压水炮和警棍应对,但是许多运动成功地挺过了警方的攻击。然而因为12月份的内罗毕WTO谈判的结果,运动的成效未被外界知晓。有一些发生在尼赫鲁大学镇压之前的事件更加悲剧: 1月17号,Rohith Vemula,一名活跃在贱民政治抗争中的博士生,因为不堪右翼团体、学校行政部门以及政客几个月以来的连续迫害而自杀。

  “贱民”(达利特人)一词因为阿姆贝伽尔博士而被经常使用,它指的是印度种姓制度中“不可触及”的阶层。阿姆贝伽尔是一名令人起敬的反对种姓主义者和印度宪法起草人。Vemula曾经是共产主义学生组织的成员,但是对于这些组织对种姓问题的忽视而感到失望。之后他加入了中海得拉巴中央大学(HCU)的阿姆贝伽尔学生联合会(ASA)。ASA在组织对Yakub Memon就义纪念日活动时与人民党发生冲突。Memon在1993年被印度政府指控参与孟买爆炸事件。同Afzal Guru的案子一样, Memon的审讯和宣判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甚至一些印度情报官员都质疑整个审判结果的公正性。

  由人民党支持的全印度学生会则开始对阿姆贝伽尔学生联合会进行持续的骚扰,骚扰在人民党高层Bandaru Dattatreya(时任劳工部长)指责教育部长是“种姓主义者”和“反民族主义者”之后达到高潮。教育部长则把责任推到海德拉巴大学行政阶层头上,后者之后把学生赶出宿舍并且禁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

  对于一群致力于挑战当下和作为历史遗产的社会排斥,这一制度性的打压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讽喻。Vemula在这之后选择自杀。他留下了一纸心酸但是尖锐的遗书。其中一段写到:“一个人的价值被化简到了最简单机械的身份和最有限的可能性上。被化简到一张选票,一个数字和一个物件上。但是他/她从来没有被当作一种思想意识对待过。“

  团结对抗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德拉巴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两起事件中,麻烦总是始于人们开始质疑政治犯死刑被用来调动和酝酿公众的反伊斯兰情绪。在这两起事件中,这种质疑正合全印度学生会的胃口——他们可以以这个借口动用背后的政治关系打击“冒犯”他们的异议学生。

  海德拉巴大学发生的事情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全印度学生会对贱民学生的攻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印度民族主义的许诺的错误理解上。右翼印度团体一直在尝试通过兜售一个单一的印度作为多数族裔主导的身份认同以引导贱民阶层与穆斯林对抗。当然,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种姓主义,印度民族主义者只允许贱民阶层在团体内攀升到特定的地位,他们当然不会质疑种姓体制本身。

  正如很多学者和活动家指出,印度民族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其实是激进的贱民运动。贱民运动通过不断批判印度教思想来要求废除种姓制度。

  贱民运动和左翼团体之间关系的历史也并不是一团和气。包括Vemula在内的许多贱民运动活动家,一直在批判左翼团体机械地用阶级分析来替代对种姓的关注以及高种姓对左翼团体的垄断把持。当然,许多左翼,特别是主流以外的左翼团体是同意这样的批判的。

  最近海德拉巴大学和尼赫鲁大学的学生联合起来也许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一名被学校停课的海德拉巴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尼赫鲁大学学生的一个集会时强调了右翼对两所学校学生的镇压中的相似性。

  德里,2月23日,许多尼赫鲁大学的学生同海德拉巴大学学生以及贱民运动积极分子一起抗议Vemula所遭受的不公以及要求法律上废除学校里的种姓歧视。在尼赫鲁大学校园内的一个运动演讲中,Umar Khalid引用了Vemula的遗言。Khalid说Vemula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穆斯林,是媒体故意标签化他的身份,而学生应该团结一致避免Vemula的悲剧再发生。这只是当下诸多团结的一个体现。在尼赫鲁大学的校志指出,在尼赫鲁事件发生的同时,德里以南的一家本田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也发动了罢工。这场激进的劳工运动是德里以南所谓的“劳工平稳”地带的最新一起罢工。一些罢工工人来到了尼赫鲁大学校园内参加抗议活动向学生讲述他们的罢工消息,表达了工人对于学生的支持以及加强学生工人联系的必要性。

  当然,这个建立更广泛的团结的过程只是一个开端,现实中有很多信号显示要完成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在左翼内部,一些人认为主流的政党过于关注学生会主席Kanhaiya Kurma,并且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来应对右翼的攻击,而不是想办法更全面地保护包括Umar Khlaid这样的参与者在内的防御机制。同时,一些贱民运动活动家感觉运动重心不应该被放在尼赫鲁大学并且左翼修正反种姓制度斗争的历史将会重演。

  在街头上,镇压还在继续。2月24号,德里警方拘留了超过一百名参加纪念Rohith Vemula的烛光守夜的群众。结果Vemula的母亲也在被捕的人当中。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在警方的另一起对异议者进行镇压的行动中,一些在尼赫鲁大学事件中对于政府持批评态度的记者也被讯问。

  印度现在情况的恶化甚至引起了纽约时报专栏的关注。在2月23日的评论文章中,专栏编辑部表达出担忧“冲突 …或许会进一步使得议会的经济改革停滞”。 这里的“改革”更多指的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激起印度更广泛的反抗的休克疗法。但是似乎纽约时报把情况本末倒置了。在现实中,正是莫迪的经济平台的失效才激起了各种“危险的矛盾冲突”。

  也许很多人现在只希望这种 “改良” 不要进一步 “前进”。但是真正的希望在于先进的社会力量更进一步的团结并且能够对抗莫迪的经济计划和他的反动的宗教民族主义。

  这段时间确实是印度的恐怖时期,但是它里面仍然泛着希望之光。学生,社会主义者,工人,穆斯林和贱民都在承受着打击。但是他们认识到了互相的共通境遇并且一起开展反抗行动。印度的命运也许取决于这些运动中所产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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