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我们必须做辩证的、历史的理解。
（一）
实践标准，是确定的，是重要的，是检验真理的根本的一条标准——但，同时它决不是万能的，决不是什么魔法。
承认实践标准的重要性乃至根本性(唯一性)，决不意味着，要把它的确定性给绝对化！
列宁这样指出：
“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的指示很清楚。这就是说：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具有确定性，或说绝对性；也具有不确定性，即相对性。
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它本身，就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对立统一。
怎么理解这个“相对性”呢?
这当然，跟实践活动本身固有的局限性，跟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客观世界的性质，密切相关。
这，就要说到实践活动的条件、主体、手段等的局限性，以及实践活动的客体的永恒变化性。
（二）
第一，从实践所处的条件来看，我们人类的实践，必定是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特定地方，面对一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等等——总之，必定是在种种我们无法摆脱的条件或环境下进行的。
我们是人不是神，决不可能自己“选定”“设定”“规定”各种条件，然后再进行随心所欲的、完美无缺的实践。
我们是怎么进行实践的呢?
借用马克思的话，我们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我们的实践活动。
革命的实践也是如此，正是如此，更是如此。
真正的革命者，跟某些自以为是的改良主义庸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
庸俗改良论者，总埋怨说是革命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见他们去谴责反革命势力的真正的疯狂暴戾!!)，总要幻想一种“设计好了的”、“完美”的变革，总是傻傻地以为人类可以“完全准备好了”以后再投入变革社会的实践……
乖乖，哪里有那样的好事呢?
我们在进行变革社会的实践的时候，当然可以“有所准备”，但实际上不可能“万事俱备”。
因为实践是在特定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它本身必定是有局限性的、不完美的;进而，当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时候，它自然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里所谓“表象”，是人的感性认识的一部分，而且是感性认识的高级形式，简言之即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脑中再现的形象）。
列宁提醒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不确定性，并肯定这种不确定性在“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就是说，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不能说我们既有的、已经经过一定的实践检验的知识是完美的，不能说既有知识已经穷尽了真理了，不能说它已经是对客观实际的“完全”反映(但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价值)。
如果我们以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代替它的不确定性，那就会怎么样呢？
就一定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僵化死板，我们的知识就不会进一步完善了。
不能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具有相对性的”。
第二，从实践的主体——人来看，人必定是社会的、历史的人，也必定有其主观局限性，由其主宰的实践活动不能不反映人本身的局限性。
西方资产阶级在近代初期，是革命的、进步的，那时候它手里掌握着真理——关于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真理;后来，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到无产阶级革命兴起的时候，它就不同了，它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实践就不能和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了，它的实践就检验不了真理了，它手里就没有真理(而有谬误)了。
斯大林是列宁的学生，他跟赫鲁晓夫还是根本不同；但他在个人性格方面，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其实人都是如此)，比如粗暴、不那么民主，这些性格缺点就不能不影响他从事的实践活动，不能不使他比较难于掌握一些真理。
第三，从实践的手段（方法）看，由于实践的主体——人是有局限性的，实践的手段作为人的工具，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人本身，不可能真的打开上帝视角，人用于实践的工具也不是万能的。
比方说，我们要用刀削苹果皮，必须遵循一定的刀法，必须正确使用刀，不能乱砍一气;
我们改造现实社会，要通过革命的方法，但苏联的革命方法不能直接搬到中国来用，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情况制定我们的具体方法。
第四，从实践所指向的客体——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世界来看，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僵死的，而是处在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中的。
因此，这一刻认识了它，得到了关于它的正确认识(即真理);下一刻，当它摇身一变，我们又要重新认识它才行。
故此，实践虽然有着相对的稳定性，但它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着的。
比方说，近代以后，中国这个社会，先是从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然后又演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你看，一个同样的客观对象——中国社会，在近代，它却经历了好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的性质、特点都有不同。我们必须根据变化着的情况，去认识它，去得到关于它的正确的认识，即关于它的真理。
（三）
第五，很重要的，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来看，实践对认识的检验，往往不是“一次到位”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或者干脆说，所谓“实践检验真理”本身，就是一个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初期出现的某些实践结果，往往不足以判定认识正确与否。
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中，就这样告诉我们：
“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
如果我们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看斗争已经出现的，或尚未出现的最终结局，只根据先进势力的一次、两次失败，就断定指导先进势力的思想“不正确”“不是真理”，那我们就一定是轻率、肤浅、错误而可笑的。
这个道理，可以说，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所雄辩证明了的。
机会主义庸人和马列毛主义者，在对党史的认识上的主要分歧之一，就是：
庸人们把党史看做是，并写成是一部“注定胜利”的、“如有神助”的、直线上升型的历史。
他们忽略党史内容的丰富性，特别是忽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惊心动魄的历程，实行“去路线斗争化”。
其结果，就是把党史庸俗化，把它变成一部庸俗成功学教科书或一碗高级了点儿的心灵鸡汤，用以愚弄普通党员和群众，使大家不能正确把握历史上胜利的原因。
如果问：我们的革命是不是“正义”的??
回答是：当然!!
再问：我们的革命是不是“注定”会胜利??
回答是：不一定!!
巴黎公社不是被镇压了吗?苏联不是走上“邪路”了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正处于低潮吗?
正如“唯武器论”要不得，“唯道义论”也要不得。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胜利，除了我们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或正当性以外，不可或缺的还有：
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立足实际，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制定了相应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并用正确路线及其统率下的各个具体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去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一套东西，推翻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地位并取而代之。
而在没有做完这些工作以前，在实践的初期，我们是决不能避免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的。
民主革命时期，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之一。
即便已经确立了正确路线的主导地位，也不能排除党内产生新的机会主义思想、路线和代表人物的可能性，也不是说从此就高枕无忧、不用斗争了。
事实上，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确立了它在党内的主导地位以后，特别是在解放以后，依然面临着机会主义路线的挑战，依然与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正因为仍然可能，甚至一定还会产生新的机会主义，正因为两条路线斗争仍然存在，正因为机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的消极影响只能加以最大程度的抑制而不可能完全清除掉，我们的革命实践，当然还可能甚至一定会遭遇挫折和失败;但一度的挫折和失败，这种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实践初期不可避免的暂时性结果，并不能说明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不是真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从整个人类历史长河来看，它当然还处在初期。大家不妨想想：资产阶级在西方夺得政权、“和平”发展，已经多少年了？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并在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前提下，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的历史，又才多久呢？
这就是我们的党史，这才是我们的党史。
党的历史，恰恰这样告诉我们：
实践对认识的检验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曲折的、充满风险性的过程。
在正确路线——即从革命实践中获得的，正确反映了革命实际和革命规律的路线，还没有取代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地位，以及不能跟机会主义路线做坚决斗争的时候，失败是完全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暂时的、“不友好”的实践结果，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的革命思想“错了”，就是说并不足以说明马列毛主义及其革命理论、革命路线“不是真理”。
我们必须再学会做一个区分工作，那就是区分本质的检验结果，和非本质的检验结果。
（本文为“哲学笔记”系列第三篇，谨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72周年）
前两篇链接：
哲学笔记①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模糊了什么？（一论）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