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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

黎阳 · 2015-10-14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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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是人结群之后的需要,人结群组成社会是生存需要。规矩是解释世界的产物。有什么样的解释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规矩。有了规矩,就有了靠规矩吃饭的人。

  “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

  黎阳

  2015.10.12.

  一.“靠规律吃饭的”、“靠规矩吃饭的”与“玩弄规矩的”

  二.“玩弄规矩的”当权天下必乱

  三.“学而优则仕”与玩弄规矩

  四.“学而优则仕”与“社会动乱周期律”

  五.“学而优则仕”与民族文化糟粕

  六.温故与知新——明朝的下场、今天的现状与“学而优则仕”

  七.为了“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文人“公知”发动了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超限战

  附录:从明朝的下场看“学而优则仕”的必然后果

  一.“靠规律吃饭的”、“靠规矩吃饭的”与“玩弄规矩的”

  人有两大类:“靠规律吃饭的”与“靠规矩吃饭的”。

  “靠规律吃饭的”是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是必须动手实干的人,如工人、农民、军人、科学技术人员等改变世界以及为改变世界服务的人。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面对客观世界的规律(以下简称“规律”)。规律不认人,对任何人都同样作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以什么名义,只要违背规律就必遭自然的惩罚:触电必挨打,上吊必窒息,不吃饭必饿死,必不能刀枪不入,必不能长生不老……要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规律,否则就不能生存——做工出废品,种地不产粮,打仗吃败仗,科研不成功……这就决定靠改变世界生存的人必须靠规律吃饭,或者说,“遵循规律的”(老百姓俗称“实干的”)。

  “靠规矩吃饭的”是靠解释世界生存的人,是专门跟人群打交道、专门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可以“动口不动手”的人。规矩是人结群之后的需要。人结群组成社会是生存需要——靠个人游泳拼搏对付不了汪洋大海,所以需要航船;靠个人单打独斗对付不了丛林世界,所以需要社会。要组成社会,就需要有处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种种规矩(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以下简称“规矩”)。规矩是解释世界的产物。有什么样的解释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规矩。有了规矩,就有了靠规矩吃饭的人。

  “靠规矩吃饭的”有两类:以社会生存为最高原则的,与以个人私利为最高原则的。

  如果以社会生存为最高原则,就能认同“社会生存高于一切”;认同“覆巢之下无完卵”、“社会垮了个人也得遭殃”,因此认同“社会生存高于个人私利”;认同“规矩必须社会生存服务”——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规矩,无以成社会。既然规矩垮了社会就要垮,那为了社会的生存就必须坚持规矩,不允许少数人为私利而破坏规矩。

  但只要当真“以社会生存为最高原则”,就能认同一个更根本的原则:“规矩不能违背规律,规矩必须适应规律”。如发现规矩与规律矛盾,则只能根据规律修正规矩,而不能相反——规律是客观的,物质的,第一性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不能凭主观意志修改。规矩是主观的,精神的,第二性的,可以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可以凭主观意志修改。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类社会靠改变世界而不是靠解释世界生存——改变世界创造财富,解释世界不创造财富:社会财富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是改变世界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解释世界的空谈吹嘘出来的。违背规律就必受惩罚——个人违背规律个人受惩罚、社会违背规律社会受惩罚。规矩可以修改,规律不可修改。要确保社会生存就只有让规矩适应规律而决不能让规矩违背规律——只能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能是意识决定存在,主观适应客观而不能是客观适应主观,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而不能是经济基础为上层建筑服务。规矩是否符合规律,只有“遵循规律的”即靠改变世界为生的人民群众——工农兵和科学技术人员才最有资格判断。这就决定“靠规矩吃饭的”如果坚持“以社会生存为根本原则”,则最终必认同“规矩不能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规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这类“靠规矩吃饭的”其实属于“遵循规律的”。

  如果以个人私利为最高原则,则必坚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根据这个原则,规矩不过是用来谋私利的工具,只服从自己的私利需要,不受任何其他限制,什么规矩对自己有利就搬什么规矩,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解释运用,决不在是否乎出尔反尔自相矛盾,更不在乎后果和别人的死活。这类“靠规矩吃饭的”应该说是“靠玩弄规矩吃饭的”,简称为“玩弄规矩的”(老百姓俗称“扯蛋的”)。

  “遵循规律的”是规矩服从规律,“玩弄规矩的”是规矩服从私利。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捉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

  这就是“玩弄规矩”的特色:“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不过“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是表面现象,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谋私利——“敲去了几个钱”、“辩护自己的变化”……所以“玩弄规矩”的标准公式是“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损人利己,或者说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规矩耍流氓。

  “玩弄规矩”的真正后果是没有规矩——“无所谓法不法”。也就是说“玩弄规矩”意味着消灭规矩。既然“没有规矩,无以成社会”,那玩弄规矩的实际后果是瓦解社会。

  不管是谁,只要“玩弄规矩”就是流氓——不管是街头敲诈的市井泼皮还是庙堂嚣张的文人“公知”,只要“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损人利己”,那就是玩弄规矩,就是流氓。因此从本质上讲,“玩弄规矩的”都是流氓——区别仅仅是土鳖流氓还是文化流氓;低等流氓还是高等流氓;小流氓还是大流氓。

  玩弄小规矩的是小流氓;玩弄大规矩的是大流氓。有的流氓“盗亦有道”——玩弄小规矩但不玩弄大规矩,不打算把社会搞垮,因此虽然流氓却还有点底线;有的流氓“大奸似忠”——不一定玩弄小规矩却一定玩弄大规矩,小处可以循规蹈矩道貌岸然,实际却专干损公肥私祸国殃民的大勾当,为自己的私利不顾一切,不在乎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乎天下大乱搞垮整个社会。本文讨论的“玩弄规矩的”重点特指专玩弄大规矩的“大奸似忠”的大流氓。

  由此可见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人分两大类——“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老百姓俗称“实干的”与“扯蛋的”)。

  二.“玩弄规矩的”当权天下必乱

  玩弄规矩需要权力。没有权力玩弄起规矩来处处被动挨打,只能象做贼一样偷偷摸摸、鬼鬼祟祟、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钻空子“、“打擦边球”、“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被人揭穿抓住就只能狡辩求饶装可怜。要想自由自在地玩弄规矩就必须跟权力拉上关系——即使是街头流氓,想“混码头”也得背后有后台“罩着”,至少得有相关当权者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恐怕一天都混不下去。

  如果有了权,玩弄起规矩来就不一样了,立刻就能从消极被动转为积极主动,堂而皇之地强迫全社会接受自己的损人利己耍流氓。

  “玩弄规矩的”如果没权,危害还比较有限——即使如“没毛大虫牛二”那样蛮横的市井泼皮也只能在东京街头耀武扬威,老百姓惹不起还躲得起,而且碰上个杨志那样的就收拾掉了。

  “玩弄规矩的”如果当权问题就大了——流氓当道全国玩弄规矩耍流氓,老百姓躲都没地方躲,即使是杨志那样的也碰不过——杨志能对付街痞子牛二,对付得了当了太尉的高俅吗?

  玩弄规矩意味着不在乎后果和别人的死活——在乎就不玩弄,玩弄就不在乎。玩弄规矩本身就是要损人利己,不损人利己就不玩弄规矩。“玩弄规矩的”当了权,意味着不在乎别人的死活的人掌握了别人的死活——不在乎撞车的人驾驶了公共汽车,不在乎摔飞机的人驾驶了民航飞机,不在乎沉船的人驾驶了豪华邮轮,不在乎病人死活的人主刀了心脏手术,不在乎国家崩溃和民族灭亡的人掌握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玩弄规矩的”靠玩弄规矩为生,不玩弄规矩就不能生存。这决定“玩弄规矩的”核心利益是确立能“玩弄规矩”这一规矩。要确立“玩弄规矩”这一规矩就需要权力。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必千方百计获得权力,一旦获得权力就绝对不肯放弃,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标:用权力确保自己玩弄规矩的地位不受任何威胁。

  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玩弄规矩的”一旦当权必干以下几条:

  1.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

  2.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不怕国家落后挨打,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

  3.靠腐败治国

  4.内斗不休

  5.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

  1.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原因:

  第一,“玩弄规矩的”不创造财富,“遵循规律的”创造财富。“玩弄规矩的”要生存就必须剥削掠夺“遵循规律的”。肉食动物要吃到肉就必须先用暴力把猎物扑倒。流氓土匪要抢劫就必须先用暴力把受害者制服。“玩弄规矩的”要巧取豪夺就必须先用暴力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鲁迅说:“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

  第二,不能用自己的成就证明自己,就必须用别人的“错误”来“证明”自己。不能证明自己优秀,就必须证明别人“低劣”。证明了别人“低劣”,就等于从反面证明了自己“优秀”。不能用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成果证明自己,就必须靠否定改造世界创造财富的人来证明自己——不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就不能证明“玩弄规矩的”当权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第三,“遵循规律”就不能随心所欲,“玩弄规矩”就必须随心所欲。不随心所欲就不能玩弄规矩,不玩弄规矩就不能把自己私利变成规矩强加于人。“遵循规律”与“玩弄规矩”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不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就没办法玩弄规矩。不能玩弄规矩,“玩弄规矩的”就没了生存手段。“玩弄规矩的”要保住自己玩弄规矩这一特权和生命线,就必须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实干的”当家要的是实干,当然欣赏“实干的”,决不允许“扯蛋的”捣蛋;“扯蛋的”当家要的是扯蛋,当然喜欢“扯蛋的”,决不允许“实干的”挡道。

  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不把“遵循规律的”踩到脚下,“玩弄规矩的”就保不住权力——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承认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强大、承认“两弹一星”、“神六”、“神七”、“矫龙”等“改变世界”的成就,就等于承认“遵循规律的”能把事情办好,就等于承认“玩弄规矩”的“公知”、“法律党”们不是离不开的。只有把“遵循规律的”骂得一无是处,否认他们的成就,捏造他们的“问题”,千方百计压迫、欺负、污蔑他们,才能从反面“证明”世界离不开“玩弄规矩的”当权。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只要“玩弄规矩的”当权,“遵循规律的”就没好果子吃。普通劳动者自不在话下——工人农民从来被视为“引车卖浆者流”、“村野匹夫”、“芸芸众生下等人”,搞科研的则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军人是“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哪怕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只要干实事干出了名同样要遭“玩弄规矩的”诬陷。功劳越高,成绩越大,诬陷越凶:廉颇、李牧遭郭开诬陷;岳飞遭秦桧诬陷;还有祖狄、于谦、戚继光、张居正、袁崇焕……更不用说毛泽东遭“公知”诬陷妖魔化了。

  所有这一切无不证明“‘玩弄规矩的’一旦当权必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这是“玩弄规矩的”利益需要。

  2.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不怕国家落后挨打,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

  使国家强大社会发达属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就必须遵循规律。遵循规律就必须依靠“遵循规律的”。“遵循规律的”吃香,“玩弄规矩的”就必然吃瘪——“实干的”吃香,“扯蛋的”就必然吃瘪。这必危及“玩弄规矩的”的权力。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玩弄规矩的”不怕国家落后挨打被侵略,只怕国家强大社会发达;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需要的大环境是“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玩弄规矩的”自己什么实事也不干,怎么可能允许指责不干实事?总结总结历史,在“玩弄规矩的”嘴里,啥也不干从来不是罪,有罪的一定是“实干的”——面对外来侵略,绝对不抵抗不是罪,有罪的一定是奋起抵抗的;面对国家一穷二白,听之任之不是罪,有罪的一定是奋发图强的……

  人类靠“改变世界创造财富”生存,财富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从社会生存的角度看,不干实事就是罪。“玩弄规矩的”利益需要恰恰相反:干实事才是罪,而且罪大恶极——谁干实事谁就威胁了自己的权力,就威胁了自己的生存,就必须打击陷害、踩在脚下。对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社会停滞不前、国家落后挨打、百姓受害遭殃……“玩弄规矩的”从不在乎——在乎就不玩弄规矩,玩弄规矩就不在乎。

  3.靠腐败治国

  “玩弄规矩的”当权,对“遵循规律的”是踩到脚下。对同样是“玩弄规矩的”呢?如何让他们服从自己?讲理想信仰道德大道理门都没有——光棍对光棍,都是“玩弄规矩的”,都靠扯蛋吃饭,都不把规矩当回事,都把理想信仰道德原则当放屁,都唯利是图、“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会把你的谎话当真?大流氓让小流氓跟自己走只有两招:第一,威胁利诱——听我的有好处;不听我的就挨揍。私利才是硬道理。第二,“投命状”——逼你先做案,从此想洗手不干都没门。既然“玩弄规矩的”本质上都是流氓,那当然也只能如法炮制——第一,给好处,肆无忌惮提拔重用“自己人”。第二,制造腐败,鼓励腐败,逼迫腐败,越腐败越好,大家都不干净,人人一大堆把柄,不腐败没有把柄的人决不用。“听我的,任你胡作非为闷声发大财;不听我的,马上抓你的腐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当权的地位。

  玩弄规矩本身就是腐败,本身就意味着不受规矩制约。“玩弄规矩的”当权不能靠规矩理想原则等维持统治,就只能靠腐败维持统治。只要“玩弄规矩的”当权,腐败马上泛滥成灾。

  4.内斗不休

  “玩弄规矩的”不干实事,不能用事实证明自己,只能靠否定别人“证明”自己。不否定别人,自己就无立足之地。这样的利益需要决定“玩弄规矩的”必须不断地否定别人来损人利己,不损人就不能利己。“玩弄规矩的”要损人利己只能靠玩弄规矩。而规矩只能用来对内。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只能靠对内损人利己来生存,只能靠内斗生存。

  流氓团伙只有在敲诈勒索老百姓这一点上能一致,在其他一切方面都只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任何妥协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不稳定的,稍有变化就会因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玩弄规矩的”既然是流氓,自然不脱流氓本色——相互之间只有眼前利益,没有任何原则,没有任何持久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任何能制约相互不争权夺利的东西。这就决定“玩弄规矩的”内部永远充满恶斗。就象一群恶狗,一根肉骨头就能使之咬成一团。

  5.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

  玩弄规矩只能对付“自己人”,碰上不吃这一套的外来侵略就不灵了——“规矩”只能对内,对外不起作用。反抗外来侵略属于“改变世界”,必需按“改变世界”的规律办——“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这就必需依靠“遵循规律的”。这样一来“玩弄规矩的”就没法独揽大权了,甚至就没他们什么事了。

  如果对外反侵略斗争获胜,那“遵循规律的”必定声望大涨,也证明不需要“玩弄规矩的”掌权。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而对外屈膝投降则不同,全由“玩弄规矩的”一手包办,不会大权旁落,不会给“遵循规律的”证明自己的机会。这才符合“玩弄规矩的”私利。

  “玩弄规矩的”本质上是流氓。凡流氓都是乌合之众,只能欺负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老百姓。这样的利益关系决定“玩弄规矩的”需要老百姓必需是一盘散沙。而对外反侵略斗争需要使老百姓处于有组织状态。

  这一切利益关系决定“玩弄规矩的”只能对外如羊,对内如狼;只能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只能吃里爬外,卖国求荣。为了自己的私利,“玩弄规矩的”根本就不在乎吃里爬外卖国求荣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

  由此可以明白历史上为什么一再重演“奸臣误国”,为什么面对外来侵略,“玩弄规矩的”总是主张割地赔款屈膝投降,根本就不在乎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私利需要。

  只要“玩弄规矩的”掌权,社会走向腐败、崩溃与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私利需要玩弄规矩,有权力按照自己的私利需要制定种种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祸国殃民的违背规律的规矩并强加给整个社会,将老百姓逼入死地——遵守规矩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抵制规矩就要受到权力的惩罚:遵守“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法令交粮纳税,就得活活饿死;抗粮抗税,就是造反暴乱大逆不道。遵守“不准罢工”的法律,就得任凭资本家敲骨吸髓拖欠工资打白条;被迫罢工,就是“聚众闹事”、违法犯罪。接受“改革代价”,就得“下岗三千万”断绝生计,抵制“减员增效”,就是“破坏改革”。接受“医疗产业化”,得了重病就得死;抵制“医疗产业化”;就是对抗“发展是硬道理”。接受强制拆迁,就得倾家荡产;抵制强制拆迁,就是“破坏稳定”。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得承受天津港8.12大爆炸的牺牲;严格遵守行之有效的有关规矩,就是对抗“简政放权”、破坏“深化改革”。接受“牺牲农业发展房地产”、大面积毁田盖房,就牺牲了十几亿中国人的生存保障;坚持“民以食为天”、“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就是“破坏对外开放”、“对抗市场化改革”……

  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也要靠人体生存,人死了癌细胞也得死。但癌细胞跟人一起死是将来的事,而不作恶马上就活不下去。“玩弄规矩的”当权也一样——即使明白玩弄规矩搞垮国家大家都得死,那也是将来的事,而不玩弄规矩马上就活不下去。这样的生存方式决定“玩弄规矩的”即使明知搞垮国家会同归于尽也欲罢不能。

  三.“学而优则仕”与玩弄规矩

  1.“学而优则仕”即“玩弄规矩的”当权

  2.只要“学而优则仕”,即使想不玩弄规矩都做不到。

  3.“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

  1.“学而优则仕”即“玩弄规矩的”当权

  “学而优”的体制是教育人应付考试的体制。“学而优”意味着善于应付考试。“应付考试”的本质是“应付规矩”。“应付规矩”的本质是“玩弄规矩”。“学而优”=“善于应付考试”=“善于应付规矩”=“善于玩弄规矩”;也就是说,“学而优则仕”=“只有善于玩弄规矩的人才能掌权”=“能掌权的人都是善于玩弄规矩的”。

  “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决定靠“学而优则仕”获利的“读书人”的生存之道是规矩而不是规律——有了“学而优则仕”的规矩就有了一切,没了“学而优则仕”的规矩就没了一切。老百姓的核心利益在“遵循规律”;靠“学而优则仕”获利的“读书人”的核心利益在“学而优则仕”这条规矩。对他们来说,只要确保“学而优则仕”,就能玩弄规矩,自己就有出路,就能飞黄腾达。只要认同“学而优则仕”,不管谁统治中国都没关系;只要挑战“学而优则仕”,不管是谁都不共戴天。天下大乱不要紧,军阀割据不要紧,改朝换代不要紧,当殖民地不要紧,老百姓的死活不要紧,国家民族的存亡不要紧,“学而优则仕”的规矩才要紧。

  存在决定意识。“学而优则仕”的存在决定“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既然实干不如扯蛋,轻轻松松玩弄文字玩弄规矩就能高高在上名利双收、就能随心所欲支配玩弄那些辛辛苦苦改变世界创造财富的人,那就证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证明“学而优”=“生而优”、“学而劣”=“生而贱”;“生而优=优秀精英”,“生而贱=垃圾人口”。既然“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物竞天择”,那优秀精英就有权淘汰垃圾人口。既然“优秀精英淘汰垃圾人口”天经地义,那岂能为垃圾人口的利益而牺牲优秀精英、为遵循规律而牺牲玩弄规矩?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靠“学而优则仕”获利的“读书人”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乎老百姓的生死;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乎国家的兴衰;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乎民族的存亡;不愿意也不可能不玩弄规矩,不愿意也不可能致力于“规矩符合规律”、“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

  2.只要“学而优则仕”,即使想不玩弄规矩都做不到。

  第一,不玩弄规矩,就得“规矩服从规律”。要“规矩服从规律”,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规律。而这在“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中做不到——规律来自经验,经验来自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获得经验,只有获得经验才能感知规律——“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经验是第一性的东西,如同冷热痛痒之类感觉,只有亲自实践的亲身经历才能体验,无法通过描述让他人获得同样感受。经验一经语言文字描述,对其他人就不再是经验而是规矩。从书本上只能获得规矩而不能获得经验。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理论要通过实践起作用。书本要通过经验起作用。同一经验一载入书本,在有实践经验的人眼里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在没实践经验的人眼里不过是无数可供选择的教条中的一条。同样的军用地图,在有实践经验的人眼里是浓缩的三维世界,在没实践经验的人眼里是莫名其妙的平面鬼画符。同样的准确情报,博古、李德等等就吃败仗,毛泽东就能用兵如神。“学而优则仕”的人不靠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吃饭,没有亲身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经验,不可能分清什么是规律、什么是规矩——在他们眼里没有规律,全是规矩(而且往往是相互打架的规矩)。“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无经验则真假皆误,想遵循规律都找不着北。

  第二,在“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中,一切都是玩弄规矩的产物,谁都会说自己的一套就是规律,自己提供的信息就是真相,一切都可能是陷阱——只要背离实际,任何规则都可以被玩弄成阴谋,即使是毛泽东的话也可以被歪曲成打人的棍子。“学而优则仕”出身、没有实践经验、脱离实际的人没办法避免中招。面对层层迭迭无数环节来的无数真假难辨的信息,他们根本没办法知道孰真孰假,根本没办法知道自己是不是违背了规律,甚至已经“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渊”了,还以为走在阳关大道上——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到后来完全被玩弄规矩的文人“公知”的谎言团团包围,虽然拼命想知道实际情况、想弄清谁对谁错、谁忠谁奸却一再上当受骗,自毁长城还以为完全正确。

