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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凌英: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的光荣之路——谈谈周秀云案件判决的重大意义!

顾凌英 · 2016-05-25 · 来源:乌有之乡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全国各条战线都存在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按照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尖锐斗争,公、检、法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与斗争的焦点。网上许多为王文军辩护的文章,依然固执的站在警民对立的错误立场,把无理说成有理。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只能鼓励警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去犯同样的错误。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警察的光荣之路! 

——谈谈周秀云案件判决的重大意义!

顾凌英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与全国各条战线的改革形势一样,都存在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按照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干扰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尖锐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公、检、法,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与斗争的焦点。

  多年前上海的杨佳事件,首先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说明了人民警察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有着极强的分清敌我、分辩是非的判断能力。党和人民给与我们人民警察高度的信任,因此对我们的要求也必定是很高的。否则我们不仅做不好工作,还会造成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而周秀云案件更加典型的告诉我们,人民警察只有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才可能正确的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才可能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好。如果太原警察,在接受工地报警而出警的时候,思想上首先明确,自己先要调查、判断清楚的是双方矛盾的性质,那么以后警察和民工之间的命案就根本不可能会发生。因此这个案件之所以发生,首先是由于警察对保安和民工之间产生矛盾性质的分析产生了错误。

  这个案子即使从保安强调的理由来看,也是人民内部的小纠纷,保安是为了工人的安全,才不让他们进工地的,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它的实质是工人完工10天,为讨薪早日回家过年,而要进工地的,而这个进工地的理由是正当的,是应当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所以以王文军为代表的警方,在出警的一开始他们对这一对矛盾性质的判断,就产生了错误。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后面一系列的错误。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有难度的案子,而是一个很简单的,经过调解就可以得到圆满解决的很平常的小纠纷。小题大作,把它处理成为一个有人命的大案,不仅不体现人民警察的能力,反而与杨佳案一样,是把一件小事,搞成了惊天大案,向着正确解决矛盾,相反的方向发展了。如果人民警察都这样来处理问题,那不是在给国家添乱吗?哪里能起到维稳的积极作用呢?!所以这个案件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提高警察执警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有能力很快地判断出矛盾的性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加以正确的、合理的解决。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就要使双方都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这样才能为国家分忧。

  而我看到的,为王文军辩护的文章,还是站在王文军之所以犯错误的同样的立场,来为他辩护。一定要把民工的利益和警察执法对立起来,把无理说成有理。但这并不能改变问题的性质,只能鼓励警察在今后的工作中,继续去犯同样的错误。他们在文中还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条文,其实条文很清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加强人民警察的队伍建设,从严治警,提高人民警察的素质,保障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

  第三条 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四条 人民警察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纪律严明,服从命令,严格执法。

  第五条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特别是第三条和第四条,把人民警察和人民的关系和对人民警察的要求说得很清楚,这里能找到为王文军虐杀民工周秀云的合法依据吗?!

  第二,为王文军辩护的文章,很奇怪的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基本的事实。什么是基本的事实呢?这就是周秀云是一个廋弱的妇女,而王文军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高马大的警察,如果两个人对抗,能是对手吗?!而事实是周秀云的脖子是被王文军拧断了、骨折了、脱位了、骨髓损伤了,人也当场死亡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为他开脱,有意义吗?能站得住脚吗?周秀云再无理,她人都死了,而她并没有犯死罪吧?这还需要辩护吗?不辩倒好,辩了反而使人感到:警察对人民毫无感情,死不认错,强词夺理,不可理喻,更让人觉得可恨而不可爱,作用相反,这对王文军会有什么有益的帮助呢?对同志的爱护也不能这样不讲原则啊!何况王文军一开始就抓住了周秀云的头发,周秀云如果不抓住王文军的裤兜,她立即就会倒下去,头皮就会被揪下来,这会多么痛苦啊!她抓住王文军的裤兜,完全是一种垂死的挣扎。人都死了居然还会受到这样没有人性的污蔑。这种辩护怎么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呢?!以为人民都是阿斗?!这种辩护只能破坏人民警察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第三,从王文军的案件让我们看到更担心的是人民警察的思想变化,有点脱离党和人民的倾向。譬如:那个警察打了人?作为人民的警察,对局里的领导能不说实话吗?为什么还要站好队,让被打的民工去認呢?这在党的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人民警察在法院外还要像民运分子那样,打着横幅,向党抗议,为自己维权?作为国家的专政机关,他们的革命纪律和组织观念哪里去了?!他们向社会募捐,难道国家养不活他们吗?!这在社会上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们想过吗?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能允许自己专政的工具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吗?这对王文军究竟是爱?还是害?!

