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涛：汉奸阴招促政变，人民阳谋来击退
可能有不少人已注意到，近段时间，汉奸没要死要活地吆喝“政改”了。他们已经变招，来阴的了。
我们目前正处于门外拒虎，门内打狼的重要历史时刻。所以，有很多事要做。稍不留意，就会顾此失彼，遭遇不测。但无论国际国内形势怎样变化，功夫都在国内。国内保持党群一体，凭他外界翻江倒海，我自岿然不动。“打倒汉奸”！是当前中华民族战胜危机的政治突破口。为此，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坚决揭露、批判和阻止他们当前玩声东击西专心致力于挖基础促政变的阴招，让其阴谋不能得逞。
这两年，总有人声嘶力竭地在叫喊“政改”。什么“政改”？他们的“政改”，就是以汉奸、普世派（宪章分子）为先锋，走资派和封建残余分子们为骨干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以下简称“政改派”）搞政变，搞颠覆，以尽快在中国完成半封建的殖民的资本主义制度化建设（当然，在群众中喊政改的人们中，也有一些是属于受骗上当者）。
我们知道，广东是近代以来比较富于革命传统的地方之一。“三元里抗英”（但是，高中历史教科书已经将其删除了）；广州黄花岗起义；然后是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著名共产党人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革命运动等。尽管教科书能删除这些光辉的历史事迹，但历史事实却永远地定格在了那里，是永远也无法被删掉的。真是历史要重演了？今年广东民间的“革命”故事也多出在海陆丰一带（包括汕头汕尾）。在那里，近期的村民游行，打出了“反对独裁”的旗帜，村民反对“独裁”而不是直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汉奸公开镇压维护自己合法经济权益的工人罢工，如广东深圳镇压海量工人罢工。主流舆论汉奸媒体试图围剿诛杀先进文化代表人物，压制红色大潮。比如“孔庆东风波”。这些都是表面的，公开的，既是镇压，又是妄图对人民群众的正义反抗形成一种“威势”。但是，对于他们，这远远不够。
“政改派”对于政改（请注意那个博源基金会，他们拿着盗窃来的人民的血汗钱，在不停息地专门组织分析研究形势，提供新的阴谋策略，下面会具体提到）为什么要变招促政变？
他们大体认识到了，由于人民对他们要求政改的阴谋已经看得一清二楚，要公开搞“政改”阻力巨大，简直是不可能了。去年说过，近日在《最大危险是中央出修正主义——兼评孔庆东风波》一文中也说过：
因为，中国不是前苏联。谁要是想同叶利钦那样站在装甲车上发表演说搞政变，那辆装甲车就是他粉身碎骨的葬身地。
老实说，要想搞政变，新中国以来，就不乏其人。早有比现在的有些人的胆子和实力都要大得多、斗争经验丰富得多的人，他们不也是不得不逃的逃，忍的忍，只得交给后来者慢慢来？毛主席在世时，他们一个个屁滚尿流；毛主席去世了，毛泽东思想永在，而且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掌握，他们看到这种形势也不得不格外的谨慎。
于是，现在的“政改派”不直接叫唤“政改”了， 而是暗中从私有化上着力和金融上卖国这两招足以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于死命的绝杀入手，加大了推动力度，紧锣密鼓地行动了。
推动私有化，他们目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紧盯着有限的国企，比如铁路，石油、电信、一汽、宝钢一类的；一个是农村土地私有化。他们一个都不放松。在国企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温暖阳光网友20日的《成思危、国资委、发改委讲的是谁的理？》一文，这里就不说了。
这里先简要地说说金融，后面主要说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
“政改派”暗中在金融方面的主要招数。由于金融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及各个社会领域，在人民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政改派”新阴谋的另一招，就是利用现在的金融危机，企图趁势打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其基本策略是让房价基本保持稳定，而对于股市的崩溃见死不救（实际上，房价的必然崩溃是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
房价基本稳定，保护的是资本家和部分官僚的利益，损害的是进城务工人员和数千万房奴的利益；而股市崩溃，损害的是数千万中小股民和大量上市实体企业（当然，也有投机的空壳公司）的利益。实体企业大面积崩溃，工人就会大量失业。数千万中小股民的破产和工人大量失业，必将使两极分化加剧，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而这正是“政改派”们所需要的社会效应。实际上，金融危机已经使许多实体企业无法生存，加上他们大多都是上市公司，股市的崩溃趋势就加重了这些实体企业的灾难。这些实体企业一旦崩溃，必将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急剧变化，再加上汉奸卖国势力、西化派和第五纵队的阴谋策动，中国的大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也就很难支撑了。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对今天中国股市出现的这种崩溃性趋势（十年零增长），却迟迟不采取措施救市。但他们此前为美国救市购买美国国债一出手却以万亿美元计，同时又在国内为救美金融危机，急急投入4万亿人民币作为配套措施，为美国的稳定和发展效力。今年8月和10月两次减持几百亿美国国债，都是在低价位减持。刚刚减持，价位就升高。是巧合吗？高价买进，低价减持，让利于美国。这种鲜明的汉奸立场不是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汉奸们与西化派们到底想要干什么了。最近还有人还在劝我们要去“意识形态化”，而他们自己一举一动却严格地按西方强盗流氓的意识形态和意志行事。实在很阴险，很无耻。
