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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对谈成谨济:文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成谨济,曹征路 · 2015-12-24 · 来源:破土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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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曹征路教授进一步指出,对文革的认识不能脱离历史的大逻辑,文革的核心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路线矛盾,中国的文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更是世界性文化遗产。

  【破土编者按】近来,文革成为知识界的热点。首尔市立大学成谨济(Seong Geunje)教授认为以谢淑丽的研究为代表的主流研究模型忽视了文革的复杂性,将文革简化为“善与恶”、“加害与受害”的二元对立结构,并使得真实的文革与大众的认识之间产生巨大的断裂。而著名作家曹征路教授更是进一步指出,对文革的认识不能脱离历史的大逻辑,文革的核心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路线矛盾,中国的文革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更是世界性文化遗产。本文系11月28日在韩国圣公会大学的罗莎·卢森堡研讨会上,成谨济教授所发表的《文革如何再现》一文之节选,以及曹征路教授对《再现》一文的回应,破土经两位作者授权发表,以飨读者。

  (图片来源:网络)

  一、成谨济:真实的文革与大众对文革的认识有巨大鸿沟

  似乎没有几个历史事件像文革那样为全世界大众所知晓,也没有几个事件像它那样其实体被隐蔽或被误解。研究文革的研究者普遍认为,文革是一个其内部包含着异质的、多层面的倾向与事件互相错综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的复杂文本。但是,考察从大众话语的层面消费文革符号的情况时,我们会发现其所指(signified)惊人地明确,同时“简单化”。就是说,在文革的实际内容和大众对文革的认识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而这一“鸿沟”恰恰是今天大众化的文革话语的政治性所形成、发展的空间。

  在今日的大众话语领域,文革通过几种“形象(Images)”被消费。在有关文革的形象中最普遍使用的还是毛泽东的形象。在毛泽东的形象当中,以照片、肖像、海报形式传播的,他穿着红卫兵军服的形象无非是最具代表性的文革形象。毛泽东穿着红卫兵军服,带上红卫兵袖章,向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挥手。在文革时期,这一形象可能传达“毛主席与我们(红卫兵)在一起”的信息,而今这一信息很可能被理解为证明“毛泽东在煽动红卫兵”或者“红卫兵崇拜毛泽东”的依据。无论怎样,在这一形象中毛泽东与红卫兵的形象之戏剧性地重叠显而易见,这种强烈的重叠效应使我们容易捕捉到(作为有关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形象之一的)红卫兵形象中存在的毛泽东的阴影。作为文革的象征,红卫兵的形象大致有两种。一是狂热崇拜毛泽东和革命的形象(在这一种形象中常常出现毛主席语录、巨幅红旗、毛泽东徽章等作为陪衬),另一个是他们在施加暴力的形象。

  暴力的形象又有两种,一个是在批斗会对知识分子和官员施加非人暴力的形象,另一个是破坏文物遗址的形象。到了今天,这两种形象所传达的信息可以被纳入到一个概念,即“非理性”或“疯狂”。“非理性”和“疯狂”的概念所伴随的是,对红卫兵的政治判断、自主思维能力的质疑(毛泽东作为幕后操纵者的形象又使这种“质疑”更加严重),此外,还有否定现代知识、艺术、传统文化的价值的反文化意识以及反知性主义之嫌。这样红卫兵的形象唤起非理性的狂热、反文化意识、反知性主义等概念时,在这些形象和叙事中,以暴力与批判的对象而登场的知识分子、干部,自然站在红卫兵所代表的非理性大众的狂热的对立面,以获得作为理性、文化主体的形象。因此,基于一定的文化主义,认同那些受到批判的知识分子、干部时,这些形象(与文革时期塑造这些形象的生产者原来的意图相反)将被认为是证明大众政治的危险、野蛮属性的确凿的证据。

  此外,大众化的文革形象还有所谓四人帮、示威群众、大字报和革命口号、武斗场面、高度形式化的海报、样板戏和忠字舞等革命文艺表演等。在没有对文革的时间、空间发展过程和内在逻辑的了解的情况下,这些形象就会直接与毛泽东作为文革领导的形象或红卫兵所代表的非理性的粗暴群众形象重叠,以形成“文革”这一强烈而模糊的印象。

  对于文革的大众化的形象,可以分为煽动家毛泽东,盲目、狂热的红卫兵,以及被无辜牺牲的精英知识分子(包括干部阶层),这三个范畴的形象所形成的意指(signification)之间的内在关系似乎被纳入到一个叙事信息。这一信息建构文革故事的模型(prototype)的同时,代替大众对文革的定义,即“毛泽东为自己的政治野心而煽动年幼的红卫兵,压迫无辜的知识分子,给国家与社会造成巨大混乱的一场浩劫”。在这一模型中,文革的发展与对立形成善与恶、加害与受害的二元结构。在这里,作为邪恶的加害者,代表混乱与无秩序的一方是毛泽东与他的代理人红卫兵(大众),作为善良的受害者,代表秩序与理性的另一方是精英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与老干部)与解放军(军方)。

