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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有十年文选】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谭伟东 · 2013-09-2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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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斗争的剧烈交锋除了主义之争而外,主要体现在道路之争上,集中在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上。而在中国现阶段改旗易帜尚未成功的情况下,这个道路之争曲折地表现为改革开放往哪里去?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分蛋糕与做蛋糕孰轻孰重?

  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谭伟东

  中美战略研究院 总裁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的经济与政治斗争,文化较量的最为主要和根本性的社会博弈或斗争。民族、阶层、性别、年龄(年轻化问题),甚至于世界与国际社会矛盾,都经常和基本是从属性的。偶尔在外敌入侵和世界大战时,民族矛盾会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路线斗争。这是因为路线斗争体现了主义、道路、旗帜、方向之争,是阶级利益、阶级诉求,特别是阶级统治和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方位规定和路径选择。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泽东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中,在长期的反复的敌我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深度研究和科学把握中,在正反面经验教训的积累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的路线斗争理论和策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反对教条主义、机会主义、经验主义的修正主义,把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发展成为系统和全面的路线斗争之理论、思想和政策,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社会革命理论素养。真正地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中解放出来”,使其变成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武器。

  毛主席说,“路线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会丧失”。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那是基于他几乎至始至终都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党内正确势力,向着家长制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并同时在普遍性简单效法俄国革命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武装暴动的思潮下,既关注工人运动,又根据中国的国情把重点转向领导、研究、考察农民运动,成为和彭湃一样名副其实的“农民王”。

  路线是什么?路线斗争包含哪些内容?路线斗争是主观臆断还是客观实在?取消、放弃或哪怕是掩饰、弱化路线斗争,后果会怎样?

  阶级斗争不是简单、无序的乌合之众闹事,不是痞子运动,不是偶发的社会群体冲突和族群对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里,依照列宁的定义下的掌握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对失去生产资料的被统治阶级,进行系统的制度性的,基本上是经济性的也包括超经济的掠夺、压迫、剥削和后者对前者的不断的反抗、斗争直到暴动或武装起义。既然阶级斗争是系统性的,阶级的政党、领袖集团就一定形成目标、道路、方向和旗帜,而这些路线图和最低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路径,就会因为不同的阶级主张,阶层意识,认识差别,政治信仰区别,而形成方位和道路之争。

  由此界定,路线就是阶级阵营、阶级战线、阶级联合的最核心主张、利益和诉求,就是阶级的政治信仰,是阶级的最终追求,并且是阶级之最低与最高纲领,从而对革命阶级而言也就是革命和建设的目的和手段的最集中体现,是其政策、战略、策略的核心构成。

  路线斗争包括主义斗争、道路斗争、旗帜斗争、路径或手段斗争、策略原则斗争。主义之争一般说来构成路线斗争的起点。这主要是由现代政治斗争和政党、国家与军队的现代性特点决定的。历史上的举义起兵,通常只要师出有名,装备供需得到保证即可。从而流寇主义的多,改朝换代工具的多,可持续性的打破周期律的没有,稳定有序江山的也不多见。现代的政治较量,或现代化的剧烈冲突的阶级斗争,要求系统的思想武装。这包括军队的思想文化水平。因此,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一只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现代化以来,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而外,就是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流派学说,其中包括乌托邦或空想社会(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包括新老自由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新老),无主义主义(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资本主义(包括道德资本主义)。至于哲学上的黑格尔主义(青年、老年之分),康德主义(新老之分),实用主义,美学或画派的种种主义,基本上不构成阶级社会与路线之争的本质。而自由放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其现实操作的休克主义,同新保守主义一道,却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旗帜和杀手锏。

  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突破口看似是内外反动派所精心制造的斯大林暴君、列宁独裁与德国间谍、毛泽东等清一色原社会主义国家元首的个人崇拜等等的反动宣传甚至妖魔化,但要害的系统性突破口的防线性的摧毁却是对主义的颠覆。而主义之争的白热化开始于主义的模糊,曲解,模棱两可和造谣欺骗。这就是辛子陵类及其背后的主子,反复巧妙地肢解经典作家,蓄意颠覆马列毛主义的真正目的所在。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列宁主义雪藏方法,毛泽东思想晚年错误论等等,表面上看似端正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新局面,实则开启了高校、知识分子群体、青年学生里的嘲笑、围攻、贬低甚至肆意践踏马列毛主义的颠覆闹剧和思想意识形态公开争夺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与理想,马列毛主义的科学信仰和理念,在市场价值,金钱诱惑,腐败堕落的灵魂躁动和现实经济利益驱动下,简直是可以说在主流话语意义上是一败涂地。政治课教育成了最大的战败战线。青年一代从开始的不甚了了到现如今的系统封资修灌输和现实社会畸形反差,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的彻头彻尾的思想俘虏。哈佛大学道德教授在复旦大学的千人超级大课堂的课堂反应,基本上代表着这种现况。

