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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暖:拯救的政治性——再读话剧《救救她》

卢暖 · 2014-12-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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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毛时代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本文解读七十年代末一系列“反文革戏剧”中艺术造诣较高的一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许多多政治戏剧被创作出来,包括《于无声处》、《丹心谱》等等;随后便有社会问题剧的风潮,中国的舞台上产生了《报春花》、《假如我是真的》、《救救她》等当代戏剧名作。这些剧本至今已无人问津,这种命运自然源于它们低劣的艺术价值和速朽的思想价值。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对当年走向私有化的历史转折期的文化进行再解读很有必要。这样的研究可以告诉今天的人们:我们从哪里走来。

  《救救她》这个剧本是从新中国时期到私有化时期的短暂的过渡年代中,产生的最具特色的一个作品。至今,人们认为它除了反对“四人帮”的滥觞之外,还有人道主义的“拯救”问题。在这篇长文中,我试图极尽细致地对此进行艺术分析,由此看到那样一个时代并没有什么“人道”可言。相反,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回首往事,我们可以看到剧本中存在着新中国和私有化时代的社会秩序、价值观的对立。细读《救救她》我们不难发现,在短暂的过渡时期,文化大革命反对官僚主义的历史任务在舞台上延续着,而革命性的人生价值观却被悄悄地抹杀了:劳动光荣悄悄变成了将劳动分为三六九等的观念,集体主义也在“四个现代化”的遮羞布背后,悄然变成利己主义。

  凡此种种,在《救救她》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历史信息提醒着今天的人们:这个剧本不应该被遗忘。

  

  《救救她》在三十余年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出现在中国舞台上,提到那样一个时代,我们首先想到的已经不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灵魂救赎”等似是而非的抽象命题,而是另外一些具有明确意识形态指涉的话语:告别阶级斗争、改革开放、拨乱反正。话剧史家云:“剧作家以李晓霞被不正常的社会所扭曲的人生为蓝本,批判了‘文革’政治对人们灵魂的戕害,凸显了戏剧的拯救主题与人文关怀。”[1]今天看来,将剧中“拯救灵魂”的问题回归其具体的政治性和历史性很有必要。首先,灵魂潜藏于人的行动之中,行动的总和构成了人格;人的灵魂被拯救的问题,实质上是行动被重新端正的问题。其次,行动的端正与否需要一个价值评判标准;一种标准将人的行动分出优劣,也将不同人的灵魂分出优劣。最后,在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描写拯救灵魂的故事,实质上是描写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人进行规范的故事;因此,与其说《救救她》中的“救”包含抽象的人文性,不如说它包含特定的政治性。

  观照此剧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特定的政治性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文革”政治,相反,剧本的思想价值和“文革”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这种复杂的关系只能产生于那样的历史时期:从“继续革命”之时代到“告别革命”之时代的过渡。剧作本身以极强烈的政治批判态度问世,因此,对它的重读不仅意味着探访一个时期的问题剧创作,而且也必然带来一次对历史过渡时期的重新审视。下面,让我们走进这个兼具两个时代特色的文本。

  剧本描写了女孩李晓霞受到社会的压迫而堕落,又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浴火重生的故事。要想探究其形象背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必须了解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堕落的根源是什么?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怎样堕落,如何亟需拯救。第二,她浴火重生的推动力量是什么?也就是要问,她接受了什么样的拯救。作为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剧,作者也的确是如此建构其人物关系和戏剧性事件的。作品围绕着李晓霞,设计了五组人物关系:

  第一,李晓霞和官僚邱副主任、其子“地包天”,及小流氓“草上飞”的关系。这一组人物构成对李晓霞的压迫势力,此势力导致了李晓霞的堕落,也导致了她浴火重生的过程的曲折性。其中,首恶邱副主任及流氓头子“地包天”这一对父子,再加上那位县城的部长,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但他们是罪恶的根源。当然,除此之外,剧中表现的时代,也就是那名为“文革”和“四人帮”的大环境同样构成了罪恶:李晓霞在“文革”时期因为反对批判老师,并且要保护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被迫下乡劳动之后又屡屡在招工之时被“有路子”、“走后门”的旁人顶替。这两件事并没有直接地把矛头指向某一个人,但其批判的对象除了阶级斗争的路线之外,却又可以用邱副主任之流来代表,那就是官僚主义政治。这种渺茫的罪恶和事发之后“地包天”所犯下的一桩桩实体的罪恶共同形成了反面的力量。而李晓霞在“回归正轨”、“获得拯救”的历程中,一切险阻都来源于“地包天”的引诱、侵犯和威胁、纠缠:这个流氓头子不仅利用了其父的特权来引诱、迷奸了李晓霞,而且在李晓霞欲脱离其控制之时,让小流氓“草上飞”介入她的生活,威逼她回到自己的犯罪团伙当中。“草上飞”的两次介入也着实使得李晓霞的正轨受到了强力的干扰。因此,这第一组人物关系虽然藏在幕后,但它是情节的推动力量。另外,这组人物关系还有一个附属品,那就是教育局的干部邵旭;这个人物除了在作品的具体事件中发挥作用之外,还成为了官僚主义政治在舞台上的一个“影子”:当邱副主任为保护儿子而在李晓霞身上行使特权,妄图利诱她以控制自家的恶劣影响之时,邵旭作为其下属代办此事;这个教育局的小干部在和自己老师发生矛盾而后觉醒的一个短暂的过程中,承载着对官僚主义政治进行深化批判的特殊功能。

  第二,李晓霞和老师方媛的关系。李晓霞的命运始于其为了保护老师而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粉碎“四人帮”之后,已经在“地包天”的泥潭里无法自拔的李晓霞得到了方老师的不离不弃的帮助。方媛的行动是全剧表现“拯救”这个过程中的最强大的力量。她给李晓霞带去了教科书,引导她回归学校、回归知识、回归正轨;在李晓霞又一次犯罪被管教之后,方媛又接纳了她,帮助她补课、学习,并且不断地作为她坚强的后盾,给她树立回归正轨的信念,给她充分的信任和关怀。在“草上飞”打伤方媛之后,这位老师还用自己的伤痛来对李晓霞进行着感化。最终,方媛不遗余力地完成了“拯救”,将李晓霞送入了大学。

  第三,李晓霞和男朋友徐志伟的关系。除了方媛之外,围绕着李晓霞的最大的“拯救”力量就来源于徐志伟。这个男孩和李晓霞的亲密程度甚至胜过了上一组师生关系,因此,他才可以成为戏剧性事件的第一个知情人。徐志伟自己也因为“文革”的政治环境而承受压力,他和自己的“反革命”父亲划清界限,但却一直背负着这个阴影。然而,他的爱情给李晓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无论是管教所墙外的小提琴乐音,还是在学习英语时的一本词典、一个录音机,在李晓霞的“回归”之路上,徐志伟一直不吝付出自己的能量。更为关键的,则是二人爱情关系对李晓霞的影响,徐志伟受到了“地包天”的威胁,这个事件直接刺激了李晓霞勇敢地、决绝地与流氓团伙决裂;而在最后,徐志伟不失包容地接纳失身的李晓霞,也让整个“拯救”活动功德圆满。爱情关系,之所以不比师生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关系,面对社会,他们显得同样的无力;比如,他们曾经受到过家庭关系的干扰;然而,正是他们的“无力”,才使得他们的每一次坚持、每一分斗争、每一点韧性,都显得更加令人动容。因此,这段爱情关系应该算是拯救行动的第二组重要关系。

  第四,李晓霞和警察杨华、少管所的张管教的关系。这两个个别的人物和主人公构成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在于,这一组人物关系背后,反映了新的社会秩序,也就是所谓“法制”的秩序。剧中这两个人物有一些不失人道的行动,也行成了拯救的助力,但她们终究属于一个抽象的“社会”。对于李晓霞而言,整个行动意味着拯救,但对于社会而言,整个行动还要意味着法律秩序的重建。李晓霞几乎一直都是法律的管教对象,她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是需要管教的,她加入流氓团伙是需要管教的,她不愿去揭发检举别人,也是需要管教的。法律对李晓霞一系列行为的管教,也成为了伴随着拯救活动的外在因素;而最后,流氓集团被打掉,官僚被处分,法律给人物最终的“得救”提供了现实条件。

  第五,李晓霞的家庭关系。其中包括李晓霞的母亲宋洁珍、父亲李长海和徐志伟的母亲徐静。这一组人物关系是“拯救”活动中最软弱的力量,甚至会成为师生关系、爱情关系的阻碍。家庭对社会环境,以及现实问题的改造能量很小,如他们在李晓霞被管教之后决绝地选择放弃,甚至在孩子走上“正轨”之后仍然患得患失、畏首畏尾。正是家庭关系中透露的这种态度,才使得“拯救”的社会性大大加强,而个体性大大减弱。也许这样的处理,正是为了告诉观众:这是一个失足青年的故事,但也是一个历史故事。历史的问题只能是全社会共同去解决的,不是在一个家庭之内,或在一种血亲关系、私人关系之内可以解决的。

  以上的五组人物关系分为两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组人物关系构成的反面,他们是罪恶的力量、堕落的根源,是剧本批判的对象;第二部分是后面四组人物关系,他们共同构成拯救的力量,也共同诠释了新的价值标准、社会规范,以及在此规范下被定义的“正轨”,(尽管最后的家庭关系对人物的拯救作用甚微、力量薄弱,甚至对李晓霞报以遗弃的态度,但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评判家人的行动,而是李晓霞与家人的关系。李晓霞对父母的爱和认同感又明显见于作品之中,也形成了一定的情感力量。)他们的“拯救”行动不同于“堕落”,拯救的过程是剧本直接表现的明场的行动,也是剧本歌颂的对象。

  然而,什么样的戏剧性事件使得上述人物关系得到定性呢?这个事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李晓霞的一次行动:她在被学校开除、招工又被顶替的情况下,想要上大学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来到县城,要求一个部长安排她上大学。这个冒名行为的败露使得罪恶的力量得以渗入李晓霞的人生,同时也让拯救的力量有了切实的任务。此事是李晓霞命运的转折点;无论是堕落还是拯救,都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才开始运转的。而从这个事件总结起来,官僚专权的社会秩序就是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

  《救救她》于1979年首演,而剧情的时间设定也契合人们刚刚经历的历史:1975年,戏剧性事件发生,一直到1977年。有几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出现在剧情中,例如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1977年的恢复高考。只有这两个历史大事的发生,才使得“拯救”有的放矢。这种时间设定凸显了剧本对政治历史的指涉。剧本的空间设定,是根据八场戏剧的行动发展而定的。剧本用一系列具体事件推动而成的具体场面表现了“拯救”的曲折过程。

  下面,我们需要走进这些场面,以其具体形象来探索《救救她》这个文本的奥秘。只有用我们的笔,留住那些在曾经舞台上纷至沓来又转瞬即逝的一个个瞬间,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去探索、去拷问一个戏剧艺术作品中全部的美,以及那份比史料文献更真实的历史。

  二

  第一场戏发生在李晓霞家里,床上打好的行李、装好的旅行袋、装进往兜里的脸盆等等布置,都告诉我们这是李晓霞要离开家的时候;而墙上挂着的剑则是要表现她曾经上过体校武术班。开场时,李母宋洁珍正在兴高采烈地拌饺子馅,而李晓霞本人则是在“紧锁着眉头”写信;母女俩心情状态的差异留下了一个小小的悬念。母亲喜出望外地做着“送行的饺子”,并且让李晓霞帮她去拿味素,但李晓霞忙于写信,一时没有理会母亲。在第一个场面中我们看到,这是李晓霞准备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而且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但是,她对家里送行的“仪式”完全不感兴趣,认为包饺子就是“多余”、“费事”。此时,李晓霞一门心思要写完手头的这封极其重要的信,直到母亲又一次催促她去拿味素的时候,她才放下笔离开。好奇的母亲看了看信,这才明白女儿的心思:原来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徐志伟。

  宋洁珍将徐志伟的名字改为许志伟。待李晓霞回来看到,便告诉母亲说,徐志伟的父母离婚后,他就跟了他母亲的姓,不姓许而姓徐了;这是“文革”年代与反革命家属划清界限的产物。谈到这个男孩子,母女俩便说起了他和李晓霞的感情问题;宋洁珍提醒女儿,不能因为自己上了大学就心高气傲,拖来拖去耽误了徐志伟,最后还造成痛苦。从李晓霞羞涩的反应来看,她也是喜欢徐志伟的,而她父母又将决定权完全交给了她自己。

