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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五十载纪念文化大革命50周年(上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经历

侯振东 · 2016-06-27 · 来源:乌有之乡
【摘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那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发生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中国,却是沧海桑田,山河巨变! 社会巨变! 人心巨变!

 

  沧 海 桑 田 五 十 载

  -纪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

  (上 篇)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种种经历

  序 言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來。

 

  毛主席发动和领导那场由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50年了。5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在发生这场政治大革命的中国,却己是沧海桑田:山河巨变! 社会巨变! 人心巨变!

  毛主席刚逝世不久,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不仅被全盘否定,而且被强加上了“十年动乱” 、“十年浩劫”的罪名。凡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真正造走资派反的那一部分革命群众,统统变成了“洪水猛兽和牛鬼蛇神”! 在全国有数以十万计的大大小小负责人,全部被冠以林彪、四人帮骨干分子、现刑反革命分子和打、砸、抢首恶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判刑劳改!

  千 秋 功 罪 自有后人评说

  开国领袖毛主席因为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成了众矢之的! 尤其是1980年宣判 “四人帮”之后, 反毛声音甚嚣尘上, 达到了高潮。不但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仇恨毛主席的人大駡毛泽东是暴君,毛泽东卑鄙无耻; 就连监狱里的历史反革命和刑事犯们,也个个兴高采烈、弹冠相庆,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毛主席不怕骂,敌人骂他很正常,敌人骂得越凶说明毛主席越正确、越伟大。由于仇恨而骂毛主席的只是极少数的一小撮,而更多的人是不了解事情真相而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是正常现象。一旦他们了解了事实真相,他们就不会反不会骂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由反对转化为理解 、拥护。只有那一小撮最怕事实真相的人还在辱骂毛主席,攻击文化大革命!

  我要用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亲身经历的各种事件或灾难以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做所为,揭开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被颠倒了的事实真相,戳穿那些无耻的谎言。

  让更多人们看清楚文化大革命中,种种乱象是怎么产生的?那些真正的浩劫是谁造成的?!

  今年8月8日是《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正式生效50周年。

  现在是到了澄清事实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我现在就把当时发生的历史事实真相告诉你、告诉全国人民:

  文化大革命中一切坏事,正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些人搞出来的!铁证如山!

  本文对各种事件基本上按事件发时的时间顺序叙述。

  毛主席逝世前同华国锋、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等人谈了他身后如何交班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这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反对的人不少” 。我认为,毛主席指的是持定人群: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学生等人民大众这个大范围内,反对文革的人,绝对是少数;在走资派、汉奸走狗、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范围内,反对的人肯定不少!但相对全国人民来说他们是绝对的少数。

  从谈话记录看,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他走后中国必然会发生复地翻天的变化

  因为,毛主席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遭到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地顽强抵抗, 疯狂地破坏!反而要嫁祸于人!倒打一钯!所以毛主席说:“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我是四川成都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者,是全国最大群众组织之一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政委。我有责任、有义务,还原那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将本人文革前、后工作简历介绍如下:

  本人侯振东 1959年毕业于哈航(58年合并到哈工大)飞机制造专业。1959年8月参加工作:分别到132厂,132厂把我从学校直接送到沈阳112厂(注1)设计科培训,1960年4月回到132厂,被分配到厂党委主管全厂技术革新工作,兼任厂部团支部书记;

  1961年中央决定在四川某地建一个定员4万人的重型(战略)轰炸机厂(142厂),7月我被调去参加筹建工作,任总厂团总支书记兼任机械加工分厂代厂长;

  1961年6月142厂下马,又调回了132厂,我向厂领导提出要求做具体技术工作,这样我先在设计科,1963年又要求到飞机总装车间,经厂长批准1964年到了总装车间直到1980年(想完成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回到理论的过程)。

  1967年6月末,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精神,我被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秘密选派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总部工作。同年12月通过公选成为“兵团”合法的政委。

  我是全国唯一官派的造反派负责人 。(此事详情后叙。)

  1974年春节后不久,中央政治局给四川省委的《通知》中称::侯振东同志兑现了对中央的承诺,在四川国防工业生产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四川省委要号召全省干部和党员,向侯振东同志学习,把四川的各项工作搞好。(详情后叙)

  1976年7月末,我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和副书记谢正荣之命回132厂,挽救了132厂的危局(详情后叙)。

  本文对各种事件基本上按发生时的顺序叙述(注3)。

  注1)112厂(对外国营松陵机械厂)即现在的沈飞集团;

  注2)132厂 (对外国营峨嵋机械厂) 即现在的成飞集团。

  注3)、文中凡是有具体的年月日来源是:1、《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2、《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四川为主)》;3、当时各种报纸杂志、中央、省市文件。

  一、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6月大约三四天后,我给四川省委驻厂“四清工作组”写了一张题为《四清工作组方向有问题》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四清工作主要任务是解决厂主要领导人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目的是防修反修。1965年毛主席就明确提出党内走资派的问题。但是我厂工作组直到1966年6月,矛头仍然指向基层干部和全厂广大职工, 如他们在群众中散布,设计科党支部书记于明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跪母宣誓孝忠地主阶级;在职工中继续划分红五类 和黑五类。我一直是厂党委的红人,是 “红五类” 又在厂党委工作过,他们不避我

  我写大字报的目的是让全厂职工看清“四清工作组”的真面目。这张大字报帖出后不到一周,省委“四清工作组”就撤走了。

  二、关于破四旧的问题

  132厂有一个子弟校,1966年8月份就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是在厂党委直接指导下成立的。全部是干部和红五类子女。他们参加了成都市的破四旧运动。132厂在成都市西郊距成都市区9公里,每次进城都是厂运输科派专车接送。

  1966年9月19日:“从本月开始,四川省城乡出现了红卫兵破四旧活动,发生抄家、砸文物古迹等情况”。

  证明以“破四旧” 名义,进行打、砸、抢抄的“破四旧”运动是官办的“红卫兵” 所为。9月份已经发展到全四川省从城市到乡村, 他们“破四旧”就是砸寺庙、破坏文物古迹,抄那些住在旧社会达官贵人住宅里和旧文人的家。这些破坏活动全是由这些所谓的 “红卫兵” 干的。他们除了砸文物古迹、抄家,还剪女人大裤角、小裤角、剪辫子、剃光头。132厂的“红卫兵”他们每次回厂都要眩耀他们的“功绩”。

  三、成都“11.19事件”经过

  1966年11月19日,经四川省监委副书记郭实夫同意,当晚8时,将成都大学的黑材料用大卡车运到132厂,准备在132厂档案室存放,被成都大学学生和132厂工人发现,卡车被群众包围,不准存档案室。

  同时,发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藏在132厂,有一个加强连保护他。一日三餐有专人负责做好了送去。得知这个情况,激起群众公愤闹了大半夜!这次事件称为成都“11,19事件”。

  这时132厂工人还没有成立造反派组织。后半夜只剩下二三十人,二车间工人王正(政)提出来,城里工人早都有造反派组织了,我们也应该成立组织。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下班后研究成立组织的具体事宜。

  第二天下午下班后,我和王正等人集合到一起有一百多人,我提出为了纪念“11.19事件”我们的组织就叫“11.19革命造反兵团”, 大家都同意. 当时大家大多数相互不认识,由于我6月份写了那张大字报,许多人知道侯振东这个名字,所以,推选我为第一负责人,王正为副(不久王正就离开了132厂)。没有几天大部分车间科室都成立了战团或战斗队。

  21日成都大学红卫兵在成都市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省委工作组和校党委转移整学生的黑材料到132厂。

  132厂的“11.19兵团”很快就发展到了一千多人。

  四、土桥事件

  11月28日, 在李井泉亲自指示下,全省以“工人纠察队” 、“工人赤卫队” 为主成立了“成都工人产业战斗军(简称“产业军”), 李井泉的老婆肖里任总政委(肖里是四川省某厅厅长)。

  按照李井泉指示精神132厂马上将“工人纠察队”转为“产业军”。

  成都“产业军”成立当晚,就砸、抄了兵团总部驻地,并大打出手。从成立第一天起, 就不停地搞砸、抄造反派驻地,搞绑架、搞暗杀。12月上旬, 132厂发现有4名造反派工人失踪,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八车间七级铣工洪国良, 因为1962年我下放劳动时给他当了八个月徒弟。是位技术好为人耿直的老师傅。

  我们四处寻找, 12月下旬一天下午,发现成都市金牛区土桥村是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大本营。了解到被抓的人都关在那里, 我决定马上去营救。我讲了救人原则只是要求放人,避免发生冲突。我先派出三批人去营救, 同时派人进城, 向兵团告知此事, 请他们协助, 到第二天凌晨1点过前三批去了的都毫无消息,我亲自带第四批人去. 天蒙蒙亮时, 距产业军大本营还有几百米时被挡住了,我刚说明来意还没等我说完,大木棒就向我打来,同时另一个人往我身上浇粪水! 对方人员一下子全部上来了。我们全都是赤手空拳,我只好下令撤退!此后没敢再去。那里势力太大。

  天亮了在回来的路上见到了市里援助人员, 大概有两三千人也是赤手空拳,我表示了感谢, 请他们马上通知所有的人立即返回, 否则要吃大亏!

  我们被保守派抓去的四个人,67年132厂“五、六惨案”后,在132厂背后稻田小水沟边发现了洪国梁的尸体,双眼和双膝盖骨都被挖掉了!

  五、二月逆流,四川称为“二月镇反”

  1967年二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从二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及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了重大逆转。军方介入“文革” 后,马上公开支持“产业军”。 同时开始镇压军内造反派,紧接着迅速把矛头指向了地方上的造反派。这股全国性的镇压革命左派的逆流, 是从一月下旬开始的。

  1967年1月28日,中央军委颁布八条命令,此后全国各地驻军便展开了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全国叫二月逆流,四川称为“二月镇反”。

  1月28、29日, 成都驻军以各种名义, 陆陆续续开始对兵团部分分团勤务组成员进行抓捕。

  1月30日,成都市公安局散发: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 ”传单。随后大街上岀现了:“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大幅标语!

  2月10日,成都军区副司令韦杰正式下达“镇反”命令!

  2月11日, 毛主席批判二月逆流 。但是在四川“二月镇反”正在加强力度。

  2月17日,成都军区公布了利用中央军委的名义《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的公开信》,信中说:“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实际上,所谓围攻实际是在军区大门外静坐, 没有任何其他行动。

  成都军区将该信复印80多万份,用飞机向全四川省散发!!

  据后来军区内部揭发:那个“公开信”是成都军区代写的。

  那80万《信件》已于2月14日就印好了。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阴谋诡计。

  132厂“11.19分团”是兵团的一个新分团,此时成员只有2000多人,被抓了将近200人,少数人关进了市大监,绝大多数都被关在厂子弟校和39号大楼。

  这时兵团已超过200多万人。

  4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强调不能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一个组织为反革命组织需要中央批准;不能抓人,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通辑令一律取消。

  4月2日,中央开始解决四川问题。

  4月3日,中央又接见四川代表。

  4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条命令:不准随意捕人,不准随意取缔群众组织。

  4月12日,关在大慈寺内(市大监关不下了)900多造反派分批从后门释放;

  关在宁夏街市大监的造反派开始绝食斗争,我是第五巷道红囚徒绝食斗争的组织者。我们宣布:犯人不能参加、不准他们出牢房,我们给他们送饭。

  18日上午,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茹夫一到宁夏街监狱与造反派沟通分批放人,被红囚徒拒绝;上午11时2000多名红囚徒集体出狱!关进市大监的不到10%!