  我本来是不想回复这篇文章的,觉得在党的教育下,他们的认识会提高的。但是想到人民警察如果朝着这条路走下去,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太危险了!他们觉得自己委屈,牺牲了许多好同志。其实革命队伍的英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能手。当然它的前提是要认清谁是自己的敌人!

  从警察队伍的这种情绪来看,处理好王文军的案子非常重要。已经超出了案子本身的意义。如果能从这里认识到做好国家专政机构公、检、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党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和对他们的关心;再通过他们的执法,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坏事就会变成好事。公安工作如果能建立与人民的良好关系,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一定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才是我们光明的出路。

  在解决公安思想问题的同时。希望政府也能表现对受害农民工切实的关心。毕竟他们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陈毅同志说: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更不应该忘了我们的衣食父母!

  附文:一

“文明执法”威力无穷!

——从王文军事件想开去

高山美

  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是党和人民对国家安全机关的一贯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总结自己胜利的经验,一定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反法西战争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指挥下取得的。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是它最突出的特点。今天从世界的范围来看,反法西斯的力量仍然处于弱势,因此认真总结我们过去胜利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后的工作取得新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就以我们抗战13年打败了日本。三年解放战争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法西斯统治的经验来说。我们人民军队的法宝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文明”两个字。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给全国人民总的一个印象就是“文明”,解放军打到哪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告就贴到那里。再看到解放军真正严明的军纪,新解放区的人民马上就把他看作是自己的队伍了。记得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打到了上海。早晨老百姓开门一看,解放军军纪严明地睡在自己家门外的马路上,一点也没有扰民,上海市民感动了,为他们送开水,......。共产党和他的军队,得到了上海市民衷心的拥护。敌人的谣言不攻自破。

  毛主席领导的军队还有一个“文明”的法宝,那就是“优待俘虏”的政策。不要小看这个不起眼的政策,蒋介石的几十万军队就是这样被消灭的。人民解放军的英勇顽强,加上“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俘虏政策。蒋介石的军队就“兵败如山倒”了。

  这个政策,不但使蒋介石的军队“兵败如山倒”,而且使双方的队伍都减少了伤亡;不但减少了伤亡,而且还使自己的队伍兵源充足,越打越壮大,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神。

  本来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只要放下了武器,立即就给与温暖,敌人的雇佣兵一感动,再加上我们的教育,就心甘情愿的变成了我们有觉悟的战士了。

  毛主席的辩证法,用到战术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敌人战胜了。习总书记要求我们“能拼善赢”,我们能够自如的运用毛主席的辩证法,就可以以更少的警力,制服更多的敌人,以更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绩。所以学习我们先辈的胜利经验,是“磨刀不误砍柴功”的一本万利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联系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警民关系,从上海的杨佳事件到今天的王文军事件,对于我们的人民警察来说,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事。都是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中,无事找事,人为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成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的典型事例。

  这两件事的共同特点都反映了某些警察局,警察纪律松弛,无所事事,人员多而警事少,人浮于事的现状。试问如果他们重要的案子很多,忙得不可开交,就像电视剧《重案六组》的警察那样。他们那会有精力来把一个几分钟就能解决的小事,弄成一个严重的大案?轰动整个中国呢?其实只要加强公安系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样的事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习总说:“要总结经验,从严管理,努力打造一支坚定纯洁、让党放心、甘于奉献、能拼善赢的干部队伍。”

  决不能让警察也打出自由化分子那样的“维权”横幅,向党示威。更不能培养出对党不说真话,自己打了人,不向组织交代;而组织却对此毫无办法,只好让被打的民工在上百个警察中去识别打人的警察,这样的怪事在我们的队伍中再次出现。如果这样,这警察的队伍还有纪律?警察队伍的党员还有党性吗?

