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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的阶级内涵是什么?

秋葵 · 2018-06-13 · 来源:激流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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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激流按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了,在历经200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为反抗剥削与压迫的斗争风起云涌,无数革命先驱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与热血,共产主义学说的瑰丽花朵相继盛开在了俄国、中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里,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反抗资本剥削与压迫的斗争,至今仍此起彼伏。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激流网特推出系列通俗化原著导读供大家学习。今天推出的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48年——1851年的法国是个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个阶级、各个党派、各种势力围绕社会秩序的建构、经济利益的分配、国家权力的配置相互纠缠斗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用犀利的语言对这场闹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对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政权更迭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渗透了马克思深邃的思想。

  历史背景+历史意义

  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开始,欧洲大陆的历史开始了新的征程———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而且法国的无产阶级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惊人口号,开始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欧洲大陆一些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党力量站在了革命的前列,他们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谱写新的篇章。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关注法国革命,亲自参加并指导了德国民主革命,并在整个过程中,及时地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恩格斯)。

  关于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这篇文章,是“在形势的直接压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发表在当时纽约出版的一个政治周刊《革命》杂志第1期,收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续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他通过科学地分析法国二月革命到路易·波拿巴政变这段历史中的阶级关系以及各项变化,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发展趋势,其比《共产党宣言》更充实、更具体,更具有深远的影响,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所直接分析的,是1848一1851年法国革命和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人的矛盾和惊人的混合。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来看,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互相矛盾的事实。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保皇党、共和党和山岳党之间的争吵,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慷慨激昂的著作界,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金条彩票、亏茄烟和香槟酒、冷盘肉和蒜腊一肠……走马灯式地、令人目眩地展现。然而,一夜间,一个平庸而可笑、握凝而下流的冒险家居然像清除垃圾一样扫荡了议会,两天间镇压了首都的起义,两周就平息了地方骚乱,通过徒有其名的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独揽国家大权的事实。一个拥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伟大民族,竟蒙受了有史以来罕见的奇耻大辱。

  事变晴天霹雳般地震惊了整个欧洲政界。有人出于义愤而大声诅咒,有人则幸灾乐成在分析事变本身时,人们不是把它只看作一个人的暴力行为,就是从客观主义立场而走向才政变发动者的辩护。总之“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然而,对于掌握了理解社会历史的钥匙,早就以冷静的科学目光洞察法国阶级斗争的马克思来说,这个时期政治舞台上演出的每一幕,都不是意外的。在他看来,是法国阶级斗争合乎逻辑地“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因而“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如果把这部著作同在它以前撰写的连载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照起来阅读,就会更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的剖析是多么令人信服!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政治斗争不论其多么复杂,结局多么离奇,只要透彻地分析各阶级、阶层之间基于经济状况的利益关系,都变得可以理解了。

  主要内容梳理

  1.历史事件梳理

  马克思将路易·波拿巴的复辟丑剧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并加以深刻的解读。

  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法国大革命自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开始,在此之后人民的革命热情不断高涨,革命进程不断推进,大革命走的是一条上升的道路。但在马克思看来,18世纪的革命终归只是资产阶级革命,而19世纪的使命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面对奥尔良王朝和基佐政府的专横,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局,巴黎人民再一次走上街头举行起义。起义进行的很顺利,王室逃亡了,路易·菲力浦被推翻了,共和国自然而然地成立了,但这个共和国只是“临时性”的,因为“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在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完成推翻奥尔良王朝任务的是“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的工人”。