  徐静和徐志伟母子来到李家,想给李晓霞送行。徐静大夫和宋洁珍护士长是医院的同事,她一进门便和宋洁珍开玩笑说,孩子要上大学了,这样的好事家里保密,是不是害怕请客。宋洁珍告诉她,早准备好香烟和糖果带给大家了。这样一个场景,表现了上大学在当时人们的生活中,是个非常罕见、非常值得庆祝的大好事。而李晓霞昨天曾专程去和徐家告别,也反映了她对徐志伟的特殊感情;在分发“喜糖”的时候,她还专门把徐志伟随便拿起的糖果夺走,自己挑出几块好的塞到他手里。两位母亲看着他们的亲昵,于是就离开去包饺子了,把空间留给了两个孩子。从徐志伟将手表赠送给李晓霞,到他拿着李晓霞的照片痴情地凝视,再到最后鼓足勇气地轻轻一吻,二人炽热而纯净的爱恋尽在其中。李晓霞心事重重地看着表,想着时间会记录些什么,徐志伟则顽皮地说照片是“分别纪念”,这些谶语让我们在青涩而珍贵的感情中隐约嗅到了危机。只是此时此刻,李晓霞舞弄的剑和徐志伟撩拨的琴,让危机在甜蜜中藏匿。而就在徐志伟接过琴弓,准备给心爱的姑娘好好演奏一曲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那封写给他的书信。李晓霞同意此时将信交给他,但要求他等自己上了火车之后才可以拆开阅读;徐志伟拿到信之后假装要拆开,李晓霞着急地制止他,并且又严肃地强调:不到时间绝对不能看。急成这个样子的姑娘让我们好奇信的内容,而其可爱、纯真的窘态让男孩一时失去理智,亲吻了她的脸颊。一时间,幸福和羞涩浓得化不开:徐志伟害怕她生气,但姑娘秋波一转,便涤净了他心中的不安;他拿起小提琴,激情澎湃地演出了自己的心曲。

  这时,宋洁珍在内喊李晓霞,让她将徐静的提兜送进去。这便给了徐志伟急忙偷偷看信的机会。刚刚的那一个吻让两个人的爱情彻底拨云见日,李晓霞不仅接受他的爱意,而且也为这份爱感到幸福。这样的状态将徐志伟带入了爱恋的迷狂和贪婪之中,正像一切初恋男孩一样,他急于知道姑娘的一切、急于进入女孩的世界、急于抓住一切机会靠近自己的爱人;他要不顾一切地靠近,不顾一切地让两人间的所有距离都消失,当然也包括刚刚那个承诺所造成的他跟那封信的距离。在充斥着爱恋之激情的徐志伟看来,那是心爱的姑娘写的信,是一个同样也爱着他的女孩想要寄给他的神秘的声音,这便足以让他将承诺放到九霄云外,而拆开那封信去看。他要看一看,那里面是不是有她诉说相思的千言万语,是不是有因离别而终于勇敢地冲破了羞赧之阻碍的真情告白。我们不知道信里有没有这些情话,有没有灼热的爱恋;但是,从徐志伟读信的态度来看,信中所透露的那个秘密一定能让惊愕和阴郁取代了幸福。徐志伟心情的巨大落差自然瞒不过李晓霞的眼睛,姑娘回来就发现了他没有信守承诺;他真诚地请她原谅自己的渴望,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他要了解信中讲的某件“事”。

  徐志伟万万没想到这是一封讲了这样一件“事”的信,对这个“事”,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甚至是恐怖。他的态度勾起我们对信的更加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们无法了解到底是什么“事”。我们只知道,它的存在和李晓霞的境遇、行为形管,而那个行为破坏了李晓霞的诚实的人格:“让那诚实伴着怨恨一块去吧!”刚刚那个初恋中羞涩、幸福的少女,这时候一变而为玩世不恭、无可奈何、随波逐流的形象。在她的这种消极态度中,我们大概了解到一些信息:这件事是一次欺骗行为,在李晓霞眼中,“实际”的情况就是“说一句假话就能上大学。”另外,这个假话针对的对象是“县里那位部长大人”,这位官僚是要利用李晓霞去“攀高结贵”、“升官进爵”,因此使得谎言发挥了作用,李晓霞借此上了大学。徐志伟对她的这种危险行为表示惊恐和担忧,他担心事情被揭露,影响李晓霞的“前途”。但李晓霞却认为,在这件事情中,自己已经和那些被利用的官僚联结在一起了,因此不怕揭露;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上学被开除”、“招工被顶替”,下乡劳动之后早就没什么前途了。因此,徐志伟的好心劝告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当然,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作为第一个知情人,徐志伟被要求严守秘密,不能让事情“坏”在他身上。

  这时候,李晓霞的父亲李长海回到家中,打断了两个孩子的谈话;同时,包饺子的两个母亲听到李长海回家,也走了出来。李长海是工厂的一名工人,他听说徐静大夫来给他道喜,便也兴奋地说,做梦也没想到在自己这样的家庭中,李晓霞竟然还能上大学。言外之意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够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件事,需要的是一定的特殊条件,而只有看到后面我们才知道这些“条件”是什么。总之,为了李晓霞上大学的事,全家都欢欣鼓舞。徐静大夫这时候和李长海开玩笑说,难道不怕孩子“知识越多越反动”?李长海回答道,若是知识越少越革命,倒不如大家一同回归原始社会。就在这样一个偷换了概念的玩笑话中,一个工人表达了自己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清楚,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前提是对知识的阶级性的判断,批判的是统治阶级的知识、脱离劳动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在那个年代自然不会被视为反动;这句话本身也自然不会反推出知识越少越革命的道理。无论如何,李长海的玩笑引起了一阵警惕,我们知道,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这样一个命题的话,拿到社会上去说是有危险的;所以才会看到宋洁珍对自己丈夫的提醒。这个因李晓霞上大学而引出的小插曲,营造了一种,全社会以上大学为荣、期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有更多“知识”的氛围。

  李晓霞要去上大学了,李长海高兴地拿出了酒来庆祝,不顾自己高血压的身体状况。但这顿酒、这顿送行的饺子,李晓霞本人却陪不了自己的父母了。由于下午三点的火车票售罄,李长海买回来了十二点十分的直快。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大家只得一起把李晓霞送出家门。一时,场面中只有李长海一个人在家中,又是欢喜,又是惆怅;欢喜于女儿竟然可以被保送进大学,惆怅于孩子离他而去的滋味。他一个人打开了收音机,很厌烦地听到了《海港》中“一石激起千层浪”和《智取威虎山》中“大祸从天降”的唱段,于是只好把收音机关掉。这个场面中,收音机和李长海形成了一种互动。其中,《海港》部分是戏中装卸组长高志扬听到有人诽谤工人管不好码头之后,回忆起帝国主义横行上海港的往事时发生的著名唱段;而《智取威虎山》的部分,则源自戏中猎户之女常宝向杨子荣控诉座山雕往年恶行的唱段。[2]这两个段落都是对历史苦难的回忆,都指向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而现在,《救救她》中的李长海对此表示厌恶,实是隐含着对这个号召的厌恶,也是对阶级斗争精神所造就的“文化大革命”的厌恶。当然,这个小场面除了表现告别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向外,还是对革命样板戏一度为人厌倦的现实的描摹:革命样板戏是千锤百炼的作品,产量很小,十年来反复听几个作品的确容易让人倦怠。而除了政治指涉和现实描摹的意义之外,李长海打开收音机时出现的两句唱腔,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暗射人物命运。刚刚欢天喜地的李晓霞和她的家庭,马上也要经历“一石激起千层浪”和“大祸从天降”了。

  宋洁珍、徐静和徐志伟三人拿着所有送行的东西回到了家,一脸恐惶的沉重表情。在家的李长海也非常惊诧,急忙问他们为什么回来。大家都不说话。在极凝重的空气中,李长海看到了公安局给拘留人员家属的通知书,这才知道女儿已被抓走了。此时,唯一知道李晓霞被捕原因的就是看过书信的徐志伟。无奈之下,他拿出那封藏有秘密的信给宋洁珍看。这位母亲看后,非常震惊地哭喊:“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这时候,整个家庭已从幸福的云端跌落,我们只看见他们留在坚硬的地面上的血肉,却不甚明了跌落的具体原因。

  在留有些许神秘的剧情发展中,我们进入到剧本的第二场,时间过去一年多,已经到了1977年年初。在一个天刚刚破晓的时辰,李晓霞的家里仍是一片朦胧的昏暗。这样的舞台提示明显具有一种意象性,它突出了室外环境与室内环境的明暗对比,意图在于表现时代的改变的开始,以及尚处于阴影之中的家庭的一蹶不振。随着人物的上场,家庭的阴影得到了具体的展开。李晓霞像一个幽灵一样出现,她钻进家门,第一件事便是摸火柴去点烟。借着火光,她发现父亲喝了酒,趴在桌子上睡着了,明显是在等待着一夜未归的自己。一时间,李晓霞的第一反应是逃避,她慌乱地碰倒了一个方凳,惊醒了李长海。这位父亲拉开了屋里的电灯,发现李晓霞之后,立即怒不可遏地质问她这一夜去哪儿了。李晓霞对父亲撒谎,说自己去了于波家里看电视,看晚了便留宿;还谎称跟母亲打过招呼。当李长海揭穿她说母亲也不知道她的去向的时候,她又谎称自己跟徐静阿姨说了。其实,说到底李晓霞说的这一夜的情况是不是谎言并不重要,单从逻辑上来看也无法判断她说的是真是假,问题在于,她的浑浑噩噩、不务正业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了,因此她无法得到父亲的任何信任。李长海极端忿怒地责骂她的状态:“从你冒充上大学,蹲了拘留出来,到现在都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你不下乡回户,就这么整天介东游西逛。”在此,我们看到,李晓霞在前场结束的时候,是她曾在信中告诉徐志伟的那件事败露了,因而被抓进了拘留所;而她“犯”的事就是“冒充上大学”,如她自己前场所说,说一句假话、放下诚实,就能上大学。

  受到拘留的惩罚之后,李晓霞变成了本场戏开始时的那个“幽灵”,她不回乡下劳动,反而成天“东游西逛”,夜不归宿,开始了非常危险的生活方式。对她冒名、造假上大学的行为的惩罚,似乎并没有让她安心留在农村,安分守己地扎根农业劳动;当然,也没有维护她求学的理想,反而粉碎了她努力求学的意愿。抛开我们对劳动和求学这两件事的价值评判来看,惩罚既埋葬了她的企图,又毁灭了她回归原有生活的可能,这导致她愈发自暴自弃、破罐破摔;在她身上,惩罚没有制止犯罪,反而推广了新的犯罪和更深刻的沉沦。托尔斯泰曾对此发过议论:“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糟蹋得极端腐败,等到他们已经腐败透顶,就被释放出狱,以便把他们在监狱里学来的腐败行径散布到全体人民中间去。”尽管我们未必同意这种出于抽象人道主义的评判,但无数的事实的确证明了惩罚能造就异类,异类则会在犯罪问题上变本加厉。李晓霞就是这样的一个实例:想用一个谎言去上大学,不管这个欺骗行为是不是错误,不管她欺骗的目的是不是狭隘,起码这个行动对她来说是指向了更积极的人生,或者说这个行动对个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受过惩罚之后,四处游荡、鬼混的生存状态,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们看到一个叼着烟卷,天亮才回家的姑娘,发现她的行为已经麻木了,她也许不会再次为上大学去行欺骗,但她也许会毫无目的地欺骗、伤害自己和他人。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精确的恶,变成了无意义的、泛泛的,却随时可能造成恶行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李晓霞。这样的堕落的确触目惊心,一种因放弃而导致的麻木远远要比残暴的恶行更令人恐惧。现在的李晓霞可以随随便便告诉父亲:“信不信就在你了。”

  这句话在父女的交谈中,本身也是合乎逻辑的,但它背后那一副麻木不仁的嘴脸激怒了李长海。这个父亲开始动手打李晓霞。而父女俩的“武斗”愈演愈烈:先是练过武术的晓霞挣脱父亲,而后李长海抄起了桌子上的酒瓶,为了防卫,李晓霞也拿起了刚刚自己碰倒了的方凳。这时候,母亲宋洁珍突然出现,却未能阻止父女相互的伤害;她夺下了李晓霞手中的方凳,又去抢李长海的酒瓶。愤怒已极的父亲竟然隔着宋洁珍,把酒瓶子砸向了女儿;而待李晓霞闪身避开之后,他竟又冲进厨房拿出一把菜刀。在这鸡飞狗跳的一幕中,母亲却最是惊慌失措,她抱住堵在门口的李长海,大喊着让女儿赶快逃走,甚至还让李长海先砍她一刀。这时候,李晓霞看着这一幕,似乎又定了定神,不再想着反抗或是逃跑了。她让母亲把父亲放开,并且宣称自己早就活够了,现在就可以一动不动站在这里,等着父亲把她砍死。这种说法诠释了我们前面讲到的麻木,“活够了”的感受最能说明李晓霞的心理状态,她已经对一切都不在乎,也都认真不起来;在随波逐流的放纵和堕落中,她似乎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或者说,她本能地逃避着停下来思考一番的可能。因为,思考会给她带来难以面对的问题,比如,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自己想要的?又如,未来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父亲看着女儿如此麻木不仁,愈发怒火冲霄。他一时发狠,竟真的用刀劈向了李晓霞。当母亲宋洁珍用双手捂住眼睛,试图回避这可怕的一幕的时候,李长海犯病了。他身体打晃,菜刀落地,若不是李晓霞上前一步将爸爸扶住,他就要摔倒在地了。挣扎了许久,李长海才缓过劲来,这时的他似乎瞬间衰老了许多;刚刚暴跳如雷的父亲一变而为一个绝望、衰弱的老人。他血压高,又喝酒、又生气,然而,真正让他感到无力的不是疾病,而是这个他眼中已经“废了”的女儿。他推开了宋洁珍拿给他的药,却要求女儿离开这个家,似乎看不到她才构成了唯一的“良方”。父女矛盾比刚刚的剑拔弩张更加严重,从愤怒到放弃,这是一个崩溃的过程。宋洁珍眼看着这种崩溃,终于开始指责李晓霞把家庭闹得分崩离析;妈妈哭着让女儿和丈夫可怜可怜自己,她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家都开始钻研业务,而自己却没有任何心思去工作。半年来变得一头白发的宋洁珍希望维护家的完整,她让李晓霞向父亲做一个保证,然而李长海已经不愿听、不愿信了。这个父亲在身体最痛苦的时候,开始努力保全自己:一心将女儿赶出家门。一方面,这一年多以来,这样的矛盾也许发生过多次,但最终对李晓霞没有任何改造意义;这让人心灰意冷。另一方面,父亲对孩子的挚爱愈是深重,孩子的堕落便愈能构成他的煎熬,也愈是令他痛彻心肺、无法忍受;这才让他在此刻表现出如此的决绝和残酷。深爱和无奈的融合,使李长海选择了放弃,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宋洁珍看到丈夫的态度之后,只得告诉李晓霞,若不愿看着父亲死在眼前,最好离开家。看着父母的决绝,李晓霞或许感受到了某种自私和冷酷:刚刚她体验过父亲的残暴,现在又被赶出家门,投进冷若冰霜的绝境。因此,李晓霞也直截了当地回应了冷冷的三个字:“走就走。”然而,就在她转身欲走之时,宋洁珍把她叫住,然后又背着李长海塞给她一个钱包;随后,李晓霞的眼泪夺眶而出。正如剧本的提示所言,她可以直面父亲的菜刀,但是受不住这份母爱。一点点温暖,恰可以淹没人心中那股千军万马都杀不退的冥顽。