前些日子，学者卢麒元先生提出“中国要入市”的忠告，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政治与经济学学者的真知灼见。接着恒旭网友也对此陈述过一番利害。他们讲得比较专业，希望有更多的人们可以读读他们的文章。
这里主要揭一揭“政改派”们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的阴谋。由于这是十八大可能的一项重要议题，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加大了影响十八大这个政治议题的推动力度。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所以伟大，获得人民热烈拥护，新中国能够在剧烈动荡中巍然屹立，其中有一条根本原因，是新中国农村土地革命在全国各民族的完全成功，遭受数千年封建地主和奴隶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与农奴，走上了幸福的集体化道路。在中国，这是几千年来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远比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开阡陌，废井田”，瓦解奴隶制的意义大得多，广得多，影响要深远的多了。如果这个划时代的历史大事件被颠覆，就一切都得从头再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本。如果让农村土地再次复辟私有制度，中国共产党就彻底丧失了执政的根据和基础，会不攻自破。因此，“政改派”们近段时间暗暗加大了推动农村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力度。
近期的几个信息，能为我们提供“政改派”为推进农村土地私有化，是怎样加紧制造舆论的根据。
1， 10月以来，已经有核心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先后公开连续发文，不断地鼓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优越性。
2， 11月12日，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先生在2011财经峰会上作主旨演讲时，也认为当前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阻止了城市资本下乡的积极性（我不理解，郭先生是证监会负责人，何以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也发生了浓厚兴趣？为城市资本操心？）。
3， 浙江财经学院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院长谢作诗前不久写了《公有制是一切罪恶来源》一文（但是，谢作诗怎么解释一切私有制条件下数也数不清的那些滔天的罪恶现象呢？）。他的宗旨很鲜明，就是坚决挺私有化制度，农村土地私有化显然不能例外。
4， 12月15日 由凤凰《财经》杂志和博源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召开。这个年会借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先生介绍重庆关于农民转户进城，如何以农村土地的使用权确权解决一部分资金的经验，为农民“没有财产权”叫喊。但凤凰网却借黄市长演讲中的一句“中国农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财产权”，为此次研讨会发布消息的大标题。完全歪曲了黄奇帆市长发言的主旨，借题发挥，暗示了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改革的必要性。农村除了土地，还有什么能使农民有财产权？
（在前面已经提到博源基金会这个机构，他们的动向是很说明问题的：2011年10月20日，博源基金会联合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在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研讨会”；10月21日，博源基金会在北京办公室举办了“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研讨会；12月15日的活动是两个多月来第三次。一个基金会连续开展活动，分析社会思潮，研究农民财产所有制关系，显然不是无所事事）
5， “法律党”的贺卫方先生早说过：“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黎阳：：“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
6， 有学者对13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发表了极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位学者批评“中国政府在粮食问题上过于保守，真是历史上饿死过人，老觉得18亿亩耕地不够，其实用不着，只要有水就用不着这么多耕地，要是断了水，耕地根本就没用。沿海地区可以不种地就种菜，搞高速公路，确实可以，但是要挖湖，所有的湖泊都挖下来，比如湿地、森林等等。不打仗，就进口粮食，打仗就吃鱼，到时候粮食的配给，一个人一个窝头，现在中央是保守了。经济上没有那么悲观，弄了半天都是人家崩溃了。”（杨某：泛左翼“国家主义和民主”研讨会）
平时进口，打仗时13亿多人吃鱼？？？真是个“好主意”！把13亿多人吃饭问题系在敌人的裤腰带上（进口），就像北京某赵姓“经济学家”，回答记者提问，随口就说中国大概有5亿中产阶级一样。照他的说法，满街跑的人有一半都是中产阶级了。中国这一类学者专家和官僚到底有多少？