  第三,“学而优则仕”的体系中,即使有个别制定和掌握规矩的人想“规矩符合规律”也会遭到绝大多数“学而优则仕”的既得利益“读书人”的强烈抵制、疯狂围剿——“学而优则仕”就不靠参与改造世界的实践生存。不参加实践就没有实践经验。没有实践经验就要么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道“规矩扭不过规律”的常识;要么知道也不在乎——玩弄规矩,利益是自己的,伤害是别人的;遵循规律,利益是别人的,伤害是自己的。“学而优则仕”是无条件的特权。无条件的特权即绝对权力。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绝对权力的既得利益者需要的是绝对腐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学而优则仕”的既得利益“读书人”需要的是无条件捍卫自己根据“学而优则仕”获得的玩弄规矩的绝对特权。谁试图用“遵循规律”妨碍“玩弄规矩”,谁就危害了自己的绝对特权,谁就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个别想“规矩符合规律”的制定和掌握规矩的人以个人之力对付不了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伙群体,必败无疑。

  3.“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

  ⑴.“学而优则仕”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不是经济需要的产物;天生只为玩弄规矩服务,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⑵.“学而优则仕”有组织、成体系;能源源不绝、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批生产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

  ⑶.有文化的流氓玩弄规矩损人利己的水平高,欺骗性强

  ⑷.“学而优则仕”势力庞大,能操纵软暴力,掌握话语权,把持价值观,掌握舆论优势,占据道德制高点,从战略上玩弄规矩操纵国策

  ⑸.有恃无恐有退路,不怕天下大乱。天下越乱,文人“公知”身价越高,日子越好过

  ⑴.“学而优则仕”是政治需要的产物,不是经济需要的产物;天生只为玩弄规矩服务,不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学而优则仕”,尤其是科举制度化的“学而优则仕”的产生,不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因为政治权术的需要——皇帝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甚至造反叛乱、军阀割据,所以需要玩弄规矩用文官钳制武将,所以有了制度化的“学而优则仕”。只要军队私有化,皇帝就不得不如此。

  由此可见制度化的“学而优则仕”不是经济发展需要的自然产物,而纯粹是为权术需要而操出来的畸形怪胎,在娘肚子里就学会了玩弄规矩,天生就带了排它性文化流氓+精神贵族的转基因,从诞生起就在社会的经济体系中没有必不可少的地位、没有必不可少的作用,完全靠权力的作用才能生存。存在的目标不是创造财富为经济服务而是为权术服务,宗旨是确保“玩弄规矩的”当权而不是服务社会。

  既然不是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生,那“学而优则仕”就跟经济体系的日常运转没有必然联系,就跟“改变世界创造财富”没什么关系,就谈不上“规矩适应规律”­——不沾权皆穷酸,一沾权即大款。这决定“学而优则仕”的一套只适合于玩弄规矩,生性就没打算也没有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⑵.“学而优则仕”有组织、成体系;能源源不绝、持续不断地大规模批生产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

  普通黑社会里的“通行证”是黑话——“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青红帮‘盘海底’”之类。“学而优则仕”造就的黑社会里的“通行证”是“读书人”这一身份——只要是“读书人”就能自动入伙,只有“读书人”才有资格入伙。《红楼梦》里描述:“这贾政最喜读书人,礼贤下士,济弱扶危,大有祖风,且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了此缺……”——素不相识,仅仅凭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就能获得礼遇,仅仅凭关系的一纸推荐就能获得“竭力内中协助”,不到两个月就能捞到个肥缺——普通黑社会做得到吗?

  普通黑社会的成员五花八门,识别敌我不那么容易。“学而优则仕”造就的高级黑社会是“清一色”的“读书人”。是否“读书人”是识别敌我的第一标准。“不是读书人,不是自家人”——是“读书人”不一定是“自家人”,只有既是“读书人”又坚决认同“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才是“自家人”,才算有了玩弄规矩的准生证、身份证、许可证、通行证,才可以“文凭敲开门,修行在个人”,按玩弄规矩的资格、能力和成果在“山寨”中“排座次”。至于其他人,既然不是“读书人”,那就一概不是“自家人”,一概是“异类”、“异己分子”,一概要排斥贬低打击——“不是读书人,休想进山门”、“不是读书人,不是知识人;不是知识人,一概无知人”、“不是读书人,一概劣等人”、“不是读书人,一概不是人”——“脑残”、“智障”、“低能”、“穷鬼”、“懒汉”、“群氓”、“劣等”、“低素质”、“失败者”、“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

  其他任何黑社会都不会设这么高的门坎,唯独“学而优则仕”造就的高级黑社会“树上拉屎——眼高”,排他性极强,因为“学而优则仕”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绝对特权。“存在决定意识”,绝对特权的存在决定既得利益者的精神贵族的绝对特权优越意识。连刚进学校、还没资格“入伙”的学生都难免受传染,人还没“入伙”,思想感情上就已经不知不觉“入伙”、开始排斥其他人了——毛泽东回忆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连参加革命前的毛泽东都不免受影响,“学而优则仕”大规模批生产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的效能可想而知。

  古往今来“玩弄规矩的”很多,但只有“学而优则仕”能有组织、成体系、源源不绝地大规模批生产玩弄规矩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古代中国著名“玩弄规矩的”除了“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还有宦官。但是第一,能玩弄规矩的宦官不多,而能玩弄规矩的“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是个庞大的黑社会。第二,宦官得势全靠皇权撑腰,没了皇权的支持宦官马上没戏,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自成体系,整个政权从上到下的实权全操纵在他们手中,可以层层玩弄规矩,环环阳奉阴违,皇帝实际拿这个庞大的文化流氓群体束手无策。第三,宦官只能得势之后才形成团伙,为首的一死团伙也就散了,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在野都能加入团伙,而且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第四,宦官的玩弄规矩实际是被逼出来的——“学而优则仕”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文人官僚利益团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特权阶层。皇帝以个人之力对付不了这个庞大的团伙群体,不得不用宦官抗衡。第五,宦官没有理论,没有舆论,写不了历史,而“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垄断了所有这一切,不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人都只能看到“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的一面之词。第六,“学而优则仕”的玩弄规矩最有生命力——如今已经没了皇帝,没了宦官的玩弄规矩,却照样有“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组成的玩弄规矩的高级黑社会,而且越来越庞大。

  由此可见“学而优则仕”造成的形同黑社会的庞大文人官僚利益团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特权阶层比黑社会和流氓团伙厉害得多,势力庞大得多,危害更不知大多少倍。

  ⑶.有文化的流氓玩弄规矩损人利己的水平高,欺骗性强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成群有文化”。“学而优则仕”造就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玩弄规矩损人利己的水平比普通黑社会和流氓团伙不知道高明多少。普通黑社会和流氓团伙根本耍不了的高级流氓他们能耍。仅举几例:

  ——通过玩弄语言文字玩弄规矩

  评论:一切规矩都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玩弄规矩必然通过玩弄语言文字来实现。除了文学艺术,只要涉及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玩弄语言文字就是玩弄规矩:本来见不得人的东西,换个名词就似乎冠冕堂皇了,就敢于招摇过市了,仿佛事物的性质只取决于怎么称呼;只要改个名字,王八就不是王八,而是“蛇穿马甲”了——“古之君子,恶盗泉之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盗泉之名而饮之”;资本家——“民营企业家”;私有化——“民营化”;私有经济——“非公经济”;盗窃国库——“国有资产‘流失’”;保护销赃——“善意取得”;土地兼并——“土地流转”;杀农毁田——“城镇化”、“农民进城”;克扣工资——“劳资纠纷”、“恶意欠薪”;婊子娼妓——“性工作者”;强奸幼女——“嫖宿幼娼”;强奸妇女——“强迫买淫”、“临时性强奸”;包庇罪犯——“赦免原罪”、“宽容不规范”;杀贫济富——“做蛋糕不分蛋糕”;持刀杀人——“激情杀人”、“美丽的弹钢琴的手”、“弹钢琴机械重复动作”;消灭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推翻新中国——“民国范儿”、“国民政府当时还是一个合法政府,后来被共产党推翻了”、“新中国不是祖国”“祖国不是中国”、“中共政权不是中国”、“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骗出一个体制来”、“到天津只说去廊坊”;灭亡中国——“溶入世界”……

  恩格斯说:“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尊孔、“普世价值”、“一人一票”、“宪政民主”

  评论:尊孔、“普世价值”、“一人一票”、“宪政民主”等等都是规矩而不是规律。玩弄“尊孔”这一规矩为的是“科举”,玩弄“普世价值”、“一人一票”、“宪政民主”等规矩为的是“选举”。“科举”是有皇帝的“学而优则仕”,“选举”是没有皇帝的“学而优则仕”——只要“一人一票”、“自由竞选”,早已操纵把持了舆论话语大权的“读书人”就能肆意玩弄竞选规矩,就能玩弄“文凭主义”、“干部知识化”等规矩确保不管怎么选赢家一定是有文凭的“读书人”而非工农群众,就实现了“学而优则仕”——只不过是从“皇帝任命自己”的“学而优则仕”变为“自己任命自己”的“学而优则仕”。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就好在可以玩弄规矩“空手套白狼”,凭三寸不烂之舌骗出一个体制来,骗出一个政权来。

  (由此可见今天的“学而优则仕”并非简单等于过去的“科举考试当官”。只要单凭“学而优”就获得了制定和掌握规则的权力,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就等效于当权,就同样是“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的最大既得利益者乃过去之文士、今日之“公知”,以下统称文人“公知”。)

  ——“言论自由”

  评论:“言论自由”是规矩不是规律,而且是只管言者的权利、不管听者的权利和实际效果的规矩。客观规律是: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能起作用的言论才是言论,不起作用的言论是噪音。听不进的言论等于噪音。来自敌方的敌对言论实际是听不进去的,等于噪音。可见“言论自由”首先没法包括来自敌方的敌对言论。非敌对者之间的言论也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只能一个一个地说。如果所有的人一齐说,那就谁也听不见谁,实际效果仍然是噪音,因此听者的言论不可能是自由的。当涉及改变世界的集体行动时,不能允许矛盾的言论——军队要打胜仗,就不能允许矛盾的命令;工厂要正常生产,就不能允许矛盾的调度;铁路要安全运行,就不能允许矛盾的指挥;国家要不瓦解,就不能允许矛盾的战略决策和舆论大势……只有讨论行动方案的阶段才能允许不同但不根本敌对的言论。因此从改变世界的角度看,从客观效果的角度看,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只有相对的言论自由。

  文人“公知”玩弄“言论自由”这个“只管说不管听”的规矩是为了独霸话语权制造噪音——玩弄“言论自由”,文人“公知”就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说任何话都不被干涉。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仗着自己在舆论界人多势众、善于咬文嚼字、玩弄言词、胡搅蛮缠的优势,肆无忌惮扯蛋耍流氓,故意用无数废话覆盖淹没消灭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言论——言论只有含有用信息时才有意义。如果含有用信息的言论被无数含无用信息的言论淹没,就等于取消了发言权。信息战中破坏敌方获得有用信息的大路数有三:信息封锁、信息诈骗与信息压制。能使敌方无法获得有效信息时就用信息封锁——让你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做不到就用信息诈骗——用假信息误导你,让你决策失误;再做不到就用信息压制——用无数垃圾信息把有效信息淹没,让你弄不清什么信息是真,什么信息是假,什么信息有用,得到信息也等于得不到。“言论自由”的道理也一样:充分玩弄“不许妨碍发言”、“只管发信息不管收信息”的规矩,用铺天盖地自相矛盾的信息和种种胡说八道充塞世界,使任何一种意见都被无数反意见压制,任何一个信息都被无数反信息抵消,一切言论和信息都淹没在毫无意义的噪音中,让人们无从判断真假对错;用无休止的垃圾信息疲劳轰炸让人们从晕头转向走向麻木不仁,不知不觉丧失一切判断能力,甚至丧失关注和判断的兴趣。在这种精心设计的混乱中,不喜欢的言论实际被悄悄消灭了——“言论自由”的实际结果是消灭言论自由,是只许文人“公知”独霸话语权,不许别人有言论机会。

  ——文凭主义

  评论:文人“公知”通过这招“玩弄规矩”至少一箭八雕:

  第一,确立了“学而优则仕”。

  第二,合法排除异己,合法把工农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踩在脚下。

  第三,使文人“公知”获得舆论优势、独霸话语权、占领道德制高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人间正道学而优”。

  第四,通过悬殊待遇逼人们为文凭而弄虚作假,从而打开缺口,逼人们认同“玩弄规矩”,为“靠腐败治国”扫除障碍。

  第五,以文凭为识别敌我的第一标准,“和尚不亲帽儿亲,文人不亲文凭亲”。看人第一看文凭,有文凭便三分好感,没有文凭一概异己,马上踩在脚下:“没有文凭不是人,有了文凭准入门”。

  第六,“能做不能说”地制造出一个以“学而优则仕”为共同奋斗纲领的排他性有文化的流氓黑社会,势力遍布全国。一切文人“公知”不管相互之间如何狗咬狗,在“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上永远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永远能通过“学而优则仕”相互找到归属感、认同感。

  第七,把文凭作为生财之道,招摇撞骗敲诈勒索盘剥百姓。

  第八,实际给文人“公知”发了“免死金牌”:只要文凭合法,出了任何问题都可以免予追究。一切只取决于文凭,文凭没问题就没问题,出了问题也不算问题——只要有“经济学家”的文凭,不管出什么馊主意祸国殃民也决不承担责任;只要有“法律学家”的文凭,即使玩弄法律公开教唆杀人也不许质疑,否则就是“迫害知识分子”。(这等于只许看驾驶员是否通过了开飞机、驾轮船的考试,不许看驾驶员会不会因为有降落伞、救生艇而不在乎摔飞机、撞轮船,更不许看驾驶员是否被收买又仗着有降落伞、救生艇而故意摔飞机、撞轮船)。

  ——“真知识分子应该敢于批评人民”(人大张鸣)、“知识分子一定是批判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一定是批评的,如果他不批评他就不要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一群永远在批判现实的人”(许小年);“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义务”(王晓阳)、“知识分子就是以批评为己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知识份子的责任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知识份子最大的贡献是保持异议”、“知识分子应该代表社会的良知……通过批评社会而传播着自己心底的理想与原则”、“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职能就是批判现实,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与传播者,是社会的批评者”、“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文化特性,有先进的思维方式、理念,还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望”、“知识份子倾向批判社会,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的紧张关系”……

  评论:“批评”是名,“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是实——说了半天真正的意思是自封了个骂人专业户,可以单方面任意“批评”别人,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街痞子流氓不由分说想打谁就打谁,文化流氓不由分说想骂谁就骂谁。这实际是赋予自己任意使用软暴力打人的权利——软暴力就是话语霸权。文人“公知”就这样强加给社会一个规矩:文人“公知”有特权,可以什么都不干、什么财富都不创造、整天光拿鞭子打人,打人就是专业,只不过玩弄了一下文字,把“鞭打”说成“批评”,把“什么都不干光拿鞭子打人”说成“以批评为己任”、“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什么都不干、整天光拿鞭子打人、以打人为专业的是什么人?奴隶监工。只不过奴隶监工是用硬暴力奴役奴隶,文人“公知”是用软暴力奴役奴隶。流氓土匪敲诈勒索离不开硬暴力,文人公知玩弄规矩巧取豪夺离不开软暴力。街痞子流氓靠硬暴力打砸抢生存,不打砸抢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文化流氓靠软暴力打砸抢生存,不打砸抢也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二者都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只不过街痞子流氓不否认自己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而文化流氓硬把自己的破坏性说成“建设性”,把用软暴力鞭打奴隶打砸抢说成“通过批判现实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文人“公知”这些文化流氓比街痞子流氓还流氓,是超级流氓。

  文人“公知”就是这样用“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批判”之类玩弄文字玩弄规矩,赋予自己奴隶监工的特权,实现了“玩弄规矩的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啥也不干、骂人吃饭”、“扯蛋的欺压实干的”、“掠夺财富的鞭打创造财富的”、“大干大错,小干小错,不干不错”、“啥也不干不是罪,有罪的一定是干实事的”。

  ——厚古薄今、崇洋非中

  评论:玩弄“厚古”是为了“薄今”,玩弄“崇洋”是为了“非中”,说到底是为了用别人的“好”证明中国的“坏”。反正大多数老百姓没法直接看见古人如何、洋人如何,文人“公知”可以肆意编造,由此树立起可以由自己任意玩弄的是非标准,再用这个是非标准“证明”中国“遵循规律的”如何如何坏、如何如何无能,由此实现“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彻底落实“学而优则仕”。

  ——“以GDP为经济指标”

  评论:一下子就为经济上玩弄数字弄虚作假敞开了方便之门——用要害产品的产量产值做经济指标,有什么问题一目了然,用空空洞洞的GDP做经济指标,做手脚玩花样掩盖经济问题轻而易举。

  ——“砸烂铁饭碗”

  评论:一举消灭了“生存权高于一切”“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等立国基本原则,可以理直气壮地肆意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

  ——“关爱生命,取消死刑”

  评论:明为“关爱生命”,实为玩弄法律好让“法律党”大赚人命钱。世界上明知“杀人偿命”还敢不顾死活杀人的亡命徒总是少数。取消死刑意味着“杀人不偿命”,这只能使本来不敢杀人的也敢杀人了;本来可以不出的死人事故也出了,实际死的人更多——天津港8.12爆炸案死了多少人?一般杀人犯能杀这么多人吗?没有“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这一条,资本家敢如此草菅人命吗?这是“关爱生命”,还是“关爱剥夺生命者的生命”?

  取消死刑的真正意义是保护“法律党”的利润——陈有西说:“在中国死缓到最后就是10年就出来了。”可见“法律党”对自己玩弄规矩的能量很有数:不管多大的案子都有空子可钻,都能玩弄法律玩出花样来——死刑改死缓,死缓改无期,无期改有期,有期长改短,短期改保外……每一步都是“法律党”的商机,都有钱可赚。但只有罪犯活着才谈得上这些,罪犯死了就没后续的钱可赚了,所以一定要让罪犯活着。取消了死刑,本来不敢杀人的也敢了——人可以有很多钱,却只能有一条命。对于有钱人来说,“杀人偿命”就得准备赔上唯一的一条命;“杀人偿钱”则不过赔上几个臭钱。代价完全不同,威慑效果就完全不同。不是时不时听到有人叫嚣“了不起花XX万就要了你的命”吗?这“XX万”不光有给凶手的,还有给“法律党”的。如果这杀人心思被“杀人偿命”吓回去了,“法律党”岂不是赚不到这笔钱了?只有“杀人偿钱不偿命”才能让有钱人无后顾之忧肆无忌惮,让“法律党”生意兴隆财源不断。不怕犯罪,只怕不犯罪;不怕杀人,只怕不杀人。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利益关系决定“法律党”不可能不热衷于取消死刑。只有取消了死刑他们才能源源不断地玩弄法律大发人命财。所以“法律党”种种悲天悯人的沁人心脾——什么“判处死刑对他人的威慑力多大真的值得考量”、“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国家法律的名义杀人原来也是如此的残酷”、“不能以公众狂欢的方式杀人,杀人偿命的陈旧观点也要改改了”、“死刑不是灵丹妙药”、“死刑是一种冒理性之名的伪理性的杀人制度,或者说是一种制度性谋杀现象”、“全世界的废死实践表明,它可能降低了暴力犯罪率”、“并无任何数据表明因废死而提高了犯罪率”……等等等等统统不过是玩弄规矩的装模作样,真正的目标是“法律党”的利润——钱,钱,大洋钱。闹着要为药家鑫、李昌奎、林森浩等看上去没什么钱的杀人犯免死不过是障眼法,是为了让人相信“法律党”废除死刑不是为了钱,好由此打开“免死”突破口。

  “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实际上是“对有钱罪犯免除死刑”——只要有钱,要置人于死地可以有很多办法,不直接使用暴力也能达到目的。“不许杀人”是一回事,“不许用某种方式杀人”是另外一回事。“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实际的意思是“不许直接用暴力杀人,但可以间接用非暴力杀人”。就凭这一条,天津港8.12爆炸事件那样的恶性案件不管死多少人,元凶也照样不必偿命,受害者死了等于白死,而且以后类似的受害者会源源不断。“免死”说是“关爱生命”,实际是“戕害生命”——关爱有钱罪犯的生命,戕害老百姓的生命。

  “法律党”玩弄规矩“免除死刑”并非仅仅为了钱。《刑法修正案(九)》就完全是政治性的玩弄规矩。“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免死”是为藏独、疆独和一切恐怖主义分子颁发“免死金牌”。“组织卖淫、强迫卖淫免死”是为日本鬼子搞“慰安妇”平反,为今后再搞“慰安妇”提供法律根据。“走私假币、伪造货币、集资诈骗免死”是为制造金融动乱保驾。“阻碍执行军事职务不判死”、“战时造谣惑众不判死”是直接保护推翻政府的暴乱——紧急状态必调动军队。战时更是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意味着政府不能控制局面就要垮台。而控制局面就必须有死刑威慑——即使已经免除死刑的国家也都规定“战时除外”。如今“法律党”连这点保留都去掉了,那就去掉了政府保护自己的最后威慑,再碰上64就只有被推翻。一旦政府被推翻,那就什么罪都判不成。所以说是“免死”,实际是“免罪”。既然暴乱免罪,那闹暴乱就无后顾之忧。“法律党”这种玩弄规矩的流氓手段普通黑社会的流氓能比吗?

