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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选读)

王宏甲 · 2021-03-2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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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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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宏甲

  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1993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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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

  文|王宏甲

  编者按

  著名作家王宏甲的最新力作《走向乡村振兴》,首发于我刊纪实版2021年第3期(刊发题目为《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作者以亲见亲历书写了新时代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画卷。作者以一名老兵的步伐,穿行于七十多个市县和三百多个自然村寨,着重追踪采访了贵州省贫困人口最多的毕节市和发达地区的山东烟台市。他的目光由之前的扶贫攻坚,聚焦到乡村振兴。通过两地党组织领导群众走合作化之路的探索实践,王宏甲以他特有的深入调研和思索,令人信服地写出: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脱贫攻坚的最佳途径,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进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扶贫助弱、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百年不变的初心!黄钟大吕,世纪回响,令人奋进。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在此特节选第一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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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言

  当代世界,人类在不同的国度再一次重新认识自由、平等、正义、尊严和幸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均贫富”,是中国先哲和农民千古相传的追求。中国当代开展的脱贫攻坚战,是人类减贫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的行动。

  从前谁见过农民有档案?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脱贫攻坚战,通过精准扶贫,干部进村入户精准识别出贫困人口9899万人,全部建档立卡。到2018年底全国有280多万驻村干部在脱贫攻坚前线。那些“乡村的末梢”“峡谷里的山寨”,留下了这个星球上扶贫助弱的世纪回响。有一批干部没有回来,把青春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遥远的村庄。这就是发生在当今的中国故事。

  脱贫攻坚战持续八年,是亿万人民投入的社会实践。这本书在关注全国脱贫攻坚大战场的同时,特别记述的贵州省毕节市,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且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脱贫系列指标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脱贫线2020年全国指导标准为4000元。全国最富庶省份之一的江苏,自定标准为6000元。毕节最后脱贫的威宁、纳雍和赫章三个县,经“第三方”验收评估结果显示,所有贫困户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元。怎么做到的?

  多少年来,“贫困的标签就贴在毕节的脸上”。早在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并指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贵州省及毕节市没有辜负。毕节不仅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而且全市3700多个村全部建立了集体合作社,目前集体经济积累已达12.2亿元,平均每个村集体经济32.9万元。这又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就是: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历史告诉我们,组织起来是不能忽略的常识。1840年中国的大门被英军炮火轰开之时,中国就像个大乡村。从那时起,“振兴乡村”就放在中国人面前了。西方列强,公司、工厂都是组织起来的状态。中国人多,各自耕种形同一盘散沙。1840年那场战争,是组织起来的英国侵入一盘散沙的中国。结果是“组织起来”打败了“一盘散沙”。

  即便是“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村,仍蕴藏着救中国最伟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把广大人民组织起来,以“农村包围城市”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经历了土改、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春秋战国以来土地私有制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劳作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几亿农民也组织起来了,与西方社会的根本区别是:中国农民走上了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百年实践也让我们反复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多么重要。加强党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更要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在我国农村真正加强党的领导,就意味着要坚守党的宗旨,要有紧迫感地引领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毕节实践最突出的是,在新时代坚持“大党建统领大扶贫”,遵照省委部署,在农村开展学习塘约村党支部领导创办“村社一体”合作社的经验,取得试点成效后,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村干部和党员率先入社,将贫困户全部吸收进合作社,以强弱联合凝聚乡村社会,实现了党组织对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合作经济组织的全面领导。其经验得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肯定。实践显示,这是脱贫攻坚的最佳途径,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保障脱贫不返贫的必要举措。

  本文还记述了山东烟台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探索。毕节和烟台,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两地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在贫困地区可推行,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推行。

  烟台实践是由市委组织部发起,在市委领导下,市政府会集多个职能部门的合力在全市范围开展起来的。革命战争年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才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取得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胜利。组织部门的工作并非只管党员和干部,应继承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如果只管干部和党员,会脱离群众,而脱离群众就很难选好干部。烟台市委组织部自觉地将组织工作推进到党建引领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前线,是新时代组织工作的重要开拓。

  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毕节在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并要求“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自此,遵循新发展理念,倾力去做衔接乡村振兴的工作,成为毕节的奋斗目标。

  再看毕节的另一个重要经验。几年前塘约村脱颖而出,在于解决“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问题。毕节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后,发现:如何解决“一个村的单打独斗”,上升为具普遍意义的新问题。这促使“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在毕节应运而生。此举非常重要,因为即使把一个村的全体农民都组织起来了,仅靠“村自为战”是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迈上这一步,乡镇党委书记、县委书记都由此凸显出更关键的领导作用。