  我们一出监狱大门,外面是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人群, 后来让出一条路,夹道欢迎,从宁夏街到四川大学公路两边全是欢迎人群,可谓壮观!盛况空前!

  4月23日,毛主席亲自过问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的情况。

  至此,长达三个多月的“二月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在这次“镇反”被抓人数超过10万人!涉及到的人数达数百万之众!

  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反扑,是文革中第一次大浩劫!

  六、成都132厂“5.6流血惨案始末

  这是文革中第二次更惨烈地大浩劫!

  4月18日我和邝先橙、翟宝元、叶新东等人集体出狱后,都到了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成了红囚徒的家,“川大8.26”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大会。

  会后邝先橙提出回厂把“11.19勤务组”重新恢复起来。我说:“你们回去组织吧,以后我不准备参加总勤务组工作了,我要做个普通造反派战士。我现在要回东北老家看看。”实际上我只想到北京待一段时间,等勤务组重新恢复正常后再回厂,目的就是不想再当头头了。

  到北京我找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北地东方红”的红卫兵接待了我。

  5月6日晚上得知了132厂发生了特大的流血惨案!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中央震惊。最先知道的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告毛主席。

  那天晚上北京地质学院的“北地东方红”等北京各大院校红卫兵全部行动起来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声讨李廖死党(李井泉.廖志高)及四川产业军镇压革命群众的涛天罪行!

  北地东方红连夜组织万人集会游行示威。我加入了北地东方红的游行队伍,从北地出发向人大、北大、清华等大学都去了,那晚通宵未眠。他们说毛主席亲自过问此事,周恩来总理也一夜没合眼。

  5月7日,中央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红十条),紧急出台,并紧急电告成都。

  《红十条》第十条专门写了对成都132厂《五·六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事件经过的具体情况是5月中旬我回到132厂后逐步把事情搞清楚了(注):

  事件起因

  此事件与“二月镇反”有关,与川棉厂“5.4事件”有直接关系。

  5月4日,132厂的“产业军”曾组织1000多人赴川棉厂支援川棉产业师。 中午132厂“11.19分团”游行示威,抗议132厂的“产业军”离厂支援川棉“产业师”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132的“产业军”将游行示威队伍冲散。

  5日中午,“产业军”包围132厂一栋单身宿舍,冲击驻厂红卫兵和造反派,下午4时,造反派和驻厂红卫兵集会示威时,被产业军人员包围起来了,造反派退到另一个广场继续开会又遭到冲击,厂内局势立刻成白热化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11.19分团”成员不敢回宿舍睡觉,2000多人被迫撤离厂区,坐在通往成都市区方向的跃进门外铁路上淋雨过夜部分人员冒雨逃到9公里外的中医学院避难。

  5月6日上午9时过,四川华西医学院9.15战斗团(简称“川医9.15”)8名红卫兵(7男1女),带一辆救护车开进132厂,说明来接运受伤的造反派伤员。被产业军拒绝,救护车被围8人被打后,全部抓进厂内39号大楼关押。

  消息传出立刻引起全市各造反派组织强烈反应。加上得知“11.19分团”2000多人被迫离厂在雨天露宿通宵,更引起成都市各造反派组织的愤怒!

  顿时造反派各路人马纷纷涌向132厂。

  10时过,132厂各道大门已被先赶到的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控制起来了,增援者还在陆续赶来。

  “产派”人员,在厂里高处设立的瞭望哨, 发现大批造反派前来,立即进入战斗状态,早有准备的产派人员退进厂围墙内,将入厂各要道堵死。

  造反派攻至围墙边,即被迎面而来的石头木棒击退多人受伤。此时造反派和红卫兵更加愤怒。加上造反派、红卫兵声援的后续者正源源不断地涌来,人多势众遂决定强攻。

  几翻冲击,产派人员退至厂区内紧闭大门扼守。攻防就在厂三道正门外开阔地上激烈展开。产派人员以38 .39号楼为据点,集中搂顶之上居高临下,先以石块砖头砸向进攻者。

  进攻方冲在最前面的,主要都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红卫兵。伤者陆续被抬上救护车马上运走。后来造反派弄来木板、桌子作盾牌抵挡飞石。向大门口推进,由此打来的石头更大更多,门板木板挡不住,伤者更多。但是造反派、红卫兵毫不退缩,舞动红旗继续前进。

  11时,一辆宣传车从外面开来,车上的喇叭高喊:“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反复高喊。

  听到如此喊声,造反派停止进攻,并稍往后退。趁停战空隙,宣传车展开政治攻势,向厂内产派人员宣传一天前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产业军和造反派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以及厂军管会的《紧急通告》。反复宣读后,宣传车开始播放首都红代会对“产业军”的《最后通牒》,要他们停止武斗。

  然而,12时半左右,39号楼顶上的产业军突然打破房瓦, 向厂外造反派打来,战火重开。造反派停止劝降,重新组织进攻。

  当时,132厂真正起核心主导作用的是几位厂领导和军管会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厂长马诚斋(中央副部级干部)、副厂长晋川、赵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陈学明、厂武装部部长冯瑞庭等。

  4月20日前后,陈文瑛和陈学铭曾参与产派负责人共同制定《战斗计划行动图》和《火力布置图》4月21日 晚上,晋川等人和陈文瑛,就调来了大批“贫下中农战斗军(简称“农民军”)”进132厂,大门警卫阻挡,陈文瑛示意放行,并斥责警卫说“出了问题我负责!”5月5日,陈文瑛又放进上千人“农民军”进厂。准备决一死战!

  38、39号大楼4月下旬已运进了大量砖瓦石头及各种武器弹药

  下午2时,晋川同意将枪弹发给产业军。 当场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还有冲锋枪。每支步枪配5发子弹,机枪、冲锋枪、手枪子弹无数(132厂是一个民兵师的建制,机枪、冲锋枪都有,还有几种火炮。)事后清点领取枪支抵押的工作证是188个。

  经过核实,下午,2:50分132厂一个中层干部打响了笫一枪!

  3时许,“砰!砰!”又两枪。造反派没有退缩反而更愤怒了!

  这时那辆宣传车,从厂中央马路开进武斗现场,停留在39号大楼前的空地,向楼上“产派”武装人员宣传喊话。宣传车喊话时,进攻暂缓。

  宣传车由成都军区战土和红卫兵共同组成,解放军战士6人,其余是首都红代会、成都解放大西南、川大8.26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宣传车再次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当那位叫陈家铭的解放军战士,刚刚念完通告,就看见39号大楼有三个“产派”人员举枪瞄准宣传车。

  情况危急,车上解放军当即对其高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大出所料,楼上高处几支枪却同时向宣传车射击!有步枪也有冲锋枪。

  第一阵枪声响过,造成车上6人伤亡!22岁的李泉华,属于首都红代会赴西南战斗团战士,子弹从喉咙射进后颈穿出当场身亡!成地解大兵团26中女学生程其逸,第一批枪声响起腹部中弹,年仅16岁,亦当即身亡!

  当楼上枪声响起来,密集子弹向车上飞来,宣传车猝不及防,慌忙倒车后退,一面高喊:“同志们,开枪了,快退,快退……!”

  宣传车倒退过程中,仍不断遭到枪击。退至宿舍区百货大楼时,又遭到楼上产派人员射击。宣传车直退到中央马路最尽头才安全了,车上人员开始检查及抢救伤亡人员。伤亡者除两名红卫兵外,还有两名解放军战士(一腹部中一弹,一大腿中两弹)。

  宣传车遭到枪击时,38、39号楼各窗口和制高点,均有人同时向密集人群开枪。大屠杀开始了!!

  有的产业军持枪下楼,冲到马跆上向造反派开枪射击!一时间,枪声密集,密集拥挤的造反派人群,不是一个一个倒下,而是一片一片倒在血泊中!!

  更惨无人道的是这些子弹都是经过特殊处理过的开花子弹。

  其时,有《战地消息报导》描述现场伤亡者的惨状“……,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开花子弹。有的被击中头部者则脑浆迸裂,有的半个脑袋都没有了!被击中胸部的则炸成一个碗口大的洞,击中腹部者则肝肠寸断!……。”

  “产业军”还在机场开阔地上用十轮大卡车冲击、碾压手无寸铁的造反派,这部大卡车开足马力成S形路线,向造反派猛烈冲击,有的头部压缩成一寸多厚大“圆饼”, 把肠子压出来,有的被拖出几十米远,后来又用两部大卡车,两车交错冲击,向造反派横冲直撞!

  在后来一份死难者调查报告中有两名最小的红卫兵均糸“头部汽车碾压” 的死难者,分别是15岁的红卫兵杨正业和11岁的红卫兵李文君。

  一直到下午4点过,厂内水塔上一名产业军还在继续对执旗手射击,他一人共打死打伤10多人。

  他们还向身穿白大衣的医生救护人员开枪,还向人群至少扔了两颗手榴弹。

  还有一枪打死两个人的,如一个叫潘美德的与-个红卫兵就是被一枪打死的,因为人太密集了。

  产派撤退后,在38号楼还发现了一门82迫击炮,瞄准具己调好,有12发弹。如果这一炮打在密集人群里,可想而知会有多少人死伤!

  直到晚上,马诚斋、晋川等才带领产派人员用机枪、冲锋枪开道,从后门撤离了132厂。

  当枪声一响,消息传开,整个蓉城震惊了,沸腾了!从这一刻起,整个蓉城民心舆论,以压倒的优势倒向了造反派和红卫兵。

  社会各阶层中,反应最快的是全市各医疗单位。消息传来,川医附院、中医学院、省医院、市二医院、市三医院,100多台救护车倾巢出动,向132厂进发。沿途又有无数客车、卡车加入到救护行列中。

  一时间,通往西郊的主要公路上形成了一条尘烟滚滚的长龙。而更多的声援者和市民则是一路跑步前行。许多声援者和救援者都做好了光荣献身的准备。川医一位穿着白大衣的医生救了6个伤员,自己却被产业军的子弹打断了双腿。一名“中8.26”战士被枪击倒下,两名“川医9.15”医务人员飞奔向前进抢救,枪又响了,为保护伤员,他们当即飞身扑在受伤者身上,结果三位战友的鲜血流在一起;另一白衣战士正飞奔向前,成都18中年仅16岁的女红卫兵赵宗纯眼看产业军的枪口已瞄准了向医生,她奋不顾身跑上去,边跑边喊:“医生,医生,产业军已瞄准你! 卧倒,…!”,话音未落被一枪击中她的头部!年仅16岁的花季少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查《伤亡情况调查报告》)如此描述的,在材料中比比皆是。产业军向救伤的抢救人员开枪,是不顾《国际公法规定》的法西斯行径!