  ——“程序正义

  评论:玩弄法律的代名词。“不许犯罪”是一回事,“不许以某种形式犯罪”是另外一回事。“法律党”关心的不是惩罚罪犯,而是用“程序正义”玩弄法律,用证明“没有以某种方式犯罪”证明“没有犯罪”。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评论:“革命党”改变世界,靠遵循规律实干生存。“执政党”解释世界,靠玩弄规矩扯蛋生存。玩弄规矩扯蛋必腐败,必垮台。

  共产党一旦“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建立在革命性基础上的统治合法性立刻就没了,立刻就面临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凭什么要由你来上台执政?——你闹革命没人能与争锋;一旦不革命了,就再也没有什么是你有而别人没有、只有你能干而别人不能干的了。既然如此,那你还有什么理由赖在台上继续统治?“革命党”只要革命就不存在下台的问题;而“执政党”能执政就能下台——哪个执政党是天然有权无限期执政的?

  “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意味着否定了革命,意味着自己原先的革命不过是为了把别人赶下台好让自己上台,用自己的私有制代替别人的私有制。“革命党”只要认同向“执政党”蜕变,就等于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就算死定了,到头来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革命党当不成,执政党也早晚当不成,最后连当任何政党的资格都没有。

  ——“人文社科背景官员治国”

  评论:由善于通过玩弄文字玩弄规矩的人治国。

  ——“法律人治国”:“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陈有西)

  评论:让谁给钱就帮谁玩弄法律的流氓玩弄国家。

  ——“新中国不是祖国”“祖国不是中国”、“中共政权不是中国”:“【纠正一个常识错误:祖国不是66岁】新中国和‘祖国’是两个概念。祖国66华诞,5千年文明在外星?矫情宣传不要落入历史虚无主义谬误。”(陈有西)“我的祖国是中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的祖国可能是齐国,也许祖上本身就是外来人。无论如何,既然说祖国历史悠久,文明灿烂,那就绝对不是这个刚刚六十多年的国。”(贺卫方)“政权与国家混淆,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可以休矣!”(杨佩昌)、“这国不是1949年10月1日才有的。都有了几千年了。严谨的说法是中共建政日,不是什么国庆。”(夏商)“很多人说今天祝祖国生日(纪念日)快乐,是不对的。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王福重)

  评论:照此逻辑,如果轰炸北京,那仅仅是惩罚“中共政权”而不是侵略中国,因此不能算战争——日本当年不就是这逻辑?我只是在惩罚国民党政权,没有跟中国开战,因此不存在三光扫荡、南京大屠杀等等战争罪行。“白马非马”,中国非国,文人“公知”“法律党”嘴皮子一动,玩弄玩弄概念就把中国给架空了,就为别人侵略中国奠定了法律根据。一个国庆都能玩弄出这许多鬼名堂,“法律人治国”会有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既然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因此谁都可以把你一刀宰了,宰了白宰。你就去找你的齐国或什么祖国来保护你好了。)

  ⑷.“学而优则仕”势力庞大,能操纵软暴力,掌握话语权,把持价值观,掌握舆论优势,占据道德制高点,从战略上玩弄规矩操纵国策

  “学而优则仕”造就的是一个清一色有文化的庞大流氓团伙,不仅个个善于玩弄语言文字,而且能一呼群应,造势逼人。语言文字是软暴力。一呼群应声势逼人地玩弄语言文即操纵软暴力。操纵了软暴力就垄断了话语权,垄断了话语权就把持了价值观,把持了价值观就掌握了舆论优势。掌握了舆论优势,就能占据道德制高点,以“正统”、“正义”、“正确”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玩弄规矩,玩弄起规矩来就势如破竹,就能操纵国策损公肥私。任何其他黑社会都没有这种能力。仅举几例:

  ——利用7.23动车事故发动选择性舆论狂潮疯狂围剿高铁:“他妈的奇迹!”、“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恶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一党专制的恶果”、“死亡高铁”、“起来,不愿做高铁奴隶的人们”、“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狂飙突进的中国高铁亟须反思”、“飞奔的高铁啊,请停下来等等你的人民”、“潘多拉之盒或许才刚刚打开”、“经济风险尚在酝酿,安全危机已然来袭”、“大规模修建高速铁路将形成铁贷危机”(南方报系)、“整个列车空空荡荡”、“焉能不赔”、“破坏环境”、“能力闲置,浪费严重”(茅于轼)……结果:撤销铁道部、在建高铁全部停工、已有高铁全部降速、国际订单全部流失。中国高铁遭到严重打击损失惨重。

  (现实:“XXX总理多次向外国领导人推荐中国的高铁技术,带动高铁出口,高铁不仅在外交领域,也在舆论场上重新增加了曝光率。[2014年]7月3日XXX总理在长沙视察高铁施工现场,再次赞扬这一中国突出的技术成就。”“中国高铁告急:高铁客流年增35%客运能力已接近饱和出现一票难求情况”、“建议高铁恢复350公里时速”、“高铁的规划时速都是国务院研究、人代会通过的,不应该随意降速,造成人为的浪费”[2015.9.26])

  ——为什么发生天津港8.12.大爆炸?文人“公知”操纵舆论玩弄规矩操纵国策“简政放权”、玩弄法律保护有钱犯罪的结果:“中国民营企业绝大多数谨小慎微,比国有企业更守法、更靠自力更生起步。”(陈有西)“有人担心,政府不审批了会不会出乱子?必须要明白,真正了解市场和行业需求的,恰恰是企业。更何况,钱是企业自己的,企业自己亏了比谁都心疼啊!”“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

  ——为什么发生2015年大股灾?文人“公知”操纵舆论玩弄规矩操纵国策“放开金融管制”的结果:“把简政放权作为改革的先手棋”、“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加快改革进程。‘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政策就别再‘试点’下去了,要直接‘全面推进’”、“做大蛋糕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拒绝救市”、“批准开放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业务等金融杠杆工具”、“允许借钱炒股”、“不顾一切反对强力推出中证500股指期货、一个人可以开二十个账户”、“中国牛”、“4000点才是股市的开始”……

  ⑸.有恃无恐有退路,不怕天下大乱。天下越乱,文人“公知”身价越高,日子越好过

  《三国演义》里鲁肃告诉孙权:“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只要“学而优则仕”,文人“公知”就有“降落伞”、“救生艇”,不管谁当权都能官照当,规矩照玩弄、特权照享、日子照滋润——“累官故不失州郡”,当然用不着在乎政权崩溃国家垮台换主子。只要“学而优则仕”,越是天下大乱,文人“公知”的日子越好过:天下大乱意味着军阀割据。军阀割据意味着文人“公知”处于卖方市场,不管哪个军阀想得天下都得打出“学而优则仕”的旗帜拉拢文人“公知”——孙权要拉拢,曹操要拉拢,刘备更要拉拢。军阀没有实力不行,光有实力也不行。只有有实力又高举尊孔大旗,才能证明自己“学而优则仕”,才能笼络文人“公知”,才能“众望所归”、势力迅速膨胀,才能让敌方阵营里的文人“公知”纷纷投靠,最后“传檄定天下”。谁落下“怠慢读书人”的名声,谁就声名狼藉,谁的手下的文人“公知”就三心二意,就“身在曹营心在汉”,就不知不觉多出来无数敌人,甚至众叛亲离。所以天下越乱,文人“公知”的日子越自在滋润——天下大乱才兴“三顾茅庐”,才兴“礼贤下士”,才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才兴“识时务者为俊杰”,才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才兴“朝秦暮楚”,才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人命危浅,朝不保夕,受害的是老百姓,受益的是文人“公知”。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老百姓怕天下大乱,文人“公知”不但不怕天下大乱,而且盼天下大乱、惟恐天下不乱——“民主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可能破坏国家的和平,造成国内的政治分裂;民主的程序也可能把少数专制独裁者送上政治舞台”、“民主可能要付出一些重大的代价,但它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所在”。(俞可平)“如果我们真要搞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那么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是会很大的。我们敢不敢承受这种成本?现在搞,一定有成本,敢不敢承担这个成本?”“有的地方可能会有些‘乱’,一时的‘乱’,局部的‘乱’,我们应该有这种准备。”(胡德平:“学习历史决议的若干体会”2011-9-22)“一旦政治开放,民主实现,中国很难避免一个时间的混乱,弄的不好,也许会陷入分裂,或者长期的混乱。”“民主对于中国,是有风险,但不民主,只有崩盘。”(人大张鸣)

  人大“公知”张鸣殷切而精彩地证明了“文人‘公知’不但不怕天下大乱,而且盼天下大乱、惟恐天下不乱”——“民国是个乱世,但这个乱世有自由。因此,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民国很不幸,国家很弱,又赶上一个丛林时代,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惦记着欺负我们,近邻日本,还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在抱怨和骂声中,民国没有亡,给我们留下了好些好玩的故事”……

  乱世的确有自由。但乱世最大的自由是“杀人自由”——杀老百姓的自由。谁有权有势有钱谁就能自由自在地杀无权无势的小民百姓。因此对老百姓来说,乱世是地狱,是大灾大难大恐怖,是“乱世人命不如狗”、“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

  张鸣说,不对。乱世好得很——“文化人得意”、“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这就证明了两条:第一,天下大乱老百姓倒霉,国家倒霉,但文人“公知”不倒霉。第二,只要文人“公知”不倒霉,那么乱世就是可以接受的,“杀老百姓自由”就是可以接受的,“国家穷、政府乱、落后挨打、受外国人欺负”、“老是打算把我们灭掉”等等都是可以接受的。

  还不仅如此呢。因为乱世对文人“公知”不仅不是灾难,而且是幸福,日子再滋润没有,所以文人“公知”不但不反对乱世,而且欢迎乱世——“乱世有自由”、“教育和文化都很有起色”、“好些好玩的故事”……由此可见文人“公知”只关注自己的特权,决不关注“杀老百姓自由”;只关注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活得人模人样的”,决不关注老百姓的死活。

  人大“公知”张鸣在此生动地证明文人“公知”的“好”与“坏”跟老百姓的截然相反。老百姓的“好”就是文人“公知”的“坏”。老百姓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好”,以天下大乱为“坏”;文人“公知”正好相反:以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为“坏”,以天下大乱为“好”。既然乱世对文人“公知”来说是好事,那文人“公知”当然不在乎玩弄规矩导致天下大乱。

  “学而优则仕”使文人“公知”们没有后顾之忧,玩弄规矩搞垮了国家仍然不怕没退路——赵高、郭开、魏忠贤、曹化淳、李莲英之类“玩弄规矩的”一旦把国家搞垮,自己也完蛋了。而明朝的文人“公知”东林党人玩弄规矩搞垮了明朝,一个个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顾炎武、黄宗羲等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满清顺民,钱谦益更是当完明朝的礼部侍郎又当满清的礼部侍郎。过去的文人“公知”如此,如今的文人“公知”依然如此。既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敢敞开了搞乱天下——所以整天大骂“爱国贼”,闹着要当“带路党”。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学而优则仕”只能培训出只会卖嘴扯蛋的有文化的流氓,民间没市场,只能混官场——民间有多少人会没事找事花钱买那些卖嘴扯蛋的文化流氓没完没了的废纸废话?只有官场上耍权术才用得着。流氓离了暴力就没法混,卖嘴扯蛋的文化流氓没了权力也没法混。这种利害关系决定他们不能允许实干的吃香,否则社会就会走向崇尚实干、鄙视扯蛋,这就会危及“学而优则仕”的绝对权威,因此一有苗头马上扼杀。在这种文化流氓的专制下想发展科学技术、启蒙新思想简直比登天还难——马尔嘎尼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证明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文人“公知”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先进的标志是“学而优则仕”,其他一切一概不值一提。对他们来说,只要“学而优则仕”,中国落后无所谓,挨打无所谓,宁可落后挨打也决不允许违背“不怕不干,只怕实干”的原则。有“学而优则仕”挡道,中国社会想不停滞不前都不可能。

  既然“玩弄规矩的”当权天下必乱;既然“学而优则仕”即“玩弄规矩的”当权;既然只要“学而优则仕”,即使想不玩弄规矩都做不到;既然“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尤其是“学而优则仕”使文人“公知”有恃无恐有退路、不但不怕天下大乱,而且惟恐天下不乱;那只要“学而优则仕”即文人“公知”当权,社会走向腐败、崩溃与动乱就是不可避免的。

  四.“学而优则仕”与“社会动乱周期律”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的根源。只要“学而优则仕”即文人“公知”当权,中国社会就无法摆脱周期性动乱的死循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人心思治——强人铁腕恢复秩序、建立规矩——“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确立“学而优则仕”——文人“公知”当权玩弄规矩——靠腐败治国——腐败泛滥、规矩瓦解、社会崩溃——新的天下大乱、新的强人恢复秩序、新的建立规矩、新的“学而优则仕”、新的文人“公知”当权玩弄规矩、新的靠腐败治国、新的腐败泛滥、规矩瓦解、社会崩溃……一切周而复始。

  每个动乱周期中,一个政权从确立“学而优则仕”到腐败泛滥、规矩瓦解、崩溃垮台是个“量变引起质变”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大体可分四大阶段,或者说分为四期:

  第一期,创建期——社会癌变开始:“零的突破”,建立“学而优则仕”的体制

  文人“公知”都清楚开国皇帝从政权到手之日起,奋斗目标就从“打天下”转变为“坐天下”,就需要用文官制衡功臣武将。这正是建立“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因此文人“公知”总是游说新王朝一开始就确立“学而优则仕”的体制。

  一旦确立“学而优则仕”的体制,就实现了“零的突破”,政权的一切权位就迟早会全部落到文人“公知”团伙手中——即使开国政权的官员全部都是非文人“公知”,只要“学而优则仕”,其他类型的人就会全部“断供”、后继无人,只有文人“公知”源源不断。即使只有人的寿命的自然淘汰,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权官员也必早晚实现清一色的“文人‘公知’化”。

  确立“学而优则仕”就实现了零的突破,社会的癌变就此开始。

  第二期,发展期——社会癌细胞扎根:“学而优则仕”的玩弄规矩站稳脚跟

  文人“公知”当权,“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的规律就开始发挥作用。首先必千方百计“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学而优则仕”刚建立不久,权力体系中文人“公知”人数少、资历浅,占据不了多少高层职位;开国建立的规矩还比较受尊重。不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就不能确立文人“公知”的绝对权威,就不能自由自在玩弄规矩。在没取得绝对权威前,文人“公知”不得不尽量显得很“讲理”、“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反思历史”、“真理标准大辩论”、“厚古薄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这一期结束的标志是文人“公知”羽翼丰满,获得软暴力的绝对权威,开始控制硬权力,彻底把一切“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独霸决策权,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左右社会,“遵循规律”开始吃不开,玩弄规矩的腐败之风开始时髦。

  第三期,成熟期——社会癌细胞全身扩散:“学而优则仕”的玩弄规矩疯狂扩张

  这一时期文人“公知”已经权倾朝野,所有官职都掌握在这个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黑社会手中,皇权已经无法与之抗衡——“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从此“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的规律得以充分发挥作用——“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靠腐败治国”、“内斗不休”、“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从上到下腐败横行,玩弄规矩成了司空见惯,遵守规矩成了迂腐——社会的腐败程度跟“学而优则仕”的普及程度即“玩弄规矩的”普及程度成正比。

  任何补救措施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等到头来都被“玩弄规矩”变成巧取豪夺压榨百姓的工具,效果适得其反。文人“公知”对一切不同意见已经不屑辩论讲理,而是利用权势直接封杀,或者扣上顶帽子按上个罪名煽动倾向性舆论狂潮大肆讨伐。

  第四期,崩溃期——社会癌症晚期:“学而优则仕”的玩弄规矩主宰一切

  一切规矩都被肆意玩弄,完全为文人“公知”的利益服务,完全置老百姓死活于不顾,成为将老百姓逼入绝境的凶器。整个社会没有不能玩弄的规矩。只要给钱就没有绕不过去的规矩。绕得过去的规矩就不是规矩而是摆设。整个社会如此,就实际已不存在规矩。“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规矩,无以成社会。社会处于一种事实上的无政府状态,随时随地可以崩溃。腐败泛滥成灾,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人们不得不屈服的生存方式。

  ——“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金钱、影响和职位是领导人唯一考虑的事情。阴谋诡计,欺骗出卖,虚假报道。索要他们能得到的任何东西;他们独一无二的念头是让别人打仗;对他们的‘英勇斗争’做假宣传;领袖们对人民漠不关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税,全然愚蠢无知的参谋机构,无力控制派系争斗,继续压迫民众。拯救他们的唯一因素是老百姓的麻木服从。‘知识分子’和富人把他们宝贝的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没有关怀、训练或领导。”“那些部下在蒋面前没人敢说一句话或发表一个观点,都成了石头,这只是表面的一套,他们背后并不执行蒋的主张,也没有人对他讲真话,阳奉阴违成了他们奉行的不二哲学。实际上,蒋介石治下的中国到处都在扯皮、瞎忙。……我面对的只是拖延、虚伪、懒散、迟钝和麻木不仁。此外还有阴谋、对抗、欺骗和阻碍。”“‘花生米’其实算不上独裁者。他发布命令。每个人都鞠躬言‘是’。但谁也不干什么。他了解盗窃和腐败的全部情况,但他没有治愈这一问题的力量。……他也了解全部恶劣条件,但他做不了什么。……挽救中国的不是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国家的辽阔面积和交通的不便。”“每个人都唯唯诺诺,他从不知道实际上做到了哪些事。他害怕老百姓,怕人们议论。于是他竭力阻止他们讲话。”(1943年:史迪威日记中的蒋介石)

  整个社会谎言充斥,任何一个信息都被无数反信息压制,任何一种意见都被无数反意见淹没。谁也弄不清别人说的话、做的事究竟是真的还是在玩弄规矩,不知道该信还是不该信。“假做真时真亦假”,人们根本无从判断事物,思维能力被文人“公知”无休止的疲劳轰炸彻底麻木,精神上被彻底绑架。

  文人“公知”把持的权力已经撕破一切伪装肆无忌惮镇压老百姓,流氓手腕彻底暴露,根本不再跟不同意见罗索,直接消灭,定罪镇压。社会实际已经被撕裂,被无数利益集团分割把持,各自为了私利疯狂地明争暗斗。社会已成火药桶,稍有风吹草动内忧外患就足以引发大地震大爆炸。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人人都能感觉到危机,但人人都感到拿肆无忌惮的文人“公知”集团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社会一步步滑向深渊。用文人“公知”惯用的术语,叫“气数已尽”、“大厦将倾,孤木难支”。文人“公知”集团的成员开始象老鼠逃离沉船一样纷纷寻找退路,寻找新主子,寻找游说新一轮“学而优则仕”的机会。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出现,立刻引发总崩溃,内忧外患一齐爆发,导致天下大乱,开始新的社会动乱周期。

  五.“学而优则仕”与民族文化糟粕

  “学而优则仕”不仅是中国社会陷入周期性动乱死循环的根源,而且是中国文化一切糟粕的根源。

  “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玩弄规矩。坏就坏在通过“学而优”把玩弄规矩的流氓行径变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以“文明”的形式予以肯定,渗入文化习俗之中,传之子孙,贻害无穷。

  1.以文乱法、投机取巧钻空子:

  “学而优则仕”导致玩弄规矩长期统治中国。把“玩弄规矩”的流氓行径说得好听点,就叫“儒以文乱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到底是通过玩弄文字玩弄规矩,断章取意曲解政府法令,导致行政成本大幅度提高,不得不强制监督,监督与反监督不断此升级,造成比任何其它国家都难缠的枉法诡辩。秦国时代老百姓对法律法令不打折扣,之后捣鬼越来越多,没有一个环节不作手脚,法律法令根本没法落实,全成废纸。这样的社会没法不腐败。这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对中国文化最致命的为害。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癌症。任何朝代都只有开始阶段法令法律能落实,越到后来越无法无天,一切法律规矩都被玩弄成用来损人利己的工具。别的国家都没这么严重,法律就是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那么普遍的无孔不入的捣鬼打折扣。

  2.弄虚作假、难得糊涂:

  遵循规律需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玩弄规矩需要“弄虚作假、难得糊涂”。“学而优则仕”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玩弄规矩决容不得“认真”,只允许“弄虚作假、难得糊涂”。

  “改变世界”需要遵循规律。“改变世界”占上风的社会蒸蒸日上,遵循规律时髦,吃香的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解释世界”需要玩弄规矩。“解释世界”占上风的社会走向腐败,玩弄规矩时髦,吃香的是“弄虚作假、难得糊涂”。

  只要看社会风气时髦的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还是“弄虚作假、难得糊涂”,就知道社会是走向清廉还是腐败。

  “学而优则仕”的长期统治导致中国社会只容得玩弄规矩,容不得遵循规律。善于玩弄规矩弄虚作假的人吃香,被誉为“会做人”、“会处世”、“人事关系好”;“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的人被贬为“呆板”、“迂腐”、“人际关系紧张”遭人非议,甚至到处碰壁——比如屠呦呦。

  3.内斗不休

  玩弄规矩对内不对外。“学而优则仕”的长期统治把玩弄规矩的流氓行径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不知不觉毒害了老百姓。

  4.不守规矩、没有公德

  “学而优则仕”导致文人“公知”这些文化流氓长期统治、长期玩弄规矩的恶果——玩弄规矩成了生活中的司空见惯,不玩弄规矩反而成了稀罕事,潜移默化的结果就是不守规矩、没有公德。这是“学而优则仕”这一恶魔的产物,决非“民族劣根性”。

  5.一盘散沙

  玩弄规矩的需要。如果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就没法玩弄规矩了。要玩弄规矩就必须让受害者团结不起来。“学而优则仕”专门向人们灌输损人利己的价值观。人人都为自己就没有改变世界的共同奋斗目标。没有共同奋斗目标就不可能有凝聚。没有凝聚,只能是一盘散沙。

  6.怯懦狡猾

  受玩弄规矩的毒害,人人都想通过玩弄规矩白占便宜,都警惕别人对自己玩弄规矩给自己挖坑。警惕的结果就是谁也不相信谁,谁也不听谁,谁当真做事谁吃亏。人人都等搭顺风车,结果就是谁也不动,宁可大家一起完蛋也决不自己牺牲。个个都有小聪明,整体表现是怯懦狡猾。

  7.拉关系、走后门、熟人好办事、人际关系最重要

  “玩弄规矩”文化的产物,在“改变世界”遵循规律为主的时代吃不开。在“解释世界”玩弄规矩为主的时代最流行——大环境迫使人们不得不如此。社会越腐败,这一套越吃香。

  8.急功近利、贪小便宜、只顾眼前

  “玩弄规矩”文化的产物。玩弄规矩即投机。投机必只顾眼前,必贪小便宜。

  结论:中国的民族文化、民族习惯确有糟粕,但这决非因为“劣等文化劣等人”,而是“学而优则仕”长期统治中国的恶果。

  六.温故与知新——明朝的下场、今朝的现状与“学而优则仕”

  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贯彻最彻底、规律发挥最充分、后果最典型的时代是明朝。看看“学而优则仕”给明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可以知道继续贯彻“学而优则仕”给中国带来的将是什么。(见附录)

  1.从明朝的下场看“学而优则仕”

  2.从今朝的现状看“学而优则仕”

  1.从明朝的下场看“学而优则仕”

  从附录可知,明朝是被文人“公知”玩弄规矩玩垮的,崇祯皇帝全家是被文人“公知”玩弄规矩玩死的。

  1).明朝是如何被文人“公知”玩弄规矩玩垮的?