  毕节通过“大党建统领大扶贫”,把多种经济形式的经营者组织在新时代的统一战线里,村集体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私营企业并存,共同致力于乡村振兴。由于村集体合作社吸纳了全部贫困户和很多非贫困户农民,由于倡导按劳分配为主,劳动报酬一般高于大户支付的劳动力工钱,越来越多的农民愿意加入村集体合作社。劳动力流向发生改变,去大户打工的农民逐渐减少,以至有一批种养大户相继加入到村集体合作社中来。这个新情况里呈现着,最有力量的其实就是劳动人民,人民选择哪里,哪里就会发达。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毕节试验区建成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这不仅是毕节的任务,也是贵州省的重要工作。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向全省介绍毕节市探索“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等“四个留下”机制,这就是在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目前他们正全力以赴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力图在毕节积极探索取得可喜成就的基础上,形成可资借鉴、可供学习的经验,使之对全省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无论乡村与城市,党和人民的密切关系,才是我们国家坚强有力的保障。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它需要全民族的关注和努力。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全民族的复兴。

  乡村振兴,匹夫有责。

  民族复兴,匹夫有责。

  第一章

  一个致力于改变贫困的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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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学地理,知道我国有个云贵高原。毕节在贵州高原最高的地方,这里是贵州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我国在1980年建立深圳特区,1988年建立毕节试验区。如果说前者是致力于富起来的经济特区,后者便是致力于改变贫困的试验区,也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毕节试验区起源于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深切关怀,由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建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指示,并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讲到毕节,肯定毕节在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和自身努力下,发生了巨变,并要求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

  01

  乌蒙山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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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主席曾在《七律·长征》中说“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毕节就在茫茫乌蒙山腹地。

  毕节,乌蒙山,在我心中是个谜一样的地方。早先在安顺塘约村采访,我听一个农民说,他祖上是从毕节迁过来的。我问毕节在哪里,他说:“一个很穷的地方。”

  后来我知道了,它西邻云南,北接四川,古有“于滇为咽喉,于蜀为门户”之称。诸葛亮《出师表》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渡泸就深入毕节境。蜀道难走,毕节之地在诸葛亮的描述中更“蛮烟瘴雨”。然而毕节是早有多民族聚居的,当地一个名叫济火的彝族酋长助诸葛亮擒孟获,还受封为罗甸王。

  同在乌蒙山腹地的贵州毕节和云南昭通,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地方。初听不知如何取信,印象中我到过的青海、西藏、甘肃等地也很贫困。之后,知道西北特困地区的人口没有乌蒙山腹地这么多,贫困人口也没这么多。2019年底,毕节户籍人口有937.76万,有46个民族,它也是全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级市之一。

  20世纪90年代,我去青藏高原采访,驱车在4000里青藏线,曾感叹这高高的天路怎么这么平坦!那时体会到,高原是海拔高,地是比较平的。贵州毕节不同——它的地貌呈三级阶梯状下降,中部地势切割程度尤其深,落差很大。我多次站在威宁、纳雍、赫章等县群山逶迤的高冈上,看那巨大的山地落差,看农民从山窝窝底下一层层把庄稼种到山顶。民谣说:“开荒开到天边,种粮种到山巅。”我感到又一次遭遇很大的“陌生”。

  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古称黔江。乌江就发源于毕节威宁县境。所谓山高水长,毕节境内十公里以上的河流算起来有193条,可是毕节“喀斯特地貌十分复杂”。早先我只知有“沙漠化”,没听说过“石漠化”。毕节的喀斯特地貌以“石漠化”为主要特征,就像沙漠留不住水,这里的石漠化山地也留不住水,水在地下悄无声息地流成地下河,流出境外滋养他乡。

  贵州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毕节是贵州最贫困的地方。我在毕节听到很多人会唱一支歌《毕节,我可爱的家乡》——

  一百里杜鹃花歌唱的地方

  一千只黑颈鹤跳舞的地方

  我的高原花海

  我的青春摇篮

  毕节啊毕节

  我快乐的家乡

  一叶轻舟银河走

  草海在天上

  一片情迷织金洞

  迷宫王中王

  我的高原画廊

  我的幸福方舟

  毕节啊毕节

  我神奇的家乡

  歌声并不高亢,如泣如诉。在那一声声“我的青春摇篮,我的幸福方舟,毕节啊毕节”的歌声中,我的眼前掠过我所见的大山里的贫困和与贫困的搏斗……多次听得泪水盈眶,那倾诉般的旋律,就是那万重大山里火塘边真实的梦想和追求。

  不管怎么说,我的内心听到了呼唤,我知道自己又一次遇到了“不敢不写”。我一次次走进我陌生的地方,它的黄昏和早晨,山川与沟壑,坦荡与叹息,篝火与民歌……

  事实上,艰苦一直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人们可能在富贵中堕落而死,却可能在贫困中奋起而生。我相信生命中遇到毕节,这个艰苦而民风依然淳朴的地方,会告诉我很多很多。

  02

  贫困地区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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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毕节的批示,是在2014年5月15日,写在贵州省委上报的《关于毕节试验区建设发展情况的报告》上,第一句话就写道:“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

  四年后,2018年7月18日,习近平对毕节试验区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三十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方面大力支持下,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推动毕节试验区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

  从“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到“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这个“典型”走过怎样的历程?