  产业军跑了以后造反派开始清点伤亡情况:

  在川医公布的《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除54名死难者名单外(后来增加到64人),还公布了受伤人数。仅川医附院一家收治受伤的人数就达3100多人(包括“川棉5.4事件”的一二百人)。再加上,省医院、中医附院、市二医院、市三医院这四家医院是多少?!没有找到统计数据,这四个医院总数不会少于2000人吧。伤者应该是4000人左右!

  那天市内各大群众组织的红卫兵及首都红代会到132厂现场有一万多人,来声援的达10万人以上

  面对这么多手无寸铁的人群,他们不但是敢于向人群开枪,而且机枪、冲锋枪也向人群扫射,还扔了两枚以上手榴弹,就连82迫炮瞄准器也调好了。

  5月6日,深夜12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奉命进驻132厂并全面接管132厂。野战军进驻132厂后,立即开始在生产区全面戒严,并在全厂范围大规模清查收查产派人员及收缴武器。

  5月8日,成都市内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声讨李廖死党(以李井泉为首)和保皇派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罪行!

  “5.6事件”枪声一响,是一个信号,一个大转折,一个分水岭!

  从这一枪声响起,全国文革中的武斗拉开了更危险的“新时代”序幕:全国由此前的冷兵器(棍棒、大刀、长矛、砖瓦石诀),一下子变成热兵器(步枪、冲锋枪、机枪、手榴弹等),在少数地区甚至发展到了动用大炮、坦克、炮艇等

  几年后这些罪魁祸首,反而成了“受迫害老干部”, 不但官复原职,而且仍然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干部”。

  注)本文中凡是有具体时间和数字均出于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2012年笫1期。

  七、132厂“6.11事件”

  1967年5月中旬我回到了132厂没几天,67年1月以前的老造反派发现我回厂了,纷纷找我,要求我一定还作他们的头,我一直没同意,我告诉他们是我自己提出只做普通一员。6月初,总勤务组“请我出山”。 所以又进了总勤务组。

  我刚上任不几天就发生了“6.11事件”。

  6月11日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总勤务组几个人到厂跃进门迎、送路过132厂的成都军区支左部队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解放军。

  我们刚送走他们返回工厂还未到厂中央大门,几个工人跑过来说:“不好了,产业军打进来了!”事发突然,只好倡促应战,把人挡回去,马上到39号大楼原厂部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我提出以个人所在宿舍为单位分成三个战区, 叶新东等人住百货大楼为中心,策应三个战区哪里吃紧增援哪里,我在东面,外面是砖瓦厂和机场,定为一战区,我是一战区司令。

  分工决定后,我宣布纪律: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他们挡在工厂外就行了,死守东 北、西三个方向,千万不要主动出击,交战中保护好自己,自卫反击尽量不伤害对方。成都军区新领导张国华政委,司令员梁兴初已上任了,他们是带《红十条》来的,我相信他们不会不管。

  我们提出了“誓死保卫132厂”,“誓与132厂共存亡”的口号。

  我们总勤务组开会时,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钱春华就坐在旁边,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没说一句话,他是来蹲点的。

  我拿了一只信号枪,绿色弹前进,红色弹收兵。

  一战区守东面砖瓦厂和机场方面。

  我的一战区, 11日中午“产派” 人员冲进来了一次,我带人岀去,我绿色信号向前上方一打出去,我们一冲他们就跑了,因为这些人不是132厂的,没见过信号弹,吓跑了。下午又冲了一次,我一打信号弹出去一反冲锋他们又跑了。这一天双方都没有交过手。

  每次出战前都宣布我在总勤务组宣布的纪律和如何保护好自己的注意事项。

  第二天下午,进攻了二次,这天我打信号弹,他们不怕了,肯定是他们问了132厂的人,那东西打不死人,他们胆子大了,双方交手了,他们大部分市内一些工厂的工人,一小部分是农民,是群乌合之众,我们人少是有组织的,一交手被打败了,双方无伤亡。

  天快黑了他们又攻我们,这次大不一样了,他们每次都换人,这些人是来拼命的,白天还有拿木捧的,这次全部是大力长矛,我每次都走在前面,手里没武器,差一点被刺中,多亏一个叫卢伟的转业兵救了我。这次打得激烈而且久,最后多亏百货大楼中心战区来支援,否则我们凶多吉少,对方这次冲进来的有400-500人,我们不到50人。对方看我们援兵到了,就撤退了,我马上发出红色信号弹收兵。打扫战场时,发现对方一个人倒在地上,受了重伤,马上送厂职工医院抢救,抢救无效而死亡。

  这天晚上很紧张,怕他们再进攻,人没来,开了辆大卡车,撞击我旁边那幢职工宿舍楼,撞击好长时间最后把墙撞了一个大洞,车也撞烂了卡在那里,开车的司机跑了。若是汽车冲进来我们就危险了。

  13日上午没有进攻,我出来观察,砖瓦场机场那个方向外面全是人,但没有人带头进攻。我们人虽然很少,但是精干,有不少退伍军人,他们人虽然是我们的上百倍,但是战场狭窄人再多也进不来。昨天没胜过我们,而且有伤亡,当俘虏的也有好几个,不敢冒然进攻,我们是不会主动出击的,这是我们的一条原则。所以,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快到中午时厂广播站突然广播了:现在开始宣读成都军区的命令!

  《命令》内容:132厂是重要国防工厂,除本厂以外任何人不得入内。命令围攻132厂的一切外部人员必须立即撤离132厂,回到原单位抓革命! 促生产! 如果你们继续进攻132厂, 性质就变了!

  这个《命令》反复播放,直到下午三四点钟,我看到对面人员开始撤退了。当晚总勤务组开会,大家汇总了一下情况:

  本厂受重伤8、9个人,其中4、5个人重伤,没有生命危险,20几人轻伤,幸好没有死人,对方一人死于混战中。

  我们抓了几十个俘虏,其中一个是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的厂工会主席,被抓的工人、农民比较多,问他们为什么要攻打132厂?

  他们都说:“我们的头儿讲132厂有许多好东西,打下132厂,自己想拿什么就拿什么。”

  这完全是一些受蒙骗的群众。可那位工会主席就不是受蒙蔽的群众了。

  木综厂工会主席交待,共出动了30万人,将132厂围了三层,厂周围数公里大小路全部封了个水泄不通。直接进攻的骨干每路有5000多人,兵分三路。所以,这部分解放军直到13日下午,132厂解围后才通过了132厂。

  我们开完总结会当天傍晚,我们去看了看俘虏的情况。见有人打骂俘虏,经了解是那几个受重伤的好朋友在替朋友报仇、出气。我劝止了他们。

  14日上午一上班我召集总勤务组开紧急会议。

  我说:“有人由于气愤打骂俘虏,可以理解,但从现在开始,对俘虏决不能再有打人体罚现象发生。我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受伤的要给予治疗。况且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受蒙骗的,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注)、“三军” 即“产业军”“ 贫下中农战斗军”“ 八一战斗军” 、“一旗” 指“成电红旗”。

  八、奉命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勤务组工作

  1967年成都132厂“6.11事件”后,不到一个星期. 一天上午刚上班,厂军管会负责人樊同,叫我到他办公室后他说:“我们刚接到上级指示,叫你侯振东马上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去工作。”

  我问:“是哪个上级,为什么叫我去?我们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是群众公选的,我去人家接受我吗?”

  他说:“你什么也不要问,你再问我也不能说。而且上级首长要求你,什么都不要说。你今天马上就去“兵团总部”报到。明天会有人安排。”

  当天下午按樊同给我的地址找到了兵团总部没进去,第二天上午,我去到总部不到十分钟。来了一位解放军干部(注),叫兵团司令邓兴国召集总部全体人员开会。人到齐了后他手指我说:“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志,他叫侯振东是132厂‘11.19分团’的分团长,从现在开始在兵团总勤务组工作,希望大家搞好团结,支持他的工作。”

  他讲完后,邓兴国对我说:“看样子你是个摇笔杆子的,就搞搞宣传吧。”

  我利用老邓给我这个任务,到处作宣传,逢会就讲:“我们兵团就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们工人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两不误等等!”

  注):此人叫浦绍林是50军的青年处长,68年任50军148师政委,是成都军区支左部队派到兵团总部的总负责人。

  九、空军副司令曹里怀接见我

  1967年7月一天上午,成都区军司令部和成都空军司令部一行人到兵团总部。邓兴国和我接待了他们。其中一个人问谁是侯振东?我回答说,我是侯振东。

  他说:“空军曹副司令要接见你。”

  我请他们到我办公室,那位军官指曹副司令介绍说,这位就是空军曹副司令。

  曹副司令说:“这次找你主要是了解132厂的情况,132厂“5.6事件”和6月中旬发生的事,部里都知道了。主要想知道现在恢复正常生产没有?”

  我说:“5.6事件”后许多人都离开了工厂,只剩下一部分造反派在搞生产,我们正在通知要求离厂职工全部回厂上班,6月11日又突然被攻打。“5·6事件”后原厂领导和产业军参加“5.6事件”人员全部离厂了,造反派全面接管了132厂的各级领导班子,“6·11事件” 后,只用一周时间恢复了生产秩序,所有造反派的人全部回厂了,并且动员绝大多数产派回厂上班,我们向他们保证:只要马上回来上班,不岐视,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一视同仁,大部分参加产业军的人不但回来了,而且一大部分人还加入了造反派。现在132厂生产秩序、生活秩序一切正常,虽然今年只剩下半年时间,保证完成1967年全年的生产任务。”

  曹司令员说:“你们做的很好,我很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革命不要忘记生产,要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我说:“我们132厂的造反派上班时间无人离岗。”曹司令员很满意。

  到1967年12月末,132厂出飞机数量是1958年建厂投产以来最多的一年。

  后来有一次我到厂革委会办公室,办公室负责人张荣说:“我到三机部办事,在三机部大事记中看到了侯振东的大名,你老侯还真是个传奇式人物。”实际上,在中央军委的内参中也有我的名字(是军委办公厅主任王岳西讲的)。

  十、停 战 谈 判

  成都地区(包括几个郊县)局势好坏对全省(重庆市除外)影响很大。为了稳定局势,排除干扰,掌握斗争大方向,两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矛头共同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首先必须停止武斗。

  在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亲自指示下,由成都警备司令部牵头,召集兵团、川大8.26与红成, 红卫东两大派代表,进行停止武斗的谈判。

  地点:成都警备总司令部小礼堂

  时间:1967年9月7日

  与会主要领导人: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50军和成都警司首长:政委曲竞济、副军长兼成都警备区司令员孙洪道、郑则士

  双方代表团负责人:

  红成的武陵江、石福全分别担任正、副团长

  兵团侯振东担任团长、川大8.26游寿担任副团长

  在警备区人员的主持下谈判开始. 我首先表示:我们愿意停止武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早就希望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武斗既害人又害己,后患无穷! 我们造反派的任务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李井泉廖志高死党! 不是两派相互斗争!”

