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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资本论的形成、历史作用及正确贯彻

萧绍良 · 2022-04-28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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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多次精心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资本论》等著作,对资本的吸血寄生规律及其腐朽肮脏没落特性等了然于胸,结合中国实际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即毛泽东资本论,是他整个政治经济学理轮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突出的中国特点,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成熟的一个典型标志。而且,他的资本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渡时期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至今仍具有很强现实理论指导意义。

  毛泽东资本论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还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论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即使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论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因此,学习、了解和把握毛泽东资本论的发展脉络、基本内容和现实意义,不但是丰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一、毛泽东资本论形成的基本脉络

  马克思认为,经济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吸收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马克思的这一说法,是针对资本主义以前阶段的、资本主义不发展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提出来的。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创新发展马克思资本论,全面、准确而深刻地阐述利用、限制、改造(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形成毛泽东资本论,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并指导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取得革命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论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阐述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时就指出,根据地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三个方面组成的,尤其是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到1938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将这一提法具体化,他说:“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是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告诫全党必须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则,任何损害私人工商业利益的言论和行为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从1939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资本论全面发展,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具体,有着更加鲜明的实践指导特点。一方面,这一时期毛泽东资本论的外延扩展了。他认为,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言存在三种资本形态,即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本国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就根据地的国民经济而言,也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分。这是不能忽视更是不能混淆彼此概念的客观事实。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不但不能消灭,相反还要要保护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资本论的内涵也更加丰富。除了对党内仍然有不少同志没有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产生疑虑、困惑甚至抵触情绪,以及农村中普遍流行的破坏工商业倾向进行批评外,毛泽东还着重对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尖锐地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认为那种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奢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这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缺乏社会化生产的坚实物质基础,而要不要这个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很显然,毛泽东将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资本严格区别开来,并采取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方针,适应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实际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革命的特点,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崭新一章。

  (二)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论

  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资本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加进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限制和改造的内容,使他的资本论更加丰富。

  还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中一方面重申党的六大、七大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更重要的是强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他对未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预见性论述,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既利用又限制的理论正是从这时候萌芽的。不久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明确地提出了“ 利用”和“限制”的意见,但允许资本主主义经济在多长时间内存在,毛泽东这时以及在建国初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都还没有来得及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有党外人士问毛泽东,过渡到社会主义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说大约要二三十年吧。直到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才提出完成过渡时期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历史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如果加上建国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时间,共计18年。从1953年提出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 三大改造”,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由“利用”、“限制”转向实行改造即消灭的方针。

  毛泽东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理论,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战略考虑:一是建国后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局面没有改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后仍然具有两面性,即既有剥削工人阶级而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宪法,合法生产和经营的一面。因此,实际上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初始过程。二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条件。我们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

  (三)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论

  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民族资产阶级一起被我们消灭了。然而,资本主义在新中国的存在,前后只有7年时间,这是谁也没有意料到的事。这是因为建国初期,资本逐利机制必然地使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反动活动,严重地腐蚀干部队五,破坏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事业,严重败坏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风气,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严重阶级斗争,促使党和国家开展“五反”运动,并随之夺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伟大胜利。

  正当全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甚至有的资本家也认为自己“并没有失去什么,还是过得很好”的时候,新问题和矛盾出现了:城乡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日趋紧张,老百姓买东西因小商店、夫妻店都实行公私合营而造成了许多不便;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应运出现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等。出现的新问题和暴露的矛盾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思考,他开始怀疑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结束过早,我们学习苏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也过于急促。他考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继续利用和发展社会需要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解决过早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问题。因此,1956年12月,毛泽东约见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业联负责人座谈,在充分交流思想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后,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后,毛泽东又和中央一些部门的同志谈话,提出了他亲自定名的“新经济政策”的具体设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变“地下工厂”为地上工厂,可以合法化,私营业主也可以雇工;二是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三是小商店、夫妻店也可以开,请工也可以;四是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五是国家与上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地上商场等签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总之,“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理论,被毛泽东自己称为“新经济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随后在人大常委会会议上也讲到: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搞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周恩来也在国务院会议上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虽然在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农村中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 ”加以取缔,但是当毛泽东发现这样做的弊端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于1959年5、6月间连续发了几个重要指示,强调应当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允许农民从事家庭副业,从而使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对于在全国范围内20%以上的农村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及恢复农民的自留地、集贸市场等做法没有进行否定。这年的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从以上事实可见,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资本论的发展受到实践中党内“左”的和右的倾向一定影响。但毕竟是在建设中国特点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有益探索,把握主流,促进发展,是值得肯定的。

  二、毛泽东资本论的历史评价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实际出发,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阶段从理论上及时相应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形成了他整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很有特点的部分。他的资本论构成了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客观地做出历史的评价。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资本论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性质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一时期,毛泽东没有将民族资产阶级列为民主革命的对象,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但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而且,由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除了革命的领导权不同外,“他们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当时“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公有制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而得出的结论。