  贵州省海拔最高点在毕节赫章县境内。我初次到赫章是2017年4月12日,当时的毕节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郑荣领我去乡村调研。郑荣就生长在赫章,她曾在赫章县野马川镇当过镇党委书记,对赫章县很熟悉。这天我们去了赫章县的海雀村。路上,她告诉我:“海雀村的贫困曾惊动中南海。”

  我曾有所闻,不知其详。她说,当年是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刘子富报道了海雀村的极端贫困,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

  我问:“哪一年?”

  她随口就说出:“1985年6月2日。”

  我在海雀村“文朝荣纪念馆”里看到了这篇报道的复制件:《赫章县一万两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文章首句:“贵州省赫章县各族农民中已有12001户63061人断炊或即将断炊。”

  刘子富写道,他到“海雀村的三个村民组,看了十一户农家,家家断炊”。他走进一户苗家,看到安美珍大娘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她家“四个人只有三个碗,已经断粮五天了”。他一连走了九家,“没有一家不是人畜同屋居住的,也没有一家有像样的床或被子,有的钻草窝、有的盖秧被、有的围火塘过夜。”

  最后,刘子富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部分区乡干部对农民的疾苦不关心,麻木不仁,不少人由过去怕富爱穷转向爱富嫌贫,缺乏起码的工作责任心。比如海雀村距恒底区委十二公里,区干部对这个村的贫穷状况也知道,但就是没有认真深入调查了解,(没有)真心实意帮助农民脱贫。”

  刘子富把这篇报道用急电发给新华社,新华社立即编发出《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急送。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看到这份报道,批示:

  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习仲勋在“严重警告”后面用了三个感叹号,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心情。接到中央办公厅用明传电报传来的习仲勋批示,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抽调干部星夜兼程赶往赫章县,就地开仓发粮。是时,海雀村的山道上,农民们马驮人背救济粮回家。

  03

  和尚坡与万亩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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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2017年,我们正向海雀村去。

  郑荣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个书记种树改变贫穷很著名。”我一时没想到是哪三个书记。她说:“市委书记杨善洲,县委书记焦裕禄,村支书文朝荣。”

  海雀村就是文朝荣的家乡。海雀村的贫困,曾达到几乎是贵州省贫困之最。“森林覆盖率在1985年只剩下百分之五。”

  “又是1985年,当年调查的?”我问。

  “是的。”她说,“那年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全面调研。”

  关于毕节的贫困,我曾听过这样一个说法,有的人家没饭桌,把一棵大树的树干两头锯平了,搬到家里当饭桌。没碗,就在树墩上掏几个碗状的圆窟窿,把玉米糊糊舀到那圆窟窿里,孩子们就围着树墩呼呼地吃。我问,真有这样的事?不止一个人回答过:真的。如果是真的,能当饭桌的树墩,那可不是小树。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只剩下百分之五,按此说这地方几乎是光山秃岭了。怎么会这样呢?

  这天,我们在海雀村开座谈会一直开到黄昏后。我问了这个村子为什么叫“海雀”。

  “海雀,是水源地的意思。”县委书记刘建平说。

  “是现在叫海雀,还是以前就叫海雀?”

  “一直都叫海雀。”

  他们说,这里曾经树林茂盛,水源丰富。苗族人很早是从一个叫黄沙的地方迁来的。

  “那树林是什么时候没了呢?”

  “大炼钢铁的时候砍树。”有个乡干部说。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都是这么说的。”他说。

  我看这位乡干部比较年轻,又问他是哪年出生的。他说1980年出生。我算了算,从1958年到1985年有27年。我问:“这27年,海雀村周围树木都很少吗?”

  “那不是。”有村民说。

  这时有个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的村民说:“1958年这里没有炼钢铁。”我问:“大爷,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939年生的。”他说。

  “他78岁了。”有人说。

  “他是个老党员。”又有人说。

  接下来我知道了他的姓名叫王学德,1985年9月20日入的党。我问:“您确定这里没有炼过钢铁?”

  “外面乡里有土高炉。我们这里没有。”

  “为什么没有?”

  “太山沟了,炼钢铁没有炼到我们这里。”

  “那什么时候砍的树?”