  这些阶级和势力的阶级性质和利益诉求是不同的,这就预示着法国的革命也会像后来俄国二月革命后还会继续发展一样。事实果然如此,1848年5月4日法国的国民议会开幕,无产阶级发现这个国民议会“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他们规划的社会共和国理想破灭了。于是,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爆发了,但“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只有它自己。”是其它各种势力联合扼杀了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二月起义和六月起义有一个评价,在马克思看来: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对六月起义马克思则认为,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在马克思看来,二月起义完成的只是解决“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其结果只是初步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临时政府的过渡并没有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六月革命作为两大对立阶级的首次对抗其意义是重大的,真正开始了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革命最终能否取得胜利或许可以用马克思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来解释:“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政变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共和派“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取得了主导地位,它所做的事情是起草宪法和宣布戒严。而这两件事情都为它自己的下台和以后各次政变埋下了伏笔。宪法规定了各项绝对自由权利,但同时又规定“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的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的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此时宪法构成法尚未制定。宪法规定了两大权力,一是议会的立法权,二是总统的行政权,这两种权力的设计就为以后的权力斗争拉来开了序幕。宪法诞生了,是在刺刀的守护下诞生的,这就预示了它会在刺刀的威逼下葬送。戒严是一种非常态,但又是一种常态,当一种势力用来镇压异己势力时它就必然出现。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这个总统是依据宪法选举的,但同时又是违反宪法的,农民在波拿巴当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依据宪法,总统有权不经议会同意组织内阁,波拿巴就组织了以巴罗为首的秩序党内阁。这时,法国政坛上存在三大势力:波拿巴总统、共和派制宪国民议会、秩序党内阁。此时作为一种重要力量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隐退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其实,波拿巴并没闲着,他在学习行政权力怎样消灭立法权力的技巧。围绕宪法构成法的制定和制宪国民议会的解散问题,国民议会和内阁进行了斗争,共和派和秩序党进行了斗争。秩序党发动了“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反对国民议会,并动用了军队,“社会中坚”尚加尔涅出场了。1849年1月29日军队占领了国民议会的会议场所,制宪议会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次“政变”以党派斗争为名,以权力和利益争夺为实,秩序党战胜了共和派,内阁战胜了制宪国民议会,行政权战胜了立法权,最大的胜利者是波拿巴(尽管他以一个幕后旁观者的身份参与)。他排除了异己,学到了技艺,抓住了口实。这一切都暴露了法国权力架构和利益分配存在的问题。

  1月29日政变之后,秩序党依然掌握着内阁,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掌握着巴黎的军队,更进一步通过所谓的选举使秩序党占据了立法国民议会的大多数席位,控制了议会,基本上掌控了全部的国家权力。此时,波拿巴仍然是总统,议会里的波拿巴派议员势力微弱,共和派也势微了,社会民主派(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成了议会中最大的反对派。接下来的斗争将发生在秩序党和山岳党(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之间,发生在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秩序党和山岳党斗争的导火线是法军炮轰罗马,山岳党以该行为违反宪法为由弹劾波拿巴和内阁,并扬言要用武力保卫宪法。结果,弹劾案被否决,山岳党退出议会走上街头,他们非武力的斗争被尚加尔涅的军队“镇压”了。巴黎再次宣布戒严,社会民主派失败了,这就是6月13日的政变。

  6月13日的政变看似是秩序党胜利了,但议会失去了最高权威性,议员可以被交付法庭审判;军队又一次出场“镇压”了议会中的反对派,中立的军队成了工具,这个工具可能指向任何人;山岳党主要是为了反对波拿巴,没等波拿巴出场秩序党就出手消灭了敌人,总统的权威加强了。波拿巴在利用秩序党内阁击败了共和派和社会民主派山岳党之后他需要的是权力而不是被内阁架空的总统头衔,于是波拿巴和秩序党的斗争开始了。一个突然事件使他们的斗争暂停,为了填补六月事变后议会缺席的议员,1850年3月10日举行了补缺选举,结果社会民主派的山岳党又获胜了。面对革命的危险波拿巴又藏到秩序党后面了,把秩序党推向前台。秩序党为了对付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派,他们决定修改选举法,废除普选权。面对秩序党的挑衅,社会民主派只满足于所谓的“合法斗争”。这样无产阶级就被从根本上剥夺了参政的权利,回到了二月革命前的无权地位。

