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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晚年之问”与中国道路的源起

张雪琴 · 2021-05-31 · 来源:《博览群书》2021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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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曾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即一方面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将其归结为阶级斗争。李大钊的思考成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并由此刻画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方向。

  编者按

  保马今日推送张雪琴老师的文章《列宁“晚年之问”与中国道路的源起》。

  马克思通过相对剩余价值参照系理论,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病理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之间看似矛盾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路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面对十月革命是否算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质疑,一方面间接承认十月革命自身尚且只是一场政治革命的局限性,同时提出了克服这一局限性的方案,即以政治革命为先导,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变迁。列宁的这一思考一方面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变迁,将世界历史偶然性理论同马克思世界历史必然性理论有机结合。对于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问题,葛兰西与李大钊也有与列宁相似的认识。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曾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即一方面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将其归结为阶级斗争。李大钊的思考成果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并由此刻画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与方向。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建立在“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理论”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理论”有机统一基础上的一条崭新道路。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伟大斗争为先导,不断推进生产力的根本性进步,这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轮廓。这一道路,有力驳斥了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不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

  本文原刊于《博览群书》2021年第五期。感谢作者张雪琴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自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后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发展起来;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完成,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成熟起来,人类社会正式步入市场经济时代。

  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时代……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资产阶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可以说,正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历史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达了市场经济时代的自我意识。这也被称为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的时代之问:1)为什么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发展?(2)为什么在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同时,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所带来的诸如无产阶级贫困化、经济危机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典型表现的各种矛盾却不断凸显。

  因此,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两大典型特征,并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图景的两大元素。马克思经济学图景的第一元素强调了“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表达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历史正当性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图景的第二元素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治,表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肃批判。

  恩格斯在回顾和总结马克思的理论时指出,马克思毕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了唯物史观,二是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两大贡献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统一性具体地体现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上,并由此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论”。该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作出解释并对其趋势做出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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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市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的雕像

  一方面,马克思通过以生产力进步和剩余增长互为前提、合二为一的相对剩余价值参照系理论,回答了马克思经济学图景的第一大元素,解答了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的第一问。另一方面,马克思也通过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病理学分析,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何必然受困于“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与“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反趋势”这一互补性矛盾。这就使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不仅会因为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存在而遭受周期性破坏,而且会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资本劳动比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一般利润率下降并最终引发积累率下降而遭受长期性破坏。这就回答了马克思经济学图景的第二大元素,解答了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的第二问,科学的论证了为何“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从而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科学指南。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表达上述时代之问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追问道:(1)陷入贫困化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怎么办?(2)陷入“资本困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该怎么办?对上述两大追问的回答涉及到了制度变迁,这也成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后着力求解的问题。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马克思撰写了大量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演化的笔记,探讨诸如古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结构以及卡夫丁峡谷等关涉制度变迁的问题。然而,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暴露出马克思强调的是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认为制度变迁服从于生产力进步推动生产关系改变这一基本规律。这也是为何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极为慎重地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从而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换言之,由于西欧生产力水平较高,若西欧革命成功,那么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这表明,根据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落后国家实现制度变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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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手稿

  02

  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第一条道路的观点事实上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紧密相连,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如何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市场与国家这三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对制度变迁第一条道路的强调不自觉的给历史唯物主义蒙上了一层决定论的面纱。在马克思逝世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经济)一元决定论”理解大行其道,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试图批评并纠正这种倾向,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史上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争论。不过遗憾的是,实践的发展尚未成熟到让马克思恩格斯做出弥合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的境地,以至于恩格斯将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理解视为主要是马克思和他本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得不够充分而造成的误解,而非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的表现。对此,卢卡奇指出:

  “恩格斯在晚年曾作过坚持不懈的(但徒劳的)努力,试图把机械的庸俗的错误的认识论的经济优先观(有人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引上辩证法的轨道:他试图防止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似乎任何社会现象都能从经济中‘作为逻辑的必然推导出来’。”

  然而,在恩格斯逝世后,以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为典型代表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理解作为最通行的解释占据了思想界的主要舞台并构成了十月革命爆发前后的理论底色。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告了苏维埃政权的确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受对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理解的影响,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十月革命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在他们看来,生产力水平落后的俄国尚且没有发展到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从而十月革命不可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针对上述质疑,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反问道: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正是在这里,列宁一方面间接地承认了十月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即十月革命尚且只是一场政治革命;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为克服上述局限性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政治革命作为先导,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实现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变迁,这表明,制度变迁不只有“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而是存在第二条道路的可能。鉴于列宁以反问的方式回答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国内著名学者孟捷教授形象地将此称为“列宁晚年之问”,其核心要点可以归结为下述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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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