  我觉得提倡“文明执法”可以大大地减少人民警察执法的阻力。会减少很多抗法事件的出现,至少也可以避免一些冤假错案的产生。小偷为怕警察抓,跳河淹死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2015-05-20 09:44:11人民网 深水区)

  附文:二

有谁知道顾凌英是干什么的,是法盲吗?

天下之景  2015-06-08

  看了顾凌英的文章,我感到悲哀,深深的为目前这个社会安宁的重要守卫者警察群体而悲哀!为顾凌英颠倒黑白、是非不分而愤怒!

  近期以来,涉警的言论在各类媒体上不绝于耳,人们都在发表着自己对国家公安机关的各类看法。这类看法,主要还是负面的的居多,正面的少之又少。从2014年12月13日山西太原王文军处警事件之后,这类炒作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顾凌英说太原警察不像共产党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有严格的党纪和国法约束的保卫人民的武装组织更是荒谬和可笑。我想说的是,顾凌英你还是从初中从头学习一下政治吧,警察是什么,从上初中时,我们就知道:警察、军队、监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国家暴力机器(机关)是一种施行的武力和强制力的特定国家组织和国家机关即军队、警察、法院、检察院等执法机关,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了这些特定国家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应有职能,这些特定国家组织和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暴力只能以履行法定职能为目的,只能在履行法定职能的范围内行使国家暴力。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武力和强制力,它的行使意味着对某些公民和法人法定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强制、执行。《人民警察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就事说事,顾说录相,我也说录相,从12月13日执法过程录相来看,我认为山西警察王文军的处置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试问王文军那天去那里干什么去了,是闲的无聊跑去散步吗?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都不是,王文军是接到群众报警之后,前去处置治安案件的。如果像顾凌英所说的一样,警察不知人民,没有为人民的观念,那么太原公安局接到报警后,完全可以不处理,不安排出警,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人民啊,也不为人民服务啊。说警察没有正确的政治观念,不问敌我,不问是非,不问政治,更是大错特错,可笑之极,周秀云、王友志一伙是人民,是无辜的,难道报警人保安队长和保安小马就不是人民了,难道挨了周秀云和他们一伙人的辱骂、殴打就是应该的了。试想一下,如果周秀云一伙人仗着人多势众在保安妥协之后,不再无理取闹,保安小马会报警吗?如果周秀云一伙,在警察现场调查时能积极配合,而不是阻碍执法,会发生后来的事情吗?如果周秀云能听从警察命令,不暴力阻止警察依法处置的话,会有后来的事情发生吗?不能因为周秀云死了,就说她是人民,她是正确的,而保安小马、保安队长等人不是人民了吗?如果说周秀云一伙是民工,保安就不是民工了吗?《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当场盘问、检查;经盘问、检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对被盘问人的留置时间自带至公安机关之时起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在特殊情况下,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至四十八小时,并应当留有盘问记录。对于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通知其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对于不批准继续盘问的,应当立即释放被盘问人。王文军他们当时的行为完全合法。

  我个人认为,王文军是个好警察,是忠于党和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好警察。如果他为了个人的安危,他完全可以在处置事件时,因为车辆故障或者堵车等原因没有及时赶到现场。如果他光顾保全自己,他也可以在周秀云撕扯其他民警时,不插到两人中间,不会用自己的身体隔开两人,导致自己成为了周秀云的攻击目标。如果他不想受到伤害,他完全可以采取警察法所赋予的权利,采用控制和制服手段将周秀云控制,不会被其抓伤脖子,撕烂警裤,大家知道,当时是冬天,冬天的警服质量也是比较好的,也是比较厚的,撕烂那得需要多大的力量啊。如果他不想严格执法、不想忠于法律,他完全可以采取某律师所说的“奔跑式执法”来保全自己。这些王文军都没有做,反而体现了,王文军忠于职守、敢于作为、敢做敢当的良好警察素质。