  选举法既已修改,普选权既已废除,双方的敌人都消灭了,秩序党和波拿巴的斗争就又重新开始了。波拿巴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十二月十日会,这是一个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效忠波拿巴的团体,除了把十二月十日会当作自己的军队外,波拿巴还想把国家的军队变成自己的军队,于是他开始拉拢和收买军队。秩序党为了限制波拿巴,为了防止任何革命的发生,它们不断妥协(需要安宁),最终它们认为防止革命是更为重要的。此时,波拿巴决定抢走议会手中的军权,他下令解除“社会中坚”尚加尔涅的职务。波拿巴免除了尚加尔涅的职务,任命了忠于总统的将军,这时秩序党既失去了内阁,又失去了人民,还失去了军队,在和波拿巴的斗争中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和无力,并逐渐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部分秩序党人投入到波拿巴的怀抱。面对这种形势秩序党还是对其它阶级、阶层的革命表现了高度的警惕和紧张,对波拿巴表现了十足的蔑视和不屑。波拿巴已利用这两种情绪逐渐使自己变成了“狮子”,而最终的复辟也就顺其自然发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秩序党是由三个王朝党——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组成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内哄和派别纷争,也是根源于为各派别的经济状况所制约的实际利益冲突的。例如,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对立,从“政治形式的外表”看,似乎仅仅是因为对两个王朝(即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眷恋,是由于色彩不同的保皇主义信仰,而实际上,“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不仅如此,由于大工业发育程度上的局限性,使当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还不能充分组织起来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这就使资产阶级个人的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同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发生对立,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和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发生对立,最后导致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决裂。

  所有这一切矛盾、冲突和纷争,使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没有能力管理法国,互相敌对的党派彼此弄得精疲力尽,这就使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命脉——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据为己有。结果,使1851年12月2日的事变成为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加之正好碰上了商业界进入繁荣期,政变得以成功。从这个角度来说,事变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结果是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如果说这个事变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那被讽刺的首先和主要是法国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政变中所遭到的一切后果都和它的出发点相反。如果说,法国民族的被愚弄是和什么人的愚蠢、无知和卑鄙有关系,那么,“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马克思没有像某些人那样仅仅从个人的品质去寻求事变的原因,但马克思也并不认为个人品质在历史事件中毫无作用。相反,马克思比任何人都更加深刻而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波拿巴的阶级属性、真实面目和品质的特征。正是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马克思还利用各种机会以轻蔑的态度揭露他的种种手段的卑劣。这种揭露不但丝毫没有夸大他的作用,反而入情入理地说明波拿巴这个最平庸的人物怎样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迎合了各个阶级的不同需要,从而能够飞黄腾达,当选总统,窃取政权。

  马克思紧密联系经济史来剖析这个时期的政治风云,准确地判明了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各政治集团、派别所代表的各个阶级及各阶层的实际利益、实际矛盾,以及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从而也就能精确地判定政治斗争的每一幕、每一政治原则、政治口号的阶级实质。由此也就能令人信服地证明:波拿巴政变这一历史笑剧、确确实实是大资产阶级、中等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业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小农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物质动因和观念动因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的“合力”所致。

  这样,马克思就以对这段历史的透辟分析,检验了最先由他发现的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的制约。”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2.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的辩证法继承并突破了黑格尔辩证法,摆脱了以黑格尔的观念或者概念为根源的辩证法思想,确立了以物质为基础的辩证法思想。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一种神秘理论,过分强调观念而忽视历史发展过程。只能靠观念和词句掩饰事物的发展过程,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为历史现实的发展提供线索。