  红成派武陵江、石福全也表示愿意停止武斗。

  双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一致同意自《停战协议书》生效第二天起停止一切形式的武斗。以后任何一方挑起武斗,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双方代表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附照片)后,我们与军区首长和50军首长合影留念(附照片)。

  但是没过几天红成派就单方撕毁协议挑起事端,“川医9.15”抓了我们路过川医的4个兵团战士。差一点引起一场市中心的武斗。

  十一、兵团要攻打四川华西医学院(简称川医)

  1967年9月7日前兵团的人不到川医一带去,因为那是红成派控制区。双方停战以后,兵团和川大8.26便可以自由走动了。

  1967年9月中旬,《停战协议书》签字 生效不到10天,兵团民兵营四个人外出路过四川医学院时被“川医 9.15”的人 抓了起来。这四人一夜未归,第二天到川医一带找人,向川医门卫了解到“9.15”抓了四个人。兵团总部立即派人去找到“川医9.15”要求放人,对方答复:坚决不放!

  这时兵团总勤务组分工是:

  邓兴国负责全面主管武装部下设民兵营:除邓外有宋德成、王俊请、冯玉德我主管政治部,下没组织部、宣传部。除我外有汪世华、温月能、陈传武。

  9月下旬一天下午,负责武卫的×××把民兵营的队伍拉到16中,准备从16中攻打川医,轻重机枪都架好了,他们准备要打。但是他们说:“一定要叫侯振东批准”。我不管武卫的事,还一定要我批准打川医,就是因为我反对武斗。

  专职“武卫” 的×××,突然到总部拉我上了他的车,我问,你要干什么?他说有点事请你到三医院民兵营去一下。

  下车后他把我带进一间屋子,我刚进屋三支手枪对准了我说:“姓侯的,我们民兵营四个人被川医红成派抓去了,我们要打川医,如果你不准打,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间屋!”

  我一下子就冒火了,非常愤怒!我有一个毛病是服软不服硬:惹毛了就豁出去了,你硬我比你更硬!我愤怒地说:“要打川医你们就开枪吧!只要我侯振东活着我就不准你们打川医!”

  这些人欺软怕硬,他们都以为我反对武斗,是个怕死的书生。没想到我把他们震住了。他们一下子就软下来了,收了枪赔礼道歉,请我帮助他们把人要回来。我说:“好说商议,什么事都好办,要来硬的我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川医打烂了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任!我保证把人要回来,你们派代表跟我走。”

  ×××进屋就坐在门口一言不发。这时一切听我的,他与三个代表跟我到了50军孙洪道军长办公室,我说明了请况。然后叫那三个拿枪逼我下命令人:“你们有什么要求向孙军长讲吧。”那三人此时都像老鼠见猫一样连头都不敢抬。我说:“你们刚才三支手枪对着我的劲头哪里去了?!”

  ×××还是一言不发。

  我对孙军长说: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孙军长说:“我现在马上派人去川医做说服工作,我们军队也不能去抢人”。

  我跟孙军长吼起来了。我说:“那不行,必须把我们的人救出来!人救不出来,兵团就要攻打川医,轻重机枪都对准川医了,兵团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我下命令了。如果人救不出来,那也只有武力解决了。要是打起来也是他们红成的责任!” 实际上我只是想给孙军长施加压力,同时也是做给那几个人看的。

  孙军长说:“你别着急,我再派几个人去川医,千万不要打。你们马上到16中,叫大家千万不要打!”孙军长又派了第二批人去川医。

  天已黑下来了孙军长派了两个干事跟我们到16中,×××把我们带到现场,民兵营的人全副武装,轻重机枪都架好了。×××还是一言不发,只有我和两名军人反复说服大家别冲动,希望大家耐心等待,人一定会回来!

  在那里等了半个多小时,50军传来消息,四个人已经安全离开了川医。

  化险为夷。一场即将要发生在市中心的武斗就这样平息下去了!

  我这“老毛病” 这次在孙军长帮助下化解了一场在市中心的武斗,但是,有好几次差一点丢了命。如“京西宾馆” 那次,没有周总理保护肯定没命了!

  事后孙军长好几次见面都说,我那天到他那里大吵大闹。1969年有次我去他家里做客,有其他几个军人在坐,又提起那件事:你侯振东一有事情,既要求我办还要和我闹。

  我说:“军长,我那天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你孙军长是大好人才敢吼你,对梁兴初我可不敢。”

  孙军长当我面这样说。但他给张政委和50军的其他干部都讲,侯振东对稳定四川特别是成都地区局势是立了大功的。浦绍林处长在公开场合讲过好几次。

 

  十二、我的一次形势报告会

  时间:1967年10月上旬

  地点:兵团总部(成都市工人文化宫大礼堂)

  参会人员:兵团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全体工作人员和分团长

  讲话宗旨:如何贯彻执行《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讲话》精神,排除干扰,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

  我说:毛主席七、八、九三个月视察了大江南北,毛主席看清楚了两大派之间斗争的根源“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充突,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主席坚决反对“怀一切,打倒一切” 的言论和行动,反对“揪军内一小撮” 的错误口号。毛主席讲:不能自毁长城。

  关于武斗的问题

  早在1966年9月5日,毛主席就指出:“实现这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之后又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 。有些个别人、有些组织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产业军是专门搞武斗的。从成立直到灭亡。

  今年6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出《通令》(六六通令),是坚决制止武斗的。这是强制性的命令,必须执行!但是李廖死党就是不听。不但在132厂制造了的“5.6持大流血惨案”, 之后又于6月11日出动30万人围攻132厂, 一万五千多人直接进攻132厂, 共三天两夜, 最后成都军区下令, 命令他们必须立即撤离132厂他们才退走. 这是李廖死党最后的一次垂死挣扎1这次事件后四川的保守派组织彻底瓦解了、消失了。但是他们人还在心不死。

  《红十条》下达前,是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这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合的。他们不是一般群众组织,是李廖死党的御用工具,从成立那天起,就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打、砸、抢、抄、抓,成立当晚就砸抄了兵团总部驻地,搞绑架、搞暗杀!5月6日,在132厂公然对成千上万赤手空拳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开枪,打死64人,打伤四千人左右,重伤200多人。“5.6惨案” 后,在132厂背后稻田小沟边发现了132厂洪国良老师付的尸体,眼睛和膝盖骨都被挖掉了!他是66年12月被产业军绑架四个人之一。

  132厂 “5.6事件” 那天,红成派与兵团、8.26派是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特别是“川医9.15” 的医护人员,拼死抢救伤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走资派最高兴,这正是李廖死党李文青、卫杰所需要的,他们坐山观虎斗。

  今年4月3日,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决定处理四川问题,红成转向刷出大标语打倒韦杰!

  李文青急忙召见红成头头:“你们不要和成工兵团 、川大8.26搞到一起,你们是左派嘛,要有左派作风。”

  他们开始利用保守派,现在企图用“红成” 起到保守派的作用,挑起两派斗争。李文青就是那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希望红成不要继续上李文青之流的当,我更希望我们兵团、8.26更不要上当。尤其是要避免武斗。“文攻武卫” 是必要的,武卫就是用武力保护自己,而不是主动进攻对方。文攻就是攻走资派,对走资派口诛笔伐。

  关于干部问题

  如何对待干部这是一个大问题,对于犯错误的干部首先必须先分清错误性质。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极少数的一小撮。”

  既然是一小撮就不能打倒一大片,更不能怀一切,打倒一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就应该照毛主席指示去做。不要偏离革命斗争大方向。

  还有一个如何批斗走资派的问题,对走资派打骂体罚,搞逼供信,是错误的,这不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

  毛主席说: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作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搞任何形式的体罚,只能起反作用。会造成不了解他们罪行的人同情他们,反对造反派,甚至反对毛主席!这是帮走资派的大忙。如果你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生活腐化堕落的事实,揭发出来加以批判,他们就垮了,就没人同情他们了。那些走资派许多人腐化堕落,李井泉及宜宾地委书记牟海秀就是这种人。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问题:

  现在全国工农兵学商都充分发动起来了,从少年到老年都参与了这场大革命。乱是乱了敌人,毛主席说: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我们四川省文化大革命同样是形势大好。这不是空话,现在康定、甘孜、阿巴、凉山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这些地区都有兵团分团,甚至连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都要求参加兵团。我给组织部讲:欢迎他们参加我们兵团的一些活动,但是不能发给兵团袖标、胸章。不好管理,如果他们乱干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

  但是这种情况说明我们兵团名声在外,声誉比较好。全四川省除重庆外,190多个县大部分有兵团的分团、战团、纵队 ,己经在册的兵团战士己经超过了360万人。不能再发展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掌握政策,要文斗,千万不要发生武斗!我们要为稳定四川局势作贡献。我最担心的是武斗!搞武斗就是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暑,而且,武斗中难免有伤亡。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我想在坐的都不想看到。我们不要去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我刚到兵团不久,总部设在省商业厅时,就讲过:现在有极少数人,成天就想着打打杀杀,你现在觉得痛快。我告诉你,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太久,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可能要清查,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如果你是自卫,当然无事。文攻武卫嘛,如果你主动进攻别人,甚至故意杀人致死,欠债总要还的。

  我现在重申这一观点,有人说我侯振东是右倾投降派,是走资派打进来的,你怎么看我没有关系。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都是总部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和分团负责人。我讲这番话的目的是让大家头脑要清醒、冷静,遇事不要冲动。

  要记住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刚讲完,两报一刊和新华社记者,到前面来,他们说:老侯,这么精彩的报告,都不通知我们,不够意思。我们是听说了跑来的,差一点错过了。

  我说:我这点水平哪敢劳驾你们这些大文人。

  他们说:你讲的这些确实非常重要。(这些人经常到兵团总部)

  以上是我回忆起来的一些主要内容,讲了将近两个小时。这些问题我在其他地方讲过。

 

  十三、第一次到张国华政委家作做客

  1967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成都军区新任政委张国华叫他的秘书,到兵团总部把我接到北校场(成都军区大院)他的家中。

  他说:“你到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总部后工作得不错,很有成续。以前没有任何人向你提过任何要求,也没人告诉你是谁叫你去兵团总部工作的,凭你的本性去工作,这是对你的考察,这能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你合格了。”

  我说:“不管在哪里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不过今天我还是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来四川前总理找我谈过,他三次接见你们兵团负责人的事,总理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人太多、太杂、冲劲很大,如果引导不好四川要出大乱子!’总理叫我到四川后尽快到大国营企业最好在国防工厂的造反派中选拔一个有一定文化水平、能掌握政策、组织能力强的人向兵团总部掺沙子, 要秘密进行。如果公开进行要起反作用。所以,对你本人都没讲。以后在外面特别是在兵团,今天我说这些事你还是不能讲。以后,公开场合我还是不理你。”

  我说:“我保证守口如瓶。”

  张政委接着说:我们去了几个厂,去了五冶、六五厂、420厂都没找到合适的,最后才想起132厂,钱主任(钱春华、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在132厂蹲点就为这件事,正好赶上产业军攻打132厂,钱主任发现你很讲政策,处事得当。我决定叫你到兵团试试,你去后经常有人向我汇报(50军的浦处长经常在兵团总部)。特别是9月份,有几个人用枪逼迫你攻打四川医学院你都没同意,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制止了这场武斗,一般人是做不到的,50军孙军长说你对稳定成都地区的局势是立了大功的,经过几个月考核,你合乎周总理的要求了。所以今天请来我家做客。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来找我,我叫梁司令员(梁兴初)给你办个军区大院的通行证(此证还在)。”

  张政委夫人樊近贞说:“听说你家不在成都,以后欢迎你常来”。

  看来张政委对我是作了全面调查和了解的

  十四、参加20多万人批斗李井泉大会

  1967年11月份前后,兵团、川大8.26和红成、红卫东, 在人民南路天府广场联合召开了20多万人参加的批斗走资派李井泉大会。

  在批判走资派李井泉的全过程中完全是文斗,批判他的错误和罪行,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体罚,更没人动他一个手指头。

  大会上我代表兵团在大会上做了批判发言(附照片)

  我发言的大致内容是:李井泉在西南地区搞独立王国是西南地区的土皇帝。不但是一个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 而且生活腐化堕落。

  1)、1958年大跃进中搞浮夸风,向中央报告他在四川南充火花公社搞出来了亩产万斤小麦 !大搞一平二调。实貭是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大跃进,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为了达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1966年末授意其老婆以工人纠察队、工人赤卫队为主成立了“产业军”, 其老婆肖里当上了产业军总政委,继续镇压革命群众,制造了灭绝人性的132厂“5.6大惨案!”等犯下了一系列罪行;

  3)、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爱看川戏,而且在金牛宾馆搞包堂会,在包箱里躺着,还要有人陪伴看专场;

  4)、在金宾馆专门为自己建了一个大型室外温水游泳池,用一次至少要用10吨煤,有人说冬天要用30吨煤,游泳时要有四位美女陪同一起游玩嘻戏。不但腐败透顶,还是一个老流氓!老色鬼!