  明朝北方穷,有钱读书的人少,当官的人少。来自南方的文人“公知”势力庞大,把持了朝政大权。这些代表南方富人富商的文人“公知”集团玩弄规矩操纵决策,损公肥私,巧取豪夺,无限制压榨北方农民,最终官逼民反。(详见附录:六.为少数富人谋私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杀农济商,杀贫济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因为代表富商利益,所以玩弄规矩只收农业税,不收工商税,把全部负担转嫁给农民。

  ——因为代表南方地主利益,所以玩弄规矩按亩征税——北方地广人稀粮食产量低。按亩征税,实际负担全压在北方农民头上。(注:“北方地广人稀粮食产量低”这个常识只有接触实际才能知道。明朝文人官僚团伙坚决反对皇帝出北京,皇帝“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就怕皇帝出了北京接触了实际会知道这个常识。)

  ——北方百年不遇的大灾照征税不误,南方一说有灾马上减免,而且南方以往的欠税一笔勾销:“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

  ——玩弄规矩层层加码处处贪污,压到老百姓头上的实际税收能增加十倍。

  ——对西北灾害灾民一毛不拔,不肯出钱平乱御寇,使明朝财政因为灾荒和战乱的增加的开支主要转嫁到本就处于灾荒和战乱状态的北方,导致了明朝北方局面的彻底崩溃,最后全国崩溃。

  ——明成祖永乐时期,修北京,修紫禁城,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件中随便哪一件所需财政开支都不小于崇祯时期所有赋税收入。而明末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大国,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维持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比明初强不知多少倍。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经济总体也远远高于明初。经济繁荣了,生产力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如此困难,为什么?为什么明成祖时期能办成的事到了明末就办不成?从明初到明末政府税收入基本没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人均赋税是下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明朝末期到处都叫喊赋税沉重苦不堪言?文人“公知”集团玩弄规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的结果。

  ——文人“公知”集团玩弄规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导致明政府陷入财政崩溃的恶性循环:因为没钱,所以不救灾,结果导致百姓造反。因为没钱,所以“下岗三千万”,结果下出个李自成。因为没钱,所以拖欠军饷,结果激起兵变,导致更大的动乱。因为没钱,所以一再不顾实际情况要求速战速决,结果导致一系列军事失败……直至崩溃。

  结论:奉行“学而优则仕”,任凭文人“公知”玩弄规矩,把国家淘空了、百姓榨干了还不当回事,政权崩溃了还不知怎么崩溃的。明朝如此,今天仍然会如此。

  2).崇祯皇帝全家是如何被文人“公知”玩弄规矩玩死的?

  明末崇祯皇帝本来有机会退到南京组织力量争取东山再起。但这个机会被手下的文人“公知”用处心积虑的玩弄规矩毁灭了。(详见附录:九.不负责任,为逃避责任不惜毁灭国家)

  崇祯“南迁图存”退守南京对北京的文人官僚集团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南京有完整的行政班子,自己去了位置难保。退守南京意味着一场复国报仇卷土重来的残酷战争,只会卖嘴骂人的文人“公知”干不了这个。这些官员个个都不干净。一旦南迁,良田美宅不动产带不走,庞大的浮财带走就得露馅。如果崇祯死掉、明朝灭亡,自己的贪污所得自然就保了险。结论:与其让崇祯退守南京东山再起,不如投靠新主子改换门庭。因为要改换门庭,所以要把崇祯全家连同整个明朝都当见面礼奉献给新主子;所以不能让崇祯活着,不能让他逃走,连他的子女家属都不能放走,一定要把他全家都留在北京一网打尽斩草除根。所以那些文人“公知”们明明拿不出任何现实的解决办法、明知留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明明根本就没打算抵抗、早就拿定主意大军一到立即开城投降还坚决反对崇祯南迁,还拼命用无数慷慨激昂大原则大道理大规矩忽悠崇祯,让崇祯一直幻想“尚有转机”,自己不逃也没让子女家属逃,一家子都被死死摁在北京,最后全成了瓮中之鳖。崇祯落得本人自尽、一家子被一扫而光、不得不亲手杀自己亲生爱女的下场,全因这群整天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实际早就集体蓄意叛变的文人官僚团伙的忽悠玩弄。崇祯死到临头才总算明白过来:“诸臣误我”、“文臣人人可杀”。

  崇祯是“学而优则仕”的忠实信徒——虽然也用太监锦衣卫搞特务,但不许他们干政,一上台就消灭了文人“公知”的死对头宦党魏忠贤,涉及大政方针治国决策时只找文人“公知”。崇祯对文人“公知”如此信赖重用,人家却根本不领情,结果被文人“公知”玩弄得团团转,无论怎样拼命挣扎也无法招架无数谎言诡计垃圾信息的疲劳轰炸,根本不知道什么可信、什么不可信。虽然十七年里用了五十个内阁大臣,但最后才发现文人“公知”没有一个好东西。

  结论:崇祯奉行“学而优则仕”,任凭文人“公知”玩弄规矩,落了个满门灭绝的下场,而且到最后一分钟才明白自己被文人“公知”玩弄背叛出卖了。今天迷信文人“公知”的人恐怕也得到最后一分钟才能明白自己一直在被人家当猴耍。

  2.从今朝的现状看“学而优则仕”

  1).“学而优则仕”早已实现“零的突破”,“干部知识化”、“文凭化”横扫一切;文凭主义登峰造极:“文凭查三代”。

  2).“玩弄规矩的”正稳步把“遵循规律的”踩在脚下

  ⑴.工农群众已被文人“公知”踩在脚下:

  ——从“主人翁”沦为“打工仔”、“弱势群体”、“低素质”、“改革代价”、“垃圾人口”……

  ——“劳动不创造财富”(茅于轼)。

  ——从倍受尊敬变为倍受轻蔑——如今青年人有多少追求当工人农民、以做工务农为荣?现在流行的影视作品里的主角英雄人物有工人农民吗?

  ⑵.解放军正在被文人“公知”踩到脚下:

  ——“军职‘圣化’形象失落。在一个没有英雄崇拜的时代……变成一个普通的职业符号。”“军人政治作用的转变是必然趋势……由一种伦理象征和权力象征逐渐变为一种职业符号。”(王沪宁)

  ——“现在有一个不大正常的现象,军人对外交发言权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资中筠)

  ——“在前几年兴起的‘文凭热’中,国家教委可能是疏忽了,或者是认真考虑过了。当年在延河之滨读过各种大学的人,他们的学历在各类正式表格中,都不屑一提。”(张正隆:《雪白血红》第20章:金秋)

  ——“70年代末期曾经有个‘渤海二号事件’震动全国,笔者那会儿在报上看到过这样的指责:‘……企图用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方法领导现代化生产,必然要碰钉子。’云云。许多老将军最不满这句话。指挥战争怎么啦,指挥战争才要讲科学哩,才最讲科学哩!”(双石:《开国第一战》第四十九章)

  ——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叛徒因“法律党”宣布“过了追诉期”竟得善终。

  ——修改刑法,“阻碍执行军事职务不判死罪”、“战时造谣惑众不判死罪”。

  ——在“死人没有名誉权”的法律保护下,公然包庇纵容肆意污蔑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毛岸英等一切革命烈士。

  ——不早不晚,恰恰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公然对捍卫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郭松民、梅新育立案审判。激起公愤后见势不妙便既不判又不撤案,早就过了法定审理期限仍然硬拖着。如果“法律党”想做出保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的判决早就判了。死拖着不判又不撤案,显然铁了心要判污蔑狼牙山五壮士的洪振快赢,只是目前先躲风头拖时间等待有利时机。

  ——诅咒烈士为“烤肉”、“挂炉烤鸭”的袁腾飞等不但不受惩处,反而博得“公知”“大V”一片喝彩,到处走红,特意安排又上电视又出书,名利双收。

  ——“反思历史”,肆意全面歪曲诽谤军史:“抗日战争共军杀敌851人”。

  ——“带枪杆子的腐败”。

  ——连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电视转播都要做手脚,蓄意丑化、去锋芒化。

  ——过去有秦桧的“莫须有”,现在有张鸣的“有临阵脱逃嫌疑”、吴祚来的“请中将李际均闭嘴!”、“不仅是国贼,还是人类公敌!”、“何时天明”的“应该法办!”、“渭北春树”的“罗援不除,国将有难”;过去有杀岳飞的“风波亭”,现在有“猎杀”李际均的“老鼠行动”、“中国鹰派将校和知识分子网上论战遭到群殴式围攻”的“猎鹰行动”。

  按照这个趋势,谁知道解放军会不会像明朝军人那样被文人“公知”当成“丘八”全面彻底踩到脚下、重现“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甚至象宋朝军人那样被文人“公知”贬成“贼配军”?

  ⑶.科学技术人员即将被文人“公知”踩到脚下:

  ——“工程师都是造机器的,造机器的怎么能够治理好国家?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他就拿榔头来硬敲了。所以中国经济运营硬着陆、软着陆不断。”(陈有西)

  ——“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朱学勤)

  ——“世界缺少领袖不缺少工程师”。(凯迪论坛)

  ——“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人大张鸣)

  ——“打破工程师治国局面,中共领导层将从‘技术派’转变为‘专家型’。”(“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除了章子怡,他们是谁?”(英国广播公司关于中国媒体对2007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祝贺“2006影响世界华人”集会报道的评价。)

  ⑷.工农兵和科学技术人员统统打下去,文人“公知”唯我独尊:

  ——“依法治国,首先是法律人治国。这个不需要任何的谦虚。”“律师是在野法曹,律师是不在体制内的社会管理参与者”、“未来十年中国律师参政将势不可挡”、“将来十八大以后的趋势,肯定会在律师里面产生政治家”、“不管谁来当总书记,谁来当总理,谁进政治局常委,都不去管他。但是有一点,肯定是会有大量的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法治意识背景的人上去,占据我们国家的重要岗位”、“不要把政权都垄断在红色后代手中”、“‘继绝世、举逸民’,吸收各类社会精英到体制内做事,做到野无遗贤,选贤任能。”(陈有西)

  ——“对当前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解读,过去是官员、专家学者等,现在是律师”、“官员往往言不由衷,真相难明;学者只能解说法理而无法了解现场,徒说难行。而律师兼备法律理解和法律实务两个领域,他谈出观点,往往能够付诸行动,能言也能行。”(羊城晚报:“陈有西,情义律师,以笔为刀”)。

  ——“据了解,美国高官2/3是学法律的,俄罗斯的专家(主要是技术人员)治国理念也渐渐淡出,而中国也在完成从革命家、工农干部到技术人员,再到社会管理人员的转变。”(法制晚报:“省级党委换届结束七成为文科出身”2007.6.30.)

  ——“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国家对人文社科背景官员需求量上升”。(徐湘林)

  ——“发展中国家多倾向于学理科的工程人员治国,到一定时期则变为学文科的社会管理人员走上前台”(中央党校教授刘启云);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注:明确把工程师踢出“社会管理型学者”,毫不隐讳“经济学者”“法学学者”才是老大);

  ——“中国的人事组织正悄然发生‘革命’。”“如今需要的是改革型+知识型+亲民型+法治型官员。”“现在履新的省级干部大多是学文科出身的,他们有较强的人文主义色彩,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要求。”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

  ⑸.工农兵和科学技术人员被踩到了脚下,任凭文人“公知”玩弄规矩,结果玩弄出了这些:

  ——“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医疗产业化”、取消社会福利……;

  ——禁止罢工、“恶意讨薪”、“恶意自杀”;

  ——杀害杨靖宇将军的叛徒,“法律党”说“过了追诉期”;

  ——“死人没有名誉权”;

  ——不保护烈士的名誉权,保护污蔑烈士名誉的文人“公知”的名誉权;

  ——修改刑法,“阻碍执行军事职务不判死罪”、“战时造谣惑众不判死罪”。

  ——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剥夺数百人命的天津港8.12大爆炸罪魁祸首有了免死金牌;

  ——制造出让一切救死扶伤的好人人人自危的南京彭宇案判决;

  ——用“嫖宿幼女”保护强奸幼女犯,用“强迫买淫”保护强奸犯;

  ——“用转基因产品替代中国老百姓主粮这一天大决定,这一事关中华民族种族安全的天大决定,居然没有任何出处……而这个决定13亿中国人民命运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一个既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更不知道由什么人组成的机构。对于这个机构,无论是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询问,农业部的回答就只有两个字——保密。询问为什么要保密及保密的理由,回答则同样是那两个字——保密……连国务院和农业部的领导班子都不保密,而这个不知道究竟是隶属于国务院还是农业部的委员会居然要保密!国务院那么多部委中有那么多评估委员会,所有评估委员会的成员无不是在竭力炫耀其委员身份,甚至在满世界散发的名片上专门用黑体字加以注明,而唯独这个‘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竭力避免大肆张扬,甚至如同地下党一样严加保密”、“甚至连这个委员会成员所在的那些农业大学师生,都不知道是谁参加了这个比地下组织还要更加神秘的评估机构。”(张宏良)

  ——立法规定“改革创新出现失误将免予追究”;

  ——取消“患有艾滋病、性病、麻疯病外国人不许入境”的规定和“转基因动植物和农业转基因生物过境转移审批”的规定;

  ——主张“民营企业家”雇保安打死人免罪、偷税漏税免罪、假发票免罪、盗版免罪、侵犯知识产权免罪——“保安打死人还少吗?如果你把保公公司设定为黑社会的话,这个老板不是黑社会总头目吗?”“这样主体一定,多少私营企业家要砸掉。”“总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税漏税,总有一些账目处理上的不当,比如假发票。不在少数的民营企业去查,找几个罪名易如反掌。这样就搞得好像是企业主都是待罪之身。”“死守住原教旨主义的东西,根本不去考虑上层建筑即司法领域的改变和中国经济刑法的修改,怎么给企业家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陈有西)

  ……

  实行“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的文人“公知”把“遵循规律的”工农兵和科学技术人员踩在了脚下,任由他们玩弄规矩。结果呢?只见保护黑社会(如刘涌),保护杀人犯(如药家鑫),保护强奸幼女犯(“嫖宿幼女”),保护诸如天津港大爆炸的罪魁祸首(“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保护走私武器弹药核材料、走私假币、伪造货币、集资诈骗、组织卖淫、强迫卖淫、阻碍执行军事职务、战时造谣惑众等各种罪犯(《刑法修正案(九)》),只见欺负好人(如南京彭宇案),不见保护老百姓。说“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法律党”专门保护坏人、专门欺负好人,冤枉吗?

  3).腐败治国

  ⑴.腐败指数:还有多少要害大规矩是不可玩弄的?

  开国之际纪律严明,可以认为没多少人敢玩弄规矩,尤其是事关国家存亡的要害大规矩。也就是说可以假定“大规矩玩弄率”=0%。社会崩溃时“礼崩乐坏”,规矩荡然无存,只要给钱,没有什么规矩是不可玩弄的,哪怕原子弹都能买卖走私。(前苏联解体时不就如此?)也就是说“大规矩玩弄率”=100%。其他时期的“大规矩玩弄率”自然在0%到100%之间,这个百分比数字可以用来衡量社会的腐败程度,算是社会的“腐败指数”。

  (还可以有另一种比较简明的腐败程度量化指标:开国之际“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在政权官员中比例最低,可以假定为0。社会崩溃之际可以认为政权官员百分之百是“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既然“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必玩弄规矩,玩弄规矩即腐败,那从政权官员中“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比例就可以大致估算出政权的腐败程度。政权中“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比例越高,腐败程度越大。)

  要问现在中国社会有多腐败,那就得看看有多少大规矩已经可以被玩弄,也就是说,只要给钱托关系就可以绕过去或变通,让规矩失效不起作用,有规矩也等于没规矩。但这似乎很难直接统计,往往倒是反过来算更简单:看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多少大规矩是不可玩弄的,给钱托关系走门路都没办法通融绕开。

  中国社会现在还有多少大规矩是不可玩弄的?不知道。因为这当然是高度机密。但可以知道两条:第一,确实还有不可玩弄的大规矩,比如不得走私买卖原子弹。第二,现在不可玩弄的大规矩并不意味着以后也不可玩弄,比如“法律党”刚刚就给走私核材料发了免死金牌。而只要熟悉“法律党”玩弄法律的本事就可以知道,人家有能耐把“原子弹”定义为“特殊核材料”之类。何况“走私核材料免死”仅仅是开头。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今后花样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因此说不定有一天买卖走私原子弹不算大罪。连这普通人认为决不可能被玩弄的大规矩都能被玩弄,连国家“改革路线图”都可以由外国“顶层设计”,那谁知道还有什么大规矩是不可被玩弄绕开的?谁知道会不会连中国的核钥匙核心机密都被偷偷卖掉?

  如果那么要害的东西都能被文人“公知”“法律党”们肆意玩弄,那教人怎么相信还有不可玩弄的大规矩?