  马克思不像其他哲学家那样把理论用来解释理论,而是把辩证法作用于实践,同马克思自己说的一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经典的政治理论著作中就可看出,马克思完美地将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实践的解释中,并以此来指导现实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论述了法国政治生活复杂性,揭示了“波拿巴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原因和阶级基础,深入探讨了斗争外部形势与内部矛盾的核心,准确说明了“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它内在的经济矛盾势必会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一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会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先前的社会关系成为新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取代过程引起阶级斗争,新的社会就是从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具体来说就是社会历史发展是要在之前的生产力基础物质条件下继承,任何人都不能脱离此基础。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并不是晴天霹雳般突然产生的,它也是顺应社会历史辩证发展规律的结果。二月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在二月革命以前,法国资产阶级君主制由菲利普领导的金融贵族掌权,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受到压迫,生活条件困难,没有自己的权利。在二月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斗争,国民自卫军消极抵抗,最后王室逃跑,七月王朝被推翻,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革命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中占有绝大多数位置的不是人民群众,而是占有一定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整个斗争中都躲在背后,当资产阶级看到革命胜利的希望时,即利用自己的经济条件打压无产阶级。最终无产阶级什么都没有得到。

  无产阶级进而采取了六月起义的方式试图取得执政地位,但事实证明六月起义是一次失败的革命斗争。当时工业资产阶级物质基础强大,想靠突然袭击的革命手段形成长久胜利是非常困难的,想和资产阶级一起占有生产资料是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法国无产阶级的起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没有生产力、没有军队、没有物质基础,很难打败资产阶级。六月起义与二月革命不同,二月革命是推翻君主专制,六月起义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

  从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辩证法分析社会矛盾是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的根源,一个社会阶级的发展需要否定前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与君主资产阶级斗争取得胜利,这是对前一阶级的一个否定,并且这构成了后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的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冲突是否定之上的又一个否定,这样的一种关系是辩证法的关系、是辩证法的运动、是社会历史的运动。

  从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到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整个经历了一次资产阶级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过渡,所有阶级共同推动着整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又与整体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整体历史发展的一部分。

  在后来直到路易·波拿巴成功复辟的这段历史中,马克思运用辩证法论证了社会历史的前进决定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阶级斗争的不断发展,各个阶级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关系,极力维护着本阶级的阶级利益,事物发展有过程、有曲折、有前进、有倒退,一个矛盾没有充分显露就可能过渡到下一个矛盾,事物之间相互影响,互相推动。每一阶段有每一阶段矛盾的主次方面,既统一又对立,推动着新的事物发展。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前夜,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与波拿巴展开行政权的最后争夺,但是,党内奥尔良派与正统派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前者代表奥尔良王朝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而正统派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在矛盾之下,大多数代表不同意修改改变总统任期的宪法,只有少数人同意,于是波拿巴如愿以偿地继续掌握着国家的行政权力。当国民议会意见不统一,不断出现分裂时,现代金融贵族对秩序党进行指责,认为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的不断争吵阻碍了现代金融贵族的正常发展,因为他们的利益与国家政权相吻合,金融贵族极力反对秩序党想通过波拿巴的政权给自己的阶级带来利益。波拿巴感觉时机成熟,提出恢复普选权,调集军队,想通过强硬的手段实行政变。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实现了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失败了的复辟梦想,用自己拙劣的演技取得了成功。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的政变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秩序党内两大集团相互牵制、软弱无力,对波拿巴没有强硬的约束力。波拿巴的政变一切都顺理成章,各个阶级意见不统一,每一阶级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阶级与阶级之间利益矛盾不可调和,波拿巴凌驾于新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荡之上,作为一个象征性的调和人获得了机会。同时,波拿巴政变的成功还有一定的阶级基础,代表了一定的利益群体,“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法国小农就像“马铃薯”一样分散,是一个“原子化”的阶级,他们彼此之间缺乏互动关系,彼此相互隔离。造成这种隔离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乡村交通不便和贫困,使得不同乡镇间的农民的交往困难,加之贫困和愚昧的缘故,致使他们无意去进行什么有价值的结社,更不用说形成政治类的社团了。另一方面,也是决定性的因素,即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拿破仑时代,这样的制度使得农民获得了一些土地,有利于他们过上安稳日子,但“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于是,在19世纪五十年代的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已经限制了农民的发展,使他们变得闭塞保守。另外在经济上,他们无需通过社会交往就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状态,进一步加深了小农间的隔离状态。