  孩子的眼泪对于宋洁珍而言,却也是救命的稻草;她看到了自己一个塞钱包的动作造成的感化效果,于是就忍不住回头去喊李长海,希望求他让这个还会流泪的亲骨肉留在家里。但是,父亲已经完全绝望了,他似乎在妻子的痛哭中沉吟了一刹那,但终于还是要求李晓霞离开。看着父亲的态度,李晓霞慢慢后退,而后转身向门口跑去。

  就在此时,门开了,方媛老师来到了李家。或许只一眼,她便看出这个家庭的巨大危机。这位老教师带着一丝威严问李长海夫妇:这是要让孩子到哪儿去?的确,愤怒中的父母似乎的确陷入了某种自私。他们谁也没有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站在李晓霞的角度上,离开了家庭,也许父亲的命可以保住,也许母亲也可以“净了这份心”;但是,孩子要到哪儿去呢?老师的问题是一语双关,一层意思是直接的,李晓霞要到什么地方去生活?另一层意思是隐匿的,李晓霞的未来该如何面对?难道做父母的就真的可以让女儿在社会的阴影中沉沦,而自己却不闻不问、落得清净吗?随着老师的到来和她这一问,极端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可是,李晓霞却仍然在悄悄迈着碎步往外走,似乎要逃避老师所带来的气氛。而她这个小动作是至关重要的细节,它反映了李晓霞本人受到打击之后的绝望。救活已死之心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业,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让李晓霞越来越坚定地放逐自己。自我的放弃比父亲的决绝更加可怕。母亲在痛苦中不忘给予的关爱,只能是如轻风留在死水上的漪沦,若要整潭水彻底回归澄澈,还需要历经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

  方媛老师让她“站下”的命令也是如此。当然,一时间,李晓霞会服从老师,并且接过妈妈的暖壶去给老师打水喝。这表现了李晓霞和这位老师有着一定的情感渊源。方媛老师又重复了自己的问题,看着父母无可奈何的态度,她先是“教育”了李长海和宋洁珍:把孩子推出去就是推向犯罪,推向更深的沉沦。这个问题突然摆了出来,刚刚三番要将孩子赶走的李长海也哭了。但是,这位父亲又告诉老师,李晓霞这个孩子连菜刀都不怕,父母确实已经无能为力了。作为一个需要面对很多孩子的老师,方媛表示没有什么彻底没办法的事,而且,这位老师说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对于教育孩子的工作而言,菜刀本来就不是适合的工具。老师的态度勾起了父母的辛酸:宋洁珍表示,她和李长海并没有指望着孩子能有什么出息,就是怕李晓霞当了流氓,没想到这做人最低的标准却都做不到了。提到李晓霞现在这个状态,父亲李长海也不禁回忆起那些往事,感慨万千地告诉方媛:孩子怎么变成了今天这样。

  在父亲的追忆中,李晓霞刚刚下乡劳动的时候非常积极,甚至逢年过节都不回家,只在集体户看家、喂猪,坚守劳动岗位。直到有一次招工,李晓霞被人顶替了,于是孩子就要去上告。然而,家里考虑到,谁也不知道怎么告状、告谁的状,因此阻止了李晓霞。这次经历似乎让李晓霞发生了改变,她选择冒充邱副主任的外甥女去找人安排自己上大学,就为这个又蹲了拘留。从拘留所出来,李晓霞回到农村,集体户为了批判她的拔根思想,又给她办了学习班。李晓霞从学习班偷偷地跑了出来,回到家之后再也不愿回去;家里人打着骂着让她回集体户,她却躲到社会上鬼混,待人发现时已经晚了。在剧中,这段回顾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了一个因果关系链:李晓霞热情投身劳动,但因为社会黑幕而不再踏实苦干;进而,由于这种态度的改变而遭到“扎根农村”之主流风潮的批判;又因为不甘心接受批判而逃回家中,最后落入社会,成了流氓。这一个命运每况愈下的人物经历,其根源在于社会黑幕的拉关系、走后门,也就是特权的不正之风。正是这个不正之风导致了李晓霞的不平之气,而她的不平之气就表现为不能够再踏踏实实地劳动,不甘心真的扎根农村。

  实际上,这种不正之风在人物身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存在着逻辑跳跃;在本文的第三节笔者会展开分析。回到文本的细节之中,我们看到当父亲回忆起集体户给李晓霞办学习班的事情的时候,母亲宋洁珍忍不住发起了评论:“真心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是谁?还不是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把人心都给搅活了。”在此,我们恐怕需要停下来关注几个问题。第一,从宋洁珍的态度来看,上山下乡是不能破坏、需要维护的事业;第二,不正之风破坏上山下乡,而不是李晓霞破坏上山下乡;第三,不正之风破坏上山下乡的方式,不仅是几个关系户凭特权离开农村,而且是“搅”得本来踏实劳动的人们也开始心猿意马,希求拔根。从这三点来看,反对不正之风很有必要,但是,有两种反对的方式。合乎人物逻辑的方式,应该是取消所有特权,让大家都平等地扎根农村,维护上山下乡。但是,剧本下一步的导向,明显脱离了这套逻辑,它所建立起的反对不正之风的方式是:把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变成属于更多的人的权利,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脱离农村、都有机会“拔根”。如此一来,特权的不正之风当然被否定了,但上山下乡却也随之被否定了;否定前者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否定后者却是暗箱操作、隐秘运行的。这个现象关乎作品思想层次上的复杂性。

  前述剧本的导向,是由方媛老师展示出来的。母亲的那句话引起了父亲的紧张,他们是害怕李晓霞听到的,似乎不能让李晓霞知道,是那些不正之风破坏了上山下乡。只有不让她知道,才能让她真正安分守己地下乡劳动、待在集体户。但方媛老师说,就算不说,孩子她自己也会去想。想什么?其实就是去想那些黑幕,并且,会看到自己的所有努力在黑幕面前,都是何等脆弱、乏力;进而,她不会承认自己该接受学习班的惩罚,在更大的愤怒与不平中,她又会因绝望而放弃。在剧本中,李晓霞的“放弃”的态度,在此时此刻是用她吸烟成瘾的情况来表现的。李晓霞给方老师倒好了一杯茶,伸手递过去的时候,方媛发现她的手指都被香烟熏黄了,于是就开始教导她。李晓霞的另一只手正夹着一支香烟,她因害怕老师看到,就藏在了身后,同时撒谎说自己已经戒烟很长时间了。而当背后的烟卷被方媛发现的时候,老师对李晓霞强调的不是撒谎本身多么不应该,而是在她撒谎行为背后显现出来的那份尚未泯灭的自尊心。凭借着自尊心,老师相信孩子能够从对现实世界的心灰意冷中走出来,重新积极地面对人生。方媛从李晓霞手中拿走了香烟,发现是个不错的牌子,于是就问她从哪里得到的钱;李晓霞回答说是母亲给她的。无可奈何的宋洁珍告诉老师,孩子学会抽烟了,而兜里又没钱;说到这里,当妈妈的欲言又止,似乎害怕说出那个更可怕的情况,那就是:若家里不给孩子钱,就怕她自己出去当流氓偷钱、抢钱,或者是使用其他流氓偷来、抢来的钱。这是一笔很细腻的铺垫:李晓霞虽然抽烟,但其开销是来源于家庭的,因此,就算是混迹于流氓集团,但她应该是“造恶不深”,很容易脱离出来、“金盆洗手”的。由此看来,母亲给孩子提供钱去抽烟虽然是一个不体面的事情,但这份爱有着一定的、现实的积极意义。

  果然,方媛老师对母亲给孩子钱花的行为表示理解和同情;她向母亲点了点头之后便对李晓霞说起: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都得到了“二次解放”;但李晓霞自己又准备怎么办呢?而她自己又有什么打算呢?在前面那些事情的打击之后,已经变得十分心灰意冷的李晓霞当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她也没有什么打算了。这时候方媛老师郑重地告诉她,学校恢复了她的学籍。在此,更早之前的一桩往事被回忆了起来,它告诉我们李晓霞下乡劳动的原因。原来,李晓霞下乡,并不是响应号召,而是因为她写了一篇文章,反对“文化大革命”迫害老师,并且宣扬老师和同学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是,她没有能力拯救被迫害的老师,反而自己受到了“迫害”:开除学籍,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我们注意,这里的“迫害”一词妙不可言。要知道,它直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当成一件坏事,或许无论是七十年代末的观众还是今天的知识青年都会接受这种价值判断;但是,在当年,这个运动是一种号召,不是一种惩罚方式,更不是一个自然而然需要被诅咒的事情。我们不排除运动中,除了响应党中央号召的青年之外,还有随波逐流之辈,也有官僚主义者借此机会排除异己;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论也没那么容易推翻。我们似乎自然而然认定了这是坏事,无非因为相比上学,下乡很艰苦,相比城市,农村条件更恶劣;但当年的风气却认为,正是艰苦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才是广阔的天地,才能够大有作为。在1955年,毛泽东就曾经为河南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的经验做出过批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1968年,毛主席又有过一个更为明确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3]因此,下乡是接受必要的教育,干部还要带头;不是一种惩罚手段。凭什么认定这就是坏事呢?做出判断的时候,以个人舒适与否为标准能不能得出恰当、中肯的结论呢?上山下乡实为一代之风气,然而这里却被视为对特殊人士的政治迫害行为;此时此刻,风气已经烟消云散,那种对李晓霞这种在“文革”中反对大批判风气的“英雄”,自然就得到了拯救和翻案、平反:恢复她的学籍。方媛老师就是学校党组织派来征求意见的。

  这个消息对于母亲宋洁珍而言,无疑是好的;谁知道,李晓霞本人却说,就是恢复学籍她也不想再去上学了。一开始,她强调自己岁数大了,而方媛老师马上驳斥了这个不成立的“理由”,的确,二十出头的孩子回学校上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进而,李晓霞又提出,就算上了学,毕业之后也一样要上山下乡,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母亲告诉她,就算还要下乡,换个地方好好干也是好的。看着孩子的麻木不仁,在一旁沉默了许久的父亲李长海,又开始质问女儿:又不想读书,又不想下乡,那到底想干什么?听到这样的诘问,李晓霞终于爆发出了内心强烈的不满和灰暗:她竟然指责自己的父亲无能,并且说,要是爸爸有能耐,她就能进工厂,能参军,能上大学。对比刚才把下乡当作政治迫害的论调,我们发现,劳动被人划分为等级,这就是问题的要害。管你谈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们只知道下乡、做工、参军、上学,作为个人的几个“出路”,是有明显的三六九等的。作为劳动,或者说奉献,它们是平等的,人所共知的道理就是:没有农民种粮食,工人、军人、学生都要饿死;因此,它们的差距只在于个人生活的质量,没有贡献大小,或天然的高低贵贱之分。可是,剧本里的父亲似乎接受女儿的这种说法,他被激怒了,或者说,被女儿讲的“现实”刺激到了。他狠狠地告诉女儿,还是当流氓进公安局吧。而方媛老师却希望孩子能说出心里话。