  ⑵.从社会的时髦看腐败程度:

  健康社会是“改变世界”为大方向的社会,时髦的是“遵循规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精益求精”、“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三老、四严”……吃香的人是“遵循规律的”——工农兵、科学技术人员。

  腐败社会是“解释世界”为大方向的社会,吃香的是“玩弄规矩”——“难得糊涂”、“马马虎虎”、“灵活多变”、“善打擦边球”、“合法作弊”、“人头熟”、“路子宽”、“后台硬”、“面子大”……吃香的人是“玩弄规矩的”——文人“公知”、“法律党”、“学者型官员”……

  如今中国社会吃香的是什么?不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精益求精”,而是“精明”、“能混”、“会来事”、“善钻营”;青年一代中没什么人愿意当工人农民,欣赏的是明星、大款、“白富美”;影视作品的主角没几个“遵循规律的”,时髦的人物都善于权变、有心机、会算计人;大受欢迎的影视作品往往可以当成权术和玩弄规矩的教科书,如《甄嬛传》……总之社会在从“遵循规律”走向“玩弄规矩”。而走向“玩弄规矩”即走向腐败。

  这种趋势连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免受影响,比如“代沟”——每个下一代都觉得自己聪明能干,瞧不起老一代“僵化”、“呆板”、“保守”、“不灵活”、“不开窍”、“过时”。换句话说,觉得上一代不如自己善于玩弄规矩。这实际反映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知不觉从“遵循规律”滑向“玩弄规矩”。这当然得归功于文人“公知”的“腐败治国”——我们那一代往往嫌老一代“合法的便宜都不沾”;我们的下一代则往往嫌我们这一代“能发的财都不发”;下一代的下一代又有其瞧不起自己的上一代的地方;如今则听说到了“我的阴道我做主”、“越来越多的男女认为婚内出轨不可避免”之类的地步。真是一代比一代开放,一代比一代自由,一代比一代不尿规矩、敢玩弄规矩、会玩弄规矩。由此可以看出社会走向“自由化”即玩弄规矩的程度,或者说走向腐败的程度。

  (回顾历史,“一代比一代不尿规矩”好象也是周期性的——历史上每朝每代有点身份人家的子弟都是一代比一代会玩弄规矩,一代比一代自由,一代比一代放纵,放纵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绝对自由。然后礼崩乐坏、物极必反、天下大乱、社会崩溃,于是一跟头栽到底,再也为所欲为不起来了。等乱透了,出现新的强人铁腕恢复秩序,出现新的有身份人家,子女开始新的一代看不起一代、一代比一代自由放纵、一代不如一代……)

  ⑶.对比“学而优则仕”社会癌症的其它特征

  “学而优则仕”社会癌症的其它特征——“不怕不干事,只怕干实事,惟恐国家强大社会发达”、“靠腐败治国”、“内斗不休”、“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凶神恶煞;吃里爬外,卖国求荣”……“从上到下腐败横行,玩弄规矩成了司空见惯,遵守规矩成了迂腐。”

  中国社会如今的具体实情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知道。大体看来大约是介于二期和三期之间。(文人“公知”占绝对优势的领域已具备四期的特征)总的来说,问题严重,但尚有救。

  七.为了“学而优则仕”的神圣不可侵犯,文人“公知”发动了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超限战

  与过去不同,今日中国文人“公知”等不及中国按历史上“学而优则仕”决定的社会动乱周期律自然崩溃,而是迫不及待要马上搞垮中国,已经联合西方国家不宣而战,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隐形超限战。

  文人“公知”这样做是为了报复毛泽东和追随毛泽东的中国老百姓,更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

  文人“公知”曾指望毛泽东也象历代皇帝一样打天下是为了自己坐天下,政权到手就从“改变世界”转为“解释世界”;从需要“遵循规律的”转为“玩弄规矩的”;也象历代皇帝一样搞“学而优则仕”,靠玩弄权术用文官钳制武将。但他们大失所望。毛泽东追求的不是个人打江山坐天下,而是救国救民——为人民服务、强国富民、反侵略、国家统一、结束战争、工业化、现代化……所有这些都属于“改变世界”,需要的是“遵循规律的”、“实干的”;而不是文人“公知”那样卖嘴扯蛋解释世界的“玩弄规矩的”。毛泽东建立的是人民军队,实行的是党指挥枪,不需要象封建帝王那样靠玩弄权术用文官钳制武将。

  毛泽东很快就发现解放初期简单继承下来的教育体制实际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建立在这种教育体制基础上的干部体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过去文人官僚体制玩弄规矩的弊端。不管如何三令五申整顿纠偏,政权的官僚体系仍然阳奉阴违地、缓慢却顽强地走向玩弄规矩;什么规矩都能被玩弄得面目全非,什么决策都能被歪曲得适得其反——你反击搞政变的文人“公知”,他马上给你玩弄成“按指标抓右派”、“对党员有意见就是反党”、整一切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你要保护知识分子,他马上给你玩弄成包庇文人“公知”;你号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他给你玩弄成“亩产万斤粮”、“拔白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你发现问题布置纠偏,他给你玩弄成“包产到户”、“一风吹摘帽”、“工业要退够、农业也要退够”;你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他马上给你玩弄成全面打砸抢“破四旧”……纠左马上给你玩弄成极右,反右马上给你玩弄成“极左”,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借力打力”玩弄规矩损人利己。其中作用最坏最恶劣的是混进干部队伍当上“智囊”的文人“公知”——他们最擅长通过玩弄文字玩弄规矩。经过他们的教唆点拨,本来不会玩弄规矩的干部也学会了。历史上文人官僚体制的一切弊病又在重现——“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换句话说,“社会动乱周期律”仍在起作用。

  要想跳出“社会动乱周期律”,就必须打破“学而优则仕”——“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不少的小说和笔记都写到,一个人得中进士,立即有人前来出谋划策,如何买田放债,如何影响诉讼,如何利用权势作额外收入的资本。”“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注意这句要害:“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

  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破“当官做老爷”,立“为人民服务”;破“文人一统天下”;立“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三结合”;破“学而优则仕”,立“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看学历看实际”,只要有真才实学实践成果实际能力,工农兵照样当国家领导;破“升官发财”,立“升官不发财”。所有这些的目标只有一个:使中国社会摆脱千年老大难——“社会动乱周期律”。

  从国家根本利益民族根本利益的角度看,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社会避免重陷动乱分裂内战杀戮,因此劳苦功高。但从文人“公知”的私利角度看,毛泽东做的一切彻底损害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学而优则仕”,因此罪大恶极。“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如何评价毛泽东完全取决于从什么角度、什么利益出发看问题。

  “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公知”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所在。没有“学而优则仕”就没有文人“公知”的生存——文人“公知”是一群有文化的流氓。凡流氓皆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蛮横无理、不劳而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没有地位,没有贡献,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不创造财富,只能靠敲诈勒索招摇撞骗才能生存。文人“公知”也不例外,虽然有文化,仍然是流氓,仍然好吃懒做、好逸恶劳、蛮横无理、不劳而获,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没有地位,没有贡献,没有建设性,只有破坏性,不创造财富,只能靠敲诈勒索招摇撞骗才能生存。唯一不同的是街痞子流氓靠暴力,文人“公知”等有文化的流氓靠权力——没有权力的支持,文人“公知”没完没了的卖嘴扯蛋、连篇累牍的废纸废话能卖给谁?哪个老百姓肯心甘情愿掏腰包买?文人“公知”没有权力就是孔已己,有权力就是范进中举。没有“学而优则仕”,文人“公知”就连孔已己都不如,当叫化子都没人当回事。

  这样的利害关系决定文人“公知”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学而优则仕”,对挑战了“学而优则仕”的毛泽东恨之入骨,一定要用最狠毒的办法报复。报复毛泽东不仅是为了发泄刻骨仇恨,更是为了杀一儆百,借此树立“学而优则仕”的绝对权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牢牢记住一条:“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地上的文人“公知”是惹不起的。

  要树立“学而优则仕”的绝对权威,就必须让人们相信:

  ——挑战“学而优则仕”、惹文人“公知”的都不是好人;

  ——挑战“学而优则仕”、惹文人“公知”的都没有好下场;

  ——挑战“学而优则仕”、惹文人“公知”的都给人类带来了大灾大难;

  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些,于是就有了全面否定毛泽东,全面妖魔化毛泽东,全面反毛泽东之道而行之,全面反思“证明“毛泽东做的一切都是坏事,没做过好事;就有了“饿死三千万”、“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时代中国人贫穷愚昧没人权”……

  文人“公知”上述倒行逆施的后果就是切身利益决定他们必须灭绝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及其后代。为什么?

  第一,文人“公知”的一切妖魔化宣传只能哄哄没亲身经历过毛泽东世代的人,瞒不过上述这些人。只要文人“公知”的话语霸权不再绝对,他们就能戳破文人“公知”的弥天大谎。这就危及了文人“公知”树立“学而优则仕”绝对权威。

  第二,上述这些人都接受过毛泽东时代的价值观:为人民服务,人民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即使一时被迷惑,但当在反面教员帮助下能迅速回归认同毛泽东。这是文人“公知”玩弄规矩树立“学而优则仕”绝对权威构的最大障碍。

  第三,上述这些人受文人“公知”肆无忌惮玩弄“改革”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的伤害最严重,对文人“公知”的真面目看得最清,最苦大仇深。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人“公知”的最大威胁。

  第四,文人“公知” 只会卖嘴扯蛋,根本不懂客观规律,几十年来倒行逆施瞎指挥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化,已经再也无法掩盖了。他们不肯认错,更不肯承担责任——负责就不玩弄规矩,玩弄规矩就决不负责。要避免承担责任,就必须消灭受害者。

  怎么办?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杀人绝患。有一亿杀一亿,有十亿杀十亿——所以就有了“强制推广转基因主粮”、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突破十八亿亩红线”、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资源、疯狂消耗挥霍浪费中国的矿产资源和一切自然资源、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砸烂铁饭碗”、“改革代价”、“下岗三千万”、“淘汰垃圾人口”、“你就不配活着!”……

  “饿死三千万”是文人“公知”编出来的,“灭绝若干亿”却是文人“公知”正在“能做不能说”地积极推行的——把知情人及其后代都杀光,剩下的中国人就只知道文人“公知”告诉他们的“历史真相”了;制造出多少亿中国人被灭绝的空前惨剧再“证明”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祸根所致,剩下的人就相信毛泽东给人类带来了大灾难确有其事了,就不会计较“饿死三千万”是不是真的了。先下手为强,在受害者觉悟之前就把他们杀光,根本不给他们醒悟报仇的机会,自己就安全了——曹操杀吕伯奢是先下手为强,文人“公知”灭绝亲身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及其后代也是先下手为强。这才充分体现了文人“公知”的人生哲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在我身后,哪怕洪水泛滥!”

  许多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的事,连普通老百姓都看得出来,为什么文人“公知”楞是无动于衷?为什么连象样的解释都不屑给一个?这些善良的中国人错就错在想当然地以为文人“公知”跟自己一样,也是从“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立场出发看问题。殊不知人家是“花钱买屁——要的就是这个味”,要的就是灭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就没打算让中国人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才根本不在乎把中国的资源卖光、环境毁光、农田铲光……所以才对外国电视台“杀光中国人”的煽动教唆无动于衷,所以才特意立法“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玩弄“改革”规矩灭绝多少亿人,即使被揭穿被揪住也属于“非暴力犯罪”,不至于掉脑袋。这足以证明文人确实蓄意灭绝多数中国人,否则为什么如此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现在就给自己万一阴谋败露时留下了后路?对文人“公知”的阴险歹毒狡诈怯懦,善良人们的想象力永远跟不上趟。

  对文人“公知”来说,光妖魔化毛泽东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把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和新中国全部消灭。这是因为:

  第一,不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和新中国还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还做过好事。而这就等于承认“挑战‘学而优则仕’的并不一定都坏”,就等于否定了“挑战‘学而优则仕’、惹文人‘公知’的都不是好人”,就破坏了“学而优则仕”的绝对神圣不可侵犯。更主要的是,只要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和新中国还存在,毛泽东的影响就还存在,就无法确立绝对的“学而优则仕”,文人“公知”就不能随心所欲玩弄规矩摆布权力。

  第二,文人“公知”玩弄“改革”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获得了惊人的不义之财。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这些赃款才算“无主之财”,才能不被追究,自己才能安心。

  第三,文人“公知”几十年来玩弄规矩祸国殃民的后果越来越明显,再也无法掩盖下去。只有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才能避免承担责任,逃避被清算的下场。

  要推翻消灭共产党和新中国,文人“公知”就面临一个问题:投靠什么样的政权?——“学而优则仕”是权力权术的需要产物,是为权力斗争服务的工具。这种工具制造出来的文人“公知”没有凝聚,组织不起政权,只能给人当打手——黑社会雇街痞子流氓当硬暴力打手,白社会雇文化流氓当软暴力打手。文人“公知”找雇主,当然得按文化流氓的特长需要“良禽择木而栖”。

  文人“公知”需要投靠什么样的政权?

  第一,必须绝对“学而优则仕”;

  第二,必须只搞“解释世界”、不搞“改变世界”。

  道理很简单:“改变世界”就需要“遵循规律的”,只有“遵循规律的”才用得顺手,文人“公知”必吃瘪。“解释世界”就需要“玩弄规矩的”,只有“玩弄规矩的”才用得顺手,文人“公知”必吃香。

  要只搞“解释世界”、不搞“改变世界”,就必须:

  ——不能追求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追求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追求独立自主的经济繁荣,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追求国家安全,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不能反侵略,因为这属于“改变世界”。

  换句话说,文人“公知”理想的政权是一个只需要自己卖嘴扯蛋、什么实事都不要干、什么责任都不必负、任凭自己随心所欲玩弄规矩的政权。

  什么样的政权能满足所有这些条件?殖民地的傀儡政权——给灭亡中国、奴役中国的外国当傀儡,不需要维护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需要维护中国统一,不需要侵略,不需要搞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不需要做任何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实事,只需要整天替外国侵略者卖嘴扯蛋维护统治,绝对只“解释世界”不“改变世界”;只“玩弄规矩”不“遵循规律”,绝对满足“学而优则仕”。

  无论是对文人“公知”还是对要灭亡中国的外国,这都是一笔“双赢”的绝妙好交易:

  ——对决心消灭中国的外国来说,只要灭亡中国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就行,不在乎用“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来当奴隶监工,不他们玩弄规矩欺负中国老百姓——反正需要“以华制华”。为了“学而优则仕”而死心塌地主动送货上门的文人“公知”正合乎需要。

  ——对文人“公知”来说,只要“学而优则仕”就行,不在乎中国灭亡变成殖民地——君不见人大“公知”张鸣之类的不打自招乎?只要文人“公知”有玩弄规矩的自由,能“读书人精神和肉体,无比舒泰,创造力陡然增加”、“活得人模人样的”,乱世就乱世,杀老百姓自由就杀老百姓自由,国家穷就穷,被侵略就被侵略,分裂就分裂,挨打就挨打,完蛋就完蛋。朱学勤说殖民侵略是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刘晓波更直截了当宣布“三百年殖民地”……

  由此可见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跟决心消灭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外国的利益需要完全一致,配合得天衣无缝,简直是天作之合,“姓何的嫁了个姓郑的——郑何氏(正合适)”,不折不扣的“双赢”。

  这样的利益高度一致决定中国的文人“公知”跟决心灭亡中国的外国势力一拍即合,早已形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和军事同盟,早已不宣而战,发动了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隐形超限战。

  ——为什么文人“公知”如此不遗余力“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第一,不割地的割地,不赔款的赔款,学习宋朝“花钱买和平”。第二,表示合作诚意的“投命状”。第三,保自己的保险费——让你们的鹰派觉得留着中国有好处,因而下不了决心对中国来硬的,否则必定激起中国老百姓的抵抗意志,那时中国“改变世界”干实事的必受重用,文人“公知”这些卖嘴扯蛋玩弄规矩的就得吃瘪。

  ——为什么文人“公知”如此拼命诋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切?换来外国势力的保护——判处叫嚣“三百年殖民地”的刘晓波,马上给了个诺贝尔和平奖;拘捕串联闹滋事的“死磕”律师,马上冒出“24个国际法律组织联合致信强烈谴责”;镇压89“颜色革命”,马上来了个国际制裁……里应外合配合默契——我保护你的利益,你保障我的安全。

  ——为什么文人“公知”那么迫不及待闹私有化,尤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闹“混改”、(“国务院专家:涉国家核心安全的国企也可部分民营化”)、“金融自由化”、惟恐外资不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超限战的需要,89年动乱失败的教训——89年时中国经济主力是公有制,经济命脉在自己手里,西方借89动乱对中国的制裁不起作用。等中国全面私有化、经济命脉全部被私人和外资手中,那制裁中国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国有资本不会逃跑,私人资本说逃就逃了,外资说撤就撤了。这样文人“公知”就可以肆无忌惮利用自己玩弄规矩欺负老百姓激起的民愤煽动“颜色革命”(难怪文人“公知”忽然立法规定“阻拦军车免死”、“战时造谣惑众免死”,原来早就在这里等着了),看共产党当权者还敢不敢镇压——不敢镇压,“颜色革命”大功告成;敢镇压,外国马上经济制裁,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私有资本一逃,外国资本一撤,中国马上经济大危机大崩溃,文人“公知”便可趁火打劫一举搞垮中国,让中国陷入大动乱大内战、大屠杀,中国分裂,被大卸八块……文人“公知”与外国势力里应外合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超限战大功告成。

  有些人指责文人“公知”如此这般是因为被外国收买了。这些人还是心太善,小看了文人“公知”。人家不是简单地被动地被几个小钱收买,而是深思熟虑主动地要跟外国势力结盟,共同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外国实现消灭中国、奴役中国老百姓的野心,文人“公知”通过当奴隶总管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双方各取所需。这是一场不宣而战的隐形战争,是一场超越一切通常战争概念的超限战。

  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死敌。“学而优则仕”的体制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的当权”的体制。“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是最坏的玩弄规矩的人。他们的利益决定他们需要中国不是统一而是分裂;不是强大而是积弱,不是发展而是停滞不前。他们造成了中国社会周期性动乱,造成中国落后挨打,造成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只有明白文人“公知”的“学而优则仕”、“玩弄规矩当权”的利益存在,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必须以中国和中国人民为敌,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始终如一地仇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切,那么起劲地鼓吹中国分裂,那么无孔不入地污蔑中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假如日本当年真的统治了中国,最终的结果也不过使中国的民族从56个变为57个”、“分裂有什么不好?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最好的时期,就是南宋”……才能明白为什么凡是有利于中国的,他们没有不咒骂的;凡是不利于中国的,他们没有不喝彩的——“祝愿天宫一号发射失败”、围攻侮辱表演“我的祖国”的王芳、郎朗、为藏独、疆独的恐怖活动辩护、侮辱捍卫奥运会火炬的残疾小姑娘、“猎鹰计划”、“老鼠行动”……

  只有明白“学而优则仕”的文人“公知”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敌人,才能看破他们联合外国势力发动的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超限战——“饿死三千万”、妖魔化毛泽东、全面否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全面颠倒历史、大闹“历史虚无主义”……所有这些不是什么“言论自由”,而是战争宣传、战争心理战。言论自由是自己人内部才用的东西。敌我之间没有言论自由,只有战争宣传、战争心理战。战争宣传、战争心理战不管事实,不讲道理,只管能够迷惑对方的“事实”,只讲似是而非的道理。战争中对敌方的战争宣传从来不讲什么言论自由,发现就是一炮,炸死拉倒。有炮能打而不准打的,谁不准打谁就是内奸,就是混进来的敌人,就该消灭。如果没炮打不了呢?告诉自己人不听就是了。对正规战争中的正规敌人的战争宣传如此,对超限战中的文人“公知”的战争宣传同样如此——不管文人“公知”如何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就是不听不信——手机病毒,一点就中毒;“公知”诡辩,一信就中招。

  面对勾结外国势力灭亡中国、灭绝多数中国人的文人“公知”这个穷凶极恶的敌人,想生存就必须丢掉幻想,坚决斗争——你不斗它,它要斗你;你不打倒它,它要打倒你,你不消灭它,它要消灭你。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没有其它出路。

  用“遵循规律的”与“玩弄规矩的”观点分析问题,历史的迷、现在的疑无不一览无余,一切合乎逻辑,顺理成章。日常工作中看人只要知道他(她)属于哪一类——“遵循规律的”还是“玩弄规矩的”,该如何打交道就基本有数了。即使不赞成本文分析的人,也不免会在暗中琢磨自己的顶头上司或最信任的人属于哪一类:“遵循规律的”?还是“玩弄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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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从明朝的下场看“学而优则仕”的必然后果

  黎阳

  2015.10.12.