  顾所说的第一个错误,说抢手机的事情,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有人把手机伸到你的脸跟前,你会怎么做?换句话讲,就是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如果有人把手机伸到你面前,对你所做的事情进行拍摄,除了你允许的之外,我想没有人会感觉到舒服。当时现场用手机拍摄的人不只一个,为什么只收了那个手机,因为他们用手机拍摄名为监督,实为阻碍警察执法的行为,手机当没收,人更当接受批评教育甚至处罚。

  顾所说的第二个错误,警察非法抓人、打人。你所说的事件中民工明显没有违法,他们与保安的冲突主要停留在语言上,并不严重。那好,顾凌英,如果有人对你进行了恶意的辱骂,用言语侮辱了你的亲人,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会依然保持淡定,我不知道一个正常的人面对着 “尻你娘,妈了个逼”(周秀云语)这样的问候时,能有多淡定,会希望用协调来解决,至少从你的文章中我是这样理解的。更何况事实上经过人证和录相证明小马是挨了打受了骂的。如果打人和辱骂他人不算违法的话,你能告诉我什么是违法吗?

  顾所说的第三个错误,说所谓的徐学芬和王文军的母亲,居然目无党纪国法,在法院外打出了一个横幅“打击暴力袭警,坚决保护警察执法”的横幅,其辩护律师和其母还以其母亲的名义打着“警察执法风险”旗号专门设立“专用账户”接受捐款。

  照你所说的,他们打出的“打击暴力袭警,坚决保护警察执法”的横幅是奇闻,那么如果打出的是“支持暴力袭警,坚持反对警察执法”话,我想,可能会更是奇闻了。他们设立“专用账号”接受捐款,是一个母亲为忠于职守的儿子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支持,因为我们所有支持者不是瞎子,我们有是非观念。如果顾你所说的王文军家人所做的一切不合适是奇闻的话,那么,王友志、王倩一伙所做所为就不是奇闻吗?我们知道,一个案件从受理到审理到判决,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开庭前后,王友志及王倩不是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却在法院门外摆地摊,说是法院不让旁听,经法院辟谣后,原来是王友志一伙在造谣。在法院门口敲锣喊叫,这就合适了,眼里还有没有法院的尊严法官的威严法律的森严?如果王友志王倩所做所为合适,王文军家人所做不合适,这不正是应了那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老话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社会人人平等,周秀云和王文军是平等的,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而已。不能相比而言,因为王文军是警察,那么他所做的一切是错的,周秀云比较弱势,就可以她撒沷耍赖胡搅蛮缠,她所做的一切就是正确的吗?如果对王文军执法有异意,你可以向纪委、检察院、公安督察部门反映,要求复议或上诉。而不是,任何一个人只要感觉自己没有违法,就可以为所欲为。国家需要法律,社会需要秩序,每个人更需要知法、懂法、守法。

  对于顾所说的警察队伍中的资本主义自由化倾向和社会主义国家离心离德的法西斯情结,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法西斯是谁?是你,顾凌英。

  以所谓讲政治的语言来扰乱视听,以所谓的纯洁警察队伍来离间警民关系,以所谓的维护劳动者的基本人权来否定另一部分劳动者的人权,以所谓的坚持革命的光荣传统和反法西斯的本质来行法西斯之实。

  最后我们来看两组数据,来表明我的感想:

  据公安部人事训练局2013年4月的数据,1981年至2012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11286人,因公负伤164250人(2008年至2012年,因公牺牲2204人,因公负伤16821人,年均441名民警因公牺牲、3364名民警因公负伤)。“过劳猝死”是民警因公牺牲首因,暴力袭警成为因公负伤主因。

  2014年,全国有393名民警牺牲、5624名民警负伤。仅今年春节期间,就有9名民警牺牲在节日安保岗位上。2014年牺牲民警年龄集中在30岁至49岁之间,平均年龄45.3岁。其中,284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占牺牲总数的72%。从负伤情况来看,有2417名民警在与犯罪分子搏斗时受伤,比2013年增加469人,上升24%。

  国家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有军队、警察在站岗放哨、巡逻执勤;社会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有军人、警察在流血牺牲、默默奉献;人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是因为有许多警察、军人在时时刻刻守卫者我们这方乐土。

  现在,警察需要不是荣誉,警察需要的也是不赞美,而是理解和尊重。

  请还法律以尊严,请还警察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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