  可见,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大大超越了党的六大决议,奠定了我们党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自己说,党的六大和七大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1928年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提出的十大政治纲领,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决议没有提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革命的敌人。十大政治纲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六大决议中的正确思想,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基本方针、原则及其政策,创立了我们党比较完整的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主义经济的理论。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取代封建社会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其结果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其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中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妥协无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性质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党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既不能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就立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能因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就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面对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难题,毛泽东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构想:中国革命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那么,这个革命就既不同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区别,而是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制度里,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但既要保护、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更要促进和发展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和国营经济,及早为社会主义经济开创基础。毛泽东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切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才找到了一条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因此,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资本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济纲领就不是完整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二)革命和建设过渡时期毛泽东资本论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安定人民生活就成为当时财政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那时,我国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在数量上占国民经济的90%,对弥补国营企业生产严重不足,活跃城乡经济,吸收人员就业,增加国家积累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此,毛泽东主张在巩固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方面,限制它的消极方面。接着,国家开始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的工作,在经营范围、原料分配、销售市场、劳动力条件、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私营工商企业一定支持。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管理条例》,这从法律上起到了安定私营工商业者,提高他们投资和生产经营积极性的作用。据统计,1950年下半年,上海、武汉、北京、天津等10个大城市私营工商业达32 674 家,是该年第二季度开业户的5.5倍;1951年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1.9%以上,生产总值增加39%,零售总额增加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中的任何一年;私营工业发展更快,1953年同1952年相比,私营工业的职工增加了8%,总产值增加25%,资金增加10%,利润的增加更是惊人,达到146%。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资本论指导下,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这对于进一步提高私营工商业者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安定人民生活,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好转,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由“利用”、“限制”及时转向了“改造”,目的就是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种“改造”事实上就是“消灭”,只不过这种“消灭”不是采取马克思设想的和列宁实行的那种“剥夺剥夺者”的暴力手段,而是采取“和平赎买”的改造办法。列宁虽然首创提出了“和平赎买”办法,但因俄国资产阶级发动反革命暴乱,激烈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被迫采取了“剥夺剥夺者”的办法。

  “和平赎买”资产阶级,是通过将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即采取公私合营形式)轨道来实现的。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私营企业中发展水平较高的纺织业,劳动生产率也只及国营纺织业的四分之三,而且差距还在扩大。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现公私合营。

  1954年和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公私合营企业由1953年的1036户增加到1954年的 1746户,1955年又增加到3193户,其产值占全国私营工业(包括已合营的在内)总产值的49.6%。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极性普遍提高,使合营企业的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看,以1950年为100,公私合营工业1955年为 314,增长两倍多,而同期私营工业为158,仅增长58%。公私合营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都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公私合营后,国家实行定息制度。经过清产核资,全国合营企业中,私股共24亿元,由国家按年息5厘计算,从1956年1月起付给114万私股股东定息,每年约1.2亿元,到1966年9月止。这样,毛泽东资本论中设想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赎买”的目标顺利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新中国顺利建立起来,国民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胜利,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胜利。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这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个胜利证明了毛泽东资本论是正确的,实现了列宁创新提出但没有做到的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也是毛泽东资本论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资本论的评价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20年时间里,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社会主义时期他对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创新思考,有着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首先,毛泽东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考不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联系,而是同社会主义经济相联系。他认为这样可以达到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相竞争,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从事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的人数大约为70万人,从事小商小贩的人数也接近70万人。事实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被消灭后又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出现的短缺问题和暴露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其次,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他试图在中国避免像苏联那样由于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而造成的弊端,想引以为戒。这种理论探索和勇于实践的胆略,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创新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值得坚持和发扬光大。

  再者,毛泽东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再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还不发达条件下的两难选择中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既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允许长期发展商品生产,但又担心私有制的存在、资本逐利机制、商品经济发展会危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心理。然而,只有毛泽东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只有他在中国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后,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有限地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虽然这种尝试的时间不够长,不够充分,也没有持续坚持到有必要再改革的时候,但毕竟为我们党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领导工作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因此,对于任何一种理论观点,只有放在其所产生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同样,任何伟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间、空间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毛泽东提出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尽管是他一个时期的理论创新,此后他再也没有提出类似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只能回到当时的条件下去考察其缘由,不应该求全责备,野蛮否定毛泽东。

  总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下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过渡时期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是深刻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而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由于较短时期实践的原因,似乎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些理论无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闪耀着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杰出智慧和独创风格。

  正是毛泽东资本论这些独创性的理论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在走过了一段时间艰难探索而曲折发展之路以后,重新面对现实,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走上改革开放新轨道,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又面临着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又超出了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国家社会主义宪法规定等重要原则、绝不能腐蚀败坏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以及社会风气、象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联想”和资本企业“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等等 ,“不得损害国计民生”、“不得和平演变”、“不得野蛮生长”等等实践要求,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从百分之百急骤下降到百分之二十七以下,国家财政困难债务累累,劳动人民遭遇上学难、就业难、买房难、看病难、养老难、治疫难、治理环境难等等诸多困难,迫切需要坚持继续革命,再调整,再改革,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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