  马克思主义工程和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有似乎比没有要好,但马列毛主义绝不是靠机械性的工程造就可以传播和发挥作用的。不深入到工农大众中,不可能产生救国救民的情操;没有人民意识和思维,不可能产生现代马克思主义情怀;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情怀,只能是挂羊头卖狗肉,谋取个人私利与功名。屁股坐在官僚买办富豪一边,脑袋里装着小资情趣,一心出人头地,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向上爬,不可能接受马列毛主义真传。

  当前的路线斗争,极为尖锐地表现在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上,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上。具体体现在第一如何评价和科学完整地掌握和高举毛泽东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思想旗帜;第二如何继承和发扬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科学计划经济传统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第三如何肃清西方马克思主义借助于第三次科技革命,阉割马克思主义灵魂,葬送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质,取消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异化与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精神鸦片或镇静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内乱说或十年浩劫说,中苏十年大论战的所谓“放了很多空炮”说,和无条件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说,都是这一类斗争与交锋的政治失败和理论苍白无力的具体表现。

  把自己当下的理论主张和理论自动定义成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各级党校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这是十分危险的。尤其是把现行的理论主张强制性地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以此来替代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更是极端危险的。因为,这把自己的不成其为理论的东西当成了教条和圣旨,拒接检验,拒绝批评,形成垄断真理的无耻局面。这是绝对不能解决思想问题的,更不可能形成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识。理论和真理的魅力就在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反复讨论和检验、修正之中。垄断真理的结果只能是走向僵化、保守,从而走向唯一可能的垄断错误。

  路线斗争的剧烈交锋除了主义之争而外,主要体现在道路之争上。主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供系统批判社会发展和提供完备的思想方法。主义之争的真正彻底解决,基本上就为道路之争扫清了障碍。马列毛主义同反马列毛主义和非马列毛主义斗争的焦点,集中在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道路选择上。而在中国现阶段改旗易帜尚未成功的情况下,这个道路之争曲折地表现为改革开放往哪里去?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分蛋糕与做蛋糕孰轻孰重?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来之所以要完成普世价值国际接轨,就是要把三十余年的几个世纪前卢梭就已经指出的私有制的第一骗,变成合理合法世界通行的法制的普遍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第二骗。一旦法制轨道完成,则要不要改旗易帜,就只是时机、迫切性和招牌效力选择问题。

  在世界范围内,福山曾经洋洋自得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其西方学者的霸道有黑格尔之势,却无黑格尔之才学。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非但没有成为终结的历史必然演化逻辑,而且成为自我欺骗,透支儿孙财富,世代与国际借新债还旧账的靠欺骗而不是工业革命和实业经济的破产了现代丑陋的资本家把戏。资本主义在世界即便不是彻底的臭了,腐朽了,也是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批判。中国的假洋鬼子们,国际二道贩子们还在哪里套上佯装,继续行骗。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两种政党在道路上的斗争,决定了它们各自所获得的民心向背和历史潮流,但这种斗争较量却没有因为台海划海峡而治而完结。由此人们回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此的斗争定义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李君如们定义所谓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是所谓的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第二是姓社姓资,第三是所谓的公有还是私有。可见由这类人物来撰写毛泽东作为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多么得具有欺骗性,由这样的赤裸裸的修正主义蹩脚理论家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当然是曾经,已经卸任)是何等的危险。他们打着邓小平理论和研究中心权威的旗号,连邓小平的最基本的政治底线都敢篡改。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抓国民经济发展或从事经济发展时期,一大批是是而非,形而上学的东西会以各种学术面目出现,更以解放思想,创新开放的姿态登上舞台。

  曾几何时,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已经被消灭。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运动式的阶级斗争就是扩大化。又引用列宁的话,将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关系,从形式逻辑上说阶级大于政党,因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在形式逻辑上犯了以小涵盖大的低级错误。但这些理论小丑们恰恰忘记了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是说新资产阶级分子产生的来源,并没有说资产阶级全体在哪里。任何读过马克思《资本论》,懂得一点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学说的都知道,马克思论述剩余价值产生,在逻辑上根本就完全忽略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罪恶。只要剥削或资本利润存在,资本家阶级经过短短的几轮资本经济运作,就可以形成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只要社会主义时期的特权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只要共产党不能牢牢把握住腐败蜕化分子的产生,只要私有化、全球化、市场化的权钱色交易存在,只要党是政权的主要组织和领导形式,资产阶级就一定在共产党内。这是社会主义的复辟与非复辟斗争的一个铁律。路线斗争就是要在一切社会主义阶段和发展手段与方式上,进行不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

