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先生是当今左翼知名青年才俊，写了很多有见地的好文章，本人非常喜爱。但他最近发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笔者以为坚持马列毛主义必然要实行与非马列毛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彻底决裂，用资产阶级理论话语那一套，不可能揭示出马列毛主义真理。笔者虽然才疏学浅，还是想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权当是一介农夫的野语村言吧。

滠水农夫：对再反思的反思

——评李北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

　　李北方先生是当今左翼知名青年才俊，写了很多有见地的好文章，本人非常喜爱。但他最近发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笔者读后如鲠在喉，虽然才疏学浅，还是想谈一点自己的意见。笔者自知学养有限，够不上与李北方先生商榷的水平，就当是一介农夫的野语村言吧。

　　看了整篇文章，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作者讨论占据的立场和持有的方法。记得李北方在他的新书《北大南门朝西开》中有一段话，很是深刻，令人感动，笔者曾在自己写的《为什么方向是根本问题——读李北方《北大南门朝西开》有感》中引用过，现再次引述如下：

　　一步一步地，我觉得世界在我眼前变得清晰起来。我终于搞明白，比知识更重要的是立场和情感，是你的心跟谁贴近，是达官显贵，还是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我终于明白过来，为什么曾经觉得说着完全相反的话的人都有道理，他们的逻辑和知识都没问题，区别仅在于他们在为不同的人说话。我记得在某一个下午，我坐在书桌前为自己的茅塞顿开感到欣喜若狂：思想论争千头万绪，但千言万语归纳起来不过一句话——阶级分析，一抓就灵。

　　确实，一个人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根据自己所站据的立场来选择论述事物内在规律的方法。因此凡是真正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的人，很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社会，反之，凡是没有真正站到劳动人民立场，或者说站在劳动人民对立面的立场，他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反感，就不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社会，就不会得出真理性的认识，而只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上面引述李北方先生的话不可谓不精辟，可是在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反思》一文中，笔者看不出他是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李北方先生所真正持有的立场就很值得怀疑了。

　　首先一个问题，国家是什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国家是建立一种社会秩序，来使统治阶级的压迫合法化和固定化。关于国家本质问题，毛主席明确指出：“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论人民民主专政》)想来这些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常识李北方先生不应该不知，简而言之，国家是有阶级性的，所谓的全民国家根本就不存在。可是在李北方先生的文章中，看不出他对国家的阶级分析，因此他对国家的相关论述并不是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是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就难怪他得出的观点就大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李北方先生在文中提出“主流理论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认为个人自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并把社会视为抵御国家权力侵犯的机制。”这里讲的“主流理论”显然是指资本主义的主流理论，把国家视为“必要的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剥削压迫，为了调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矛盾，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因此就需要通过社会组织，实行一定的民主政治，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形成一定的权力制衡。但是，从本质上讲，国家并非“必要的恶”，只有在资产阶级专政，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剥削压迫的情况下，它才具有“恶”的属性，如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又可能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恶”，而对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来说，则是“必要的善”。因为国家政权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一致，那必然就是“必要的善”。西方学者也就是资产阶级学者之所以把当今中国国家定义为“权威主义”或者“极权主义”，是因为中国经济基础实行的是资本主义，而上层建筑却是一党专政，实质上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比西特勒还坏”，因此当今中国虽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但却连西方正统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都没有，因此是比西方正统资本主义国家更低级的政治制度，这样被西方正统资产阶级学者贬斥为“极权主义”的专制就再正常不过了。事实不正是这样吗?由于连正统资本主义国家的有限民主也不具备，国家政权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剥削更为残酷，工人没有罢工自由，农民没有捍卫土地的权利，任意侵犯劳动人民利益的事情随时到处发生，李北方先生难道可以视而不见。

