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本文是破土君公开征集的“共产主义是什么”系列第二篇稿件。独立学者老田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回应和批驳了于光远先生及其高足周舵先生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借用布罗代尔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框架，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工人和农民的翻身，人民群众也获得了自己的政治和文化权力。这时，无论是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还是主观的政治文化观念，都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才能真正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成果。如果没有考虑现实的“土壤”，误解中国革命“上篇”和“下篇”的辩证关系，从而空谈“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乃至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那么于光远先生师徒的观点，恐怕不能让人信服。
于光远先生认为，共和国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不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于先生的高足，周舵先生近日在端传媒刊发的《苏联与中国，用不同方式证伪共产主义》一文进一步阐发了乃师对理想社会的期待——“自由宪政，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道路”。
在这个上帝可以信、王林大师可以信、市场万能论可以信，共产主义却不能信的时代，共产主义是否还能作为一种理想，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为了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破土君也公开征集文章，也条分缕析马克思主义、谈论共产主义、以及中国的光明前路。我们热烈欢迎各位网友加入讨论，来稿请电邮至groundbreaking@126.com。
一
假如于光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能够成立的话，显然，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认识，就可以彻底颠覆掉。剩下的就是完全自由的政策选择：领导人有着任意选择的空间，譬如在私有制基础上还能够继续搞社会主义。正是与这种政治和经济、文化不相关的认识之下，才有这样一种想象力：某某人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潜台词是一个人做出的政策选择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
如果于光远先生这一看法，真的在历史中间成立的话，显然，法国年鉴学派巨擘布罗代尔的研究结论就可以彻底推翻了，在布罗代尔看来，没有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资本主义是一天都生存不下去的。
布罗代尔没有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的两分法，但他从自己的研究中间独立得出结论，资本主义需要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生存条件，没有后二者的适应，就不能生存。布罗代尔在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兴起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
“文化几乎每次都转而保护现存秩序，资本主义的安全可以说部分地有赖于文化。”“在十八世纪，同‘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贵族相比，商人的特权似乎是他们正当劳动的报酬;到了十九世纪，在印度公司这类国家垄断大公司普遍出现后，简单的商业自由似乎已变成名符其实的竞争。在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往往由那些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竞争制约的小企业承担。由此出现了为公众谋利的企业家的传统形象，这个形象在整个十九世纪十分流行，自由贸易和听之任之的种种好处也同时得到宣扬。”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 “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寄生物，它同国家这个始终碍手碍脚的庞然大物几乎势均力敌;资本主义还利用文化为加固社会大厦而提供的全部支持，文化虽然并非为社会各阶层平均享受，而且其内部派别丛生和矛盾众多，但归根到底总是竭尽最大努力去支持现秩序;资本主义拥戴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
我们再回头关注一下毛时代的现实，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变革之后，文化和权力的转移都已经发生了。假如布罗代尔正确的话，搞完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政治和文化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或者资本家是没有生存条件的。
1949年之后，共产党执掌政权之后，领导城市里头的工人先后搞了好几场归结为“民主改革”的运动，先有镇压反革命和会道门，然后有反对封建把头，随之还有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等到五反运动之后，私营工厂里头权力转移和舆论翻转过程都已经完成了，换言之，新民主主义任务业已完成，相应地，权力不再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或者精英阶层手里，舆论也变得对旧精英阶层不利了。换算成布罗代尔的语言，现在资本家或者资本主义已经丧失了政权和舆论的积极胁从条件。
二
换一个角度，使用雇佣工人的眼界去感受一些历史演变过程，可也很有对照价值的。建国初期，共产党派军代表进入私人企业中间，首先是与最底层的雇佣劳动力交朋友，这个时期，那摩温嘴里的芦柴棒(夏衍《包身工》里面的人物)，就成了军代表嘴里的芦师傅，什么叫“翻身得解放”?那都要很具体的个人体验作为支撑的。
芦柴棒们紧跟军代表、相信军代表，一起合伙搞了镇压会道门、反封建把头、三反和五反的群众运动，结果就是彻底的“夺权”，封建性的管理人员和他们实行的规则，资本家的代理人及其规则，在这个过程中间都被否定掉了。芦柴棒的师兄弟和朋友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分子，现在成了工厂的管理人员，他们实行的管理规则完全不同于从前的那些规则。单位制及其内部实施的管理规则，就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才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跟芦柴棒们交上了朋友还把他们提拔成为干部，在这个过程中间，双方都有很大的收获，共产党政权深入到了基层并获得高度的执行力，芦柴棒们趁着运动的东风换了自己的上级还让自己的上级改变了管理方法，政治的翻身要说是共产党恩赐的，有点像，但是不完全。
到了今天，毛时代搞过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在右翼学术中间都成了疑问，返回到历史现场问一问芦柴棒们，应该还是清楚的。军代表领着芦柴棒及其朋友们，搞了好几个运动，结果是夺取了工厂内部的领导权，这个就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为什么新?新就新在旧统治阶级成员丧失了领导权，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丧失了领导权，领导权转移到劳动群众手里去了。韦庄说“扶犁黑手翻持笏”，毛泽东接着说“黑手高悬霸主鞭”，专政权力的把持和专政对象的标准，整个儿都颠倒过来了，这样才有了新民主主义。