  的确,李晓霞谈的是一个现实,官僚主义者的关系网内部,人们可以招工、参军、上学,而她作为没有关系、不走后门的人家的孩子,就只能留在农村劳动了。这是一个纯粹的现实,距离那个时代的理想非常遥远。也许,我们缺乏理想所需的社会环境,那就是,真正的人人平等,都作为国家的主人去劳动、去有尊严的生活;也许,我们更缺乏的是理想所需的人,那就是,行使为人民服务的职权、没有任何私利的管理者。正是因为这些“缺乏”所造就的现实黑暗,理想本身的光辉也被湮没,导致人们不再考虑理想,进而认为理想本身是坏的。再往后,便会有新的,符合这套现实世界之逻辑的理想被提出。这套现实世界的逻辑就是:劳动不平等,做工、参军、上学要好过下乡,同时,又有官僚主义者操纵社会局面,顺之则有好的前途,逆之则下乡。符合这种不平等局面和专权官僚的实际行为的新理想就是:我们也要进工厂、参军、上大学,我们也不想留在农村劳动。剧中方媛老师充分肯定这样的想法就算是青年人的理想。这时,谁都忽略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论所包含的价值观和理想;既然有权的官僚如此这般地安排社会,那么,“大有作为”的理想,终究敌不过植根于现实生活、个人生活的评判。听到方老师认可了这种新的理想,李晓霞进一步敞开心扉,述说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她看到现实“并不承认”理想,原因就在于:现实中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破坏了她自己当工人、参军、求学之理想的实现的可能性。李晓霞似乎忽略了,她所看到的那个有着不正之风的现实,实际上非常承认她的理想,可以说,她能有那种理想,而没有把扎根农村、接受群众教育等等当作理想,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是价值观建立的前提,价值观建立又是李晓霞今天抱有的“理想”的前提。

  只不过,其悖论在于,越是这样的黑暗的现实,越勾起李晓霞的不甘心,却同时也阻断她实现理想的途径:招工被顶替的经历,冒充上大学被惩罚的经历,都在告诉李晓霞,她的理想实现不了。这种情况下,李晓霞当然不会问问自己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了,也不会有人关心她为什么坚持了这样的理想,而不是那样的理想。人们的关注点,被成功地从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问题上,转移到了现实社会不正之风的问题上。当李晓霞告诉方媛老师,自己的理想只不过是幻想,根本不合于今天的现实之时,方媛反驳了她的说法。这位老师告诉她,有那种不正之风的现实已经过去了,所有的不正之风都会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而消失,有“四人帮”横行的“昨天”所包含的一切现实就要过去了,“今天,要迅速地扭转这种现实,彻底改变这种现实,提倡每个青年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志向,并在极力地为青年人实现自己的理想创造条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种理想中隐含着与当年官僚主义者一样的价值取向,那就是对劳动之高低贵贱的区分:官僚主义者因为认定上学比下乡好,于是就安排关系户去上学;青年人因为认定上学比下乡好,于是就以上学为理想。

  这种理想在“昨天”没有实现条件,是因为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占据了通向理想之路,在今天有了实现条件,那就是恢复高考。大学凭考试进入,不再凭关系录取:“从今以后,高等院校招生要像从前那样,要经过正规的考试,应届毕业生可以直接考入大学,这就要看你们青年人自己的真实本事了,靠老子的人是吃不开了,也用不着再去埋怨老子无能了。”如此一来,“吃不开”的似乎也不仅是那些“靠老子的”,那些深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们似乎也不那么吃得开了。如果我们暂且把前面分析过的价值判断暂时搁置一旁,仅仅去看方媛老师描绘的图景,似乎新的理想的确随恢复高考而有了实现的可能性。

  到此为止,剧作已经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了出来;按照新的价值观来判断,两件大事,无论是粉碎“四人帮”还是恢复高考,应该都是天大的好事。但是,剧作不能仅限于描写人们对“好事”的记述和歌颂,更重要的问题是去展示一个具体的实现过程;而这两个历史事件的实现,应该是对李晓霞构成实际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李晓霞这样一个被“四人帮”的时代迫害,进而堕落,再后来心如死灰的姑娘,如何获得新生呢?

  “拯救”的曲折过程由此展开了。在方媛满怀兴奋地憧憬新时代的时候,李晓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触动,她知道现实条件已经改变,理想已经不再是幻想,然而,她却没有放弃掉自己的灰色心绪,反而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晚了。”时代的故事讲完了,而“我”的故事,还保留着许许多多的神秘。我们不知道李晓霞从集体户的学习班逃回来之后究竟经历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经历一定让她陷入了非常严重的、无法自拔的处境,以至于她好不容易等来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值得信赖的时代,却对自我产生了深深地动摇。方媛老师告诉她,一切都不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晚;但李晓霞却说:“学过的东西都扔了,再说……唉!只能谢谢老师的一片好心了。”在此,“再说”二字之后省略的东西,就是她那目前还不为人知的处境了。但是,方媛没有对此发出进一步的质疑;只是急于让她回到学校。老师拿出了一套教科书,等着李晓霞来接;一开始,李晓霞不动,在父母的催促下才勉强地走上前用一只手接了下来。方媛对此不满意,让她回去重新接,她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又用一只手去接书。于是,老师只得提醒她,要用双手接过;她这才把书接了下来。

  这三次充满仪式感的“接书”动作,深刻地暴露了李晓霞个人处境对她造成的负面影响。而方媛所要求的“仪式”也反映了知识再一次走上神坛的历史语境。而新的历史语境就要和李晓霞的个人处境展开交锋了。就在李晓霞接过教科书之后,方媛和她父母讨论起了李晓霞的平反问题。老师管晓霞要她给报社写的信,也就是宣扬老师和同学是战友那篇文章的底稿;李晓霞却告诉老师,那封信是徐志伟写的,也就在他那里;当年考虑到徐志伟的出身,所以必须自己替他抄下并以李晓霞的名义寄给报社,承担责任并保护同学。方媛老师得知了晓霞的这个行为之后,非常鼓励,更加兴奋地提出了为她开平反大会的事情,并且邀请家长参加。自然,李长海欣然同意了。就在这个皆大欢喜的时刻,流氓“草上飞”的闯入让一切发生了逆转:“草上飞”再和一个绰号“七寸蹦”的流氓殴斗,打输了流窜到李晓霞家里找她求助,让李晓霞出去帮他打架。方媛老师制止她出去,李长海也急忙呵斥女儿;这时,“七寸蹦”在外面打碎了李家的窗户,李晓霞突然抄起菜刀,大骂着带“草上飞”冲了出去。这个突发事件让刚刚所有的美好畅想都暂时变成了幻景,李晓霞在“草上飞”所处的这个流氓团伙中,似乎陷得太深了;这就是她的处境。这种境遇的突然出现,让拯救陷入艰难险阻。

  李晓霞拿着菜刀跑出去了,流氓“草上飞”拿了李家一个酒瓶子跟了出去;方媛老师和宋洁珍追了出去,李长海也跟着追到了门口,无奈又一次犯病,摔倒在地上。在父女争斗的鸡飞狗跳中开始的第二场戏,竟然又在这么个鸡飞狗跳的闹剧中结束。然而,方媛所带来的拯救的力量已经出现了,它裹挟着两个历史大事的力量冲进了李晓霞“残损”的人生。因此,第二场戏奠定了“拯救”行动的历史基调,也是全剧展开其思想意义的发轫。当然,这里所包含的细节,也是需要停下来解析的;如果仅仅是体验与再现,恐怕就会忽略其重大问题。一般而言,戏剧不以叙述事件过程为核心,而要去展示人物的内在世界,在事件等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外化为具体动作的过程。但是,由于《救救她》极力突出社会问题本身,也极力突出拯救的社会力量。因此,无论是问题对李晓霞内心构成的影响,还是拯救的力量给予她的情感刺激,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戏剧行动更像是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而李晓霞则是任由这两种力量来回争抢的一个战利品。这样的模式中,事件被充分放大了。在第二场戏的最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突发事件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李晓霞还是其他人,都无法改变。与其说夺门而出的行动是李晓霞在特定情境中的选择,倒不如说它就是个纯粹的外在事件;这个行动意义并不在于揭示李晓霞的内在世界,其意义在于为方媛老师等人的拯救行动制造阻碍。破晓时,李晓霞就这样冲出了家门;而第三场戏就发生在当天晚上。

  在方媛老师家里,她以前的一个学生邵旭正在凭记忆绘出一个人的肖像。这一场哑剧要极力表现这幅肖像画的重要性,而且要表现邵旭在回忆中煞费苦心的样子。突然,有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索,徐志伟出现在方老师家门口。方媛去学校开会了,二人寒暄几句后,邵旭就继续努力绘画;徐志伟看到他的画之后说到:“呀,邵老师画得挺像啊!你认识她吗?”其时我们不知道邵旭究竟画的是谁,但推测起来定是李晓霞无疑。徐志伟不谈画得好,却谈画得“像”,说明他一定熟悉画作所描摹的那个真人了。而他问起邵旭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却揭晓了这幅画的功能:昨天傍晚,也就是在第二场戏开场之前,在湖畔路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吉普车撞倒了一个老太太。当时,开车的人扔下吉普车就跑了。而她,也就是画上的人,也跳下车跟着跑;但她跑了几步就返回来,要把老太太送到医院。在场的邵旭帮她把老太太抬上了车,她开车去了医院。到了医院之后,这个画像上的人以挂号为名逃跑了;后来警察来了才发现,原来吉普车是一辆失窃的汽车。这幅画就是邵旭要用来帮助警方破案的。

  听罢这个事件,徐志伟一下子紧张了,连忙问邵旭:这个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其意则在确认这个卷入了汽车盗窃案的人,究竟是不是李晓霞。看着徐志伟紧张的样子,邵旭问起他是不是认识自己画的这个人。看来刚才,邵旭一心作画,忽略了徐志伟那个“画得像”之说。正因为是李晓霞,是徐志伟的心爱的姑娘,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急忙掩饰,假装自己完全不认识画中人。不知情的邵旭一听说徐志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人,急忙拿着画像让他仔细看看,希望能想起什么线索。面对这样一个用来找罪犯的画像,徐志伟又想看又不敢看。他想看,就因为画像上的是李晓霞,他不敢看,却因为他从心里不希望那是自己挚爱的人。

  在邵旭、徐志伟二人的追问与掩饰中,尴尬的徐志伟走到窗前张望着,期盼着方媛老师赶紧回来解除僵局,而与此同时,邵旭在仔细观察着他,更让他恐惧不安。于是,徐志伟将方媛老师在上一场结尾处提到的那封信的底稿留下,自己就借口有事,急忙脱身了;临走时甚至把围巾遗落在老师家里。邵旭本来想追上去将围巾交给徐志伟,但一想到刚才他的奇怪的表现,就没有立即去追;只是自己手托着围巾纳闷。不一会儿,方媛和警察杨华回到了家。在和杨华的介绍中,我们对邵旭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是方媛老师的学生,目前在教育局工作;他自称“五七佬”,刚刚回到原单位报到,于是来看望方老师。“五七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五七”指的是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于1968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的“干校”,“五七佬”就是下到干校去劳动的干部或知识分子。《五七指示》指的则是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一封信;信中回应了林彪在前一日寄来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主席提到,“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并且提出工人、农民、学生和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要在本职工作之外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并且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以此批判资产阶级。[4]这个文献对于日后的干校乃至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影响在于,它废除了传统中的“学校”的概念。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而解决问题的办法,除了在学校开展大批判之外,还要用工人、农民、工农子弟兵当“老师”,把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一线,也就是工厂、农村、部队,变成大的“学校”。干校是依据毛主席这种精神建立的,1968年于黑龙江发轫,推广到全国;广大的偏远、贫穷农村建立起了许许多多这种意义上的学校,而下放干部、家属,以及知识青年就是其学员。与知青们上山下乡一样,这种学习不是一种惩罚,尽管学员有很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的人。毛主席在1968年9月30日批示过:“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5]

  按照剧中邵旭的年龄设计,他在1968年的时候应该就是以青年干部的身份下放劳动的。“五七佬”,一个“佬”字透露出多少无法认同下方之意义的揶揄。此刻,邵旭回到单位,非常积极地配合警察去侦破那个案子。杨华拿着他主动画出的肖像非常兴奋,并且交给方媛去看。方媛一看画像就楞住了,她仔细看了看,而后又到书柜上取来了有李晓霞相片的一个相册,让邵旭用照片来辨认。看来,邵旭这位学工程建筑的老师的确很会画画,无论是刚才的徐志伟,还是现在的方媛,看过之后,都能马上锁定李晓霞这个刺痛了他们内心的姑娘。邵旭从相册中指出了李晓霞,方媛为了确定,甚至又问了他一遍是不是这张照片、这个人;当邵旭告诉她绝对不会错的时候,她沉重地对杨华说,这是她的学生,叫李晓霞。

  当听到李晓霞这个名字的时候,杨华竟然第一反应就是1975年发生的那桩往事:这个人就是曾经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的那个孩子。而邵旭听到这件事之后却很意外地说:“真有此事吗?”原来,李晓霞冒充上大学的事情已经传到了他下放的农村,但他却以为这是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一件真事会被人当作政治笑话,恰说明它本身极具讽刺意味。那么,讽刺对象是什么呢?其可笑之处又在哪里呢?听到方媛的回忆,我们才知道当年冒充上大学一事的具体情况:李晓霞得知邱副主任到外地疗养,于是就从农村跑到县城去找一个部长,自称邱副主任的外甥女,要求部长安排她上大学。由于这个部长想要巴结权贵,于是很容易相信了她的话,不仅答应了她的要求,而且还把她请到家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而就在部长办成此事向邱副主任写信,邀功请赏的时候,事情败露了。邱副主任要求查清此事,而李晓霞也因此被拘留;那位部长甚至恼羞成怒,想要起诉李晓霞诈骗罪。