  这些事情充分证明你李井泉在生活上享受封建帝王和资本家的双重奢侈生活,政治上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以上是大会发言主要内容。

  1968年夏省市革命委员会成员在金牛霸开会、学习一周,我们几十人专门参观了李井泉的住所。看到了李井泉的大型温水游泳池,特别是见到了四个陪他游泳四个服务员中的其中两位,我询问了当时的一些情况比我大会上讲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卧室的卫生间更让我们大开眼界:坐便器有自动冲洗功能,便后按一下按钮,水自动冲洗干净。很多家用设施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高档奢侈品。

  十五、参加革命委员会

  (一)、参加132厂革委会

  1968年2月132厂成立厂革命委员会,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通知我回厂参加厂革委会成立大会,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四川省革筹宣读批准文件时才知道我是厂革委第一副主任。 事后田强华(外交部亚太司司长田平的儿子)讲:“你这个第一副主任”是成都军区张政委圈定的”

  (二)、参加中央学习班和省革委会

  1968年2月28日,为了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同时也是为了给四川省革委会和成都市革委会成立做组织准备,中央召集四川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和一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及解放军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

  因为我从没想过要进省革委,我对邓兴国说:“你们去吧,我留守总部”。

  邓兴国他们走后大约半个小时,成都军区一位青年干部突然到兵团总部找我,找到我二话没说,拉着我就走,把我拉上车直奔火车北站。

  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他说:送你上火车到北京。

  我说:我留守总部,我不去。

  他说:“不行,你是军区首长张政委指定的,你必须去,看火车上没有你,是我们首长叫我一定要找到你,让我接你上火车。”

  刚上车火车不到两分钟火车就开动了,我就是这样参加中央学习班的。

  这期间,四川的红成、红卫东派和重庆8.15派继续打倒刘(结挺)张(西挺)。3月15日夜,《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史称《3.15指示》明确指出:打倒刘、张,就是为李廖翻案,为刘、邓复辟。

  第二天向学习班全体学员传达了《3·15指示》,红成派的武陵江和重庆8.15周家渝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5月1日,学习班全体学员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参加了“5·1节”庆典活动。

  5月20日,18时55分,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林彪、周总理、董必武、康生、陈伯达、江青、陈永贵等,接见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学员。

  5月26日下午,省革筹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带眼镜的军人,通知我说:“今晚在京西宾馆开会讨论、确定上报中央的省革委会人选,张政委叫我通知你参加。”

  我说:“请你转告张政委,我不参加省革委,我的名额给其他人吧,省革委成立后我就回132厂,今晚我就不去参加这个会议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原定你是省革委副主任,昨晚争得很厉害,你们兵团,许多人反对你当省革委副主任,他们说‘侯振东是右倾投降派、还有的说侯振东是走资派打进来的,他不能代表我们兵团!’尤其是你们兵团一号头头反对你当省革委副主任最坚决,张政委反复耐心做工作,他就是坚决不同意!闹了将近一夜,张政委没有办法了,只好请示周总理怎么办?”

  周总理说:“为了顾全大局,稳定四川局势,侯振东同志就作常委吧。”

  他说;“后面周总理的指示,是张政委叫我传达给你。前面是我自己要告诉你的,反正你自己主动提出不进省革委,我是向张政委转达了的。”

  兵团有两个省革委副主任名额,把我拉下来,反对我的那个人提出一个能力比他更差的冯玉德顶替我。

  事过多年,在一次大型聚会上兵团笔杆子笔名为红马的贺自戎说:“侯振东没有权利欲望,从来不争权。”

  5月2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委员会的批示》中发[68]75号文件下达。

  5月31日,50万军民参加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庆典大会在人民南路广场隆重举行。会后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风暴中胜利诞生》。

  十六、倒旗大联合

  1968年9月初,张国华政委找我到他家,给我做工作,要求我们兵团带头解散,叫倒旗大联合。他说全川各地市、州、县以及各工矿企事业单位都己经成立了革委会, 群众运动结束了,群众组织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我说:“我完全明白,我坚决服从,就怕老邓他们不愿意,我尽量做工作吧。”

  我做工作的结果是:邓兴国说:“叫我宣布解散兵团,我办不到。要怎么办你去办吧我不管,会议我也不参加。”

  我向张政委汇报后,张政委说:“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

  大会时间由张政委决定的。

  地点:东方红宾馆(注)大礼堂,时间九月上旬。

  会议如期召开。

  省市领导和成都军区、50军首长基本上都到会了(附照片)。

  大会由我主持,由我宣布决定。

  我说:“今天在这里召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部各部门负责人及工作人员和兵团各分团、纵队负责人大会,是根据成都军区首长及省市革委会的要求召开的。也是我们兵团最后一次大会。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四川各地、市、州、县及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一片红。在坐的许多人都进入了革委会。群众运动结束了,我们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历史使命已经胜利完成”。

  现在,我代表兵团总部正重宣布:自即日起,解散兵团总部,撤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旗号!

  希望在坐的各位同志们,战友们,回到各自所在工作单位继续‘抓革命,促生产’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下面请成都军区政委和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同志作指示。

  张政委讲:“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全川文化大革命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今天你们又带头搞倒旗大联合,这个头带的好,我谢谢你们!你们又立了新功。希望你们回到本单位把各项工作做的更好!再立新功!”

  兵团倒旗后不久, 成都市以及全四川各派大小群众组织相继宣布解散。

  10月15日, 重庆市举行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撤销总部, 掀起斗、批、改高潮誓师大会, 会上宣布自即日起, 撤销各组织总部。

  1968年10月15日四川全省群众组织基本上全部撤销了,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宣告结束。

  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从开始到结束两年多一点。

  注)、东方红宾馆,文革后改成了 “锦江宾馆”

  十七、斗、批、改中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省革委会在1968年刚成立后,实行常委集体值班制,集体值班全权处理全省的党、政、公、检、法等一切事务,每次值班一周。

  我和50军军长、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成都市革委会主任孙洪道一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每组五六个人。我们组集体讨论决定批准过判决杀人犯死刑。

  132厂有人向成都军区张政委告状:状告132厂私设监狱,搞刑训逼供,打人成风,有人被打残!

  孙军长说:“张政委很生气!叫你代表他和省革委回132厂严肃处理此事。”

  我回厂后到厂革委说明来意,要求召开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和斗、批、改 工作人员会议,在内部讲一下军区首长的要求,他们不同意。厂革委有几个人根本不买我的帐,但我这次是代表成都军区首长和省革委会回来处理事情的,我必须完成任务

  无奈之下,我只好召开全厂广播大会,迫使我只好在全厂公开讲,连被批斗对象的家属、告状者肯定听到了。

  在广播里我把132厂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存在的严重违反政策的问题公开了,把张政委和孙军长的要求公开了。这反而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迫使他们马上改正了错误,不敢再打人了。

  1970年末我向张政委提出:“根据132厂专案组查的情况看,马诚斋问题已查清楚了,他不是叛徒(当时主要查他是不是叛徒问题)。这个人工作能力比较强,我的意见可以解放出来参加工作。”

  张政委说:“可以,就按你的意见办,具体事情我叫梁司员去办。你们等粱司令员通知。”

  这时我还不知道马诚斋也是“5.6流血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大约1971年11月,梁司令员通知我和132厂其他负责人去成都军区。当时我在厂专家招待所有事,我回厂里后,厂办人员讲:“梁司令员叫你和老邝及专案组去军区,刚才到处找不到你,老邝他们先去了,你马上去吧。”车走了,我是坐摩托车去的。由于冷风吹,落下了风一吹后脑就痛的毛病。治了五六年才好。

  我得到的“回报”就是他通过纪登奎整我。而且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陷害事件。

  十八、601步校学习班和北京“京西会议”

  1969年9月末,四川省委在崇庆县(现在的崇州市)601步校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将成都地区各级革委会中群众代表全部集中起来了,这个学习班管的很松,只是外出要请假,很少开会学习。

  后来我们明白了这是一种反夺权的手段。我们离开132厂后革委会发生了如下变化:革委会主任黄明调走了(是真正的革命老干部),从外省调来了孙志端当厂革委会主任(此人是被批斗过、反文革的秋后算账派);

  各车间科室原来靠边儿站的干部全部进了各级领导班子,学习班结束后革委会成员回去,只是挂个名而已。

  1969年在全国很多地方提出了“反复旧”的问题,很快被否定了。事实上,确实复旧了。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二次大的反复。

  11月末,我和邓兴国、江海云、邝先橙、王恒霖、杨志诚等省市革委副主任和部分常委,和军队的部分造反派负责人, 被送到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会议”。

  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由周总理主持,中央参加会议的有周总理、康生、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会议期间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去过一次,见个面向大家打个招呼,说是有事很忙就走了。从后来事情结果看,他们肯定是反对这个会议的,周总理也是身不由己。王洪文只是摆设而已。康生和黄、吴、李、邱左右了这次会议。

  参加这次“京西会议” 除了四川省和成都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少数省革委常委,还有宜宾地区革委会成员。因为就是解决宣宾问题。

  1968年中央“3.15指示”:“打倒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李、廖死党翻案,为刘、邓复辟”。刚刚过去了两年多,事情发生了大逆转:还是由中央出面,再一次打倒刘、张,这次不但打倒了,而且“打死” 了!