  但是,法国小农虽然相互隔离,但却有共同的利益。马克思指出,“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可见,他们本来就是一个阶级,一个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性的阶级。由于小农阶级的这种矛盾状态,使得他们无法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必须要有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替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利益代表人对他们来说一定要有权威,主宰他们的一切,给他们“赐下雨露和阳光”。所以代表小农阶级的政权,其统治形式不是三权分立,用马克思的话说,“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小农政权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而这正是波拿巴可以获得众多小农支持的背景。波拿巴的政变就是行政权压制立法权的胜利,他在小农和无业游民的拥护下复辟帝制,建立了行政权支配一切的社会,而立法权和司法权只是行政权的“左膀右臂”,根本谈不上制衡。

  马克思的辩证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剖析各个阶级背后的利益,深入阶级内部探寻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厘清各个关系中最深入的原因,为社会发展提供现实的理论意义。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模式,这种历史模式是现实、运动、发展的。马克思把他的辩证法运用到了现实的历史事件中,证明了运动的基础是物质,而不是观念,证明了这种方法可以揭开现实事物发展的根源,这就是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事物要发展离不开矛盾运动。

  马克思借助对波拿巴政变的历史事实想说明,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统一和对立的过程,在辩证法中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的中介,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发展需要克服事物发展的阻力,阻力来源于旧事物,要对阻碍的事物进行否定才能取得进步。马克思揭示出法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路线,上升、前进、倒退,就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对于指导今天的社会发展实践依然发挥指导作用。

  3.对小资产阶级的描述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在法国这样的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里,小资产者具有很特殊的地位。法国小资产阶级的主要来源是小农私有者、小商人阶级以及小手工业者。它最深厚、最本质的经济基础是小农、小商小贩等自然经济。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小生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中都有着很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它不但包括资产阶级中最激进的部分,以及广大的城乡小生产者,跟着它走的还有无产阶级中受它影响的一部分人。它反映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也体现了保守性。一方面,坚持社会民主平等,确定了其不断要求改革社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在革命中不切实际,只追求改良的手段,即坚持议会政治的道路,不能打破大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专制统治。

  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革命中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雅各宾派发展到民主共和派,民主共和派发展到山岳党,山岳党发展到社会民主派,再后来产生了新的山岳党。小资产阶级总是希望用“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但也不能据此说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

  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可能与小业主或小店主相隔天壤。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做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借用小资产阶级最常见的口号说,就是“自由、市场、法律”。这些口号集中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思想。

  “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二月革命时期,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革命后的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1848年6月事变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被欺骗了,因而它同工人接近起来。同时,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山岳党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的议会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觉到必须击败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1849年6月11日,山岳党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6月13日的事变后,山岳党四散而逃。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他们互相欺骗,山岳党人就这么完全分裂。

  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对外界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小资产阶级对议会政治的痴迷。“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象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之间决定哪一方打得更痛”。“一怕尚加尔涅,二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这表明了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它不能担当国家统治的领导角色。从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被打击下去,淡出了法国的政局。

  小资产阶级认为自己所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因为这种观念,他们总是处在准备当中而从来没有准备好,他们容易在空喊口号当中遭受到失败。一旦失败,“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总的来说,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狭隘的经济环境,总是显得懦弱摇摆,他们希望一个安稳的社会环境来休养生息,然而革命的现实总是打破他们美好的幻想。一旦他们加入到革命当中,他们总是热衷于大喊口号,并善于调和。他们的阶级地位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才是整个人类利益的代表者,一旦这种代表得不到现实的认可,他们就会将这种失败归咎于其他人,而自己清清白白地从斗争中脱身出来。他们是革命的,这是因为他们随时会跌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当中去;他们也是保守的,因为特殊的经济地位,他们总是幻想着调和,调和未果之时则选择摇摆;他们是善良的,只不过善良得有点太过分了。