为了考察单位制内部的权力异化趋势，可以结合经济学里面的租金概念来分析。在主流经济学中间，劳动力只应该拿到市场化的劳动力价格，这是均衡水平的工资，芦柴棒的包身工身份及其所得，最接近于均衡工资水平。建国之后，芦柴棒变身为干部嘴里的芦师傅，工资得到大幅度提升，结果远高于均衡工资，这个差额就称为“准租金”。在旧社会，芦柴棒只拿到均衡工资，但是由于就业机会稀少，她需要给把持雇佣权力的把头“那摩温”送礼，男那摩温可能还会对芦柴棒同事们之中漂亮者提陪睡要求，送礼和无偿陪睡属于均衡工资水平之下的无对价支付，借用恰亚诺夫的词汇，这是“饥饿地租”——劳动力必须接受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低工资，饥饿地租就等于实际到手的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之差，这个算是封建性的剥削，共产党人发动民众反封建把头的剥削，在这一点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有一致性。
共产党进城之后，稳定就业机会对于就业机会稀缺的社会成员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潜在收益，等同于免费获得一份就业保险其数量肯定要高于失业保险费，然后劳动者又拿到了一部分准租金，这个时候，如果把工资所得和就业机会授予干部来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的话，管理人员就能够迫使芦柴棒及其同事们输送保险费、准租金和饥饿地租(给定干群关系中间心理契约尚未成立的条件下)。高于饥饿地租的实际收入数量，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变化，是共产党政权颠覆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结果，将带来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后果，老工人中间保守派很多，就是经济利益提升之后的政治后果。
在毛时代，工人摆脱雇佣劳动者地位，是通过单位制的建立来实现并保障的。在这个按照毛泽东的视野，工人群众夺取了资本家群体及其代理人文化和管理权力的过程，就是标准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相对于旧民主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过程，也意味着管理规则的变化，从此以后，管理人员必须承认劳动者的成员资格，不得以劳动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后来，1990年代末期在朱镕基任上的“砸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改革，是一个逆向的权力夺取过程，此后管理者又可以拿被管理者的收入和就业机会作为挟制手段了。
要是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显然，管理者拿回全部权力并把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干部还能够私下里迫使工人输送饥饿地租什么的，这就不仅仅是复辟资本主义了，而是直接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成果，带有很大的封建性质。毛泽东身前最为信赖的理论助手张春桥，在1976年夏天与女儿张维维谈话时就这样预测过：“中国不会复辟成资本主义，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只会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状态。”(参阅《张春桥狱中家书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借用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在劳动力极度过剩的中国，干部掌握全部管理权的结果，均衡工资不仅会回归到劳动力生产成本水平，而且干部还将能够逼迫劳动者缴纳饥饿地租，直到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现象逐步消失并回归劳动力短缺那一点为止。
从工人挣脱雇佣劳动制和恢复雇佣劳动者身份的对照中间，可以看到毛泽东所重视资产阶级法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本质就是：劳动者是否作为雇佣劳动者进入管理环节和生产过程，这是判别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标准。就毛时代的经验而言，雇佣劳动制是通过新民主主义的夺权过程而否定的，因此，任何背弃这一结果的所谓改革都是恢复资本家的领导权，就是旧民主主义的恢复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以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作为标准，去判断资本主义是否复辟，按照毛泽东的措辞，是典型的“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主义，不涉及所有权是否变化。仔细阅读石仲泉批判毛泽东误解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他要批判的毛泽东所概括和提炼的现象，其实很清楚，毛泽东关注的就是劳动者通过新民民主义获得的地位，不管管理者是用按劳分配、物质刺激还是什么别的借口，把工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作为管理手段使用，就是夺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拿工人当雇佣劳动力看待，都不可能不是复辟。这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处理过的问题，是毛泽东从自己重视的新民主主义经验范畴里，借助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对照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及其被否定的经验事实，做出的理论提炼和制度判断标准。按照毛泽东确立的标准，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竟然对一线大量员工搞“劳务派遣制”，连雇佣合同都不肯签，这就是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的恶性复辟。
三
五反运动之后，李维汉在1953年年初对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了一次调查，他发现“经过运动，在大的私营企业里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建立了工人对生产的监督。从此，资本家的‘三权’(人事调配权、经营管理权、利润分配权)受到了限制，变成了‘三靠’，即资金靠银行，原料靠国营，生产靠工人。” 在讨论李维汉的调查报告中间，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得到所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完全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六月政治局讨论时，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看了我送中央的报告后说‘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少奇同志也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七月十八日，少奇同志向全国统战会议作重要讲话，他根据政治局讨论的精神，从理论上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赎买政策的依据，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在我国具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新中国工会成立之后，广泛开展了阶级教育和时事教育，普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此种教育不论其主观设计的目标为何，最终效果都是与农村土改的辩论一样，在客观上起到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文化权力的作用：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职工政治教育主要是结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进行的。