  这时村民陆续说,1981年开始砍的,“属鸡那年。”……我想起了我从前插队的山区也是这期间大规模伐木的。我于1976年招工回城,过了五六年,回去看插队的闽北山村,看到昔日葱茏的青山被砍得光秃秃的,公路边,沿路堆放着的木头随山区公路绵延起伏,等待汽车来拉。那公路是公社抽调生产队社员修的,我参加过修那公路。那山上的林木,也有我们插队期间造的林。我问村干部,砍成这样,行吗?回答:卖树致富。也就在这时,武夷山有个护林员陈建霖站了出来:“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敢砍树我就咬谁!”他破天荒地在武夷山景区立了一块《毁林碑》,把那些领头砍树的干部姓名刻在碑上。这件事被作家徐刚写进了长篇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发表于1987年。徐刚是我国写生态保护的著名作家,他写的纪实文学《大森林》在2018年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我是本届鲁奖报告文学组的副主任评委,对徐刚的生态保护系列作品比较了解。

  在海雀村这天,我问:“那时候这里通公路了吗?”

  “没有。”

  “那木头怎么拉出去呢?”

  “烧炭。”

  “把炭拉出去卖?”

  “是的。”

  砍树容易种树难。他们说文朝荣当上村支书后开始种树,起初只有几个人跟他种。“种了12亩,活了350棵。”1985年开始,他带领全体村民大面积种树,种了三个冬天。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坚持分批次种和补种,种了33座山坡,13400亩荒山从“和尚坡”变成了林海。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达到63.06%。整个毕节的森林覆盖率从1988年的14.9%提升到2019年的56.45%。海雀村的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县,也高于全市。

  这天,我们去文朝荣家看望了他的妻子李明芝。

  4月的山里还有点冷,明芝大娘穿一身紫红的棉衣,头上戴一顶桃红卷黑边的彝族帽子,帽子下檐露出银丝般的白发。

  我问大娘今年多大年纪了。她说:“属蛇。”接着又说一句,“朝荣属马。”属蛇生于1941年,属马生于1942年,她表达的是她比朝荣大一岁。我忽然看到,明芝大娘微笑着的眼睛里有一种相当自信的神情。

  我问大娘与朝荣怎么认识的。她说人家介绍的,然后朝荣就到她家里去相亲。她家在德卓乡的乡下。我问见面感觉怎么样,她说没见面。

  “怎么没见面?”

  “我躲起来了。”

  “啊!”

  “他去了三次都没看到我。”她又说,“我看到他了。”

  “你怎么看到他?”

  “我躲起来偷偷地看他。”

  大家都笑了。有人问,“你看了满意吗?”

  “将就吧。”

  郑荣后来说,明芝大娘说这句话时脸就泛起红色,而且有一种少女的羞涩。由于文朝荣已经去世,我们去看望明芝大娘,交谈有意想轻松些。大娘很开朗,她说她是19岁嫁过来的,那是1960年。谈话间说起她嫁过来的时候,村前村后,山里山外都有很多树。

  “有大树,有小树。”她说。

  后来还是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文朝荣最后的日子。大娘说,那是2014年的腊月二十九,朝荣走的前12天,县委书记黄光江来看朝荣。

  黄光江书记说:“老文,我们来看你。”

  朝荣躺在床上,看着县委书记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黄书记,一定要管好我们海雀这片林,这片林毁了,海雀就毁了。第二句:要在我家后面搞一个场子(市场),好搞经济。第三句话是笑着说的:我走后,把我埋在林子里,等小康了,让正友(文朝荣的儿子)放一挂火炮把我震醒,我要看看。

  告别海雀村这天是农历三月十六,月亮又圆又亮,月光下能看见林海就在车窗外闪过。1985年的海雀村没有电灯,今天的海雀村有网络,可以收发微信。

  我想起喀斯特(KARST)一词是外来语,意思是岩石裸露的地方。这里的喀斯特地貌上先前并非没有树林,而是过度砍伐才造成岩石裸露。喀斯特地貌经不起大量砍伐树木。地球上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来自海洋湖泊。所有的土,都是树的尸体,经亿万年积存才形成土层的一部分,是土壤中有机物质的主要来源。树与土相依相存,才日益茂盛肥沃。一旦失去树,就无法阻止水土流失,土就变成大雨大水的俘虏,被洪流浩浩荡荡押解到大海里去。要再造土层保护生态,何其难!

  我想起记者刘子富在1985年尖锐地写出,一部分干部“爱富嫌贫”的倾向已经出现。这个倾向将成为更严峻的灾害。不仅干部经受着检验,生产队解体后,村民争相砍树换钱,人人都经历着检验。人为私利而不惜牺牲环境,在那时汹涌地冒出来了。

  我看到,“和尚坡”变成“万亩林海”,这里分明呈现着党支书文朝荣组织群众再造家乡的集体力量。公与私,党和人民,个人行为与集体力量,在这个小村庄展示着不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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