  以下文章将成为这种模型的典型的例子之一。“1966年毛泽东发动理念的圣战,以震惊全中国并重新唤起革命精神。他关闭学校,煽动学生们成为红卫兵对抗被称为‘白专’的教师、校长、教授展开革命斗争。这场革命运动给整体社会造成巨大混乱。在医院医生们被强迫打扫厕所,清洁工却去照顾病人。红卫兵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由,批判政府、党干部,从军队武器库夺取军火展开武斗。在此情况下,整个中国濒临无政府状态,直到1969年人民解放军恢复秩序”。

  上述内容是谢淑丽教授(Susan Shirk)在她的著作 《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Fragile Superpower)》中,概括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其实,对文革的这种叙述不乏其例,至少其内容并不是特别的个案。虽然如此,她的叙述还是引起笔者的注意,是因为她是一个被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她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政治学教授,曾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作为很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明文化大革命时,毫无犹豫地采取这种简单化的模型,一方面使她对中国的(一定程度上可谓是美国国务部对对华政策的)了解和分析被打折扣,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出这一模型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对她的论述,不妨再仔细看看。谢淑丽教授在这一段不长的叙述中,表述她对文革的原因、责任、目的和发展情况的分析以及评价(意见)。据她的论述,文革于1966年毛泽东以唤起革命精神为目的,开始一场理念的圣战,为此,他煽动学生成为红卫兵攻击“教师、校长、教授”。这些红卫兵夺取军火,他们施加非法、激烈的暴力行为,使整个中国社会濒临无政府状态,直到1969年在人民解放军的介入下,才渐渐恢复秩序。

  如上所述,对文革的这种叙述方式与大众形象中的文革再现模型一致,从她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并不简单的政治暗示。

  首先,看看有关文革的起因与目的的叙述。她指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这一叙述本身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将文革定为重新唤起革命精神的理念的圣战,这种分析不见得准确。这种简单的定性会导致使文革的起因与目的仅限于毛泽东激进的理念或政治野心等私人领域(从政治上、学术上,不是很有意义)的结果。关于文革的最近研究成果从多方面分析文革在社会经济、历史上的根源。但本文更关心的问题不是那些研究成果,而是将文革的起因解释为毛泽东激进的理念或政治野心等私人领域的分析会带来的政治效果,即文革发动的原因(以及其责任)都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身上,以遮蔽通过文革爆发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所存在的客观矛盾,并将对文革的责任与中国共产党分离出来。有趣的是,这种分离恰恰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当代史叙述的基本利害关系完全吻合。

  其次,红卫兵作为文革实行主体的问题也值得商榷。在很短的论述中,不能谈到很多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引发文革时期的那些暴力事件和混乱的多数主体当中,仅提到红卫兵,值得予以关注。毛泽东煽动红卫兵大体上属于客观事实,尽管在细节上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然而,她的部分叙述,如主要在文革初期发生的红卫兵对教师的攻击是在毛泽东的煽动下发生的,或者红卫兵攻击政府与党干部,夺取军火等,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能准确反映事态真相。因为,在文革期间,引发并激化暴力事件和混乱状态的行动主体,除了被称为红卫兵的群体之外,还有包括保守派、造反派在内的种种大众组织、党组织、工会、军队等。而且,自1968年夏天开始,大部分红卫兵都被动员上山下乡离开城市,因此,红卫兵的参与基本局限在文革初期的活动。再加上,即使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单一组织。“文革初期没有什么‘红卫兵组织’而存在各持特定立场的个别红卫兵们”。尽管如此,“红卫兵”常常被叙述为直接反映毛泽东的意志与指示的,单一性质的集体,或者将红卫兵等同于文革时期的一般大众组织。这可谓是在文革叙述中格外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种叙述将文革时期发生的所有暴力与混乱整合为“红卫兵”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将其责任转加于毛泽东身上。

  最后,关于文革的“对象”,或者“受害者”的问题。在谢淑丽教授的叙述中,文革的受害者还是教师、校长、教授、医生以及干部等。大致上,可以说知识分子和干部,其中她明显更关注知识分子的受害情况。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难固然是事实,但对于这一事实能否将文革直接定性为“对知识分子的压迫”或者赋予这种叙述合法性,仍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因为,想要将文革定性为“对知识分子的压迫”,就需要证明否定并批判知识分子是文革不可代替的核心目标,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压迫不是次要形式而是文革(在量与质两个层面上)实践的主要形式。

  二、曹征路:中国的文革是个世界性的话题

  很显然,谢淑丽对中国的文革过程并不了解,或者是有意地歪曲了这个过程。一,文革的核心矛盾是要不要把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走资派,由此形成了群众组织的对立,回避了这个核心矛盾,就谈不上对文革的研究;二,所谓早期红卫兵暴力、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批判、和造反派的崛起,都是围绕这个核心矛盾展开的;三,所谓五十三天的白色恐怖,也是也是围绕这个核心矛盾产生的,这就是后来被造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邓小平要求对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细”还是基于这个原因,因为见不得人;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害怕中国的改革开放倒退,故而在妖魔化文革的意识形态争夺战中十分卖力,更是这个核心问题:中国要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个核心矛盾放在历史大逻辑中,就看得非常清楚。这是冷战的继续,是两种社会制度较量的继续,也是国际资本瓜分世界的继续。故而中国的文革是个世界性的话题,毛泽东思想是世界性的文化遗产。

  (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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