一个是政治启蒙教育;一个是通过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运动，在广大职工中开展的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在工人中建立工会组织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职工中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时事政策宣传。”“从地方到厂矿基层，普遍采取组织职工上大课，举办短期训练班和职工夜校等形式，进行劳动创造世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阶级和阶级斗争等基本常识教育。由于当时缺乏固定场所、缺乏教员等条件限制，加上职工中60—80%是文盲，因此，主要靠口头宣传为主。”“一九五○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后，各地党、政、工会、青年团结合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工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在广大职工中开展起规模空前的群众性的时事政策、阶级斗争教育运动。几乎百分之百的职工都受到一次意义深远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并勇敢地参加了斗争。各工矿企业，组织形势报告会、控诉反革命罪行和诉苦大会，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举办阶级教育展览，并通过订立爱国公约、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等形式，把提高个人觉悟同完成恢复发展生产任务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家喻户晓的全民政治教育运动。继后，结合‘三反’、‘五反’运动，进一步在职工中进行阶级教育。”“从一九五二年开始，许多地方和工矿企业开始对职工开展比较系统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大职工中开展的政治启蒙教育运动，对培育新中国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旧中国工人阶级身受极其残酷的剥削和政治压迫，和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从阶级本能上易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往往一堂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工人们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懂得了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就为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奠定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从而信心百倍地为争取美好未来而奋不顾身地去战斗。”
建国后，涉及到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一系列的文艺批判运动，受到研究者的较多关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爬疏整理，产生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大。但是，在农村土改中间和城市工人中间的大规模“谁养活谁”的辩论和思想教育运动，涉及到人口数量要多出上百倍，更为深入地促进了社会评价标准的整体性变革，这在学界的研究中间相对受到忽视，从而，学界在理解新中国的变革过程和在理论上再现这一过程的时候，就有了一块大的空白，与这一空白相关，党史国史研究中间常常把制度变革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
正是因为1952年夏天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生存所需的政治和文化条件被破坏殆尽，才在资本家群众中间广泛地出现申请公私合营和计划化的要求：“三反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也感到无路可走，不能自立，要求国家‘计划他’。这样，便提出了在过渡时期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去完成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政策。”
也就是说，搞完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新民主主义之后，工人夺得文化和政治权力之后，资本主义还有生存条件，如果这个可以证实，显然，于光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就能够成立。于光远的这个理论，在社科院马列毛所里头就有不同意见，不过当初不敢公开表达，等到于光远的主要助手苏绍智和冯兰瑞当完所长都退休了之后，才有一个研究员敢于跳出来反驳于光远，李伟于2008年写了一篇文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一个谎言》。周舵先生作为于光远的高足，如果能够证实资本主义不需要政权和舆论的胁从也能够生存的话，显然就能够驳倒李伟，为恩师辩诬昭雪，而在全球眼界里，还能够彻底驳倒布罗代尔，这件事绝对值得周舵先生去努力。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1952年夏天的五反运动之后，在私人企业中间就完成了，同时资本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情况不对了。荣氏企业在汉代表李国伟(荣德生女婿)，在1953年就给政府写了申请书，坚决要求搞公私合营。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敏锐性不如资本家，李国伟已经坚决要求公私合营了，他还误以为资本家的生存条件还在，直到1956年年底他还说：“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就毛泽东本人而言，他是坚决地要搞新民主主义和群众运动的，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搞完之后对于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影响如何，他本人没有清晰的认识。中央决策层跟毛泽东的状况差不多，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和新的决策，五反运动之后，工商业较为萧条，政府还出台过“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按照老思路还试图去拉资本家一把。在对私改造政策方面，中央有个慢慢吞吞的政策，计划在1957年年底之前把雇佣十人以上的工商业改造完成。1956年元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先搞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报章公布之后，各省市委快速跟风，这是在没有中央决策的情况下，追求政绩的投机心理导致快速完成了对私改造过程。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回忆，彭真电话报喜之后，他转告毛泽东北京市已经完成公私合营的事情，结果，毛主席“非但没有笑，反而连连摇头”，最后竟然还说了句“你不要光听人家都喊万岁”。(各地官府组织资本家上街搞庆祝游行时喊的口号)【高智 张聂耳《机要秘书的思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123页】