  从这个具体的情况来看,其政治讽刺的确是显而易见的;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部长丑态百出,只手遮天的邱副主任也暴露了其官僚的实质特权:有人冒充他的亲戚上大学,他不问什么样的部长竟然可以因此办成这样的事,却只去关心什么样的人敢冒充他的亲戚。于是,邱副主任没有被查办,那个当了部长的小人也继续耀武扬威,只有李晓霞被惩办了。也许在邱副主任看来,这件事只是官僚内部出现了一个误会,那个逢迎他的部长虽是犯了错,但一片忠心总应该保护,说到底,他只是让“正确”的游戏规则,错误地为外人利用了一下;也许在部长看来,自己拍马屁不成可恼,而更可恼的,则是那一副走狗、奴才的谄媚形象被李晓霞搞得人尽皆知。因此,这里面只有李晓霞是“可恨”的,需要严肃处理的。

  可惜人心自有公论,方媛就说,该判罪的倒是部长和邱副主任之流;杨华也说,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构不成诈骗罪。这里当然不是法律该如何解释,或者说法律究竟有多大权威的问题。关键的是人们如何看待这个荒唐的事件中的三个人。在此,邵旭的想法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他没有强调官僚专权的社会问题,也没有强调邱副主任的不正常的控制力,甚至也没有强调那个部长的猥琐行径,反而抓着李晓霞的欺骗不放:“现在有些青年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看还是打击得不狠不力。”如果我们没忘记这位邵老师刚刚说过的话,在此就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曾经在乡下把李晓霞之事当做政治笑话来看的人,现而今却把这件事看作青年人品行败坏,不老实、不本分的表现;二者有着明显的矛盾。若作为一个政治笑话去看,旁观者的立场一定是站在官僚操控的秩序之外,以一双冷眼阅尽政局中这些跳梁小丑的腐败和荒谬,并由此生出讽刺黑暗社会现象之心;这恰恰就是在农村“五七干校”劳动时的邵旭。那时候的邵旭已非官场中人,也没有分得官场的利益,因此他可以将部长或邱副主任的出乖露丑拿出来玩味。此时的邵旭已经回城、回单位“报到”了,又成为了一个官员、一个干部,本来将他排斥在外的邱副主任之流,而今将他隐隐地纳入为利益共同体;的确,邱副主任是他的上级,部长等辈也是他的同僚了,因此,他就不自觉地将立场转到了“秩序”的一边。我们之所以说他是不自觉的,就因为他也不至于直接支持当事的官员;但之所以说他立场发生了转变,就因为他开始仇恨、排斥、批判李晓霞这样的秩序的闯入者了。这是剧本批判官僚专权之黑暗时,较为深刻的一笔:人的地位可能决定他的是非判断。对于邵旭而言,当官僚专权对他构成欺凌和排挤的时候,政治时局就是黑暗的、可讽刺的,而当官僚系统将他吸纳为自己的一部分的时候,利用专权之“游戏规则”的局外人就是可恨的。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套规则所构成的利益,只属于制定规则的大小官员;而李晓霞这么一个青年敢去觊觎这块利益,便是不安分、不稳定的因素,也便是胆大包天、需要严打的了。

  作为当年他的老师,方媛指责了邵旭一句:“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一言,点醒了这个在李晓霞的故事中感觉到外来威胁,因而一时竟愤怒失态的邵旭,他急忙解释说,自己并不主张严厉惩办,只是说出来解解气而已。也许这一个本能的解释,更暴露了他内心对青年和官僚之态度的悄然转变;这个转变,或许他自己也没有认识到,或者说一时无法接受。

  这样一段往事的回忆暂时告一段落,杨华等人回到了眼前这个汽车失窃案上。这位警察要求方媛和邵旭,目前的情况只能三个人知道,不要外传和扩散。然而,邵旭听到警察这样叮嘱,却一下子想起自己刚刚和徐志伟说起过这幅画的用意,于是他赶紧告诉杨华和方媛:刚才有个叫徐志伟的同学来送底稿,在她们回来之前刚刚离去。方媛告诉杨华,这个徐志伟就是李晓霞要好的同班同学。听到这个信息,杨华就赶紧离开了,似乎害怕知情的徐志伟会影响这个案子的侦破。这时,场上便只剩下了心情沉重的方老师和邵旭。

  邵旭根本没有意识到,李晓霞卷入这个案子,对方媛老师意味着怎样沉重的情感打击;他自己兴致勃勃地翻看着方老师的相册,问询着相册里那些同学们的近况。有个叫赵起的,离开了干校,回来当上了工程师;有个外号“老疙瘩”的,离开了大庆油田,调回了部里,并且进了京;有个大个子“排头兵”,现在当了空军大队长;还有个叫李波的同学,已经去联合国工作了。头两个人最能说明一个时代的风气,那就是:离开农村、离开艰苦的环境,回到城里和原单位去寻找自己的“前途”。干校等等成为了历史,也将成为那些人的伤痕。当然,七十年代末的戏剧舞台上,还不至于把后来的创业当资本家、个人发家致富、对社会资源巧取豪夺,或者当房产主养尊处优、投资移民到帝国主义国家等等“道路”,作为人的“前途”去写。无论是工厂的工程师,还是解放军军官,都不能是说脱离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一线,甚至那个离开油田回来当干部,或者是到联合国去工作的学生,其工作意义也不能说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实现;或许过渡的时代正是诞生徘徊的价值观与思想的温床。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讨论。且看方媛听着邵旭历数这些有优秀前途的同学们的时候,看着晓霞的照片,于是更加心痛了。邵旭夸赞方媛说,老师的学生国内国外到处都有;而方媛悲哀地感慨道:“监狱里也将有了。”当然,方媛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离开农村、油田的当了干部的学生,会被新时期的“糖衣炮弹”打进监狱;她只是想说李晓霞要进监狱了。只是走到今天我们可以想见,方媛老师在监狱里的学生恐怕应该不止是李晓霞了。

  沉浸在回忆中的邵旭,被方老师这样一句悲叹带回了现实:原来老师正为学生伤心呢。邵旭提醒老师:正是这样一批学生,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师道尊严,把老师害苦了。这样一个带有一定报复意味的提醒,印证了我们分析过的邵旭的内心世界;他自己是受到过批判,如果我们按照剧本的价值观,权且将下放看作是政治迫害的话,我们会发现走出迫害的邵旭,潜藏着一种对当年的迫害者进行迫害的狭隘的情绪趋向。依照邵旭的意思,那一班学生无论如何都不值得老师去伤心,更不要说付出拯救的努力,因为他们曾经“整”过老师。然而,方媛却说:谈到受害的问题,这批学生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呢。

  方媛老师这句话的价值观也许是值得商榷的,但其中喷涌偾张的真正的“师道”却也能令人无限崇敬。尽管把“文革”当作害人的事,把当时的一代人都当作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今日看来,早已是流毒无穷的陈词滥调;只要看看今天那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受害者”便能清楚,“文革”最主要的耽误,就是耽误了个人赚钱致富的事业。那些攥着真金白银,美钞欧元的人们,而今遥望着纽约的纸醉金迷,然后就泪流满面地咒骂新中国骗人、洗脑;真仿佛当年的八国联军特别愿意带着他发家致富似的。我们不得不说,如此荒诞的价值观,正是从方媛那种“受害”的论调中慢慢衍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在这个具体的场面中暂时搁置争议,仅仅看方媛所践行的“师道”就好。她的师道中,尊严和权威性确实是排在后面的,而首当其冲的则是从宽广的胸襟中辐射出来的育人之道。对于方媛而言,似乎那些批斗过她、迫害过她的学生都值得同情,更何况是李晓霞这样一个善良的孩子呢?

  我们知道李晓霞写过大字报反对迫害老师,也知道她曾以自己的名义将徐志伟那封维护老师的书信寄给报社,这就是她被学校开除的原因。而今,邵旭偶然看到了李晓霞那张相片背后的留言,才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在同学们热衷于批判师道尊严的时候,李晓霞给老师留下了自己的照片为念,还在后面写下留言:“永远是你的学生。”

  邵旭感慨道:那样的政治气候之下,竟然有学生敢这样给老师留言。这一言激起了方媛心中,那段又痛苦又温暖的记忆。方媛忆起了自己被发配到农场之前的那个风雨交加的晚上。这一场回忆是用明场戏直接表现,而不是方媛叙述出来的。我们听到一个炸雷,而后,便是黑暗。在风雨大作,电闪雷鸣中,灯光重新打亮:现场的邵旭已经离开,时间转到了当年的那一幕;方老师的家里乱七八糟,墙上还有贴过大字报的残迹,书架也被人贴了封条,窗子被人钉上了胶合板。地上打好包的行李则表示方媛老师就要离家去往农场了。即将告别讲台的方媛正在落寞地翻看着有学生们的相册,不知她在这凄风苦雨中,是留恋着孩子们,还是不忍割舍自己的使命。在当年的情况下,这个老师或许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见到这些学生。在急促的敲门声过后,老师急忙收好了相册,仿佛害怕什么人闯进来破坏她这珍贵的纪念。当她发现是李晓霞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她有些吃惊。一个遭到唾弃的老师,恐怕没有奢望过有学生能在自己离开前来看望。方媛给李晓霞擦拭了雨水,还给她倒来一杯热水,让她暖暖身子。而此刻,更大的温暖则环绕在方媛自己的心里:她提醒李晓霞,自己已经受到批判,若是学校知道她今晚来这里,会对她有不好的影响。李晓霞却告诉老师:“我不怕。”天知道这平淡而简单的三个字包含有多大的力量,它带着一个学生心中那份深情厚意和坚强的是非判断出现在老师的面前。这个判断就是,方媛做得对。这里,我们了解到老师受到了批判的原因。在学校有一个姓赵的老师遭到批判,人们把大字报贴在她后背上,拉着她楼上楼下游斗;方媛老师看不过去,把大字报从赵老师身上撕了下去,因此得到了破坏大字报的罪名。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破坏大字报就是反革命,而李晓霞却告诉老师,她不是反革命,却永远是学生们敬爱的老师。“以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方媛望着窗外的秋雨,听着李晓霞这样“大胆”而满怀情意的表达,突然想起了学生们给她的点点滴滴的甜蜜。

  只有在最深重的忧伤中,人才有能力、有机会去品尝到最切实的甜蜜:有的学生给进了监改室的方媛送去了一杯加了糖精的甜水,甜得发苦,而老师却一滴不剩地喝下了;同学们又轮流把那要求方媛老师去清扫的走廊,提前打扫得干干净净。就这样,那一杯糖水、一条干净的走廊,甚至是学生偷偷看老师一眼时投来的目光,都让方媛感受到了单纯而强烈的爱。就是这样的爱,让方媛愈发坚定了自己教书育人的责任:她自责很多地方还不够尽心尽力,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重新走上讲台,再去教这些学生的弟弟妹妹,再去教更多更多的学生,以此弥补自己那份在学生的爱中沉淀的“惭愧”。这是要报答学生们给她的安慰,也是爱在爱中的不断增长。然而,这些在当时仅仅是梦想而已;方媛要离开了,就在这中秋节前一天的晚上,李晓霞带来了同学们凑钱买的月饼,让方老师第二天可以自己过个节。

  同时,李晓霞还带来了一顶草帽,送给老师,上面写着“劳动光荣”。正是这四个字,其蕴含的价值观让千千万万的人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觉醒并拿起武器;正是这四个字,其背后的理念让富人们“穿金戴银”的奴化意识形态黯然失色;也正是这四个字,让新中国带领着一个被压迫民族,在帝国主义横行的世界近代史上横空出世、傲然屹立。一种价值观的更新换代,胜过一份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割,它引领我们去反省:什么是光荣的?不是有钱、有权,不是拥有豪车美女、高官厚禄,而是劳动。这样一个判断曾经将历史的乾坤扭转了:脚上有牛屎的庶民、劳动者,代替衣冠楚楚的那些收利息的资本家和收地租的地主,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新中国坚持这样的价值观,“文革”时代自然也不会自绝于新中国之外,但是在“文革”时期,这四个字却触到了方媛的痛处:她的劳动似乎已经被一个崇尚劳动的社会“否定”了,她本人似乎也被排斥于社会的主流之外了,一顶草帽带来了学生们对她的看法,也还给她一份应得的光荣。“劳动光荣”,这正是时代的主流精神;学生们对她的劳动的认可,带领方媛回到了这种主流精神之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认可这样的精神,也自然希望这样的精神能够承认自己是其中的成员,而不是遭人唾弃的异端。

  看着这四个字,方媛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不是为自己的遭际难过,而是为同学们的理解所感动。这种理解,不是理解她撕了大字报的行为,而是理解她付出的努力、她劳动的价值。方媛马上要参加新的劳动了,虽然也是作为一种惩罚,但劳动毕竟是劳动,劳动永远是光荣的;这种光荣应该足以给人勇敢地直面自身处境的力量。