  第一,列宁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具体而言,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理论”寓于其关于革命主客观条件统一的思考之中。一方面,列宁在《怎么办》等重要著作中提出了先锋队政党理论,解决了由谁领导这一革命的主体性问题;另一方面,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分析了革命所面临的客观条件,指出沙皇俄国不仅在内部面临错综复杂且尖锐的阶级矛盾,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之间也面临着尖锐的矛盾,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客观上成为了“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由此,就可以抡起先锋队政党这柄结实的铁锤砸向“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从而实现革命的成功。因此,列宁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意味着要在世界历史稍纵即逝的条件下创造机遇,实现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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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 《怎么办》

  第二,列宁通过强调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为前提的生产方式变迁,实现了其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论的有机结合。正文上文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理论具有下述两大特点:(1)就市场经济一般而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第一问地解答设定了生产率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良性循环的前提。这必然意味着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用尽一切办法提高生产力。也正是基于此,列宁在其晚年著述中反复强调在新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决定性意义。(2)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理学分析而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时代之问第二问地解答表明由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机制不仅会遭受由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所致的周期性破坏,还会面临技术进步导致的积累率下降所带来的长期性破坏。这表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纯粹是乌托邦,国家与市场并非截然两分,而是相互嵌入。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意识到,尽管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并没有脱离市场经济时代,他甚至借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试图表达市场与国家的有机结合。因此,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非纯粹的政策改换,而是具有政策范式变迁意义的重大转变,并隐含着市场经济一般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深刻命题。

  总之,列宁通过对生产力的根本进步的强调,相当于从事后的角度承认了生产力所具有的归根结底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孟捷将此称为“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并指出这一生产方式变迁存在两种情形:(1)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全面取代了一种较低级的生产方式,从而相对剩余劳动的比重在根本上得到提高;(2)在既定生产方式内,相对剩余劳动所占的比重较绝对剩余劳动而言有显著提升,由此表明这一生产方式由较低阶段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因此,实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既可能是通过生产力进步推动生产关系改变这一马克思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的第一条道路,也可能是通过先变革生产关系,并最终带来生产力的根本进步这一为列宁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列宁的指认不仅确证了制度变迁存在两条道路的可能性;同时通过这一指认,列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意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市场与国家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嵌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撕掉了掩盖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面纱,从而间接地为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基于此,列宁实现了其关于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论的有机统一。

  03

  有意思的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撰文评论十月革命的时候,直接以《反<资本论>的革命》为题,他一方面明确表示:

  “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事件的意义。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行动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

  另一方面,他指出:

  “俄国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使自己迅速达到与西方世界同样的生产水平……受着社会主义教育俄国无产阶级将要在英国今天已经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开始自己的历史。既然她必须从零开始,它就将在别处已经改善了的基础上起步,因而将迫使自己达到被马克思认为是集体主义的必要条件的那种经济水平。革命者自己将创造为全面达到他们的目标所需要的条件。而且他们创造这些条件的速度,将比资本主义所能做的更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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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兰西

  这表明,葛兰西不仅意识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而且同列宁一样,他也初步指认了制度变迁存在第二条道路的可能性。事实上,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也反映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身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就曾指出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即一方面将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将其归结为阶级斗争。对此,李大钊专门以现代劳工阶级联合、英法两国土地所有制的具体情况为例,强调“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形成趋势的力量”,并认为“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它们可以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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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

  李大钊的上述思考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毛泽东同志正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偶然性(特殊性)与必然性(一般性)的结合,并由此刻画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前行方向。一方面,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套“偶然性(特殊性)理论”,强调了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具体分析了革命的客观形势,并撰写了系列文章进一步发展的列宁的建党理论,从而实现了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论联合政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以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多次谈话中均强调“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回应了马克思的“必然性理论”。也正是基于此,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性政党,而是肩负特殊历史使命——不断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型政党”。改革开放之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以类似的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即同1949年的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其目的在于破除阻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制度性障碍。习近平同志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因此,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提出有力地撕掉了马克思根据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所强调的制度变迁第一条道路而不自觉地为历史唯物论覆盖上的决定论面纱,并以伟大的实践雄辩地驳斥了被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圭臬的生产力(经济)一元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市场与国家的相互嵌入与有机结合,从而为历史唯物论的重构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建立在“世界历史的偶然性(特殊性)理论”与“世界历史的必然性(一般性)理论”有机统一基础上的一条崭新道路。这条道路以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伟大斗争为先导,并通过伟大斗争不断推进生产力的根本性进步为根本特征,从而型构了中国道路的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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