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呻吟语》：明清救世启蒙先导

　　《呻吟语》，明代末期语录体清言小品的优秀代表作品。“呻吟语”涉猎广泛，纵谈古今天下、身心家国、人情物理，体悟性强，反映出作者对社会、政治、世情的体验以及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开启了明清之际救世启蒙先导。《呻吟语》作为一部明达体用之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先后被翻译成2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

（一）

　　《呻吟语》的作者吕坤（1536—1618年），明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叔简，号新吾，自称抱独居士，人称“沙随夫子”，河南商丘宁陵人，一生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历官山西襄垣知县、山东参政、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等。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病逝，明天启元年（1621年）被朝廷追封为刑部尚书。吕坤为官刚正清廉，崇真尚实，体恤百姓疾苦，深受百姓爱戴。因不满明朝政治中的各种弊端，称疾乞休，居家20载，以著述讲学为务。《明史·吕坤传》评价其“刚介峭直，留意正学。居家之日，与后进讲习。所著述，多出新意”，与沈鲤、郭正域被时人称为万历年间“三大贤”。他讲求“实用”“事功”，推动社会改革，躬行地方实践，其批判封建专制弊端、倡导学校议政、维护妇女权益等新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积极进步影响，是明清救世启蒙思潮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其唯物主义思想被载入《中国思想史》。吕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呻吟语》《去伪斋集》《实政录》《交泰韵》《四礼疑》《四礼翼》《闺范》《忧危疏》等。

（二）

　　《呻吟语》完成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吕坤所处的时代，政治危机日趋严重，赋税沉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明朝的统治病入膏肓。吕坤痛感当时社会种种弊端，主张兴利除弊，致力于励精图治、教化民风，积30年心血完成了济世良方《呻吟语》。他在序中写道：“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故以“呻吟语”命名。《呻吟语》分内篇、外篇共6卷，涵盖了礼、乐、射、御、书、数6个方面，论述了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诸多话题。吕坤在学术上“以自得为宗”，不拘门户，出入百家。他在《呻吟语》中表明自己的学术立场，称自己的学说既不是道学、仙学，也不是释学、老庄申韩之学，“我只是我”，自成一家。该书有四大特点：一是文风贴近口语，不虚谈高远，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益人智慧。如“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难”。二是以笃实为本，务求规矩，有感而发，含蓄蕴藉。如“心要虚，无一点渣；心要实，无一毫欠缺”。三是言简意赅，概括精当，有的三言两语，却洞彻精微，灼见新意。如“无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业”。四是语言生动明快，真切传神，善于运用比喻、对偶、排比、拟人、夸张、反问等多种修辞格，富有韵味和力量。如“无所乐有所苦，即父子不相保也，而况民乎？有所乐无所苦，即戎狄且相亲也，而况民乎？”句式长短错落有致、和谐优美，充分契合了“言语以简重真切为第一”的观点。

（三）

　　《呻吟语》具有显著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因素与倾向。吕坤的思想核心为“气本论”，蕴含诸多唯物主义思想成分。书中认为“气无终尽之时，形无不毁之理”。气是万古长存的，形是暂时的、要毁灭的，但这种毁灭只是“气”从一种物质形态转向了另一种物质形态。书中还提出了“气化无一息之停”“运动守恒”的观点，有“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的思想倾向。“天地万物所赖以常存者‘恒’故耳”，运动的守恒是物质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气”守恒运行的规律和天地万物守恒的运行规律是统一的。其宇宙生成说，坚持用“道本自然”的气化学说来解释天地、人和万物的形成，把三者的生成看作是物质实体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卓越的哲学见解，十分可贵。此外，书中还具有许多辩证的思想范畴，这也是一笔宝贵的理论遗产，主要反映在自然、当然和偶然说中。“自然”又称必然，书中用它来表示客观事物或自然现象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趋势，也就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如“阳亢必旱，久旱必阴，久阴必雨，久雨必晴，此之谓自然”。“当然”表示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道德规范的实践，是“性分之所当尽，职分之所当为”。“偶然”则表示不合常规的少数例外的反常现象，如“小役大，弱役强，贫役富，贱役贵，此之谓不得不然”。作者认为自然、当然、偶然都是宇宙的具体内涵，都具有客观存在的意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中，必然性和现实性得到了统一。

　　《呻吟语》中的民本思想开启了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的先河。书中明确提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和历史发展变化的决定力量。“知君身之安危，社稷之存亡，百姓操其权故耳。”书中还提出了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的观点，“盈天地间，只靠二种人为命，曰：农夫、织妇。却又没有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倡导“民主君仆、民体国用”。这种重视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中地位与作用的思想在理论上更为深刻。与此同时，吕坤对自己所属阶级的剥削本质也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亦轩冕徒，久股民膏脂”。他对于民间的种种疾苦，有着深刻的洞彻，有着深厚的同情，更有着拯救的实政措施。首先，他奋起抨击和揭露了君主专制自私、贪婪的真面目，矛头直指封建君主，在政治思想上倡导“以理抗势”，具有限制君主过度极权专制的进步意义。书中认为，封建君主虽掌握着天下最高的权势，但也应该有所约束和畏惧，天下所有权势必须接受天下公理的制约。吕坤也正是因“以理抗势”，触怒万历皇帝和权臣，不得不托病辞官，隐居林下20余年，再也不被起用。其次，书中提出要缓解社会矛盾，必须首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让人民能够生活下去。吕坤认为“此富民为王道之首务也”，而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就在于“足民”，“足民，王政之大本。百姓足，万政举；百姓不足，万政废”。在唯物史观诞生之前，尤其在明中晚期封建专制日趋强化、政治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作者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有着如此深刻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该思想开启了黄宗羲、唐甄等人的中国早期民主启蒙思潮的先河，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其民本思想毕竟是封建时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总体上没能摆脱君主政体认识的桎梏。

　　《呻吟语》浸润了吕坤对立身、处世各种充满哲思的思考。比如，书中主张在与人相处时，不要针对人的弱点、敏感点而与其相争，要遵循“五不争”的处世原则：“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不与盛气人争是非。”书中还谈了如何待人的问题：“责善要看其人何如。其人可责以善，又当自尽长善救失之道。”做事情，应对事务，就涉及跟人打交道，要因人制宜，注重方式方法。书中指出人际交往一定要遵循人的“自然之情”，“得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得？失人自然之情，则何所不失？不惟帝王为然，虽二人同行，亦离此道不得。”就是说，不管是治国理政，还是人与人相处，只有保持着人的自然之情，世人才能自然而然地认可你、接受你、信任你，乃至喜欢你、尊敬你。在《养生》篇中，吕坤提出“养德”乃“养生”第一要务，并诙谐地告诉人们，“二陈”“四君子”等草药汤羹虽对于调养身体确有功效，但以清心寡欲食淡之方为最佳。书中开出的养生之方超出了物的境界，认为“养德”“养心”方是“无价之药”。

　　《呻吟语》是一部极具思想深度的力著，对后世的儒学发展和文化传播有重要贡献。它既继承了儒家的传统精神，又开拓了儒家的新境界，映照出吕坤这样一位有着多种思想侧面、自诩为“新吾”“抱独”的学者征服自然、自我完善和积极进取的时代光芒。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想家颜元，读罢《呻吟语》后叹服曰：“近世大儒也。”在吕坤去世逾200年之后，1826年（清道光六年），朝廷应礼部呈请，准许吕坤入祀孔庙西庑，成为受到奉祀的先贤先儒之一，是清代官方认定的一代“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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