  开始是分组开会学习,我在省级机关大组,12月初开了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康生、吴法宪点了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江海云等人的名,主要是兵团、川大8.26要作检讨,红成、8.15反而不受批评,我就觉得这次会议方向有问题。

  吃晚饭时讲了我的疑问,还说了“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典故,庆幸自己没有被点名

  当时没注意有中央办公厅的人也在坐。第二天康生到我们大组,他问了红成蔡文彬的情况,蔡文彬表了态。康对蔡文彬的态度比较好。后来问我,我说我是132厂的工人,他说:“你算什么工人,你是个小知识分子。”其他还讲了什么记不住了,反正对我的态度很冷漠。

  我发现邱会作(是个大流氓:文革初总后有一百多女人要打死他, 是叶群把他抢出来的)在下面到处活动,公开表示兵团和川大8.26有错误,红成、8.15是正确的。刘结挺张西挺支一派压一派,支持泸州武斗,镇压群众等等。

  我给邓兴国、江海云讲了我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12月8日晚上召开全体会议,周总理主持会议。

  会一开始吴法宪就问:“谁是侯振东?”

  我站起来说:“我是侯振东。”

  吴法宪说:“你在会下说什么了?”

  我说:“我没说什么。”

  吴法宪说:“你怎么没说什么,你说猪喂肥了好杀是什么意思?”(吴法宪就像头大肥猪,外号“猪八戒”)

  我说:这是一句成语典故,人怕出名猪怕壮。就是人不要太出名,就像猪不要壮一样,猪为什么怕壮,猪壮就是肥嘛,肥了就要被杀,所以猪怕壮。”

  吴法宪:“你还说什么了?”

  我:“我还说了,这次会议把矛头对准刘结挺、张西挺,是不公正的,他们两个调不动一兵一卒,泸州武斗与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个刘结挺是一个连树叶落下来都怕砸脑袋的人。支持武斗的另有其人。所以我觉得不公平。”

  康生:“你会上不说会下说,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

  吴法宪:“中央会处理,要你管!”

  我:“既然不用我们管,还要我们来干什么?中央处理就行了嘛。”

  康生发火了:“你侯振东反动气焰嚣张!”

  此话一出,黄永脞马上示意两名卫兵就站到了我的背后,我正好坐在最后一排。总理见事情严重,马上说:“侯振东同志,坐下,有意见到大组会上讲。”

  我刚要坐下,康生揪住不放。他说,“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我35岁”

  康生:“你解放前是干什么的?”

  这时周总理站起来了,打手势示意“侯振东同志,坐下,坐下,坐下”。 打着手势 连说三次坐下。

  卫兵一看周总理站起来讲叫我坐下不敢动我了,退下了。

  我答:“地主的放牛娃。”

  康生:“我不信!”

  我:“不信你去调查,辽宁省宽甸县”。

  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才坐下了。

  康生气还没有出够。他说:“你们还有个冯德华(空军“空字028” 造反派 负责人,)野心不小嘛!你要得中华!”这完全是在搞“文字狱”

  散会后,其他人都走了,会场上只剩下张政委和我。

  张政委说:“你侯振东吃了豹子胆了,我真为你揑了一把汗!新中国成立以来你是第一个敢在中央会议上和中央领导顶嘴的人。梁司令员那么厉害,你看他被叫起来立正站着,问一句答一句,多半句都不敢说。你今天是周总理要坚决保护你,总理都耽心了。我都很紧张了,你不知道如果被黄永胜抓去,没人能活着出来!”

  张政委这样一说我才明白总理为什么连说三次坐下! 这时我感到后怕了!

  当晚各大组会议内容是:愤怒声讨侯振东!唯有省级机关大组例外。

  第二天上午张政委知道下午周总理要到省级机关大组来,大家都很关心我,把时间留给我。

  总理刚坐下我就站起来说,感谢总理保护了我,我昨天晚上的态度不好我要检查。

  总理不让我检查,反而和我谈家常:问我有几个孩子?家里生活好不好?

  我说:“感谢总理关心,有一个孩子,生活很好。”

  又问:“132厂生产怎样,工人生活好吗?”我一一作了回答。

  总理最后说:“我给你一个任务,回去以后搞好团结,把产业军也团结过来,在厂革委给他们补一个委员。”

  我说:我回去一定办好这件事。

  总理很满意。他说:“你们继续开会吧”。说完总理走了。

  但是康生和黄、吴、李、邱没有放过我,周总理让我回去解决132厂的问题,他们不准我回四川,我就回不了四川,留在北京将近一年。

  会议结束以后,把我弄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办小学习班, 有宜宾的郭林川,省革委部门负责人郭一民、田禾(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宜宾地委的)、成都军分区司令员郭琛等七八个人。70年元旦、春节都在那里过的。

  十九、打成“五·一六骨干分子”准备“10.1” 开刀问斩

  直到1970年10月下旬才结束,我学习了将近一年。

  我老家在东北牡丹江市,1971年春节前我回到了东北老家。

  刚过完春节不久,厂军管会派人到家里说:“厂里有重要事情,军管会主任说需要你回去处理”。(厂军管会新换成了成都空军)

  我说:“可以,你先回去吧,我过几天就回去。”

  他说:“不行,你必须和我一起走。”

  我说:“什么事嘛,为什么要和你一起走?”

  他说:“什么事我不知道,首长就是这样要求的,明天坐飞机回去。”

  离开我家后,他和我形影不离,上厕所也一起,我到哪儿他到哪儿。我己经明我了,实际上是“押送”, 但他不敢说“押送”, 一路上态度非常和气。

  到厂军管会他好像如释重负地说:“主任,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人交给你了,我不管了。”

  我问:什么事嘛,急匆匆的叫我回来?

  他说:没什么就是办学习班,明天开始,你回去休息吧。

  第二天上午,我和全厂的老学员加上一部分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其中总冶金师严双光也在其中,他是中科院严济慈的儿子,是支持造反派的。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一些产业军也来了。

  我们被关进了川医女生宿舍,空军部队有一个加强连“守卫”着 我们,再加上几十个“老产”。

  学习班开学不久,我就成了重点对象, 大会小会都要我交待问题,比“二月镇反” 还凶!

  为了加强攻势,发动全学习班的人写我的大字报:(注)

  一张大字报写67年×月×日他“亲眼看到侯振东手持双枪在中江指挥武斗!”

  另一张大字报也说他在同时间他“亲眼看到侯振东在泸州手持双枪指挥武斗!”

  成都空军政治部负责学习班的那个人(是林彪的死党“9.13” 后就被抓起来了),每次全体会议都讲:“现在有的人,你问他什么都不说,死猪不怕开水烫!”,“希望你不要抱有侥幸心里!”。“不要以为你不交待我们就没有办法,到时候到照样定你的罪!”

  那个时候有七八个“产业军”“守护” 我,上厕所至少两个“老产”跟着我,我进去他们守在门口。吃饭也不能进食堂,他们给我送饭。

  9月初,看守我的那几个人就在背后议论:“今年十一庆祝国庆节那天,要杀几个向国庆节献礼,姓侯的就是其中一个,我们要看好他,别出问题”。他们的话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那里造反派的人比他们的人多。

  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林彪葬身蒙古温都尔汗了!我又捡回了一条命。

  注、)这两个地方:

  1)、中江是在四川的北边,1991年3、4月份为了要接下中江制药厂的工程,第一次踏上了中江县的土地;

  2)、泸州市在四川的西南方向,是文革中武斗的重灾区。2014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泸州这块土地。

  二十、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四川等地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

  1973年末,为了把大三线国防工业搞上去,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召开了重点国防企业汇报座谈会。

  此次会议是周总理提出召开的,但总理身体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就由纪登奎代理主持。

  会议的目的是与会者每个人通过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起来,把国防工业尽快搞上去的目的。

  132厂人多是一个大组,原厂长马诚斋也来了。他来了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是我向张政委提出解放他的,不过他并不知道此事。反而认为批斗他与我有关。

  我们大组是我带头第一个作了自我批评。

  大约第三、四天的晚上10点过,纪登奎的秘书突然把我接到中南海,还有邝先橙等人赔同,把我们带到纪登奎的办公室,我进屋刚坐下,纪站起来说:“你侯振东一贯正确!大家都做自我批评,就你侯振东不做,你是一贯正确!”

  把我闹蒙了,我定下心来明白了,有人告了黑状。 我马上说:“谁说我没有做,在132厂大组我是第一个做了自我批评”。

  他说:是吗?

  我说:他们都是132厂的,你问他们吧,有人还说我讲过头了呢。

  他一句话也没问,邝先橙等人也没说话。讲了几句要大家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搞好团结,把四川国防工业搞上去的话,就结束了。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结果第二天还要批我的态度不端正,不做自我批评。我想不通,当天晚上找带队的廖井丹(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第一书记)说:“我现在明白了,肯定是纪登奎替马诚斋出气。我刚知道马诚斋和纪登奎的关系,纪登奎原来是马诚斋的部下,马诚斋刚到中央就找了纪登奎。马诚斋肯定向纪告了状,但他搞错了,他挨批斗与我无关,我跟本不在厂。但是解放他是我向张政委提出来,否则这次他也来不了北京 。”

  廖井丹说:“你别着急我会想办法,现在不要硬顶。”

  后来还是让我在全体会上又讲了一次给纪一个台阶下。

  会议结束后按原来决定又不准我回四川,要留下学习,是廖丼丹向李先念等其他中央首长汇报了我的情况,李先念提出让我一起回川。

  为了我中央专门给来京的全体同志开了一次会,说是欢送大家回四川,纪登奎很怕我在会上讲出实情,会前他的秘书专门找我打召呼:“一会儿开会中央首长叫你时,就表个态就行了不要讲别的。”.

  会议一开始就点名叫我发言,我按纪登奎的要求表示回去要好好干。

  李先念问我:“今年多大了?”。我说:“39岁,老了。”

  李先念说:“怎么老了,小孩子嘛,不要恢心,回去把工作搞好,把国防工业搞上去,要多出飞机,现在空军很需要。”

  我说“我一定不会辜负中央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谷牧、陈锡联等都讲了话,讲回川搞好国防工业生产,也都提到了我,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王洪文只讲了以后不要再犯错误等,一句好话也没说。纪登奎没说话,纪登奎可能怕他一讲话,我可能就要讲真相。我是作好了准备的,只要他要讲话,我就喊冤。

  二十一、中央政治局的表扬,招来的政治陷害

  1968年后名义上我是省国防工办副主任,132厂离市内比较远省里还给我配了一辆苏联产伏尔加轿车(群众代表中我是唯一省里配给专车的)。省国防工办主任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菇夫一,基本上不去省国防工办。一个副主任叫郑恒康。省国防工办有名无实。我也没有正式去上班,除省里开会,大部分时间在132厂。

  这次从中央回四川,主要还是坚守在132厂生产第一线。因为,132厂现在的党、政一把手根本不抓生产。我要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把生产带动起来搞上去。

  1974年春节前,中央政治局派中宣部袁木到四川来看我,到省里找我,省里说侯振东在132厂。到132厂找我,厂党委书记讲:侯振东在总装配车间。

  我是在飞机总装车间接待袁木的。

  袁木说:“我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专程来看看你,政治局首长说侯振东回去后履行了对中央的承诺,中央对你的工作是满意的,希望你继续努力。”

  我说:“非常感谢您来看我,感谢中央政治局领导对我的关怀和对我工作的肯定。请您转告中央首长,我决不会辜负中央对我的关怀和期望。”

  1974春节刚过,四川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廖井丹向我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给四川省委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侯振东同志履行了对中央的承诺,在四川国防工业生产中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四川省委要号召全省干部和党员,向侯振东同志学习,把四川的各项工作搞好。”

  传达后他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现在开始,省里不再安排你的工作了,另有重要工作需要你去做。”意思很清楚,不言而喻。

  好景不常,这次我受中央政治局表扬几方面人不高兴,中央的纪登奎,省委书记段君毅,132厂一二把手,有人忌恨,有人忌妒,有人怕我!