　　所以李北方先生接下来的推论就更不能成立了，“这种理解方式及由引申出来的药方不但被中国发展的实践否定了，而且是理论层面也是有问题的。回过头来看，这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偏见——”首先，中国发展的实践能不能否定上述正统资本主义理论，实际上修正主义路线日益窘迫的前景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除了走所谓僵化封闭的老路(社会主义)和改旗易贴的邪路(正统资本主义)以外，真的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吗?别忘了前苏联东欧的前车之鉴，历史的发展会证明一切。所以说这并非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偏见”而是资产阶级学者根据其理论体系得出的结论，这就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比那些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深刻更敢于剖析真相的原因。

　　李北方先生在文中还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老百姓似乎很相信国家和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及领导人，而对基层政府及官员则深恶痛绝，还以越级上访为例，证明普通老百姓所具有所谓“辩证国家观”，并语重心长指出“维护这笔遗产关系到未来稳定的大局”。在笔者看来，李北方在这里把抽象的国家概念与具体的国家政权加以混淆，又将普通老百姓认识上的不足加以理论美化，掩盖问题的实质。我们说抽象意义的国家应该是一个特定人群的生存共同体，与国家政权并非一回事，因此说人们爱国家并不一定就代表爱这个国家的政权，普通老百姓与国家和与国家政权的联系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一致的地方，不能把老百姓对国家的认同笼统为对国家政权的认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国家政权往往又是作为国家的具体代表出现的，人们就很容易将国家与国家政权联系起来，有时候甚至不分彼此，这好比封建社会的忠君思想，认为爱朝廷爱皇帝就是爱国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如果有人还秉持这种落后的观念显然就是极为可笑的。那么当今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普通老百姓对国家高度认同，对中央政权及领导人也不乏认同感，而唯对基层政权及官员深恶痛绝。一个可能就是如同上述封建社会忠君思想的遗留还无意识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思维里，另一个原因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主席建立新中国为共产党政权奠定的合法性基础仍在发挥作用，这一点李北方文章中也谈到了。但是他没有透过现象揭露本质，那就是修正主义上台后，颠覆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却借用了共产党的外壳，也即“打着红旗反红旗”，对人民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法”，实行渐进式的资本主义复辟。普通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迅速普遍的觉悟，甚至在修正主义的鼓惑诱骗下迷失阶级意识，所以对修正主义罪恶的认识也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群众还没有彻底觉悟前，或者统治集团没有发展到更进一步的顽固反动，老百姓还是对国家政权抱有希望，但是随着一次次的失望和统治集团步步紧逼的残酷压迫，谁能保证终有群众彻底觉悟的一天，可见认清修正主义本质是迟早的事。李北方把群众喜欢越级上访说成是老百姓“辩证国家观”的表现形式，实在大谬，与其说老百姓喜欢越级上访，还不如说老百姓是走途无路下的无奈之举。

　　事实上从群众越级上访的结果也可说明，并非是所谓的中央的好经被下面念歪了，只须惩治歪嘴和尚，而不去怀疑经的好坏。老革命家古老曾把上访群众形象地称为中国的第五十七族，而且这一族队伍越来越宠大。如果群众越级上访真的管用，那么这一族队伍为什么会越来越宠大呢!难道不值得认真思考吗?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个别的贪腐现象、个别的群众上访还可理解，如此成规模的贪腐和上访群众真的只与基层政权和干部相关吗?与中央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吗?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央反腐力度很强，确实惩治了一大批贪官，确实有个别越级上访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可是产生贪官的土壤铲除了没有?权钱交易的机制打破了没有?群众上访反映的问题绝大多数解决没有?谁能回答。就说最近发生的宁夏贺兰县马永平公交纵火案，如果其上访的问题得到解决，欠款能够讨回，还会发生这样惨烈的悲剧吗?凶犯马永平在遗书中写道：大小政府，你们可以用谎言和暴力来掩盖这一切不平等和你们收了黑钱而不做的行径，但掩盖不了一个求最基本生存权力的人的决心。当人们对越级上访也最后失望了，那么下一步很可能就是马永平的选择，这能够说明所谓一般老百姓的“辩证国家观”吗!