（近日，有个网友在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的文章后的跟帖预言说：“我的预言是10后也许还等不到10年，中国要饿死人。”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如果是主张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和吃鱼的这一类学者专家当道的话）
上述信息中，我认真阅读了发表在凤凰网的黄奇帆市长的讲话全文。黄市长讲的很清楚，重庆市目前的经验，是将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所有权属集体，使用权确认给农民。这样农民可以质押贷款，解决部分农民进城的部分资金。这至少说明，农民个人对于土地是没有自由买卖权的。他们通过这些办法，取得了在短短15个月内，到年底解决320万农民工城市转户的巨大成就。在介绍经验时，黄市长讲话中是讲了中国农民最大问题是没有财产权一句。但是，到了凤凰系，“中国农民最大问题是没有财产权”就成了新闻大标题。其阴险图谋昭然若揭。试问，中国当代千千万万工人有什么财产权吗？农民以土地私有化可以成为私有财产，那么，工人们呢？还有生产资料可以供给工人们私有化吗？还是分政府豪华办公楼、高档车、豪华酒店、别墅、高速路？
这些信息都是在公开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信号，为争取十八大农村土地私有化形成正式决议大造舆论（国土资源部前段时间提出实行集体土地股份制流转问题，其目的性还不能最终判定）。
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将必然产生象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那样更大更多的新的超级恶霸地主。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最深重的大劫难。再度恢复具有巨大优越性的集体化和公有制，必然要经过一场全民族更血腥、更惨烈的新的土地革命运动。
所以，农村土地私有化问题，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所有真正关心复兴社会主义大业和民族崛起的人们，都应毫不犹豫地坚决阻止农村土地私有化这股凶险的逆流。这也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忽视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犯历史性错误。
老实说，在大约6年前，我也是认同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并为此专门研究农村土地问题（包括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状况），撰写过《乡村百年梦想》一篇长文。认为乡村土地私有化很有前途。但是后来我的观点发生了彻底改变（那篇长文后来没发出）。主要是两大原因：
第一， 现在搞农村土地私有化，已经非常强势的权力和金钱必然趁机进入农村土地私有化全过程，大肆侵占和瓜分本应属于弱势的农民的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中央无法监督，而农民也是毫无能力抵抗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我前面说的，一定会产生许多远比解放前刘文彩那样大得多的大地主，优良土地就会被有权力的人和有资本的人侵占，而农民就只能分得劣质土地；另一方面，由于权力和金钱的勾结，分到农民手里的土地，由于有的农民不会经营，或劳动力不足，或因某种意外困境，会被迫低价出卖，很快就会被资本家低价圈走。那么，很多农民就会很快地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引起非常严重的诸多社会问题。
可以举个简单例子。比如，某书记或市长，自己有权力，又有私心。既然农村土地永久性私有化了，而土地的价值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会降低的。那么为什么不趁机多占一点呢。可以在不同的县（区）开口要，也可以以亲友的名义去占。现在的那些地方官员是不敢阻止的。今天这个背景下，这样的官员会少吗？再加上资本与官员勾结作案，情况会怎样呢？完全可想而知。中央怎样监督？群众有权监督吗？“法律党”又是他们的帮凶，有权力和有资本的一部分人，就必然会成为一群超级大地主。对于这些人，条条框框法律法规往往都是他们的护身符。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亲手制定和掌控的。
第二，农村集体化方向，始终是人口大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之一。
农村土地私有化，对于那些领土广大人口稀少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也许是适用的。但是，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是行不通的。
近一段时期，专门走访调查了某丘陵地和平原地几个乡村，所看到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别的不说，单说农村水利建设，几乎所有蓄水大小水库和灌溉干渠与支渠，经向当地农民了解，全是1978年以前集体化时代修建的，这些年根本就没再新修过。这就是说，我们当代13亿多人，还在享受着三十多年前7、8亿人民的劳动成果，仍在7、8亿人栽种的大树下乘凉（这仅仅是农业方面，还有工业、教育科技与国防方面）。现在，这些水利设施由于1979年以后强制推行一家一户的承包责任制常年失修，大多已经淤塞、垮塌，有的甚至长期断流，不能使用。走访中看到有一条把几个乡连接起来的几十公里长且很大的灌溉干渠（堤上可以跑拖拉机），全是石头砌起来的。当地农民说那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那一年修建的，现在还在使用。但已经出现垮塌。干渠两边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我去的那天，正好有农民在分段包干进行清理。说是，要搞检查了。现在的乡村，再也看不到人民公社时期，劳动人民喜气洋洋，热火朝天，你追我赶的那种集体劳动场面和欣欣向荣的气氛了。映入眼帘的是一派人烟稀少，农田荒芜，远远有几个老人妇女，不紧不慢地劳作着的荒凉凋敝景象。