  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贯彻最彻底、规律发挥最充分、后果最典型的时代是明朝。看看“学而优则仕”给明朝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就可以知道继续贯彻“学而优则仕”给中国带来的将是什么。

  (注:除特别注明,本文及附录所有有关明朝历史和评论的引述均来自“当年明月”所著《明朝那些事》)

  一.制造出形同黑社会的庞大文人官僚利益团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

  二.篡夺硬权力

  三.篡夺软权力,垄断话语权,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愚弄全民,把一己之私所需要的价值观强加给全社会

  四.玩弄规矩排斥异己,“扯蛋的”打击“实干的”,“玩弄规矩的”欺负“遵循规律的”

  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内斗不休

  六.为少数富人谋私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杀农济商,杀贫济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七.玩弄规矩,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虚伪卑劣

  八.不懂装懂,独断专行断瞎指挥,视国事为儿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如狼,对外如羊

  九.不负责任,为逃避责任不惜毁灭国家

  十.误人子弟,败坏社会风气,制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读书观,妨碍社会发展

  一.制造出形同黑社会的庞大文人官僚利益团伙和排它性的有文化的流氓+精神贵族

  ——“自唐朝以来科举造就了很多文官,并确定了文官制度。历经几百年,这一制度终于在明朝开花结果,培养出了一个副产品。那些凭借着科举考试跃上龙门的精英们通过同乡、同门、同事的关系结成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实力集团——文官集团。”

  ——“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

  ——“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明朝的文官集团的权势已经到了十分猖狂的地步,他们不但干预朝政,批评皇帝(有些确实是故意找茬),还监控皇帝的私生活,不能随便旷工出去玩,不能好色,不能贪杯,虽然他们自己也干这些事,却不允许皇帝干(比如张居正)。”

  ——“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人们往往过于关注那些所谓忠臣们的行为,却很少发现这些大臣们的可怕之处。”

  ——“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第一步,摆出身”。“第二步,摆资历”。“第三步就是比名次”。“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秩序,形成强大力量的。”

  ——“文官集团特点如下:

  1、饱读诗书,特别是理学,整日研习所谓圣贤之道。

  2、坚持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原则,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一部分)

  3、擅长骂人,掐架,帮派斗争。

  座右铭:打死不要紧,青史留名在。”

  ——“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二.篡夺硬权力

  ——“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文官的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同意,办任何事情都将此路不通……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除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绝大多数由科举出身。”(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多少年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明代言官中有很多人品行极端恶劣,纯粹是为名而骂,为骂而骂。”“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

  ——“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

  —— “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明朝的皇帝,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且不论张居正、刘瑾、魏忠贤之类的牛人,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给事中,天天上书骂人,想干啥都不让,能把人活活烦死。比如明武宗,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

  ——“圣旨不出紫禁城”。

  ——“如果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无锡的顾宪成,只是一个平民,他所经营的,只是一个书院,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书院可以藐视当朝的首辅,说他们是木偶、婴儿,这个书院可以阻挡大臣复起,改变皇帝任命。大明天下,国家决策,都操纵在这个老百姓的手中。从古至今,如此牛的老百姓,我没有见过。”“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沈一贯,是浙江四明人,在任人唯亲这点上,他和后来的同乡蒋介石异曲同工,于是在亲信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老乡会。这个老乡会,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浙党。这就是沈一贯的另一面,他是朝廷的首辅,也是浙党的领袖。”

  ——“世界上还有人能让皇帝痛苦?是的,确实存在这样的人。他们就是那些平日跪拜在大殿上,看似毕恭毕敬的大臣们。这些大臣们绝非看上去那么听话,在他们谦恭的姿态后面,是一个拥有可怕力量的庞然大物。”

  ——“真是千古奇谈!皇帝口谕还不行,居然还要亲自出来道歉!”

  ——“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老婆(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垂帘听政,压根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为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十分简单。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皇帝权力大,用历史术语讲,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都不行。可在明代,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

  ——“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讲,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拔摺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至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事实生动地告诉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十分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公认的老实人,好皇帝,但就是这位好皇帝,却被一个叫李时勉的大臣狠狠地骂了一顿,朱高炽品行很好,怎么会骂他,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原来朱高炽先生做了这样几件事,他登基之后,要换侍女。新君登基,这个要求似乎也不过分。此外他还整修了宫殿(规模并不大),最后由于身体不适,他曾有几天没有上朝见群臣。这些事情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李时勉却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数落了皇帝一通,全文逻辑性极强,骂人不吐脏字,水平很高”,“翻译成通俗语言可以理解为穷奢极欲,好色之徒,消极怠工,不务正业。”

  ——“明宣宗辛辛苦苦干活,也不好色,没有什么其他娱乐,按说不应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可善于研究问题的文官们还是找到了漏洞。这位明宣宗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活动,却有一个小爱好——闲暇之余斗蛐蛐。虽然这不算是健康的文体活动,倒也不是什么不良嗜好。皇帝也有自己消闲方式,你总不能让他每天做一套广播体操当娱乐吧。但就连这点小小的爱好,也被文官们批判了很多次,后来不知是谁缺德,竟然给这位为工作和江山累得半死不活的好皇帝取了个外号‘蛐蛐皇帝’。确实过分了!”(注:“明宣宗除政治上仁宣之治外,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书画皇帝”——维基百科)

  ——“在明宣宗时代,文官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内阁权力也越来越大,出现了所谓‘票拟’。”“此后明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票拟’的权力一直为内阁大学士所占有,而‘批红’的权力却并非一直握在皇帝的手中”;

  ——“到了朱瞻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文官集团十分之强大,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在我们很多人的印象中,皇帝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没有人能够管得了。可是实际上,明朝的皇帝是不容易当的,那些大臣们就像一群苍蝇,不但要向你提意见,甚至有时候还会挖苦你,讽刺你,你还不好把他怎么样。明仁宗心地善良,却因为小事被骂得气急败坏,他的儿子朱瞻基行为端正,只喜欢斗蛐蛐,也被那些人当成罪状来批判,老百姓有自己的爱好,皇帝居然不能有。”

  ——“皇帝这份工作,是个苦差事,要想干好,必须日以继夜地干活,必须学会对付大臣、太监和自己身边的亲人,要守太多的规矩,有太多的事情不能做。”

  ——“皇帝这份活儿,真他娘的不是人干的。”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们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的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那些丞相们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嘉靖元年(1522),新登基的皇帝看到王守仁的功绩,赞叹有加,决定把他应得的荣誉还给他,还当众发了脾气:‘这样的人才,为什么放在外面,即刻调他入京办事!’然而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道命令却迟迟得不到执行,拖到最后,皇帝连催了几次,吏部才搞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结果——调南京兵部尚书。皇帝都说要他入京了,吏部吃了豹子胆,敢不执行?吏部确实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但他们也没有抗命,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另一个人的命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人比皇帝厉害。因为连当时的皇帝,都是这位仁兄一手拥立的。此人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廷和,这次找王守仁麻烦的人正是他。”

  ——“皇帝陛下,我们认为您现在不能再管您的父亲(兴献王)称为父亲了,根据古代的规定,您应该称呼他为叔叔(皇叔考),您的母亲也不能叫母亲了,应该叫叔母(皇叔母)。从今以后,您的父亲就是孝宗皇帝,管他叫爹就行。最后顺便说一句,为保证您能够顺利地改变称呼,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我们几个人商定,如果大臣中有谁反对这一提议的,可以定性为奸邪之人,应该推出去杀头(当斩)。”

  ——“怎么回事?当个皇帝竟然连爹都当没了?不能认自己的爹,我爹是谁还得你们给我指定一个?这种事还能强行摊派?他发出了怒吼:‘父母都能这样改来改去吗?’皇帝发怒了,后果不严重。因为杨廷和先生的回答是可以。”“无奈之下,朱厚熜只好和杨廷和玩起了公文游戏,他把表达自己意思的文书下发,要内阁执行。然而这所谓的圣旨竟然被杨廷和先生退了回来,因为根据明代规定,内阁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意见不对,可以把圣旨退回去,这种权力的历史学名叫作‘封驳’。”“朱厚熜发作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马上写了一封手谕,命令内阁立刻写出文书,封自己父母为皇帝和皇后。我是皇帝,难道这点事情都办不成吗?事实生动地告诉朱厚熜,皇帝也有干不成的事情,如果杨廷和先生不同意的话。内阁的效率甚高,反应甚快,办事十分干净利落,杨廷和连个正式回函都没有,就把那封手谕封了起来,退还给朱厚熜。皇帝又如何?就不怕你!”

  ——“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徐阶)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禎帝連忙自我檢討。”

  三.篡夺软权力,垄断话语权,制造倾向性舆论狂潮愚弄全民,把一己之私所需要的价值观强加给全社会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明代的言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句话,倒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真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明朝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

  ——“在明代,决定一个官员声望的舆论不是控制在皇帝手里,也不是控制在一两个高级官员手里。而是控制在大量和民间利益集团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中下级官员乃至没有官衔的平民知识分子手里。”“为得到舆论的好评,明代官员真是前仆后继,连挨板子,挨廷杖都能觉得无上荣光,都能沾沾自喜。明代那些自命为正人君子的文官,哪个不是以为民请命自居?而这些人的势力恰恰盘根错节。”(杜车别:“把最近和人辩论的明朝中后期财政无能的原因整理一下”)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这种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东林党期间达到了高峰,那可真是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

  ——“明朝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在他看来,万历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不顾事实如何,网罗罪状,编造谣言”,“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这些东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定陵出土)“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关于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比如蔡明伦的《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完全是毫无忌惮、汪洋恣肆,把神宗骂的体无完肤’,他总结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的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户部尚书茹太素给朱元璋上奏折,六百个字就能说清的事却用了几万字,引经据典废话连篇,光读就读了好几个钟头。明知朱元璋出身贫寒、读书有限、日理万机、不胜繁忙,却故意如此长篇大论卖弄典故,一是为了通过卖弄“学问渊博”变着方子嘲弄他知识贫乏、从精神上压倒他,二是惟恐他累不死,三是要“说不服,绕糊涂”。

  ——“皇帝每天需要阅读几十件奏章,这些奏章文字冗长,其中所谈的问题又总是使用儒家的传统观念和语言来表达,很不容易弄清其中问题的主次和它的真正含义,更不用说还夹杂了极多的专门名词和人名地名。所以皇帝必须委派五六名司礼监中的太监作为‘秉笔太监’,由他们仔细阅读研究各种问题奏本,向自己作扼要的口头汇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注:所谓“宦官干政”就是这样被文人官僚集团用繁琐哲学和文字陷阱逼出来的。)

  ——“臣僚门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国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朱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强迫嘉靖皇帝不认亲爹:“发动了七十三个大臣和他一起上书,奏折中旁征博引,大发感慨,这还不算,他的落款也是相当嚣张: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这意思就是,我现在上书还算是文明的,如果你再不听,还有八十多封奏折,二百五十多人等着你,不用奏折埋了你,口水也能淹死你!”、“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监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中央一共六个部,来示威的就有五个部长,意思已经很明白了:皇帝你要是再不让步,今天咱们闹腾到底,明天不过日子了!”

  ——“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值大发了。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

  四.玩弄规矩排斥异己,“扯蛋的”打击“实干的”,“玩弄规矩的”欺负“遵循规律的”

  1.整没有文凭的实干家

  ——据“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23”记载:“给事中张元冲劾奏:文英徒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带俸窃衔叨恩荫叙乃复冒渎改求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郭文英有真才实学,卓有成效地组织修建了太庙。但因为他出身木匠、没有文凭(以绳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所以文人言官(给事中张元冲)不但反对他参与国家管理(升任工部右侍郎),而且要惩办他——“宜明谕惩戒使知安分图报”,还把这上纲上线成重大原则问题——“此于国体名器所关不小”。

  ——“国家的权利精英们都在搞政治斗争,聚焦的都是皇帝家内事,国家如何发展、经济如何治理,盐、矿、造船、造纸、纺织、火器应用、文字学习、武术,航海、工艺品、绘画,等等,这些国家文明和技术,怎么不见朝中有人关注,历史总是把聚光灯打在皇家舞台上,演绎家权、文权、皇权的斗争。当政者,为皇者,他们究竟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作,为什么而去奋斗?这是史官们,不敢评论的地方。究竟为了什么要夺情、夺权、夺天下?”(读者评论“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

  2.破坏郑和航海下西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最支持他的航海活动的朱棣去世了,大家忙着争权夺位,谁也没心思去理睬这个已经年近花甲,头发斑白的老人和他那似乎不切实际的航海壮举。”“郑和被冷落了,他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理会,无任何用处的人,等待他的可能只有退休养老这条路了。”

  ——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

  —— “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维基百科)

  (注:历史书上只轻描淡写说“闭关锁国的封建统治者”停止了郑和下西洋,羞羞答答就是不肯提文人官僚团伙悍然销毁出海地图等资料直接破坏这一历史事实。——也难怪,文人官僚团伙写的历史,当然要想方设法为同伙同类推卸责任。)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

  3.整干实事的张居正

  ——“张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任务享年仅57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一概被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张居正倒是想加强明朝的财政管理(尽管只是非本质性的,不触动根本问题的小修小补),他被舆论攻击丑化成什么样子了?严嵩的党羽鄢懋卿想要整顿盐政,为政府增加一点盐税收入,又被丑化成什么样子了?”“张居正算是为国家着想了,又是皇帝的老师,他的下场又如何?还是家破人亡,差点被死后鞭尸!”(杜车别:“把最近和人辩论的明朝中后期财政无能的原因整理一下”)

  ——“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中争取一个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这么一搞,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不关地方官的事,于是等丘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

  ——“张居正死后,真正能独当一面的大人物已经没有了,剩下的不是混日子的就是闹事的。如果言官不是这么闹,不是闹出那么多党派来,说不定明朝还能拖延个三五年的。但根据这个情况来看,明朝不亡,实在是天理不容!”

  4.鄙视、欺负、诬陷军人

  ——“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本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其社会影响,也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国家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武将逐渐成为粗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高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粗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注:“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跟明成祖朱棣的“永乐”中间只差了一年。可见明朝能征惯战的皇帝朱棣刚一死,文人官僚集团马上就把武将们踩到脚下了。)

  ——“明朝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明朝的体制是以文制武,高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身,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的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缩不前,玩敌养寇。兵士抄掠百姓,该管的长官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事情的北京却常常是军饷积欠过久。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将领们代人受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也先的军队十分强悍,骑兵以猛虎下山之势直扑紫荆关,在喜宁的引导下(所以说叛徒最为可恨),也先仅用了两天时间就攻破了这座关口,守备都御史孙祥战死。”“按说孙祥死后,应该追认荣誉,就算评不上什么光荣称号,起码也该是因公殉职,但他却在死后被草草火化(焚之),什么也没有得到,英雄得到如此下场,全拜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一位老朋友所赐,这位老朋友就是言官。”

  —— “孙祥战死之后,有一些言官不经过调查研究,就胡乱发言告状,说孙祥是弃关逃跑,结果在战后,不但没有给孙祥开追悼会,反而直接把他的尸体烧掉,就此了事,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注:由此可见文人官僚集团陷害功臣良将手段的恶毒阴险。)

  ——“至于明朝,对(抗日援朝大获全胜)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战后,刘綎、陈璘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

  4.陷害功臣

  ⑴.整力挽狂澜保卫北京的有功之臣于谦

  ——“但就是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于谦,竟然还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找借口骂他。”“可不久之后,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又上奏折骂于谦,而这篇奏折的目的性更为明确,文中字句也更为激烈,摘录如下:比如,‘德胜门下之战……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还有更厉害的,‘于谦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就这样,于谦先生危难之中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匡扶社稷,才换来了京城的固守和大臣百姓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事成之后还拒绝封赏,只接受了一个从一品的虚衔,可这位刘定之却还是不满,硬是搞出了个‘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的结论。”

  ——“刘定之先生战时未见其功,闲时但见其骂,观此奇文共赏,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定律: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骂一个人也不需要借口。”“而后代历史学家则看得更为清楚,他们用一句话就概括出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谦有社稷功,一时忌者动辄屡以深文弹劾’”。

  ——“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之变)无名!”“虽无显迹,意有之”(迎立外藩)“‘莫须有’杀掉了岳飞,‘意欲’杀掉了于谦”。

  ⑵.整抗倭名将戚继光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六日,新河战斗结束,倭寇死伤二百八十余人,戚家军仅阵亡三人。”“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一千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掳百姓五千余人,戚家军伤亡合计:三人。”“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历十三战,每战横扫敌军(注:倭寇),几近全歼,最大伤亡仅六十九人,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1,空前绝后,彪炳史册。”“自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戚继光率其所部四千明军,对阵两万敌军(注:倭寇),在无其它军队配合的情况下,五战五胜,共计歼敌五千五百余人,累计伤亡不足二十人,史称‘台州大捷’。”“戚继光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纠葛,继续着自己的抗倭战争,不久之后,他和官复原职的俞大猷一起进军福建,历经兴化、仙游之战,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后的五年中,他又穷追猛打,至隆庆元年(1567),为祸中国数十年的倭患终于被平息。”“他(戚继光)镇守东南之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离职之时,‘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所有收入,无论正当与否,都用于了交际,而他自己,是清白的。”但“(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张居正)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

  ——“张居正死后,戚继光就被调离了蓟州,去了广东,虽然职位没变,但戚继光明白,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戚继光和辽东总兵李成梁同时作为前首辅的党羽而被参劾。万历皇帝原谅了李成梁而把戚继光革职。”

  —— “1584年戚继光被参劾的理由之中,有一条就是他在蓟洲的帐簿业已不知去向。”

  ——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他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 “汪道昆自然不会知道,当他润笔(为戚继光)做书的时候,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这事情的意义,即是军备的张弛,立即影响一国国运的盛衰。世界局势如是,而这阳历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陨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缺乏戚南塘将军苦心孤诣拟定的战术和强调的组织纪律,结果是众不敌寡。兹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迟早的问题了。”(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⑶.整抗倭名将俞大猷

  ——“(抗倭名将)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 “平定福建(倭寇)后,俞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在那里他成功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一品)。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为官清廉,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1580)去世,年七十七,追封左都督。”

  ⑷.整抗日援朝战争中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名将李如松

  ——“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日公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侵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援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源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李日公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有这位仁兄,估计他还不知在哪个山沟里蹲着,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李日公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日公面前:‘制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李日公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李日公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纪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

  ——“这位仁兄(李如松)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可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说到底,都是言官惹的祸。明代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且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得就越响。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不招人待见,弹章堆得和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李如松自然也未能幸免,加上他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这还不算,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李如松也有通倭嫌疑。”

  ⑸.整抵御满清的得力功臣熊廷弼——没有被敌人打败,却被“自己人”打败

  ——“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没干成。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骂人,没有被人骂,索性敞开了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几乎是在万历皇帝一死的当下,那些早就对熊廷弼不满的言官文臣就立刻磨刀霍霍,自以为扫荡万历弊症,施展他们才华抱负的时刻已经到来。神宗大力支持保护的熊廷弼当然也在弊政之列,是非扫除不可的。于是仅仅在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结果仅仅是在万历死后没有多久的泰昌元年十月(这个时期是所谓的“正人盈朝”的时期),袁应泰就取代了熊廷弼成为辽东经略!袁应泰此人作为一个行政官员应该说还算称职,个人品德也还过硬,但在军事上,则和熊廷弼差了两三个档次不止!结果仅到了第二年,就让满清攻占沈阳,他本人也身死。再以后,虽然再次起用熊廷弼,文官集团对熊廷弼却还是不放心,又用一个王化贞牵掣干扰,最后直到把熊廷弼作为王化贞的替罪羊斩首才算满意。”(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⑹.整抵御满清的得力功臣孙承宗——被党争和言官搞垮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天启元年(1620),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他所有的,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天启五年(1624),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收复了宁远,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不费吹灰之力,孙承宗得到了锦州。事后证明,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因为至此,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关锦防线。”“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短短几年之间,他修建了若干据点,收复了若干失地,提拔了若干将领,训养了若干士兵。现在,在他手中的,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面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直到天启五年(1625)十月的那一天。这一天,努尔哈赤得到消息,孙承宗回京了。他之所以回去,不是探亲,不是述职,也不是做检讨,而是彻底退休。必须说明的是,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却并不情愿,他不想走,却不能不走。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被毁灭了。”“(魏忠贤)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孙承宗撑不下去了。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

  ——“最倒霉的反倒是孙承宗,他开始砌墙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服气,现在墙没砌好,就给人拆了,还收拾了施工队,于是又是一片口水铺天盖地而来,孙承宗比较识趣,一个月后就辞职走人了。历经三朝风云,关宁防线的构架者,袁崇焕、祖大寿的提拔者,忠诚的爱国者,力挽狂澜的伟大战略家孙承宗,结束了。”

  ⑺.整抵御满清的得力功臣袁崇焕——被“自己人”陷害杀死

  ——“宁远之战就此结束,率领全部主力,拼死攻击的名将努尔哈赤,最终败给了仅有一万多人,驻守孤城的袁崇焕,铩羽而归。”“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五日,在长达二十余天中,后金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金惨败告终,史称‘宁锦大捷’。”“该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捣腾自己,后金是没戏的。”“宁锦大战后,论功行赏”,“袁崇焕的奖励是:升一级,赏银三十两。”

  ——“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荐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暮气’。如果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你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敢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这只是小儿科。”

  —— “天启七年(1627)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出,身体有病,辞职。”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御史史范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太阴险了。在明代,收点黑钱,捞点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惟独不能是袁崇焕。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⑻.整抵御满清的得力功臣卢象升——被“自己人”暗算,战死

  ——“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时,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后军没有了。”“这人(高起潜)不但人阴(太监),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象升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半天。”

  ——“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然而卢象升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五千人,杨嗣昌讲道理,高起潜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此前,他曾多次下令,希望高起潜部向他靠拢,合兵与清军作战,但高起潜毫不理会。而从杨嗣昌那里,他得知,自己将无法再得到任何支援。他的粮草已极度缺乏,兵力仅有五千,几近弹尽粮绝。”“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三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卢象升)非常顽强,他身中四箭、三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

  ⑼.整抵御满清的得力功臣孙传庭——被“自己人”暗算入狱,被崇祯强逼出战,兵败阵亡。

  ——“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第二年,明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百度百科)

  ——孙传庭“欲固守潼关,为崇祯所逼出战,败死,明随之亡。”(百度百科)(为什么崇祯一再逼孙传庭出战?没钱,拖不起。因为急功近利不顾实际情况硬逼将领出战导致的失败不止孙传庭,还有如洪承畴等。)

  五.结党营私,勾心斗角,相互倾轧,内斗不休

  ——乡党、朋党、清流、阉党、东林党、齐、楚、浙党……

  ——“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明朝这帮大臣都不省油,个个开足马力,谁当政,就把谁往死里骂,特别是言官,人送外号‘抹布’:干净送别人,肮脏留自己,贴切。”

  ——“在这个世界上,大致就没有明朝言官不敢干的事情”、“在明朝,弹劾可谓是家常便饭,比如你看某人不顺眼,可以上书弹劾,和某人有仇,可以上书弹劾,政治斗争需要,可以上书弹劾,闲来无事找点活干,也可以上书弹劾。弹劾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比如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对、腰带没系好,长相难看也可以弹,总之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弹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这些言官骂别人,同时也被人不断地骂。给人‘挑刺儿’是最容易的事情,再完美的人,也能挑出个毛病,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七大姑八大姨家的事,总能和你联系在一起。你在位时骂你,罢官后还要骂你,活着骂你,死了还要骂你,好像不把你搞臭,就显不出这些言官的水平。”“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把一个铁碗首辅弄的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是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经常耍二杆子性格,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什么人都敢惹,搞了几十年斗争,仇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三党,前仆后继,前人退休,后人接班,一代代接茬上,斗得不亦乐乎。”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大家都往死里整,当年你说我是阉党,整顿我,没事,过两年我上来,不玩死你不算好汉。特别是东林党,那真不是善人,逮谁灭谁,不听话的,有意见的,就打成阉党,啥事都干不成。”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明代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焕照样被‘骂’,直至被凌迟处死后,骂声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到了这个程度,明朝只有灭亡的份了。”(广州日报:《被骂死的明朝》)

  ——“崇祯上台不久,就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他是皇帝,大家也认这个皇帝,交代下去的事,却总是干不成,工作效率极其低下。因为自登基以来,所有的大臣都在干同一件事——吵架。今天你告我,明天我告你,瞎折腾,开始崇祯还以为这是某些阉党的反扑,但时间长了才发现,这是纯粹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吵架。”“党争标准极低,只要是个人,哪怕是六部里的一个主事处长,都敢拉帮结伙,逮谁骂谁,搞得崇祯摸不着头脑:是谁弄出来这帮龟孙?”