与李国伟相比，毛泽东的敏锐性远远不如，而学界至今还普遍地把资本主义看做一种经济制度，甚至简化为一种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看做一种通过市场价格配置资源的自动机制，这成为主流经济学界观照新中国历史的出发点。据此形成的观察视野局限，难免误判新中国的历史过程和重大事件，这就导致学者们过分看重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公私合营”事件，并把这作为评判制度和社会变革的标准依据，也因此很容易忽略所有权转移之前的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变化：政治和文化氛围的变化及其影响。
四
正是因为漠视政治文化条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党史研究领域就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现实或者资本家群体“要求合营和计划”的进步表现，简单地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或者某几次讲话联系在一起，并粗暴地给出因果链接。据中央党校林蕴晖回忆，龚育之和胡绳对如何再现这一段历史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在党史编撰方面，漠视资本主义丧失生存所需的文化与政治条件之后，做了几个方面的创意解释——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带来的影响，学习了《联共党史》就把苏联模式当做唯一模式：
龚先生指出，从历史决议和《邓小平文选》二、三两卷的论述看建国以来的历史，就是现在的新高度。站在新的历史高 度写过去的历史，不是去任意改写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历史的原貌和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有更清楚的理解。(《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36～437页)
指出在提出总路线过程中，毛泽东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评，从理论上和政策上把向社会主义过渡搞社会主义改造，同确立新民 主主义秩序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对立起来，实际上把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看成就是搞资本主义。这同我们党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的论述和宣传，是不协调的。
指出总路线的制定，与学习苏联、照抄苏联的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有密切关系。这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积极作用，又有历史的局限和 消极影响。当时强调学习总路线要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从而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一个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模式。‘历史的 发展表明：无论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还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看做唯一模式，都不利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探索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 过渡的目标和道路。’”(《龚育之论中共党史》第466～467页)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向全党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以邓小平理论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从源头上的反思。【林蕴晖：胡绳龚育之谈编写党史，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在更晚的时期，胡绳觉得说服力方面还是有欠缺，为了把这个因果链接深化，胡绳1998年专门写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给毛泽东扣上一个民粹主义的帽子，说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经济，也就是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还说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按照胡绳创新的对照视野，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粹主义。看得出来，除了要为业已变成资本主义的现实辩护之外，胡绳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很有好感的，但他似乎也不清楚资本主义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文化条件搭配，才能够生存下去。
在过去的六十六年内，历史有两次一百八十度转弯，1949年是第一次转折，1970年代末期发生了第二次转折，导致很多名人服务于不同时期的需要，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文章帮助宣传，全国人民都知道，暮年回首这一生的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们既卖矛又卖盾。李普率先在《炎黄春秋》杂志发文，对这样的问题做了回应，说胡绳跟冯友兰是一样的：早年实现自我，中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这个总结受到自由派掌门人李慎之的高度赞同。有网友对他们的总结给出一个简练的概括：两头真人才——前头后头是真的、中间段是假的。这么一来，“非毛化五虎将”中间，胡绳、于光远、杜润生和李锐，每一个人都算得上是两头真人才，这不免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文革时期毛泽东本人和其他人都说过：共产党内某些高官是民主革命同路人，民主革命他们是同意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就拼命反对。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于光远、胡绳等人都驳斥过这个说法，不仅说毛泽东这么说是误判了事实，还说造反派这么批判老干部是毫无依据的政治迫害。现在他们自己的阵营里面，提出了两头真人才这个类型，无意之间就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还远远地印证了1955年“胡风事件”中间被揭露出来的那个著名主张：想办法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起作用。这看起来好像是：解释了一个小的疑问，结果反而制造出一个大的疑问。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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