  也是该我倒霉的时候到了,古语说:“福兮祸所伏”。

  廖井丹同我谈话后不久,调到中央宣传部了。原来我的一切情况是廖井丹直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他走后交给了省委书记段君毅,而我此前得罪过段君毅。有次开会段讲话,讲了很长时间没有说清楚一个问题,他在上面讲,下面开小会。祸从口出,那些人有意见下面议论,人家不当面说。散会后只有我说了:“段书记, 听你讲了半天我们大家一个问题也没听明白, 白白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就这样三方面人联合起来,不断地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假情况,捏造事实,颠倒黑白。

  他们利用两件事把我打下去:(一)、74年我受到表扬后没几天,省委副书记谢正荣通知我到省委后,他说:“段书记叫你负责省里批林批孔工作”。

  我说:“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搞生产,我很忙,不能负责批林批孔工作”。

  他说:“不行,这是政治任务,段书记要你负责”。

  我只有服从。按照省委要求我在省级机关作了一次在全省开展批林批孔动员报告。之后在132厂全厂职工大会作了一次报告。

  (二)、成都军区副政委谢家祥在东方红宾馆大礼堂作检查。谢家祥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通知我参加。在主席台上我就坐在段君毅后面。谢的检查空洞很长,听了大约半小时,我向段说:“段书记,生产很忙,我走了。”说完我就离会场回132厂了。

  不到十天,我在厂广播里听到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批评:“侯振东违背对中央的承诺,派性回潮,四处串联不搞生产了。”中央文件不敢直接向我本人传达,而是通过厂广播站,这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事后也无人找我谈话。

  后来才知道,那天谢检查后邓兴国发表了一个联名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同意谢的检查,里面有江海云(省革委副主任)和我的名字。邓兴国发言后,江海云当场发表声明这个公开信没有通过她的同意,要求把她的名子取掉。我若在埸肯定是与江海云联名退出,在很多问题我们俩意见都是一致的。段君毅是知道邓声明时我不在场,还把我的名字也上报中央了。

  不到10天又一次听到厂广播站播放中央政治局对我的批评:侯振东不肯改正错误,继续搞派性。(连文件原话一句也没有)。

  不久又来了第三次:侯振东屡教不改,中央对他已经失望了。

  后来161厂即青江仪表厂叫李金远的人,我挨批后,一次在132厂通往市里路上相遇。他我:中央对你的问题意见是不统一的,讨论你的问题时纪登奎暴跳如雷,李先念说:老纪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事情果真是那样的吗?侯振东怎么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呢?纪登奎心中有鬼不敢再说了。

  76年9月9日当段君毅听到毛主席逝世噩耗时,他高兴得一下子跳起来了!

  二十二、“赶出四川”和“请回四川”

  一)、段君毅赶我出四川

  1974年10月份省里在东方红宾馆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全省中央企业一二把手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开始是段君毅讲话,除了讲生产外,讲派性回潮,虽未点名实际上还是在批评我。

  段讲完后原省长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李大章讲话和段讲话是完全相反:“我就不相信那么大一个132厂,一个侯振东怎么就把他弄成乱七八糟了?!”

  他问大家:“你们相信吗?132厂党委、厂革委那么多人干什么去了?”

  “现在有些事情不对头,工作的越多错误越多,不干工作不犯错误,威信越高。他用了一句打油诗,现在是‘多吃馒头身体好,少做工作威信高’”。

  我本来想上主席台讲话,见李大章已经替我讲了也就算了。

  段君毅见我在四川还有人同情、有人公开我替我说话,怕我翻身。

  1975年春节后召开了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不通知我参加。他在大会上宣布,四川省委决定:“侯振东到湖北三机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永远不准再回四川!”

  132厂和420厂一部分革委会成员和我一同去的,他们是去劳动锻炼。

  到干校后见到我同班同学他说:“干校前几天开会说,这次四川来的人中有一个叫侯振东的,谁都不能和他接触,是一个危险分子!”(注)

  他问我“你怎么了?犯了什么错误?”

  我说:“我能有什么问题,我和在学校时一样一点没变(我是班上团支书),我是被政治陷害了。”

  到干校两个月后把我和132厂的人分开了,大概是知道我过的挺舒服的。把我调到了三机部机关大组去,目的是让他们来监督我、批斗我。组长盛树人是三机部计划处处长,对我还算友好,没有为难我。但有好几个人把我当成了危险分子。开始一段时间,政治学习时,有几个人几次提出叫我端正态度,检查错误。

  随便你们怎么讲我保持沉默。过了几天那几个人,说我不尊重他们,要我瑞正态度,这下子把我惹毛了。

  我说:“你们几个人凭什么叫我检查?!叫我检查什么?”

  他们说:“你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校领导叫我们监督你劳动改造!”

  我说:你们说我犯了什么错误?请你们给我指出来!”

  盛树人一直没表态。

  我说:“告诉你们,我是被政治陷害的。”

  他们问:是谁陷害你了?

  我说:“我觉得还是不说好,反正不是一般人。”组长盛树人还是不表态。大家看组长都不说话,就没有人再为难我了。

  时间长了他们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特别是我干活卖力气,收小麦时弄成三、四腰椎压缩性骨折后,让我休息好长时间,后来叫我送报, 不参加体力劳动。

  年末学习结束前,三机部组织部朱部长专程到 “五·七干校”找我谈话。

  朱部长说:“这学期快要结束了,我们遇到了难题,四川省委不准你回去,但是中央并没有撤销你四川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你现在还是四川省革委会常委,我们无权把你分配到其他地方。怎么办?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

  我说:“这事好办,我继续留校学习劳动”。 他很高兴。

  部机关那帮人,看见组织部长专门从北京来干校找我谈话,对我的态度就更好了。分别时像老朋友一样。组长盛树人回去就调升到国家计委去了。

  在干校近一年时间没有开过一次批斗会 。

  我在干校无忧无虑,生活愉快。纪登奎、段君毅要在干校继续整我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不能回家,只有家属来干校探亲,那年春节干校特别照顾我,给我送了不少米面、鱼和猪肉。我觉得在干校干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不好,没人找麻烦。

  注)、同班同学赵燕平,在“中国航空设计院” 工作,当时也在干校劳动锻炼,现在是中国航空设计院院长总顾问。

  二)、赵紫阳三次向中央提出“请侯振东同志回四川工作”

  1976年3月中旬,三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赵宝昌专程到干校找我说:“现在的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给中央打报告要请你侯振东回四川工作。”

  我说:我不能回去,一是段君毅代表省委决定,永远不准侯振东再回四川,二是赵紫阳刚去就批准抄了我的家。回去再整我怎么办?我是被整怕了。”

  赵宝昌说:“这样办吧,你全家跟我先到部里吧,看看怎么解决。”

  就这样一家人住进了三机部招待所,一住就是42天。

  我们住在招待所一日三餐没事干,过了好几天赵宝昌请我到他办公室继续做我的工作,还是让我回四川。我说:“他们把我赶出来又抄我的家,我不能就这样回去,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大约一个多星期一个上午,又把我接到部里。赵宝昌说:“赵紫阳又给中央打了电话, 还是请你尽快回四川,省里需要你侯振东同志回川工作。”

  我说:他说了抄我家的事情吗?

  赵说:没提这件事,只是再一次提出请你回四川工作。

  我说:他根本没有诚意。

  1976年3月末,赵宝昌又接我到部里说:“赵紫阳又给中央打了电话,这是第三次了。中央办公厅向部里转达了赵紫阳的电话,赵紫阳在电话中说:“1975年我批准抄了侯振东的家是错误的,只要他回四川,我代表省委给他赔礼道歉,74年四川省委向中央告黑状,政治陷害,给他平反。”

  我答应考虑一下,实际上还是不想再回四川那个伤心之地。

  4月2日下午,在三机部小会议室,赵宝昌和另外几个人,向我传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陈锡联(还有一位忘了是谁)首长的指示:赵说:“中央首长很关心你,原本安排今天接见你,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几位首长让我转告你,首长说:“希望你不记前仇,我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这次是诚心诚意请你回去,他给中央打了三次电话,说明你是有工作能力的,四川省需要你回去工作,你要顾全大局,尽快回去工作。”

  我说:“请转告中央首长:我感谢中央首长对我的关怀和希望,我遵照首长指示马上回四川。”

  三机部给我们买好火车票,4月4日送我们上火车,就这样离京回成都了。

  到成都省委就把我们一家人送进了东方红宾馆,算是最高规格的接待了。

  第二天赵紫阳、谢正荣(成都军区副政委、省委副书记)、公安厅长赵苍壁、市委书记汪枫等人来到了东方红宾馆,欢迎我回四川工作。

  赵紫阳和赵苍壁对75年抄家的事承认错了,当场向我赔礼道歉。

  他们不应该抄一个省革委常委的家,抄搜了你的私人信件,还整了一个《信件摘抄》。这些都是错的。

  我要求开大会公开赔礼道歉,包括1974年多次向中央告黑状的黑材料,公开销毁,信函及《信件摘抄》退给我。

  赵苍壁说:“75年抄你家是我办的,抄家的东西全部退给你。”

  赵紫阳说,“74年的问题和开大会的问题需要研究后答复你。”

  后来赵紫阳、赵苍壁和谢正荣又来了几次,但开会平反一直未谈成,我说:“你赵紫阳三番五次向中央要求请我回四川工作,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你这不是骗人吗?!”

  他说“你先别急,有些事确有困难,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再等等。”

  后来好长时间赵紫阳、谢正荣不来了,赵苍壁来了几次,

  没事做,我到处走一下,为了给“张闯、艾明反革命案” 平反, 到省公安厅去了几次,到赵苍壁家里去了一次,要求赵苍壁把案子上报中央公安部。这个案子1981年得到了正式平反。

  没事做,又到省国防工办去了一次。

  这次回来我去国防工办,郑恒康见到我对我很热情。

  我们闲摆了几句我就走了,再没去过。

  赵紫阳很长时间不来宾馆了,只是叫工作人员经常来,我们住了约一个半个月,我对工作人员讲:“你们回去告诉赵紫阳,我们不在这住了,回家去等,他们什么时候研究好了,通知我。”就这样我们回家了。

  回家以后,开始治病,治疗在干校劳动中造成的三、四腰椎压缩性骨折。

  二十三、临危受命 挽救132厂危局

  1976年7月中旬,疯传成都要发生大地震人心惶惶,许多人晚上不敢在家过夜,市内房前屋后空地上搭满了防震棚。

  7月下旬,谢正荣几次派人要我到省里去谈让我工作的事,我都回绝了。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前一天,谢正荣又请我到他办公室说:“132厂基本上已经瘫痪了,希望你到132厂去扭转这个局面,我和赵书记都相信你能办到。”

  我说:“平反的事情都没给我解决,而且132厂只知道我被赶出四川,并不知道又请我回来,我现在回132厂名不正言不顺,再说我也没那么大本事。”

  谢正荣说:“我们省委请你回去,名正言顺。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你随时都可以到132厂去,我和赵书记做你的后盾”。

  我答应考虑一下。

  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强地震(实际上是8级以上)。

  当天下午又派人来催我回132厂。家里人说132厂已经瘫痪了,这时回厂你就不怕到时候说是侯振东把132厂搞垮的?所以我还是没敢回去。

  晚上9点多钟,132厂七八个人( 有几个是革委会的)到我家里讲:“132厂完了!50%以上的人都跑了,在厂的人不到5000人,完全停产好长时间了,彻底瘫痪了!”