  ——“此即历史上著名的齐、楚、浙三党。这是三个能量极大、战斗力极强的组织,因为组织的骨干成员,就是言官。言官,包括六部给事中,以及都察院的御史,给事中可以干涉部领导的决策,和部长(尚书)平起平坐,对中央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而御史相当于特派员,不但可以上书弹劾,还经常下到各地视察,高级御史还能担任巡抚故此,三党的成员虽说都是些六七品的小官,拉出来都不起眼,却是相当的厉害。”

  ——“有一个理由让三党陆续成立,有一个理由让他们相安无事。是的,这个理由的名字,叫做东林党。”

  ——“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史云:明朝亡于党争。我云:党争,起于此时。”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

  ——注:翻翻明史,赫赫有名的文人如东林党等究竟都干了些什么“赫赫有名”的事?——“争国本”、“三大案”、跟文官斗,跟宦官斗,跟皇帝斗……所有这一切全是内斗,争权夺利的斗、斗、斗,真正国计民生的大事呢?只见免工商税、大加农税、保护东南富商富豪、压榨北方贫苦农民之类祸国殃民,没见干过哪怕一件出名象样见成效的利国利民的好事。一帮“正人君子”整天热中的全是内斗,到处指责别人阉党、到处排斥异己——文人相轻、一盘散沙、内斗不休——“内斗专业户”、“骂人专业户”、“撒谎专业户”,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整人不择手段、不顾一切、无所不用其极。内忧外患、满清虎视眈眈:斗;李自成大兵压界:照斗;北京城破了,崇祯自杀了,满清入关了,逃到南明了,还斗,照样恶习不改,照样搬出“争国本”、“大礼仪”、“伦理纲纪”的那一套大斗特斗,照样整天指责这个是“内奸”、那个是“邪佞”、谁谁谁“逆案”……全然不顾大敌当前,照样内部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四分五裂:“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从万历到天启到崇祯到南明,几十年如一日没完没了地内斗,等斗得一切丢光、明朝彻底万蛋,毫不犹豫投降归顺满清,还说是“顺天时从王命”——没见被东林党人大骂为“奸臣”的马士英投降,只见整天骂别人“奸佞”的东林党“正人君子”们如黄宗羲、顾炎武、钱谦益们个个乖乖剃了头留起辫子当了顺民。

  六.为少数富人谋私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杀农济商,杀贫济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注:明朝文人官僚集团主要成员尤其是朝内各大党均来自东南及沿海经济发达商业发达地区,如东林党、齐、楚、浙党。他们跟商人集团、家乡朋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极力维护自己的地方利益和集团利益,玩弄种种手法使明朝税收政策向富商利益倾斜,向东南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使中国穷人税收负担远远大于富人,使北方实际税收负担远远远大于南方,使南方经济繁荣的社会财富并没有成为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在明末北方大饥荒的情况下,江南的富豪通过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理人阻挠了让南方的财富对饥荒地区进行救济,对西北灾害灾民一毛不拔,也不肯出钱平乱御寇,使明朝财政因为灾荒和战乱的增加的开支主要转嫁到本就处于灾荒和战乱状态的北方,导致了明朝北方局面的彻底崩溃,最后全国崩溃。

  1代表少数富商私利

  ——明朝文人官僚团伙成员几乎部来自东南——“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百度百科)

  ——“明朝文官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都是出身于工商业家庭,而他们在政府内的言论作为也确实不遗余力的在他们自己的阶层效劳卖力。”“比如东林党的主要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顾宪成的父亲,当过酒人、豆人、饴人、染人、破产之后,‘遂迁回泾里卖浆’是典型的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再看另一位高攀龙,高攀龙祖父高材,父亲高梦龙从事于经营放贷。但高攀龙过继给祖父的弟弟高校为子,所以和父亲成了兄弟关系,高校治生产米盐,以其赢与里中交质为什一息,同样是典型的工商业家庭出身。”“东林党的著名人物汪文言本身就是徽州巨商。”“东林党另一个领袖高攀龙完全是商人资本家的代言人自居,天启初年,他在《上罢商税揭》,大力诋毁商税,危言耸听,夸大其辞:‘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杜车别:“科举制度使得明代工商业利益代言人把持政权”)

  ——“通过科举制度,国家政权实质上已经对所有的阶层开放了大门,既然文官集团以及士大夫阶层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了私人工商业集团(用西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那么他们从自己所在的集团利益出发,在政府内部推行低税的政策以及抵制一切试图增加税收尤其是商业税收的行为,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尽可能给工商业者便利也就是必然的。”(杜车别:“对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收更低的解释”)

  —— “明代的文官集团太重视商业,太维护商业了,甚至本身就是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们才坚决维持低商业税的政策,竭力阻挠一切试图增加商业税的行为!明代农业税收低、商业税更低以及长时间内税收不升反降的真正奥秘就在于此。”(杜车别:“对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收更低的解释”)

  ——“明代江南地区的‘士大夫’是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有特点的社会势力。他们凭借着江南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有利条件,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政治上的功名,然后扩展经济实力,引领当时的社会风潮,在江南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历史学家李洵)

  2操纵国策损公肥私,杀农济商,杀贫济富,只收农业税,不收工商税

  ——“从明代中期开始,明朝的经济重心和从业人口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商业,但由于缙绅出身的文官集团把持了商业,税收仍是以农业税为主。在财政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万历启动了宦官系统,派宦官前往各地征收商税。此举引起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强烈反弹,他们先是摇动笔杆子疯狂妖魔化商业税,接着在山东临清、湖广荆州、武昌、江西景德镇、云南等地煽动市民暴动,围攻税厂,殴毙税监,甚至唆使地方军队兵变。当云南税使杨荣被杀消息传来后,万历气的以绝食抗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了崇祯朝,在财政枯竭的时候,朝廷只有向农民摊派,结果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明朝灭亡。”(阮景东:《从明朝灭亡原因看公知的危害性》)

  ——“除了垄断,官商勾结更隐秘的方式是,朝廷文官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诋毁商税征收,将税费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明代除了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商业关税。在明朝大多数时候,全部工商杂税收加起来,岁入也就三百多万两白银,其中市舶税不到10万两。”“明朝后期一个‘怪现象’是,这个国家不能加征农税以外的税收,否则必然会被商人在朝堂的利益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反对,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百分百成功。万历年间,在反矿监税使的‘斗争’中,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各级官员上书不断。其中,以李三才所上《请停矿税疏》最为尖锐,他直接质问皇帝:‘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东林党二号人物叶向高,入阁前就上书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不言利,只言义’、‘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所谓微言大义,这两句话成了秒杀一切加税‘谬论’的超级大杀器。”(钟瑜婷:《明朝是如何被挖空墙脚的》)

  ——“明代财政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农业税低,工商业税更低。而且由于文官大部分沦为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商业税没有办法增加上去。”“明代从初期到中后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本质性变化,然而税收结构却没有根据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在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国家的生产总值已经大部分转移到工商业领域上的时候,农业产值已经低于百分之五十的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税收却依然主要来自于农业领域”、“到了明朝中晚期以后,实际上大量劳动力已经转移向工商业领域,服务业领域,农业在整个国家经济中占据的比例份额已经严重下降,甚至低于百分之五十还多,这个时候国家的财政收入却还主要集中于农业领域,一方面国家的人口是增多了,各方面的开销也必然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增多,而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增加甚至反而有所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不发生财政困难呢?”(杜车别:“我对明代晚期农业赋税征收阻力也增大的解释”)

  ——“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百度百科)

  ——“明代嘉万时期,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商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商品增多、市场扩大、商人活跃,海外贸易又带来巨额白银财富,人民生活富庶,社会风气侈靡。但是,商业税收在国家税收总收入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商业税定额表现出很大的不合理性,严重影响政府税收。商业税收定额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第一,社会生产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品交流频繁,为商业税的课征提供了充裕的税源,但商业税不受重视,税入十分低下,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表现尤为明显。第二,官盐销售不足,盐税收入亦低,但盐商以私盐买卖牟取暴利。第三,海商获利甚巨而其税甚轻,富埒王侯。万历时期矿监税使的大量出现,与商业税收入偏低从而留下很大增收余地的状况颇有关联。税收制度设计的缺陷,造成政府财政困境的不可避免,并最终导致国家覆亡;另一方面,制度设计的缺陷又为相当一部分人创造了从中牟利的机会。然而,滞留民众之手的财富并不会带来原始资本的有效积累,反倒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厦门大学林枫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代中后期的税收制度研究》,批准号02CZS003)

  ——“明初对日用品的生产和流通采取轻税政策,‘关市之征,宋、元颇烦琐,明初务简约’”、“从明朝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还规定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皆免税,并下令裁撤税课司局364处,使商税较元末大大简约”。“永乐时明政府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税收的管制,‘婚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己货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俱免税’。永乐二年,山东临清县会通税课局奏:‘比岁市镇经兵,民皆流移,兼连年蝗旱,商旅不至,所征课钞不及,请减旧额。’户部以闻,上曰:‘兵旱之余,尚可征税耶!其悉免之,候岁丰百姓复业,商旅通行,然后征之’”

  ——“从总体上看商业税收,万历早期的一些数据在整个明代比较有代表性:“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后来一度有所增加,但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

  ——黄仁宇评论说:“当税目增多时,税收水平必定提高,但这种一般的看法却不适用于明朝的杂色收入的征收。尽管税目非常多,但税收总额却比较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能征收到的最大数额也不过378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已经是把所有的如盐税茶税都统统包括进去了],这相对于帝国的需要而言,则十分可怜。……相对于如此广泛的征收范围,可以认为其征收水平实际上低的可怜”。

  ——“虽然许多学者批评明朝税收过重,但是他们主要是从道德层面进行批评。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揭露征收者的贪婪和民众的艰辛,而不是去探讨税收制度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他们的描述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那就是主要的问题都是税收过重造成的,而实际上这些困难的产生更可能是税收过低造成的。应该指出,杂色岁入的3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16世纪晚期1亿5千万人口平摊,则平均每人只有17文铜钱。”

  ——“明代的海外贸易可以说从明代的早期就已经开始,并且规模相当巨大。有些人一直喜欢津津乐道的是明朝的海禁,但实际上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是一纸空文,真正严格执行的时间少之又少。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正式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海外贸易。”

  ——“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之后,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鉴于对外贸易对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间的走私贸易正当化,活络的国际贸易也使中国进入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之中”(维基百科)

  ——“整个明代,国际贸易从未被认为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朝贡使团带来的货物经常免除课税。”“虽然理论上是朝贡贸易,但十五世纪晚期对外贸易继续发展。掌管海上贸易的太监、一些户部官员和执掌沿海防御的军事将领从朝贡使团那里攫取了巨大利益,他们根本不去考虑贸易者是否是朝贡身份。北京的朝廷很少知道他们的事情。”“户部从未在这项工作(海关税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官员们无疑希望留下大量空间可以在他们自己的账目中进行非正规的税收。”(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何逊在1510年以后的十年中管理沙市税课使司。一旦完成定额,他就减少对木商抽税。在16世纪20年代,邵经邦开始主管了沙市税课使司,他采取了一项更为惊人的改革,在三个月内完成定额之后,在本年度余下时间内启关任木商往来。1560年,杨时乔榷税杭州,建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制度,令木商自署所入(就是自己写下自己的收入)进行税收评估。这三个官员赢得了传统历史学家的高度赞扬”(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等于把原来很低的税率再乘以四分之一,三十分之一的税率变成了1/120(其实更抵,因为连收税的那三个月里,都未必认真的收)。另一位呢,干脆就是让商人们看着给,你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吧。或许哪个商人当是做慈善事业,就多给一点。他们这样忠实的为工商业集团谋取利益,自然是能赢得传统历史学家(这些人基本上也是工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的“高度赞扬”。

  ——“山西汾阳县,1609年商税是6千6百零6两白银”,“在浙江金华县,这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1578年所列出的定额不足7两,地方志中坦率的承认商税征收已经停止了很长时间了”;“在帝国早期,有400多个税课司局,但到了17世纪早期仅存112个。其余的因无利可图而被关闭。1568年,户部报告某个税课司巡拦每年俸粮工食费不下400余两,而其征收折钞银仅为110两”;“1601年,万历皇帝的税监16次上交矿银总额为110,210两”;“16世纪明帝国每年的矿银收入可能不到15万两,许多年份还要低于这个数字。”“1578年,四川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到2万两”;“当16世纪折成白银时,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地步:云南17两,浙江约为6两。当时的一位学者对此作了如下的概述:‘内地茶户不知官茶、私茶之说久矣。天下之言生财者,亦罔闻知’”(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注:浙江是产茶大省,而茶叶的年税收居然仅仅只有6两!)

  (注:根据黄仁宇书中资料,明朝1570到1590年间农业税之外的杂项总收入为年均白银3百78万两,工商收入为94万3千两,占24.95%,商税一共15万两,占总收入3.97%——世界最大经济体、头号贸易大国、上亿人口的国家,一年商税才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都不到!明朝代表富商利益的文人官僚集团尤其是东林党人的“功劳”可见一斑。)

  ——“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百度百科)

  (注:就在“万历派宦官征矿税”的同一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丰臣秀吉发布总动员令”;就在第二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只要把二者发生的时间放到一起,立刻就发现“万历派宦官征矿税”是“第二次朝鲜战争”的需要,是为战争筹款——靠把持行政系统、借口“轻徭薄赋”坚决反对征收工商税的东林党人靠不上,向农民加征田赋怕激起民变,又要解决军费,万历只有自己派太监征税。可见这不但不是“万历怠政不管事”,反而是未雨绸缪另辟蹊径解决问题。而文人如东林党人不去解决该由他们解决的战争经费不算,还专门刁难,把万历解决军费的措施硬说成是私人贪财搜刮百姓,写历史时只字不提万历征矿税和抗日援朝战争爆发的时间关系,硬把一回事变成互不相干的两回事,让人以为万历贪得无厌,当了皇帝还要拼命刮地皮放进私人腰包,就是不讲万历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赶上要打仗才收矿税——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以东林党为首的文人官僚集团不但光捣乱,以后又硬说抗日援朝军费开支造成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导致明朝灭亡——自己不干实事,刁难别人干实事,最后还要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推给别人。)

  ——“矿税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是不是太监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监的人去征税,因为触犯了商业集团的利益,同样会被拼命丑化。”“而实际上这些矿税太监远没有一些论者所说的那般风光跋扈,很多情况下,都是被暴民活活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奉手下六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火烧掉,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暴乱了,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故意纵容是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却是,暴乱的市民没有得到惩罚,煽动暴乱的官员也没有得到惩罚,反倒是暴乱中的受害者陈奉被撤消了税监职务。”“再比如万历三十四年云南民变,同样是在地方官员的参与纵容下,一些暴徒把矿税太监杨荣处死后投入烈火中。结果是神宗气的干瞪眼,只能用绝食数天来表示抗议。近代的西方国家是政府镇压反政府分子暴动,然后反政府者用绝食来表示抗议示威,而在明朝的中国则是颠倒过来了,皇帝用绝食来向大臣文官表示抗议,这也真是只有明朝才会出现的奇观。”“矿税太监在当时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寸步难行,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征收矿税,征来征去,所得也实在有限!”(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3玩弄规矩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欺压百姓

  ——坚持“按亩征税”的计税办法——包括明末逼反老百姓最严重的“三饷”都是按亩征收:“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大量向人民加派‘辽饷’,后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无论水旱天灾,土地肥瘠,一概按亩征银”(百度百科)。这就使中国北方农民的实际税收负担大大高于南方——中国北方地广人稀,不问青红皂白“按亩征税”,北方负担自然重得多:北方粮食产量低,天灾又多,崇祯年代北方更是灾害连年不断。“按亩征税”使明朝的财政实际全压在日益减少的非官僚土地上即普通农民身上。层层加码之后摊到北方普通农民身上的实际税收负担压得人家不反也反了——否则明末农民造反为什么只见北方反不见南方反?(注:“北方地广人稀、粮食产量低”这个常识只有接触实际的人才知道。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都是几乎终年不出紫禁城,甚至终身未出北京,根本不接触实际,当然不可能知道。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明朝文人官僚团伙坚决反对皇帝出北京,皇帝“就想出去转转,换换空气,麻烦马上就来,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示威请愿,午觉都不让睡。闹得你死我活,最后也没去成”——与其说是怕扰民为皇帝安全着想,不如说怕皇帝接触实际发现这类猫腻。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实际成了文人官僚团伙以北京为监狱的高级囚犯。牢中囚犯自然不可能知道“北方粮食产量低”的常识,不可能知道“按亩征税”的猫腻。)

  ——把张居正好不容易搞的“重新丈量全国土地”一笔勾销全部作废,保护了地主隐瞒土地实际面积的逃税行为,进一步恶化了明朝政府的财政困境——“张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志以没,抱恨终天。像他这样具有充沛精力的活动任务享年仅57岁,使很多人为之惊悼,但也有很多人在私下额手相庆。”“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一一概被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不建立统一的中央财政拨款制度:“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也就是说,地方办公经费,除老少边穷地区外,朝廷是不管的,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就滚蛋。而明朝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这就使产量低灾害多的中国北方地区大灾面前不可能从经济发达的南方获得任何财政支援,使北方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进一步恶化。

  ——“崇祯十三年(1640),河南大旱。这场大旱,史料上说,是两百多年未遇之大旱,河南的景象,借用古人的话: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大旱也好,没有鸡叫也罢,没有牛,没有猪都罢,有一样东西,是终究不会罢的——征税。不征税,就没钱打张献忠,没钱防皇太极,必须征。(注:“代表道统”、主张“轻徭薄赋施仁政”、整天整天为南方税重叫苦的朝中文人官僚集团这会儿干什么去了?)这么个环境,让人不造反,真的很难。至于结局,不用想也知道,劳苦大众,固然劳苦,也是大众,劳苦久了,大众就要闹事,就要不交税,不纳粮,于是接下来,就是那句著名的口号:吃他娘,喝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崇祯十四年(1641年)9月,内阁首辅、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周延儒(江苏宜兴人)奏请崇祯皇帝:“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帝皆忻然从之”(《明史》卷308《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注:南方苏、松、常、嘉、湖的水灾即便确有其事,灾情比一年前北方河南的两百年不遇的大旱如何?北方百年不遇的大灾照征税不误,南方一说有灾马上减免,而且南方以往的欠税一笔勾销:“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这里的猫腻一目了然。)

  ——崇祯九年,“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马上被朝中代表南方富豪利益的文人官僚集团骂得狗血淋头——大学士钱士升(浙江嘉善人)上言:“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骂还不解恨,还要“拟旨下刑部提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注:已经“天下大乱了”,还说什么“大乱自此始矣”?借口避免“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而舍命不舍财,宁可明朝灭亡也坚决一毛不拔,结果呢?)