毛主席时代的农村集体化组织，尤其是人民公社，对新中国的山河治理和农村水利建设，发挥过非常巨大的作用。中国文明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山河治理和水利建设，是在毛泽东时代完成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效率之高，旷古未有。有统计资料证明，全国大小80700多座大小水库，近百万公里长的灌溉农田的大小水渠修建和江河治理，99%以上是毛主席时代完成的。自那时起到现在三、四十年了，绝大部分仍在受益。这一事实证明，集体化和公有制，才能以最低的成本产生最大的生产效率，并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至少在农村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但是，1980年后包产到户，集体力量一朝瓦解。农业的命脉——水利设施随之遭到了摧毁性的大面积破坏。现在的水利建设，只有花钱堵漏洞的维修能力，而再也没有重新大规模建设的力量了。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山河治理，对于人口众多、各种资源缺乏的中国，无论是巩固水资源还是发展种养殖业，无论是保证人们安定的有质量的生产生活，还是保护环境，恰恰都是非常必要的，急迫的。
至于农村的蓄水水塘，一用于生活，二用于生产。对于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水塘是他们祖祖辈辈生产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至少70%以上农村地区农民是没有条件打井的）。在农村集体化时代，年年冬季都由集体组织，分期分批地将其淤泥清理干净，并筑牢堤坝，以增强蓄水功能，用于来年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这样，还可以增强抗旱能力。但是，1980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后，由于分散的一家一户没有能力清淤筑堤，现在的乡村水塘，有很多都完全成了平锅底型，下雨时不能蓄水，几天不下雨吃水都成问题，就更不用说灌溉稻田了。
事实说明，协作和集体化的力量远远大于私人单干的力量，集体化的效益远远高于单干的效益，公有制集体化才能创造远比资本主义高得多得多的生产力；公有制集体化的方向才是我们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事实还说明，稀缺资源的保护和优化利用，需要集体化和公有制。土地和水，都是人类的稀缺资源，尤其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发展的稀缺资源，而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化才能有效地有计划地保护、节约、合理和优化利用这些宝贵资源。
任何时候，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永远是天字号第一位的大事，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解决，绝不能依赖进口。把13亿多人的生命吊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裤腰带上，那是自寻死路。对此，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长期稳定地解决这个问题，与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紧密相关。
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土地都完全私有化。比如，德国。有资料证实，他们的林业只有46%属于私人，其余的54%都属于集体。而且，明确规定了树木砍伐的年限和标准。
1979年若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西奥多.舒尔茨，有一个著名论断：“土地的经济重要性不断降低”。几十年之后的今天看，他的这个结论可能是错的：
实际上，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土地资源状况的恶化，土地资源的经济重要性依然会长期凸显。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公有土地制度的优越，对于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优化利用，对于人民的生存与发展，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根本的保证。
如果执政的经济制度主体被悄悄彻底改变，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完全丧失，劳动人民陷于绝境，引起剧烈动荡，政治制度不变也不行了。中国共产党不想政改，人民共和国不希望被颠覆也不可能了。这就是政改派们当前新伎俩的出发点。我们近期必须大量揭穿汉奸卖国贼的新阴谋，要坚决反击以各种各样形式主张农村土地私有化的这股逆流，并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如有的网友所说，可能已经没有18亿亩了）。同时，也要深入地揭露和呼吁国家阻止金融卖国罪行。
（写于11月中旬，发帖前有修改）
2011-12-29
附：巩献田推荐文章：《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转自乌有之乡11月6日 作者：皮奥瓦尼• 基娅拉 李民骐 原发《国外理论动态》
（北大教授巩献田老师的按语和这篇文章，很多人没有引起足够注意。这是很值得一读的。特别值得十八大全体代表学习，以利正确决议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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