  李晓霞最后告诉老师,同学们想要联合起来,去静坐示威,甚至要绝食请愿,希望能把老师留下来。这样一个片段却是容易让人疑惑的:似乎去农场喂猪的劳动,总不如在讲台上教书的劳动那么光荣。但是,这样一笔也是真实的,学生们对这位老师总有感情,不希望她离开。方媛坚决制止了同学们的这种想法,她的道理就是全国的大局无法改变,许许多多的方老师都去喂猪了,静坐解决不了问题;同学们应该继续跟着学校里的其他老师好好学习。在整个剧本中,追求知识的学习、考试、再学习,构成了一条鲜明、坚强的“正轨”,老师在这种情况下还对学生有如此的要求,正是因为她把教书和学习,看作了对老师和学生而言,唯一有价值的“劳动”。实际上,教育革命有着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读书不脱离生产斗争、不脱离阶级斗争的状态,是教育革命首要的追求。读书是学习,参加劳动则也是学习;这样一个判断被悄悄否定了,于是就造成了方媛老师和教育革命的时代环境的内在分歧。

  同样,此刻我们没有必要急功近利地判断孰是孰非,重要的是把握方媛这个人物的具体设计,进而了解她所代表的社会正轨究竟包含怎样的思想。李晓霞最终答应老师好好学习,也答应第二天不再前来送她;二人在临别之际交换了照片:李晓霞从相册中选了一张留念,并且将自己的一张照片交给方媛,并且在背后写上了“永远是你的学生,李晓霞”这句话。正是这张照片勾起了老师对那个苦涩而甜美的夜晚的回忆:多好的学生啊。

  当年的老师在李晓霞走后感慨万千,自己伏案哭泣。而后又是一个霹雳,场上的灯光也随之熄灭;再次亮起时,一切场景都回到了1977年的那个晚上。邵旭安慰老师说,没必要那么伤心,这个学生已经变坏了,不能再说是好学生了;而方媛却大声地问苍天,也轻轻地问自己:李晓霞为什么会变坏呢?这两次发问也是让所有观众去思考的社会问题。《救救她》的批判思想,其前提就在于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时,这样的提问方式,似乎也在引导着我们:第一遍大声地问,仿佛是一次历史的诘问;第二遍轻轻地问,仿佛是唤醒拯救的责任。第一遍,是在强调李晓霞的遭际是受到了特殊历史时代的迫害,是要去说明一个社会问题和历史的紧密关联;第二遍,则是强调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政治条件下的人们应该考虑自己如何去做,如何去解决遗留的问题。整个剧本处处充斥着这种浓重的政治、历史色彩。

  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人,所谓的拯救,首先就意味着社会惩罚机制的运行。而第四场戏正是发生在一个管教所里面。因为卷入了那个汽车失窃案,李晓霞就要被管教了。从此开始,剧本为我们展示了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正轨,一个是邪路,两个世界在李晓霞身上不断地发生碰撞,相互较量。而这两个世界的泾渭分明,也是作品的思想性之所在。

  大铁门,隔离一切的影壁,这些管教所的布景表现了惩罚的最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仅仅为了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其目的更在于突出一种异质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划清界限。它向全社会宣告:在铁门和高墙里面,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一群不一样的人;他们代表罪恶、耻辱,更代表异端,正因是异端,所以才需要管教、改造。如果说所谓的“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也被要求与一部分人划清界限,那么,那个界限的划分标准是一种光明磊落的政治标准;那时候,我们堂而皇之地宣称:一小撮人于人民大众不一样,出于政治目的,需要将他们隔离改造。而后来,法律的概念愈发强化了,而法律的特点就在于它特别喜欢去藏匿自身的政治性。法律宣称一部分人是异己分子,因为他们违法了;而惩罚与隔离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因为法律似乎总是蒙着一层普遍适用的、天然的、超乎历史的面纱。实际上,任何法律都不会超乎历史,不会超乎政治功利;比如维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定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典中,支持无产阶级对自己的敌人实行革命专政的法律也不会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典中。国家,以及附属于其上的一切,都是阶级性的,而非自然性的。这个问题,本应该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正因为法制对其政治性选择的本质嘴脸隐藏得太好;所以我们才容易落入陷阱。当一个社会无论何事都在寻找法律,无论何人都在满嘴说着某某某违法、某某某守法的时候,看似是一个高度的秩序,实则是一个乱象。只不过政治性镇压显得更加隐晦,其手腕也更加高明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至高境界便是让人忘却它是意识形态吧。

  盗窃是违法的,李晓霞卷入的流氓团伙偷了一辆车;所以她也就违法了,必须带入铁门和高墙之内管教、改造。看着这一幕,我们也许会想起自己的汽车;却很难想起盗走圆明园无数珍宝的八国联军强盗,也很难想起将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纳入私有的先富阶级。

  就在这个管教所中,传出操练的口令和不太整齐的脚步。似乎剧作有意去营造一种令人不适的空气,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眼前是一个恐怖的异质世界。相比第二场,更添了几根白发的宋洁珍出现在铁栅栏门前,她久久地站在那里,并且朝门内窥探着。管教所的张管教出现在左侧的接待室中,她一手端着一个脸盆,一首还拎着两个暖瓶,在放脸盆的时候,她一不小心碰掉了办公桌上玻璃板的一角。她把碰掉的这一块放回原处,而后就走向管教所的右侧的收发室去取报纸。在门口张望的宋洁珍一听到她出来,就急忙离开铁门,而待张管教进了收发室之后,她又回到门口徘徊。这样的行为看上去非常奇怪。

  张管教示意收发室里的人打开了铁栅栏上的一个小角门,而后自己走出来询问宋洁珍。一开始,宋洁珍躲躲闪闪,不承认自己来这里有事,也不承认管教所里有自己的家属。然而,当听说她是市医院的职工时,张管教就把她请进了接待室;再一询问,便知道她是李晓霞的母亲了。在张管教的批评中我们才知道,李晓霞进了管教所,家庭就把她放弃了:不仅不闻不问,而且连基本的换洗衣服和牙具也不给孩子送来。更有甚者,到了该把李晓霞接回家的日子,李长海和宋洁珍竟然迟迟不来办手续,仿佛希望让女儿的余生都在管教所里消磨掉。宋洁珍被张管教要求去接女儿回家,但她却关心的是李晓霞表现怎样,出去能否学好;当听张管教说,出去之后还要看家庭管教的时候,宋洁珍便更加不愿意把李晓霞接走了,甚至还要求“加刑”,多让她住一些日子。其原因则是李长海有病,而她本人不能在家看着李晓霞。为此,她甚至苦苦恳求张管教,继续关押李晓霞。这个荒天下之大缪的场面,着力点仍然是对异己分子、异类的态度。我们看到,一个犯了错误的,违反了社会规则的异类,必须有人“看着”,当母亲的甚至还没见过女儿的面,还没了解女儿的经历,还不知道女儿的想法,就已经把她当成异类去管教了。她不想付出努力去交流、去沟通、去爱护,却想到把女儿像疯人、罪犯一样,用外在的手段看管起来,以致不再犯罪;如果做不到看管,那就还是交给社会来看管,延长女儿蹲管教所的时间。这个不可思议的情感状态让人非常不适。

  可怕之处还在于,母亲要求给李晓霞加刑的理由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理由:似乎自己和她父亲都不能保证她放出来之后不再危害社会。这一点,与母亲之前的情感状态大相径庭,而究其原因,想必应该是要极力突出“挽救”过程的社会性力量,于是只能把家人置于不义。另外,作品还要突出人们对“管教所”所代表的社会惩罚力量的充分信任,充分认同,认同这种机构,也就是认同他们把人划分成守法公民和异类的标准。连“异类”自己的母亲都要认同这种把女儿说成坏人、打入地狱的评判标准,似乎就能说明这个标准的合法性了。社会告诉宋洁珍,你女儿是坏人;于是母亲便认可了,既然自己没能力管坏人,就只能依靠社会来管。难道没有人想过,如果面对这样的事,我们会怎样选择吗?也许我们会尽可能地争取为亲人减刑,尽可能地让团聚的时间提前;只因为那个是亲人,在好人与坏人之前,首先是亲人。剧本中则不然,好与坏的评判胜过了自然情感,这样一来评判好坏的权威就彻底树立起来了。进而,就算母亲认同了社会的评判与惩罚,认定女儿首先不是女儿,首先是个罪犯;那么,由于这个罪犯的确也是女儿,那么是不是应该去问一问:她犯了什么罪?她为什么会犯罪?她有什么社会关系?在这个关系里她陷得深不深?在管教所里,她是不是了断了这种引发犯罪的社会关系?她有没有能力去摆脱自己的困境?她当时心里怎样想的?现在心里又有什么样的认识?从后面慢慢揭露出来的李晓霞的经历与困境来看,她还是一个可以说出“永远是你的学生”这种话的重感情、有思考、不麻木的人,只是的的确确陷入了她自己也无力左右、无法挣脱的罗网,她需要有人问一问她,需要有一个比管教所的警察更值得信任的人问一问她,并给她提供帮助。然而没有。血亲父母在没有见到她的时候,只是选择了去问一个警察:她出去之后能不能学好。得不到肯定答复,就让女儿继续坐监。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场景:具体问题得不到具体分析,只是依据结果来评判。李晓霞就被判定为“坏人”或者是“坏孩子”,其他一切问题,似乎都要先经过这个前提。她的处境没有人关心,她的内心更没有人去探问。只有警察为了匡扶社会秩序而极度功利地问她情况,却没有人站在她的角度上去考虑:为什么一个可以复课、可以平反的孩子,在“好事”降临的时候,还要去当流氓呢?这个问题她父母置之不理,却成了压在观众心上的石头。

  看着李晓霞拿了几张纸出现在接待室的门口,我们心如刀绞;这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母亲和张管教刚刚从这里离开,她们是去找管教所的领导去商量给自己加刑的事情。更让人刺痛的,却是第一场戏中出现过的小提琴乐音,在此又一次悠悠传来;李晓霞如入梦中,竟以为这音乐是自己在回忆中陷得太深而产生的幻觉。琴声在慢慢地加强,她不自觉地喃喃自语,说出了回忆中那个人的名字:徐志伟。是他,是他!他吟诵着自己心中的情诗,一个大铁门让两个孩子如处碣石潇湘、无限茫远,只有诗中的情愫才能穿越其间,维系那缥缈的盟誓。所有温婉的记忆,所有关于幸福的畅想,而今随着音乐一起飘进这个异端的世界,而李晓霞先是为之惊奇、为之欣喜,似乎那甜蜜的感受离自己并不遥远;但是,她在不由自主地靠近这份甜蜜的时候,就会碰到铁栅栏。她在栅栏前来回走动,如困兽般焦急、失望,仿佛这才发现自己和美好人生之间的无法弥补的距离。她痛苦地握着铁栅栏,把脸卡在中间,手中的保证书也散落在地。然而,刚刚陪着宋洁珍去办了那件残忍的事的张管教回来了,这个警察被琴声吸引到铁门前,发现李晓霞在那里,不由分说便警惕地质问道:“你在这干什么?”言外之意,便是要阻止李晓霞逃跑或者是干什么别的坏事;似乎李晓霞这样一个犯过罪的、可恶的人,如果有任何行动,那么就一定是要干坏事。李晓霞必须得赶紧解释:自己是来送保证书的,因张管教刚才不在,而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我们注意,她刚才在琴声中经历过的情感波折是非常强烈的,也是非常合理合法的。她可以告诉张管教:我听见好同学、好朋友的琴声了;她也可以告诉警察:我想出去,我坐监的日期到了;她也可以去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怀念过去的生活和感情,我想他了,希望出去之后把这些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人之常情,却发现管教所不仅没有给她机会去抒发和宣泄自己的情感,反而是教会她去压抑感受、扼制悲伤、掩饰内心,将一切活生生的赤血僵化为那几张名叫保证书的废纸。对于这么一个不一定会学好的坏人来说,情感是不重要的,内心想法是不重要的,而用以匡范其行为的“保证”是很重要的。就这样,李晓霞咽下了泪水,跑回了监牢。

  宋洁珍找领导去要求加刑,当然没有得到允许;但是她竟然又趁着张管教去找李晓霞,准备让她接走的时候,悄悄地溜走了。临走时她自语道:“不,不行,这要接出去还像从前那样,老李不把她打死,她也得把老李气死,这要真要闹个家破人亡后悔就来不及了……”宋洁珍怎么知道女儿一定“还像从前那样”?而女儿如果难以悔改,那么原因何在?同样,李晓霞为什么犯错?犯的什么错?眼下情况怎样?这些关键问题,这个混账母亲仍然是全然不顾,只知道避免“家破人亡”,仿佛李晓霞就是在外面粉身碎骨、曝尸街头了,就不算是家破人亡。世界上就算有这样的母亲,也决然没有这样的逻辑,世上有的只是把这么个母亲描写出来的剧作家。自然,当宋洁珍出门碰到徐志伟的时候,她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见一见女儿,于是只能说:李长海不让她看。就好像她在管教所耽搁了这许久,究竟看到没看到女儿,李长海在家就能推算出来一样;又好像当妈的看一看女儿,给她送点换洗衣服和牙具,在父亲眼里也是十恶不赦的。宋洁珍还是第一场包饺子的那个母亲,李长海还是那个舍不得女儿离开,甚至不忍送行的父亲;变了的是李晓霞本人。她变坏了,社会说她变坏了;于是,父母便也跟着沧海桑田:就怕女儿出了管教所如何如何;唯恐女儿回了家后还像以前那样……等等论调,意思就是,一个坏人,有万分之一的可能还坏,那么就算是亲人也应该交给警察。他们甚至不问原因,不问事实,不问任何情况;他们的一无所知,就注定了这个坏人永远也不可能改造好:对于对犯罪情况、罪犯近况一无所知的人而言,罪犯关成什么样的时候就算管教好了呢?恐怕,这就得等到李晓霞把牢底坐穿了。