  4丧心病狂玩弄规矩的倒行逆施最终毁灭了明朝

  ⑴.官逼民反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明代中叶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赋税和徭役也不断加重。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赋税徭役日益加重的过程中,贫苦农民无法生存,纷纷结队流亡。早在宣德年间,许多地区就开始出现了‘流民潮’。正统年间,从山西流亡到南阳的流民不下十余万户。而天顺、成化年间,全国流民的数量几至二百万户。有的地区人口‘逃亡过半’,甚至‘十者只存其一’。由于农民外流,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外逃的流民,也构成了明代社会不安定的一大因素。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明朝廷借口辽东战事紧急,大量向人民加派‘辽饷’,后又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而且无论水旱天灾,土地肥瘠,一概按亩征银,再加丁口税,滥派差役,就使得更多的贫苦农民,连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也不得不抛弃,加入了‘流民潮’的行列。”(百度百科)

  ——“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李自成在山里蹲了一年多,干过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出来之后,进步很快。一年多时间,他又有了几千人,占了几个县城。但就全国而言,他实在排不上,有时经济困难,还得找张献忠拉兄弟一把。鉴于生计困难,崇祯十三年(1640)初,他率军进入河南,新年新气象,他准备到那里碰碰运气。”“在河南,他毫不费力地招募了十几万人,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占领了河南全境,所向披靡,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以及我们的老熟人福王朱常洵。”

  ⑵.明政府陷入财政崩溃的恶性循环

  ——因为政府没钱,所以不救灾,结果导致百姓造反:“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没有粮食吃,就吃人。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答案很简单,没钱。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又是灾荒,大荒,没法活,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造反。”

  ——因为政府没钱,所以“下岗三千万”,结果下出个李自成:“刘懋建议,整顿驿站,不但可以节省成本,还能减轻地方负担。”“刘懋的方法很简单,一个字——裁。”“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执行这项措施,朝廷一年能省几十万两白银,且地方负担能大大减轻。崇祯很高兴,同意了,并且雷厉风行地执行了。一年之后,上报执行成果,裁减驿站二百余处,全国各省累计减少经费八十万两,成绩显著。”“之所以减掉了八十余万两白银的经费,是因为裁掉驿站的同时,还裁掉了上万名驿卒。崇祯二年(1629),按照规定,银川驿站被撤销,驿卒们统统走人。一个驿卒无奈地离开了,这里已无容身之所,为了养活自己,他决定,去另找一份工作,一份更有前途的工作。这个驿卒的名字,叫做李自成。”

  ——因为政府没钱,所以拖欠军饷,结果激起兵变,导致更大的动乱:“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而且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凉拌,开抢!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饷的情况普遍,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登州兵变对明朝的打击就可以说极为沉重。”“其直接原因还是部队缺饷。”“携带着大批明朝最先进的火炮装备以及上万士兵投降了后金。这个事件对明朝的打击是相当的严重,不仅损失大量火炮船只,改变了与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大批优秀人才也在这个事变中牺牲。”

  ——因为政府没钱,所以一再不顾实际情况要求速战速决,结果导致一系列军事失败:“当时明朝每年的收入,大致是四百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五百万两!”“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督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的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我查过资料,明末时期的军饷,以十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当出去。所以不打不行。”孙传庭“欲固守潼关,为崇祯所逼出战,败死,明随之亡。”(百度百科)——为什么崇祯一再逼孙传庭出战?没钱,拖不起。

  ——“崇祯很节俭,他的衣服、袜子,都打了补丁,请注意,打补丁的,并不一定很节俭,往往很浪费,比如后来清朝的道光同志,衣服破了,让人去打了个补丁,五十两白银,这哥们全然是败家的,还说特便宜。而崇祯的补丁,是他找老婆打的,免费。此外,崇祯还有个特点:走路慢,因为走得快,里面的破衣服就会飘出来——节俭是节俭,脸面还是要的。他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大致要干七八个时辰(十四到十六个小时),累得半死不活,第二天接着干。”

  ⑶.明末政府没钱,但富人有钱——北方灾荒,南方繁荣,财富都集中在南方富豪富商手中

  ——“万历年间,恰恰是明代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兴盛于此。”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不要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崇祯时期崛起的郑芝龙集团‘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he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这虽然是在崇祯时期的事情,但是也可以拿来做一个对比。郑芝龙集团完全是依靠海上贸易崛起的,但仅仅凭借海上贸易的利润以及每舶例入二千金的征收费用,就达到了‘岁入以千万计’,再对比一下明朝政府,全部商业税收加起来,一年也就是可怜的三百多万两(其中的市舶税只有区区4万两)。”(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初稿)》)

  ——“晚明时中国民间私营经济力量远比同期西方强大,当英国商人手工场业主拥有几万英镑已算巨富时,明朝民间商人和资本家动用几百万两的银子进行贸易和生产已经是很寻常,郑芝龙海上贸易集团的经济实力达到每年收入数千万两白银,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百度百科)

  ——“至于明朝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现代人根本无法想象。崇祯3年,兵部尚书梁廷栋上书奏称:‘闽之土既不足养民,民之富者怀资贩洋——如吕宋、占城、大小西洋等处,岁取数分之息;贫者为其篙师、长年,岁可得二、三十金。春夏东南风作,民之入海求衣食者以十余万计。’(《崇祯长编卷四十一》)——仅闽(福建)一个地区,春夏之交就有十余万中国海商出洋贸易,这个数字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都是非常可观的了。而在400年前的明朝是个什么概念就更不必提了,如果这还算不上大航海时代,什么是大航海时代?”(《明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主导世界海洋贸易》)

  ⑷.明朝崩溃是文人官僚利益团伙为少数富人谋私利,操纵国策损公肥私的结果

  ——“1644年初,军饷欠款已经达数百万两,而从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国家的粮仓现在实际上空了。没有足够的大米充军粮,户部就买杂粮凑数。当北京被围时,驻军已有五个月没有发饷。执行任务的军队没有炊事用具。每个士兵领到100枚铜钱,由他们自己买吃的。士气和纪律涣散到这种地步,一个将军报告说:‘你鞭打一个士兵,他站起来;但与此同时,另一个又躺下了。’王朝快完了,这是不令人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它竟然直到那时还没有完。”(《剑桥中国明代史》)(注:当时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经济规模已经世界第一,北方大厦将倾都快完蛋了,“南方来的税款只有几万两”——如此“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

  ——注:崇祯皇帝继位、东林党得势台后首先禁海,不征收海税;其次撤除全国各地征收盐税、布匹税等商税的太监,不再征收。经济来源少了怎么办?加农民税赋——无论是否有灾,赋税照旧一分不少,以前的欠税还要补交。陕西,李自成起义的大根据地,原来赋税每亩地白银2钱,东林党一来,赋税为每亩2两。崇祯一年到一十七年,十七年一分钱也没有投到治理黄河与淮河上。(注:今日之“公知”当权后也几十年没修水利。)朝庭没钱,南方的富商有钱,农民没钱。但朝中文人尤其是东林党是商人利益代表,所以商人不加税。只在农民身上括钱,再加上几百年不遇的连续天灾,农民岂有不造反之理?——代表南方地主富商利益的南方文人为主的文人官僚集团玩弄规矩使税收体制向南方利益倾斜、向商业富豪倾斜,高唱“轻徭薄赋施仁政”,对富人“藏富于民”,对穷人“劫贫济富”,千方百计把实际税收负担转嫁给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不顾一切把民榨光,(再加上“两少一宽”宽出个努而哈赤,“下岗三千万”下出个李自成),结果就是“朝求升,暮求合,近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迎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七.玩弄规矩,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虚伪卑劣

  ——“明朝官场,经过二百多年的磨砺,越来越光,越来越滑,潜规则、明规则,基本已经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大家都在里边混,就谈不上什么贪不贪了,所谓天下皆贪,即是天下无贪。”

  ——“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综合明朝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注:明成祖永乐时期,修北京,修紫禁城,郑和下西洋,五十万大军五次北伐蒙古,几十万大军屡次南征越南……这几件中随便哪一件所需财政开支都不小于崇祯时期所有赋税收入。为什么明成祖时期能办成的事到了明末就办不成、财政就如此捉襟见肘?为什么明末时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政府税收居然还无法应付一些意外的自然灾害以及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战国时期、三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多次战争都动用几十万大军,而明末动用军队十万进行一次战争已经是接近极限,如果接近二十万则国家财政就已经无法维持。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一个耕地面积十亿亩以上,人口接近二亿的国家,赋税收入居然少到连维持二十万真正有战斗力的精兵都做不到。为什么?明朝的经济越到后期就越繁荣越发达,比明初强不知多少倍。即便在连续发生了自然灾害后的崇祯年间,经济总体也远远高于明初。经济繁荣了,生产力发达了,而国家的财政却如此困难,为什么?从明初到明末政府税收入基本没变,也就是说国家的赋税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换句话说人均赋税是下降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明朝末期到处都叫喊赋税沉重苦不堪言?只有一个解释:贪污。文人官僚团伙无孔不入贪得无厌骇人听闻的贪污。)

  ——“要论最无耻的一个,莫过于工部侍郎王祐。这位王祐先生曾经有一次到王振家中探望。在明代,大臣们都留有胡须,而王振没有胡须(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当他见到王祐时,才发现这位大臣也没有留胡须,便问他原因。王祐先生是这样回答他的:(以下内容可能引发呕吐,请先做好思想准备)‘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顾秉谦,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坏人。此人翰林出身,学识过人,无耻也过人,无耻到魏忠贤没找他,他就自己上门去了。当时他的职务是礼部尚书,都七十一了,按说干几年就该退休,但这孙子偏偏人老心不老,想更进一步,大臣又瞧不上他,索性投了太监。改变门庭倒也无所谓,这人最无耻的地方在于,他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为了升官,顾秉谦先生不顾自己七十高龄,带着儿子登门拜访魏忠贤,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认您做父亲,但又怕您觉得我年纪大,不愿意,索性让我的儿子给您做孙子吧!’‘顾秉谦,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魏忠贤,隆庆二年(1568)出生。顾秉谦比魏忠贤大十八岁。无耻,无语。”

  ——“最能闹腾的,是国子监监生陆万龄,他公然提出,要在国子监里给魏忠贤修祠堂,他还说,当年孔子写了春秋,现在魏公公写了三朝要典,孔子是圣贤,所以魏公公也应该是圣贤。无耻的人读过书后,往往会变得更加无耻。”

  ——“钱谦益,字受之,苏州常熟人,万历三十六年进士,名人,超级名人。钱谦益之所以有名,很大原因在于,他有个更有名的老婆——柳如是。他不但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且是东林党的领导”。“流芳千古的钱谦益先生,就有点区别了,除了家产外,也很能挣钱(怎么来的就别说了),经常出没红灯区,六十多岁了,还娶了柳如是,明朝亡时,说要跳河殉国,脚趾头都还没下去,就缩了回来,说水冷,不跳了,就投降了清朝,清朝官员前来拜访,看过他家后,发出了同样的感叹:你家真有钱。”——崇祯自杀、太子被俘后出现了从朱家子孙中另立一人为明朝南方政权皇帝的机会。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因为怕前福王之子当权会对当年坚决反对立福王为储的东林党人不利,坚决主张舍近求远另立别人,还想借机敲竹杠倒卖皇位,开价白银十五万两。等福王之子抢先建立了南明弘光朝庭,这位“正义代表”、“道统领袖”东林党头头钱谦益马上去找魏忠贤余党阮大铖拉关系跑官——东林党不是自命正义、跟魏忠贤的阉党邪恶势力势不两立吗?而钱谦益如今为自己跑官不但把东林党跟魏忠贤阉党的深仇大恨一笔勾销,还把老婆贴进去行“美人计”——让自己名妓出身的夫人柳如是出面跟阮大铖套近乎:“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清军兵临城下,柳如是要钱谦益一起跳水自杀殉国,钱谦益却道“水太凉”,死活不干。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钱谦益一把拉住,然后“率诸大臣在滂沱大雨中开城向虏王多铎迎降”。满清“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刚髡(剃去头发)辫而入矣”(史敦《恸余杂记》)——钱大“公知”不愧文人泰斗,干什么都能言之成理:投降是因为“水太凉”;以身作则带头剃头留辫子是因为“头皮痒甚”。当完明朝的礼部侍郎又当满清的礼部侍郎,被称为“两朝领袖”、“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注:1644年初,面对李自成的大军,崇祯皇帝要防守北京就只能调动唯一可调动的部队——驻山海关的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为此需要军饷白银100万两。财尽计穷的崇祯皇帝只好向皇亲国戚满朝大臣们募捐,结果人人叫苦,个个抵制。阁臣魏藻德仅仅象征性地捐献了五百两银子,阁臣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索贿卖官,一两银子也不捐。崇祯千辛万苦才募捐到白银20万两,调兵之事因此告吹,崇祯皇帝再也无计可施。李自成打进京后却从皇亲国戚满朝大臣们家里共搜出白银7000万两,从当初只捐500两的魏藻德、一两不捐的陈演处各获得白银数万两。)

  八.不懂装懂,独断专行断瞎指挥,视国事为儿戏,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内如狼,对外如羊

  ——“明朝的言官们,弹劾似乎是他们唯一的使命,夸大事实是他们的强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

  ——强迫万历皇帝立文人官僚集团属意的人为太子:“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注:折腾二十年的结果是扶植了一个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最后把政权交到一个因大人争权夺利而被耽误了教育、一辈子离不开奶妈、只爱好木工、只相信奶妈的相好魏忠贤的文盲小青年手中。)

  ——(抗日援朝之战)“在蜂拥的士兵里,嘈杂的叫喊声中,杨镐慌乱了。这个厚道的老好人,这个连买根白菜都要付现钱的统帅,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点。面对眼前的乱局,惊慌失措的杨镐做出了毁灭性的决定——逃跑。”“杨镐毫无顾忌地带头逃跑了,领导有跑的权力,下属自然没有不跑的义务。一个跟着一个,明军很快大乱,四散奔逃。沿海日军趁机登岸追击,明军大败,伤亡惨重,余部退回庆州。蔚山之战就此失败。”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萨尔浒之战)“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萨尔浒之战)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杨镐),那就变成不可能了。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官廉洁,为人清正,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这就没戏了。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高第,万历十七年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既胆小,也很无耻。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是有时间跑路的。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九.不负责任,为逃避责任不惜毁灭国家

  1.文人官僚集团为逃避责任不惜毁灭国家堵死崇祯一切可能的出路

  ⑴.堵死调兵之路:先是怕被骂“放弃国土”一拖再拖,等最后关头不惜一切下决心调兵时又没钱付军饷。募捐,满朝官员人人叫苦,集体抵制,最后不了了之。

  ⑵.堵死议和之路:

  ——“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明朝的官员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

  ——“明思宗亦知不能两面作战,私底下同意议和。但明朝士大夫鉴于南宋的教训,皆以为与满人和谈为耻。”“明朝末年就在和战两难之间,走入灭亡之途。”(维基百科)

  ——“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

  ⑶.堵死南迁之路:

  ——“朱由检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平寇志》卷八)。但左都御史李邦华却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这时给事中光时亨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不杀明睿,不足以安人心!’(蒋德璟:《悫书》卷十二)大臣遂不敢议论南迁之事”。(维基百科)

  ——“在陈演、光时亨等反对和不情愿负责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来崇祯再次跟李明睿和左都御李邦华复议南迁的计划,并要大学士陈演担当责任,陈演不情愿,于是在不久后被罢职”“第二次南迁计划失败后,崇祯让驸马巩永固代口要求重臣守京师,并以‘圣驾南巡,征兵亲讨’为由出京,诸臣唯恐自己因皇帝不在京城而变成农民军发泄怒火的替死鬼,故依然不让崇祯离京”——“驸马巩永固请以重臣守京师,‘圣驾南巡,征兵亲讨’,诸臣斥其诞妄。于是决定由内监及各官分守京师九门,禁止百姓上城。”(维基百科)

  ⑷.堵死崇祯最后生路:

  ——“崇祯同志有句名言,诸臣误我,还有一句,是文臣人人可杀,三月十七日,事实证明,这两句话很正确。内阁大臣拿不出主意,连话都没几句,且不说了,守城的诸位亲信,什么兵部尚书、吏部侍郎,压根就没抵抗,全部打开城门投降。”

  ——“崇祯本想乘着夜色混出城去逃命,但是从安定门、朝阳门到前门,没有一个门为他打开。眼看天要亮了,只好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中国历史的教训》,作者:习骅,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2.“文臣人人可杀”——不是“诸臣误我”,而是“诸臣卖我”

  黎阳评论:

  为什么明末文人官僚们明知大势已去,已经山穷水尽、留在北京只有死路一条还坚决反对“三十六计走为上”,非要让崇祯在北京等死?

  既然李自成大军一到他们就不战而降,可见本来就没打算抵抗,早就拿定注意投降了。既然早就决心投降为什么还一再拼命用“血战到底”之类慷慨激昂忽悠,阻止决不投降的崇祯离开北京?答案只有一个:集体蓄意叛变投敌,拿崇祯和整个明朝做为自己改换门庭保住荣华富贵的晋见礼。

  明朝是两京制,南京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当时南方并没有乱,经济尚繁荣。如果崇祯“南迁图存”、退守南京,就可能让李自成和满清在北方打得你死我活、自己坐山观虎斗而坐收渔翁之利,历史的发展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这样的前景对北京的文人官僚集团们一点好处也没有——南京已经有了完整的行政班子,自己去了往哪里摆?何况南京的官员都是被他们从北京排挤出去的,早就势同水火,一旦退到南京寄人篱下,自己的地位岂不就悬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让崇祯退守南京,那势必有一场复国报仇卷土重来与强敌拼死较量的严峻斗争,需要的是干实事而不是卖嘴。这对于这些“不干实事光弄权”、“只能整人不能干事”、只会卖嘴骂人的文人官僚来说岂不要了老命?即使崇祯复国的事业能成功,自己的地位也保不住;如果崇祯复国失败呢?那就连命都要输光。

  还有一个原因:这些文臣个个都不干净,都没少贪污。一旦崇祯南迁,自己的美宅良田不动产等不可能带走,丢了北京还不知便宜谁。其他庞大的浮财又怎么办?不带走不就全完了?要带走不就全露馅了?以后崇祯追究怎么办?

  总之让崇祯离开北京南迁对这些文臣绝对有害无益。而背叛崇祯呢?按这些文人官员们的如意算盘,无论是李自成还是满清都是一帮大老粗,不管谁得天下都得急着重用文人。自己只要乘还没有多少竞争对手时抢先投靠,就不难混上“开国从龙之臣”再获重用。如果崇祯死掉、明朝灭亡,自己贪污所得自然不再有明朝政府追究,自然就成了“无主之财”,自然就保了险——是跟着崇祯从事前途未卜艰苦危险的复国事业、倾家荡产有利可图,还是投降现成的主子改换门廷坐享现成的荣华富贵有利可图?对这些“以道统的名义谋私”的文人官僚来说答案还用说吗?结论:与其让崇祯退守南京东山再起,不如改朝换代。

  既然决心投靠新主子改换门庭,那当然不能让崇祯活着,更不能放虎出笼让他离开北京这个大监牢有所作为。不仅如此,连他的子女家属都不能放走,必须让他满门都留在北京以便一网打尽斩草除根,免得节外生枝。这才是那些满口“忠孝节义”、“自认为是儒家道统的承续者和维护者”的文人道学家拼命用种种慷慨激昂反对崇祯“南迁图存”的真正用意——忽悠住崇祯,把他一家子都死死摁在北京,以便把他们全家连同整个明朝都当见面礼奉献给新主子。这是一个“能做不能说”的“行为艺术”。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后来根本没抵抗就开门投降的文人官僚们明明拿不出任何现实的解决办法、明知大势已去还坚决反对崇祯南迁,还千方百计慷慨激昂地忽悠崇祯,让崇祯一直保持“尚有转机”的幻想,自己不逃也没让子女家属逃,最后全家都成了瓮中之鳖被一网打尽。

  等李自城大兵破城,崇祯才发现那些整天慷慨激昂义正词严的文人官僚们一个都不见了,才恍然大悟“诸臣误我”、“文臣人人可杀”——这两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文臣人人可杀”没错,但不是“诸臣误我”,而是“诸臣卖我”——有意识地忽悠你全家都窝在北京等死,到时候自己溜得影子都不见,纷纷忙不迭开门投降。这哪里是“误”?分明是“卖”。如果真是没什么歹意的无心之“误”而不是阴险狠毒的蓄意之“卖”,岂能不敢面对后果?岂能溜得无影无踪?岂能根本不抵抗就投降?

  崇祯被文人官僚利益团伙忽悠得国破家亡了还居然以为仅仅是“误”而不是“卖”,可见不折不扣叫人家卖了还稀里糊涂替人家开脱,到死都是个糊涂鬼。没有这些文人官僚团伙集体蓄意投敌叛变,崇祯至少不至于落得一家子都被一扫而光、甚至不得不亲手杀自己亲生爱女的下场。

  十.误人子弟,败坏社会风气,制造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读书观,妨碍社会发展

  黎阳评论:“学而优则仕”的历史性效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只为功名而读书”、“只读四书五经”、“范进中举”、“儒林外史”……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啊,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

  ——“什么《诗经》 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红楼梦》第九回)“自今日起,再不许做诗做对的了,单要习学八股文章。” (《红楼梦》第八十一回)

  ——“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从来贵国军人与敌军往返书翰,大都以壮语豪言,互相酬答,或炫其强或蔽其弱,以为能事。”(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海军司令官伊东佑亨给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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