  “革委会主任孙志端,党委书记张汝生,消极怠工,什么事都不管。孙志端在上班时间带着老婆在厂生活区中央大道溜马路。我们听说你回来了,没有跑的人都希望你回去扭转这种局面,我们相信你一定能扭转这个局面。”

  我想省委既然承认132厂已经瘫痪了,还有那么多群众也可以作证,证明侯振东回厂前己经瘫痪了。于是决定跟他们连夜回132厂,白天没坐省委的轿车去,晚上骑着自行车回到了132厂。这就是我的性格。

  到厂已是夜里12点左右,从宿舍区查看一直到厂生产区、机场,许多人都露宿在露天地里,他们说:“我们不想跑,不想离厂家里又不敢住,只要求厂领导给我们搭防震棚避灾,多次要求他们不管。你回来了帮我们解决一下吧!”

  我答应天亮上班后去找厂党委书记张汝生和革委会主任孙志端。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找到了张、孙二人,我说:“我要求马上召开厂党委和厂革委会联合会议,解决厂里急需解决的严重问题!”

  他们不理我,我说:“我是奉命回厂的,是赵紫阳向中央报告请我回四川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陈锡联等中央首长叫我回四川的,今天我回132厂是赵紫阳和谢正荣请我回来的。”

  他们还是无动于衷,我离开厂部到厂周围查看情况,见已经有人在砍绿化树,到材料库搬油毛毡,见到我都说厂里不管,我们只有自己搭防震棚。下午一点过,有人到厂部报告,几个材料库房门外都挤满了人,我又要求马上开会。他们不管。

  我想,既然回来了我就尽全力阻止事态发展! 我叫办公室马上通知厂党委和厂革委开紧急联合会议,人很快都到齐了。党委书记张汝生急匆匆的向外走。

  我说:“现在马上开会,你是厂党委书记不能走,我是奉省委赵书记之命回来的,现在厂里要出大事,我有权不准你走。”

  他说“我要到市里请示市委想办法。”

  我说:“现在己经有人开始抢材料仓库了,还请示什么?你不能走,你这时离厂就是临阵脱逃!”

  他说:你们开会吧,我还是要到市委去。 他边说边走,后来小跑向外走。他头也不回,我愤怒地骂了一句“张汝生你混帐!”

  会议开始了,我说:“今天这次紧急联合会议是我召开的,大家都知道我是被段君毅赶出四川的怎么突然又回来了,时间紧迫我只讲一句:是赵紫阳向中央要求我回川工作,是中央通知我回来的,今天也是赵紫阳请我回132厂的。”

  “现在厂里情况危急,几个材料库房都被围上了,连农民也进来了,必须马上制止,办法就是答应厂里负责搭防震棚。”

  我刚讲完,新来的党委副书记王平第一个表态:“我同意侯振东的意见”。

  他一带头大家都表示同意。孙志端一言不发。

  现在的情况是:党委书记张汝生跑了,革委会主任孙志端一言不发。

  我只好点他的名:“孙主任,你是厂革委会主任同不同意,都得表个态。”

  他无可奈何的说:“大家都同意搭防震棚我也同意。”

  全体通过。我说:“大家分头行动,一是马上通知厂广播站广播会议决议,二是分头到各库房做工作,谁和我去厂后面的库房?”

  厂党委委员兼厂工会主席施洪章说:“我跟你去。”

  我们到这个库房时,库房外还有一百多人,库内油毛毯剩下的不到百分之一。骂厂领导的人不少,我们只好挨骂,经我们反复解释、保证后大家散去了。

  紧接着安排了由厂革委会负责搭建集体防震棚的一切具体事宜和人员分工。

  几个重要金属材料库,都被抢走许多材料,有些贵重金属材料也被抢走了一部分。而且有的被农民抢走了。只收回来极少数完好的生产材料,当时初略估算,损失十万元以上,如果再拖延一两个小时,一百万元也挡不住!

  那时132厂生产的战斗机,开始每架是只有五十万元,后来也只有七十万元, 最高120万(现在是每架是几千万,有的上亿)!

  关键是如果生产材料没有了,如何恢复生产?

  各项工作都开展起来了,工厂很快恢复了平静,我马上又布置厂人事部门,向所有离厂人员发出立即回厂上班的通知,限定时间,逾期未归按旷工论处。

  离厂人员除特殊情况外,全部按时回厂。不到半个月,132厂生活生产秩序井然,一切恢复了正常。

  赵紫阳、谢正荣得这一情况后,把我请到省委,谢正荣说:“侯振东同志顾全大局,在132厂危难之时还是回到了132厂,不但保护了国家财产,而且很快扭转了132厂处于完全瘫痪的局面,恢复了正常生产,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我和赵书记非常高兴,我们要感谢你。”还讲了许多赞扬和感谢的话。

  但是平反之事没提,我想不办就算了,132厂问题解决了,我还是回去治疗我腰椎压缩性骨折的病,这以后就专心治病了。

  二十四、打成现刑反革命 判刑十年

  原来家里耽心的132厂瘫痪之事,可能会像74年那样倒打一靶果然,毛主席逝世后马上应验了,把一切事情全部颠倒过来了。

  1976年12月份,132厂成立了“侯振东专案组”, 把我召回厂办我的单人学习班。元旦、春节还都是让我回家过的。来去自由。那时邓兴国等人都已被抓起来了,赵紫阳一直没动我,厂里一直想整我,没有上级指示,还不敢对我下手。

  1977年4月王震到四川省指责四川省委工作不得力,之后,到了132厂说:“侯振东五次上中央五次犯错误,履教不改,这次你们好好清算一下他的错误思想。”其实我一次也没见过他。

  王震走后第二天,召开全厂职工大会,“5.6事件” 的策划者和指挥者、真正的罪犯晋川宣布:“根据中央首长指示精神,侯振东由学习班转为隔离审查,属于敌我矛盾。”王震只是叫他们清算侯振东的错误思想,并未说清算侯振东的罪行。

  我被批斗了二三十次,每次下来专案组都要打我的态度,说我不严粛。因为每次批斗我时讲的那些事都是把事情颠倒过来说, 如“侯振东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哄抢材料库房” “伙同帮派团伙数次围攻厂党委领导人,致使厂领导人无法工作,造成工厂长期瘫痪” 等等,每次如此。我感到他们既可气又可笑。

  1978年5月29日,132厂召开全厂万人职工大会, 将我和邝先橙一起逮捕 。两个人把我手背到后面压我的腰我的头几乎快触地了,把我拉进万人大会会场。

  公安机关宣布我的“罪状”,两个专案组的人多次按压我的头让我低头,他们压我时腿弯曲头不低!我决不能向这些畜牲低头!

  我拒绝在《逮捕证上签字,我在逮捕证上写了“我无愧于党,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我对党对国对人民有功无过更无罪!!”

  宁夏街市大监的管教干事说:“你这个侯振东太嚣张了, 逮捕证上不签字!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说:我没罪签什么字!

  1978年5月31日,《成都日报》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反革命》为题报导:经省、市委批准,市公安机关依法逮捕了现刑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帮派骨干侯振东、邝先橙,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见《成都日报》)

  罪名是:“疯狂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依法逮捕了侯振东、邝先橙,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党组” 早在 1979年6月5日就:“对反革命犯侯振东从宽判处徒刑拾年。”这个判决书只有这一行字,加盖了“党组”公章。

  为了给“党组” 的 “判决书”合法化”,必须通过“法庭” 这一关。抢在新刑法生效前突击“审判”,于是就演出了在看守所里“开庭审判” 那场戏。

  因为1980年1月1日, 生效的,《新刑法》没有反革命罪更没有帮派骨干罪。

  为了判我们的罪,他们必须抢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正式生效前来个“突击审判”。 我和 邓兴国、邝先橙、李成贵等人都是这个时间突击“审判” 的。

  1979年12月21日, 在市大监内突然宣布对侯振东开庭审判。 什么“法庭”? 看守所里一个办公室“秘密审判” !我要求有群众参加,最好在人民南路广场上审判。斥之为“你这是无理取闹” 。

  我:你们心中有鬼怕见群众,你们没有资格审判我!而且,我的案子公安机关还没有结案,不符合法律程序,你们这是非法审判!!”

  检察院苟学祥说:“你这是渺视法庭.!!你现在是被告,我们是来审判你的,不是来听你作报告的。”因为我不坐被告席,还一边讲话一边走动。所以他们说我给他们作报告。

  审判长易盛涛说:你以前还是我们的领导,不要为难我们了,我们是奉命办事。现在进行法庭调查。

  检察院给我列出的十几条罪状。

  我在个人陈述中用了一天半的时间, 将检察院的指控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一一予以推翻(有庭审笔录)。

  最后审判长易盛涛说:“被告用了一天多的时间, 把事情陈述清楚了, 量刑时我们会考虑被告的陈述!”

  我说:“没用、反革命罪! 判刑十年早就定好了, 你们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 我讲这么多, 是为了揭穿你们颠倒黑白、无中生有的卑劣行径。如果这个‘法庭’ 是在台湾我肯定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可惜这里不是台湾,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四川成都, 你们把一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卫士,定为‘反革命’, 请向:我是反革命,你们是什么人?!在历史上你们是要留下恶名的!”那些人哑口无言,没有一个人反驳我。

  我刚讲完最后一句话,审判长易盛站起来说:闭庭!闭庭!把被告带下去。他们急匆匆的离开了。

  1979年12月27日, 审判长易盛涛到看守所,向我宣读判决书。我没等他宣读完,我说,“不用宣读了:“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没错吧。哪份给我?拿来吧。”

  他说:“拿去嘛,如果你不服本判决,可以上诉嘛。”

  我说:“我那天就说了,你们是走过场。是给省、市委的‘判决合法化’,但案子是你经办的,制造冤假错案你昜盛涛还是要负责任的。我知道上诉是没用的,上诉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

  昜盛涛说:“是冤假错案可以平反嘛。”见《宣判笔录》。

  最后我在《宣判笔录》上写下了:(附笔录原件)

  黑白颠倒!是非颠倒!

  千秋功罪, 人民自有评说。

  我永远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忠诚战土!

  

  侯振东

  1979年12月27日

  全国数以十万计的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夜之间都成了阶下囚!!涉及到的人何止千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形式上到此结束, 我的故事暂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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