  核心结论归纳

  (1)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的制约。

  (2)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3)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总结

  马克思不但运用他的理论、方法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而且写了大量分析“活的历史”变化的著作:这些著作既检验了他的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又精彩地分析竿当时的社会历史变化的实质、趋势,作出了令人惊叹的科学预见。在这些著作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最光辉的一部。恩格斯曾一再向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推荐这部著作,在一封信中他曾这样说:“我请你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可以说,这是最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教材,是活的马克思主义。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方面面都有所误解,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想尽办法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扭曲。首当其冲便是历史唯物主义,他们反对这个学说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先把它随心所欲地简单化和庸俗化,然后加以攻击。在学说的普及中,特别是在通俗化的宣传解释中,往往伴随着程度不同的简单化乃至庸俗化。按照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似乎仅仅知道了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且并不是具体地知道,就算是懂得了历史唯物论;似乎经济因素以外其他因素,政治因素、意识形态等等不值得重视,无须认真研究。这就给一些抱有成见的人提供了口实,说唯物史观不过是主张“单向”因果论或“线性”因果论的机械论。

  那些把历史唯物论当作“经济决定论”来攻击的最甚者,往往就是并不怎么了解经济史,甚至是对经济史一窍不通的人。而对我们来说,不熟悉经济史,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和政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何的实在联系;这样,在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中一当想到要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就容易出现贴标签、套公式的做法。反过来说,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并娴熟地运用这个历史观成功地分析异常复杂的历史事件,难道不正是得益于他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经济史的精确了解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现在的哲学主要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毛主席和马克思都告诉我们,脱离现实研究的形而上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唯物史观要从具体到抽象,而不是从抽象到抽象,要想为当代的斗争提出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只关注现有的事实是不够的,还需要仔细研究历史,抽象出相应的规律,找出现实各事物之间确实的而非臆想的联系。要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历史,准确地把握每一政治派发生、演变的历史及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弄清每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真实关系,把各个派别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

  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如此忠实地反映现实,如此精确地揭示事变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从价值观上说,就在于这个历史观是以代表未来的那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这种价值观是建立在如实反映客观历史规律的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的。

  而坚持唯心史观,不论是持主观主义态度还是客观主义态度,都免不了为现存事物作辩护性解释的结局。像维克多·雨果那样把事变看作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不仅夸大了波拿巴个人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是起着为资产阶级的开倒车行为作辩护的作用。而像蒲鲁东那样的客观主义态度,在力图证明事变的必然性时,总是要站到为事变作消极辩护的立场上,只是貌似客观而已。

  小资产阶级思想正是这样貌似客观的存在,在革命的各个阶段,都要注意小资产阶级所具有的迷惑性,坚持从阶级角度出发进行判断。小资产阶级总是会将自己包装成为最中立的存在,一旦最激烈的斗争发生,他们或者选择调和,或者选择倒向斗争双方的其中一方,也就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而选择调和事实上也相当于是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事业,已经站在了历史的反方向。小资产阶级就算是最激进的口号也是靠不住的,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从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警惕小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的遮盖,警惕那帮向往延安热情似火的革命生活却无法忍受艰苦革命斗争要求的小资产阶级。

  对于一个以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为己任的研究者来说,最要紧的是彻底揭露矛盾,根据确切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运动的主要事件和主要转折,并尽可能准确地判明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为了这个目的,在选材上也需要有合理的价值标准。马克思在分析当时事麦时为自己提出的选择标准是:在面临的大量事实中:“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因为,只有具有事变性质的事实才有助于揭示各政治派别的真实面目和实际利益,有助于判明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向,以便发现未来发展的征兆。

  思考问题

  (1)请简单描述从二月革命到路易·波拿巴复辟成功的这段历史中各阶级所扮演的角色。

  (2)政党的阶级内涵是什么?同一阶级是否会有不同的政党代表?为什么?

  (3)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研究与复兴传统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和差别?

  (4)小资产阶级有些什么样的特点?无产阶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看待工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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