  母亲来到管教所,先是掩饰自己李晓霞之母的身份,后是要求张管教延长李晓霞的坐牢时间,再后来又去找管教所的领导;这一切都无法遂愿的时候,她就自己悄悄溜走。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千万别让女儿重获自由、回归社会,就在监狱里接受管教。然而,干了这一切之后的宋洁珍,竟然会对徐志伟说:“我看晓霞还能学好。”这就让场面更加荒诞了。无论作家究竟准备怎么塑造这对奇葩的父母,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父母亲对李晓霞的遭际和堕落的具体原因完全不了解,根本无从判断她能不能所谓“学好”。没有道理去判断女儿好不了,也没有道理判断她“还能学好”;后来的事实证明,不铲除流氓集团,李晓霞就始终有深陷罗网、继续堕落的可能性。只是在这一场,谁也不知道李晓霞的处境。

  父母的极度冷漠,不合逻辑的行为方式,矛盾重重的动作,这些都在张管教和李晓霞的单独交流的场面里得到了解释。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无论如何解释,在道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只是在此的目的却不是塑造合情合理的人物,而是去树立社会评判标准、社会价值取向的最高权威。宋洁珍把徐志伟带走了,说是要回家再和李长海商量商量。徐志伟也告诉宋洁珍,自己来这里拉小提琴,就是为了让李晓霞知道自己在她身旁,这份温暖比冷酷更容易帮助她“改造”。他们两个人走后,张管教领着李晓霞回到了接待室。这个满心以为母亲在此等着她,要把她接回家去的李晓霞,看着空无一人的房间,不知会有怎样的绝望和刺痛。她扑向铁门,向外面大声哭喊:“妈!妈……”无论是观看还是创作这样的场景,都必须要点铁石心肠:一个刚刚在小提琴乐音中心碎,在美好的回忆和向往中愈发渴望自由的孩子,刚听说母亲要来接自己回家,却又这么快发现自己已经被遗弃;这种感觉,正像是用一个“希望”的诱饵,勾引她从绝望的监牢走出来,然后进入痛苦万分的火海。

  就是这样,没有人,哪怕用自己无限冷酷中的一刹那温暖,去站在她的角度考虑和感受。没有人,一个无限正义的张管教,连她哭喊一下自己母亲的权利也要坚决剥夺,因为要注意什么莫名其妙的“影响”。跌入谷底,任人慢慢煎熬、蹂躏的李晓霞,而今只能苦苦哀求她,一个代表“道理”、“秩序”、“正义”的管教,求她放自己出去,并保证一定要学好。张管教似乎一点没有体会到刚刚李晓霞经历的是何等残酷的刑罚,她也似乎忘记了,李晓霞已经是刑满的少年犯,离开管教所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她面对被无情抛弃而正在走向绝望的李晓霞,没有任何一句安慰,反而问李晓霞本人:“你妈走了,你看怎么办吧?”我们已经看到,李晓霞是何等的弱势:她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无权抒发自己的情感,只能去做那种没完没了、无可奈何的“保证”。同时,无论她怎么保证,也不可能得到信任,因为她已经是“坏人”了。张管教说道:“在这里都能下保证,都会表决心,可一出了这个大门往往就不是你们了。”进而,她还举了一个例子来论证这个观点:有个叫“八连长”的小偷已三次入狱,第二次进来的时候铲掉了自己的手指头,以此下决心不去偷窃;结果又被抓进来了。这样的例证和观念背后,其实是一种极其残忍、极其不负责任的人性论。似乎有人天性愿意当小偷、当妓女,有人天生就是罪犯;似乎这些罪犯的保证和决心,都是虚伪的骗局,都是为了自己能重获自由而才用的欺骗警察的手段。没有人分析为什么这些人一次次深陷罪恶,没有人将社会关系的罪恶和人的具体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这样便导致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人性不好,他们属于另一个丑陋、肮脏、罪孽深重的世界,因此他们得不到信任和友爱。张管教似乎没有想过,每一个人都有其具体的人生情境,这些具体的人生情境对人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她只是根据现象,去表达自己对这些少年犯的不信任。李晓霞在极度的悲恸和那种被人放弃的彻骨寒意中,感慨了一句:“人到了这个地步一辈子就算完了,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想来多看一眼,有谁还能信得过呢?”听到这话,警惕的张管教没有安慰她,而是即兴发挥了自己的管教:“这能怨恨父母吗?想想你们这些做儿女的,给父母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痛苦,是耻辱,使他们工作不得安心,生活不得安宁,甚至觉得作了孽,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剧作明显地希望我们认同这种义正言辞,以此来突出拯救的必要。

  但是,剧本所设定的一切,其情感引导使得我们无法赞同张管教的道理,反而更加同情那个受了伤害之后,还不得不去倾听、认可这套道理的李晓霞。因为,李晓霞这个人物到底怎么了?我们在质疑这样一个问题。从剧本之前给我们的信息来看,李晓霞的堕落无非就是几件事:第一,冒充上大学;这一点,剧中早已把它导向成为一种社会罪恶,是部长和那个邱副主任的土壤中造就了这样一朵恶之花。第二,抽烟;这个问题算不上罪恶。第三,打架;如果李晓霞为了个人利益打了“好人”,那么这才算罪恶;而我们看到李晓霞打的是一个叫“七寸蹦”的流氓,这个流氓刚刚把“草上飞”打得头破血流。第四,夜不归宿;至今我们不知道李晓霞去干了什么。第五,汽车失窃案;这是直接导致她进了少管所的事件;但是,就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敢确认车不一定是李晓霞偷的;而老太太不是李晓霞撞的,却反而是李晓霞救的;李晓霞正因为救老太太才被邵旭记住了相貌,画成画像搜捕。

  由此观之,李晓霞在之前的剧情中是什么形象呢?我们尝试总结便会发现,她没有那么可恨;在她身上,就算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也能有许多维护她天性的事实。比如社会压迫,再比如救老太太的善行。作者明显在有意维护她的天性,给她以充足的理由,把堕落的原因尽可能推离性格解释。似乎只有对一个天性善良、重感情的李晓霞,拯救行动才能有的放矢。但是,这样一来,矛盾、问题就出现了:张管教嘴里口口声声地说着什么“痛苦”、“耻辱”和李晓霞给我们的印象完全不同。作者首先对李晓霞干的所有的“坏事”都做出了天性本善的解释,但同时又希望我们接受,李晓霞因为做了这些“坏事”,所以她遭受的一切惩罚和遗弃又都合情合理。如果我们被剧本的艺术形象所征服,我们就会发现唯一正义的力量就是这个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也同时恢复了“法制”的社会。可惜,我坚信,作品在这一点上很难征服任何人。首先我们感受不到那一双对女儿遭际和现状完全不了解,只会抡菜刀、摔酒瓶子的父母,究竟因李晓霞而遭遇了怎样的痛苦和耻辱;因为,我们感受不到李晓霞究竟有多“坏”、有多“恶劣”。而后,我们就算退一万步讲,承认李晓霞进了监狱,真的给父母造成了张管教说到的那种窘境;那也不是她连牙具和换洗衣服都得不到的理由,也不是父母要求给她加刑,要求她继续蹲监狱、不许她回家的理由。正如前面我们所分析的,作者在此,急于给一个新的社会语境树立权威,因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人情事理。

  剧作希望我们建立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天性善良的李晓霞堕落了,因而遭到了惩罚和遗弃;这些惩罚和遗弃都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尽管她天性善良,但也毕竟堕落了。堕落的行为不是出于她的天性,因此她才有机会、有可能得到拯救,换言之,有可能“学好”。与之相对的是剧本中的另外一些流氓,包括“八连长”在内,他们天性似乎没那么好,不会救老太太,也不会在老师倒霉的时候说“永远是你的学生”;因此,他们就是无可救药的了。这样一种“人性论”是何等浅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了。而这种浅薄、机械的观念却是时代的产物,是作品主题的产物。一方面,李晓霞的堕落是“四人帮”时代的余毒;另一方面,新时代是一个绝好的、完美的、光明的时代,新时代清理余毒的行为自然也绝对正义了。

  对于张管教而言,李晓霞似乎也和流氓们一样,是一群危害社会、危害家庭的少年犯,她坚决将立场站在李晓霞的父母这边,不断强调李晓霞的错误究竟有多可恨、多严重。她说任何父母都希望生病的时候子女在身边,这回李长海生病了,宋洁珍还不敢把李晓霞接回家,这就更能说明李晓霞的“罪行”的严重性了。这个充满正义感、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张管教自己说痛快了之后,便让李晓霞自己回去反省了。而究竟反省到什么时候,反省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可以了呢?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李晓霞自然也不知道。渺茫的前途和无休无止的苦难在等待着她,她没有任何出路;我们试想,就算按照张管教的标准,她反省了、学好了,但若是都像刚刚那个场景一般,有人会知道吗?又有人会相信吗?说句玩笑话,她在管教所里就算有了模范青年、“三好”学生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觉悟,宋洁珍也不会知道,因为她根本没有见到女儿,根本没有和女儿有过沟通;同样,张管教也不会知道,因为,她心里坚信着李晓霞就算在这里会表决心,出去有可能还会犯罪。因此,李晓霞彻底走入了绝境。就像是一个被关进了精神病院的正常人,医生、护士都认定他是精神病,那他该如何证明自己正常呢?说自己正常?每个疯子都会这样说。说自己疯了?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这样说。

  这个绝境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犯罪了,就算进入异质世界了;这种精神隔离的残酷,决不亚于美国的种族隔离。因此,唯一能够使李晓霞得到解脱的方法就是人身的死亡,于是她偷偷藏起了张管教用脸盆蹲掉了的那片玻璃。在张管教的逼问下,决心求死的李晓霞自然不愿承认自己拿了玻璃角;但她被张管教攥住了胳膊,玻璃角从她袖中被取了出来。张管教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行凶吗?”吓坏了的李晓霞急忙否认。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李晓霞所处的精神、情感环境;作为一个堕落女孩、失足青年、坏孩子,她只能接受来自权威的裹挟着极大恶意的推断方式。进而,张管教才问她:难道是想用这个玻璃角自杀?

  李晓霞沉默不语;于是,张管教才第一次发觉这个孩子的情感状态。这时候,方媛老师和徐志伟拿着介绍信来到了收发室。在他们走进接待室之前,张管教和李晓霞发生了一小段对话。李晓霞告诉管教,自己觉得生不如死,觉得若一死了之就不会给自己、给别人再造成痛苦了。这样的心理状态,明显让张管教难以回应;她只能抓住李晓霞之前犯的错误不放,说:“当你胡作非为的时候,能想到这些就好了。”言外之意是,到现在再觉悟到什么都为时已晚。但是,她成功地引导李晓霞想到了自己浑浑噩噩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比任何实际的罪行更可怕,李晓霞自己说,那就是醉生梦死的痛苦状态。听到这样的觉悟,张管教再也无话可说了,只能告诉李晓霞:这种想法是对的,有了这种想法,就应该决心重新做人。李晓霞反过来问她,她觉得自己还能不能重新做人。张管教却要求她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实际上,就算她能重新做人又如何呢?她走不出这个管教所,上哪儿去重新做人呢?这正如李晓霞最后说到的:“而构成生活的却不单单是我自己。社会、家庭、父母、亲友、老师、同学、同志、工作、学习……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的确,她改造情况究竟怎样,她的母亲连深入了解都没有做到,就转身放弃她了。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张管教要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剧本没有把这么大的尴尬摆在这个管教人员面前,而让方媛及时出现,救了这个场。按照之前的情况,张管教是无法回答李晓霞的,对于一个已遭到遗弃的孩子而言,她怎么才能重新做人呢?这时候,方媛来回答了这个问题,她是来接李晓霞回家的。一听说方老师是来接自己的,这个信息仿佛带着一切的希望和畅想出现了,让李晓霞不由自主地扑向方媛的怀抱。然而,她也被社会彻底地规训了:她自认为已经没脸见人,已经堕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方媛告诉她,出去就要接着上学;而李晓霞却一边哭泣一边说道:“我以为你不会再理我了,我不会再是你的学生了。”而方媛则坚定地回答了这个刚刚受尽伤害,历经情感劫难的孩子:“不对,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永远是老师的学生。”这个台词呼应着上一场照片后面写着的那句话,算是剧本中的一大亮点。当老师成了反革命,称不上是老师了的时候,学生告诉老师,自己永远是她的学生;当学生成了罪犯,称不上是学生了的时候,老师把这句奔腾着情感激流的话还给了学生:你永远是我的学生。相互之间超越时空的两次表达,仿佛形成了一次对话,老师和学生都在对方跌落谷底的时候,选择了坚持,而没有选择放弃。李晓霞曾经给过方媛巨大的安慰,而今方媛也要给她切实的拯救。