　　更不可理喻的是，文中举了《翻身》中的一个例子及文艺作品中对毛主席的歌颂来证明普通人与国家之间的直接情感联系，从而为其“辩证国家观”背书。然而我们不妨设想，在《翻身》中的那个例子，如果把延安毛主席换成南京国民党蒋介石，老百姓还会认为党员和党是一回事吗?文艺作品对毛主席的歌颂那是人民对作为人民领袖毛主席的衷心爱戴，因为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政权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即便有个别害群之马，也能得到清除，保持共产党政权的纯洁性，人民才会相信党相信国家，把个别坏分子与整个党区别开来，这哪里是什么所谓的“辩证国家观”。人民并不是盲目的崇拜，盲目的信任，必然是与自身利益的得失紧密相连，这又哪里体现出的是泛泛而谈的普通人与最高领袖即抽象国家之间的直接情感联系呢!

　　文章认为“可以套用历史形成的辩证国家观看待如今的政治，将地方政府的作为视作违反国家政策精神的，视中央为道义的源泉和最终的仲裁者——中央政府也乐得扮演这种角色。”在这里李北方先生一语中的，说得极对，中央政府确实“也乐得扮演这种角色”，但李北方先生却没有继续深入分析下去，那就是中央充好人，地方做恶人，难道真的是地方违背国家精神吗?他敢吗?要知道如前所述，中国可是权威主义、极权主义，这就像上面已经讲过的“经”和“歪嘴和尚”的关系，表面看好像是中央和地方对着干，实质上地方无不是秉承中央的旨意，要不就是那个官员发神经，活得不耐烦了。不是人们要恶意推测，这更像是一个双簧表演，完全是做给观众看的，其目的嘛?不言自明。文章接下来又讲到，“但国民党曾经面对的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尴尬，今天并不存在。”笔者不禁要问，是真的不存在吗?只要产生腐败的机制还在，就最好不要说这样过满的话。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使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不妨也讲一下。

　　一个是“动员型国家”和“理性型国家”，李北方把毛时代称为动员型国家，改革时代称为理性国家，总体上肯定了这种动员型国家向理性型国家的转型。文中对动员型国家的解释是“把所有能团结的力量组织到国家周围，以期实现现代化目标”，这就奇怪了，难道改革时代就不需要把能团结的力量组织到国家周围，来实现现代化目标，那么中央提出的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和的两个一百奋斗目标又是什么回事呢!以笔者粗浅的理解，觉得所谓动员型国家还不如就是指毛时代经常搞运动，发动群众，所以就称动员型国家，似乎更贴切一些。那么与动员型国家相对就是理性国家，也就是说毛时代不理性了，就像某些人说的“政治狂热”。文中又说“这一转型意味着国家从意识形态的发动机转变为基础性规划的提供者，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基本上消失了”，这种说法和主流的“由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有什么不同，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汪晖先生提出一个著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观点，邓小平当年说过“不争论”，但国家内部的政治辩论就真的基本上消失了吗?不要说像李北方先生这样的左翼不时在网上发表一些与主流相左的政见，就是在上层内部，又何时真正停止过政治辩论，否则妄议中央的条款是怎么出了的?重庆事件是怎么发生的?还有什么“从过去的政治层面的分歧，变成利益的分殊”，难道政治层面的分歧本质不就是利益的分殊吗?有为政治而政治的吗?一切政治都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李北方先生不应该不知道吧。