  路线斗争除了主义、道路斗争外,还体现在旗帜斗争。表面上看旗帜只是一个形式化的或象征性的东西,但实质上红旗和红色具有形式和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旗帜,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历史反复检验的光辉象征。未经检验的是不能随意乱打的。口号和旗帜在未经检验的情况下,要想更动,首先应当在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大多数范围内进行认真而不是敷衍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之所以在第一代开国元勋基本离世后出现如此大的偏离,从政治技术操作上就是出现了这种乱弹琴的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混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重要讲话,党和国家核心文件,党章和宪法,中央文件主要起草人,必须是全国知名,甚至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思想家。起草人和主要秘书班底若基本上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人,那就只能走向同国际“接鬼”。包括领导人在国际论坛,出国访问,参加世界组织的讲话、发言,也不能为了迎合西方或表示所谓的尊重,而含糊其辞,弱化中国立场,更不能博取外国所谓朋友的欢心。周总理能说八国语言。但他身为中国总理,只说中国话。戏子外交奇丑无比。领导人比的是智慧和胆识而不是小聪明。领袖博弈的是魅力而不是矫情。政治家较量的是穿透力、感召力而不是小恩小惠。统帅对峙的是五湖四海的海纳百川而不是山头主义的小圈子。

  邓小平心知肚明,明确说“现在有的把我搞得比毛主席还高,这就不好了”。邓在历史方位上缺乏自知之明,但至少政治排位上尚不算糊涂。后来的马屁精整个乾坤颠倒。旗帜不能乱来。旗帜一乱,一切一切尽失方寸。八一南昌起义打出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而毛泽东秋收起义则直接的中国共产党和工农武装。旗帜一亮,泾渭分明,营垒明确。从这个意义上说,移走孔子雕像,迫使海南推倒毛主席雕像的奸商公开道歉,五万真名实姓要求对茅以轼、辛子陵绳之以法,都是人民派、毛派空前的胜利。旗帜斗争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大是大非的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的另外重要构成就是路线图或路径或手段、政策、策略的斗争。并不是有了主义,有了道路选择,有了旗帜就完事大吉了。没有实现路径,没有可靠的路线图,一切都可能前功尽弃。有智人把特色理论概述为“摸论”,“猫论”,“不争论”。新自由主义大哈耶克的制度理性为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奉为瑰宝。其核心思想就是认为制度复杂度超出人类智能,只能任由社会自发演化尝试,不能科学理性设计。这比实用主义还绝妙。

  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共同富裕,甚至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经济机制,都是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路线图或基本实现路径。没有这些革命手段,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本身。

  路线斗争有时也表现为主要策略原则方面的斗争。过火主张,过激方式,过度调和,过度忍让等等都可能变成一定时期的路线斗争。

  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广泛存在于各级政策制定,权力运用,甚至资源配置中。说市场经济学说的主流经济学是价值无涉简直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当他们在偷偷地进行着温水煮青蛙的勾当时,他们散布价值无涉的烟幕弹,而一当到改旗易帜前夜时,他们就搬出来普世价值的西方祖师爷来了。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千丝万缕相互牵连着的。经济与政治以至于剧烈对抗形式的军事原本就是一奶三兄弟,从来就是互为表里,相互关联,连成一体的。所谓政治,核心是政权和制度,政权和制度确保的就是秩序性的根本性的经济利益格局和经济方式存在。所谓经济,核心就是财权和资源配置机制与架构。产权、金权、货币权、财富享用权和资源配置大全,不但决定生计,从而实际的生杀大权(因为民以食为天),而且决定着国防军事,战争走向,甚至直接影响着政治方位和政权本身。资产阶级宁肯接受形式化的民主政权选择,也不放弃货币权和财权、产权。这是他们的命根子。这就是英格兰国家银行、美联储美国央行为什么为私人银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改革开放的长时期的一个理论误区,就是误以为经济机制同政治无关,经济管理属于专家学者的技术业务范畴。这是中国一步步陷入今天经济骑虎难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越变越粗放而非集约化,国民经济结构畸形产行业布局,分配格局趋向于崩溃的根本认识论原因所在(当然政治原因一望而知)。一方面政治上实行年轻化,废除终身制,而另一方面,经济顶层设计却几乎三十年一贯制,几乎完全掌握在一小撮伪精英的手中。

  毛主席不是从中央最高层开始革命生涯的,尽管他成名极早,同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的核心高层人物都有极深的渊源。他始终如一的显示出自觉的路线斗争和团结模范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的胆识、气派和领导艺术。他的路线斗争意志品格和完美艺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同“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样,灿如日月,光照千秋。这是党内军内政府内的以周恩来、朱德为核心的,还包括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任弼时、林彪、罗荣桓、陈毅、贺龙、刘伯承、粟裕、聂荣臻、徐向前等等一大批,也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等中国革命开国元勋由衷的敬佩、追随和真诚的信赖。路线斗争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是大非问题,又同敌我和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同志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原《人民日报》副社长梁衡在《人民日报》发文,就毛泽东翻脸同周恩来的做法进行比较。充分显示出中国当下的思想混乱程度。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心去度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之腹,捣腾出来的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酸腐恶臭。当然,责任应当说基本上在上不在下。国家伦理道德界限主要来自于大政伦德和国魂风气。

  阶级斗争为纲一旦丧失,新阶级,包括新生富贵资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及其后备军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分化,就如同决堤之洪水不可阻挡。路线斗争一旦失守,大厦将倾,国家危如累卵。不只是“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路线者更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对真正优秀的大政治家来说,更是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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