　　另一个与上一个相连，即“积极国家”和“消极国家”，文章认为某种意义上讲从“动员型国家”和“理性型国家”的转变也是由“积极国家”向“消极国家”的转变。依笔者的理解，毛时代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党和政府直接把人民组织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由于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人民从事生产活动，就必须对人民群众的各项社会保障负责，于是似乎就无所不管，大包大揽，这就是所谓的“积极国家”。而改革时代，由公有制变为私有制，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代替，产生了资本家阶级，于是国家不再需要直接领导群众生产活动，而把这一切交给市场和资本家就行了，政府的任务就是为市场经济服好务，实际上就为资本家服好务，即所谓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正如某省大员早就提出的口号“企业家是老大，政府是保姆”。所谓国家的收缩也好，政府的放权也好，有收缩有必有扩张，有放权就必有收权，那么是谁扩张谁收权了呢?表面看是市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嘛，而实质上呢?难道不是掌握市场主动权的资本家，那些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工农群众能够从转型中得到好处吗?所以所谓的积极也好、消极也好都是相对的，对工农劳动者积极，就是对资本家剥削者的消极，反之对工农劳动者的消极就是对工农劳动者积极，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莫过于农民工欠薪问题，每年民工讨款都成为热门社会话题，人们看到的是农民工讨薪之难，欠薪企业的无理和嚣张，对谁积极对谁消极不是一清二楚吗?文中也提到“国家转型带来了风险，这些风险由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集中承受了——于是这些地带就存在滑向丛林化的可能，在某些地方已经成为事实。”这岂仅仅是农村滑向丛林化成为事实，市场经济本身不就是要创造出一个丛林社会吗?不过农村所受的灾难更为深重倒是事实，因为农民在改革时代确实成为了最下层的弱势群体。现在广泛存在于农村的富人、恶人、狠人治村，不就是实行私有化市场经济的结果吗?共产党不领导普通农民去掌握农村基层权力，就必然是在纵容和支持富人、恶人、狠人们去夺取农村基层权力，看看貌似民主的农村“两委”选举，不就是赤裸裸富人、恶人、狠人的游戏，其实与普通农民何干。文中讲了电影《一个勺子》中关于一个流浪街头的傻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揭示了一个身有残疾的普通老百姓失去集体的依靠后，被抛入市场经济的丛林社会，必然会遭遇的悲惨命运。正如文中所说，在“动员型国家”或者“积极国家”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毛时代所有人都被组织到集体中，可以依靠集体的力量生存，尤其对弱势者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也看到，两个时期，分别是对谁积极、对谁消极。

　　在该文结尾部分，作者得出四点结论。“第一，主流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不适用于分析和指导中国的现实，中国需要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构建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关于这一点，前有所述，还是那句话，中间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二，寄希望于社会的发育和自我管理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需要强大的国家，以持续社会的正常运转”，西式民主不切实际，连西式民主也不要更不切实际，强大国家与民主并不矛盾，而是正相关的，中国不能因为强调自己的特殊而例外。人民不可能长期接受一个专制的法西斯式的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其三，国家的理性转型不是问题，国家行为的消极化才是问题，有导致基层社会丛林化的现实危险。”丛林化本就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应有之义，不仅仅是基层，而是整个社会，问题恰恰出在所谓的“国家理性转型”上，变公有制为私有制，必然导致国家对绝大多数工农劳动者的消极，或者说对资产阶级积极就必然对工农阶级消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四，中国国家的合法性依然很高，但这相当程度上是在透支历史形成的遗产，不具有永续性”，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就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永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毛主席倡导“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保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实现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的承诺，如果共产党不再现实对人民的承诺，那么他的这种合法性就必然动摇。修正主义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虽然可以一时欺骗人民，但同时也是耗尽了无产阶级共产党所奠定的合法性基础，反而害了自己，实际上这也是修正主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坏事也是好事，要辩证地看。

　　总而言之，通观全篇，立场和观点存在很多问题，几乎闻不到马列毛主义的气息。究其原因，是与作者运用的思想方法紧密相关的。作者不是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方法，而是沦入了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试图用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阐明自己的观点，就难免误入歧途。这就说明勤恳、认真学习马列毛著作的重要性，只有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列毛主义的思想武器才能武装我们的头脑，不被旁门左道所诱惑。正如本文开头所讲，这篇文章实际上偏离了作者原来坚持的正确的思想方法，也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令人惋惜。同时这件事还告诉我们，坚持马列毛主义必然要实行与非马列毛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的彻底决裂，用资产阶级理论话语那一套，是不可能揭示出马列毛主义真理的。前已有述，笔者水平有限，不欲与李北方先生争鸣，唯一孔之见而已。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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