  张管教让李晓霞出去等,自己开始和方媛这样一个“闯入者”交谈起来。得知李晓霞要自杀的事情,方媛感到惊讶,进而明白,这是因为她被家里人抛弃了。张管教对方媛老师说,自己理解家长们的顾虑;因为,所有犯了法被关进来的孩子,都有“沿着恶习下滑的惯性”,所以非常需要出去之后,还有强有力的措施去管束;如果没有,就很有可能继续违法。同时,这个警察表示,看着送出去的孩子们再回来,虽说可恨可气,但更大的感受却是痛心。这种带有人情味的表述,让我们看到张管教的正面力量;但是,在这套道理中需要辨析的却是,什么是“恶习”?什么样的方法才叫“管教”?这样的问题直接关乎孩子走出去之后的命运,如果说“恶习”是穷困潦倒,那么一个孩子永远戒不了偷盗;而如果说“管教”的手法只有打骂、继续限制自由,那么,李长海的确可以因为自己生病而强调他“失去了管教能力”。但现实不是这样。管教的手段,有可能爱的感染胜过硬性的控制;而“恶习”的性质则决定孩子应该怎样面对,怎样寻求帮助;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晓霞受“地包天”摧残、控制,这绝对不是她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她被逼迫去当流氓,也不是因为个人的什么“恶习”了。这些问题经过仔细剖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张管教怎么“理解”,都无法给李晓霞的父母找回充足的理由;但是,这些剖析却突出了方媛老师心中那份至情的坚韧。

  前一场戏发生在一个月前,方媛强调,如果说李晓霞这一个多月以来在少管所里接受了法制教育,那么对以后上学也是有好处的。为了回归学校,方媛来了解李晓霞目前的情况,因此,张管教就带她下去看孩子的卷宗了。这些工作却都是宋洁珍不曾做过的。

  此时,场上便只剩下了徐志伟,他手拿着自己爱恋的姑娘刚刚准备用来自杀的玻璃角,走到门口,喃喃地念出了李晓霞的名字。而在门外等着的李晓霞一听到有人叫自己,就连忙下意识地答“到”,并站好。徐志伟让她进来,她一开始还不敢,听说管教带方老师走了,才进到接待室中。也许,在这样机械、僵化的习惯性动作中,她对徐志伟的依恋和信任,仍是吸引着她的一股力量。但是,她进屋之后又只敢规规矩矩地站在自己该站的位置。徐志伟给她指了凳子,叫她坐下;她又是下意识地回到:“是。”同时,服从命令般地端坐了下来。直到徐志伟提醒她,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这些习惯性动作;于是,她凄楚地一笑,便问徐志伟来干什么。我们悲哀地看到,在后面的对话中,爱情不再释当初的光芒了。

  被人当作坏人去防范,被人当作堕落青年去管教的日子改造了李晓霞,而被家人抛弃的经历又造成了她心中一时抹不去的阴影。她仍然停留在寻死的状态中。她不相信徐志伟给她的信任,甚至不相信自己改造的可能,不相信自己还能回到过去。正像人们长久以来都把她视为另一个世界的异类一样;今天,她也把带着爱情出现在她面前的徐志伟,也视为不属于自己这个世界的异类了。只不过在价值观上,她愿意承认男朋友的世界美好、光荣,而自己的世界丑陋、羞耻。当方媛回来,将自己家的钥匙交给李晓霞的时候,她甚至不敢伸手去接。正如刚刚她听到小提琴的乐音的时候一样,现在她也在突如其来的信任中如入梦幻了。方媛给她换了上衣,徐志伟帮她拿着东西,张管教也递过来一把木梳让她梳梳头。就在李晓霞的命运又一次出现转折的时刻,温暖就这样硬生生、简洁明了地逼退了所有冷漠。

  第五场就发生在几天后李晓霞的家中。上一场最后,方媛老师把李晓霞接出少管所,也把自己家的钥匙交给了这个学生,同时还说要去做李长海的思想工作。看来,这个思想工作算是成功了,李晓霞的家庭重新接纳了她。剧本没有去展示这个重新接纳的过程,而是直接表现了李晓霞对这种接纳的积极态度。本场戏开始,我们就看见李晓霞在努力学习着。

  她手捧着英语课本,努力背诵着其中的句型:“We study hard for realizing the four modernization.”这句英文的意思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学习。表现李晓霞的努力学习,可以去描绘其他的学科,单单选择英语,便可看出剧作中时代的投影。学习英语最能够表现开放,也最能反映“开放”的方向。殖民帝国自西班牙、葡萄牙衰落之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前后相继,伴随着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建立,以及美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义的资本输出、金融掠夺和战略操控,英语以一种“世界语”的身份称霸全球。学英语正是标志着某种“开眼看世界”的姿态的出现,而其观照的世界绝非第三世界的各个受压迫民族,而正是这个代表着“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先进文化”的帝国主义世界。开放,言外之意就是以前“闭关锁国”了,以前,支援亚、非、拉人民脱离殖民体系的解放事业,以及那围绕解放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支援和政治支援,显然没有被人认为是“开放”。恐怕因为那种开放不光不赚钱,而且还会赔钱。如此,为了重新融入那个“正确的”世界,为了像有钱的世界“开放”,我们必须学会英语。来看望李晓霞的徐志伟,也要用英语和她问好。在二人简短的打情骂俏中,我们看到徐志伟假装忘记了“Glad to meet you”这句英文的回话,进而从自己的背兜里取出了一本《英汉词典》,送给李晓霞。准备走正轨的姑娘如获至宝,她在谈起书的价格的时候,一种时代风气便显现了出来:买一本《英汉词典》不仅是需要花六块钱的事,而且要排队整整一晚再加一个上午。一开放,人们看世界自然如饥似渴。因为怕耽误李晓霞学习,徐志伟没有叫她跟自己一起去排队。学习成为了准备参加高考的孩子的全部,正像今天一样。而这样的现象在当时,已经被视为最健康、最正确的了。

  徐志伟和李晓霞的爱情,如今就表现在帮助学习这件事情上。这样的爱情,相比之前的轻轻一吻,已经是充满社会意义的了。男孩不仅给女孩送来了《英汉词典》,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半导体录音机,为此,他自己连音乐欣赏都暂时搁置了。同时,徐志伟还托人去录制了英语讲座磁带。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社会局面的起始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独立自主、有独立主权的国家里,在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上学还是找工作,都离不开对外来的、美国人的英语的掌握。进大学要通过英语考试,读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英语比专业占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上后来的职称考试和出国留学,似乎不懂英语就无法治学,也无法参加任何工作。由此发展下去,兴许在中国研究元代北杂剧,也要找一套翻译成英文的剧本来读,才好显得更加专业了。而在我们看到的剧作所表现的时代风貌中,自然还没有这么荒唐,人们努力去学习英语,除了和前述“世界”接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的之外,最直接的,可能还是把这么个新鲜玩意当成自己考大学的一个进身之阶、一个砸开了门就可以丢掉的砖头。

  在这个充斥着英语和围绕英语展开的爱情的场面中,我们看到了“健康”、“正确”,但未必感觉多么舒适。残酷的竞争开始肆虐,社会的保障开始萎靡,个人的前途开始趋向单一;这个社会图景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还好在七十年代末,人们还没有完全忘记陶冶情操:徐志伟还送了李晓霞一盘音乐磁带,并且告诉她音乐对于学习的意义,在音乐中,有青年人的学习、劳动、战斗和爱情。说到爱情,二人就又开始打情骂俏了,而其中突然出现的一个小插曲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李晓霞充满爱意地刮了徐志伟的鼻子一下,徐志伟欲“报复”,于是二人在房间里开始追着打闹;最后,李晓霞无意中说了一句“稀罕稀罕”你,导致欢乐的场面一下子陷入痛苦的阴郁。这句话是一句“流氓语言”,和之前的英语形成鲜明对照,这再一次表现了两个世界的水火不容。它不仅划分出两类不同的人,有正有邪,而且还赋予两类人以不同的语言体系,有高尚有卑劣。这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壁垒,慢慢地,人与人之间的壁垒就不仅仅建筑在守法者和非法者之间,也会建立在不同阶级之间;这壁垒森严残酷。萧伯纳曾经作剧《匹克梅梁》,让一个卖花女学习上流社会的贵族口音,结果把蒙蔽了真的上流社会人士。这就是对语言上高低贵贱之分的讽刺,也是对社会壁垒的辛辣抨击。当然,在我们的《救救她》之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既然语言上的壁垒源于社会上的正人君子和犯罪分子的壁垒,那么,这个壁垒是绝对安全的。看着突然阴郁起来的徐志伟,李晓霞也“痛心疾首”了,她苦恼地承认自己说出流氓语言是个错误,并恳请徐志伟原谅。

  爱情的力量是可以消弭一切间隙的,徐志伟原谅了李晓霞,也慢慢地重新高兴起来。但其母徐静和宋洁珍突然回家,下一个场面中二人的对话,让我们看到那个会说“流氓语言”的李晓霞,仍然和不会说“流氓语言”的徐志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李晓霞遭遇的道德流放,让我们看到了巨大的不公平,但同样,社会在她的伤口上树立了权威。

  徐静一上来便提醒自己的儿子要去单位排练,徐志伟跑出去的时候落了自己的小提琴。丢三落四是这个男孩的一大特性,上次是围巾,这次又是小提琴。徐静发现了小提琴之后,李晓霞就说要去追上他;谁承想徐静对孩子冷冷地说了一句:“不用了。”排练绝对不能没有小提琴,这句话非常不合逻辑;实际上,徐静是带着对李晓霞如避鬼魅的偏见出现的。两个母亲一上场,正好看见孩子们准备十分健康地牵一牵手;虽然这个行为很健康,但两个孩子一看到母亲离开了,还是急忙分开了。然而,这份感情仍然出现在徐静眼前;待宋洁珍允许李晓霞拿着小提琴跑去追徐志伟的时候,徐静就开始和宋洁珍商量孩子的事了。

  在徐静看来,李晓霞这样一个进过少管所的孩子,这样一个失足青年,不应该再和儿子交往下去了。她辗转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层混账意思,而后就要求宋洁珍今后不能再去欢迎徐志伟,以此来让两个孩子分开。她回忆,徐志伟的父亲已经被定为了反革命,也判了无期徒刑,为了让儿子脱离反革命家属的关系,她才选择和丈夫离婚。因此,徐静说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女人,一生只求徐志伟安定平稳;言外之意,就是让李晓霞这样的坏孩子,离她家的儿子远一点。这样的说法得到了宋洁珍的谅解,也被视为“母爱”。如果我们能跳脱出这种围绕“母爱”的不可理喻的思维,便能看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徐志伟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为了和丈夫、和父亲划清界限,徐静和他离婚,“许志伟”改姓了母亲的姓氏成为徐志伟。这个往事被写成了一种政治压迫的结果,似乎这一切都要怪那个把人打成反革命的时代了。首先,反革命罪名是否成立,这是不是一个冤假错案,需要不需要平反呢?今天,只要提起“反革命”这个罪名,人们第一反应就是:某某人倒霉,被安上了这个罪名,受到了错误的冲击;仿佛一个国民党搞破坏的特务要是在当年被打成了反革命,今天也应该平反了。其次,就算徐志伟的父亲受到了政治压迫,陷入了冤假错案,那么,徐静的态度就有那么正义吗?听她的意思,如果不是为了孩子的“前途”,自己就不会跟丈夫离婚;如果我们站在徐志伟父亲的立场上去看的话,这伟大的母爱背后,又包含有多少自私自利的背叛呢?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主要研究的东西;只是今天看来,每个人都以受害者的姿态去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运动,实在是一个寡廉鲜耻的事情:对政治运动或“四人帮”的咒骂,代替了其自身的道德反省,更代替了客观公正的历史分析;这无疑是一个不堪入目的群像。

  我们需要关注的,自然还是李晓霞和徐志伟的问题。无论对李晓霞的偏见和提防有多么不合情理,但这种排斥毕竟可以发挥自己的负面影响。在管教所中几乎要自杀的绝望的孩子,好不容易被老师接了出来重获自由,又好不容易才得到了家庭的重新接纳,这一次,又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自己自私自利的“母爱”,超越社会的精神判决,去给这个孩子内心的敏感和脆弱以一丝一毫的照顾。爱情本是李晓霞“学好”的路上,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今,爱情就要被活生生地逼出她的生活了;出于一己之私,徐静要把李晓霞重新推入无法得到信任、原谅和爱护的悲惨世界。出于诡异的“母爱”,宋洁珍又一次准备充当“帮凶”了。

  但这一次,这个当母亲的明显知道徐静的要求对自己的女儿意味着何等不公平的伤害。李晓霞回来之后,徐静要拉她一起去医院上夜班;但宋洁珍看不知情的女儿一眼,便决定让徐静先走,自己先来和女儿交流。她刚刚在跟徐静说,两个母亲要相互谅解,母爱有无私的一面,也有另一面。这样的说法意义有些含混,但我们仔细体会就会发现,宋洁珍的意思是母爱有无私的大义,也有制造伤害的不义;徐静的要求,是逼着宋洁珍对女儿去进行不义的伤害,那么,如果宋洁珍在行动上谅解徐静的偏见和顾虑,那徐静也应该谅解宋洁珍在心里对自己保留的一点点“不谅解”。这就是母爱的两面性和母亲之间相互谅解的含义。

  可怜的李晓霞看着徐姨对自己的莫名的“客气”,也看到了她走之后母亲面对自己时的阴郁。她问妈妈怎么了,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甚至还搂住宋洁珍的脖子,以此表示女儿的安慰和亲昵。殊不知,这样的乖巧只会加重宋洁珍的痛苦,她无可奈何地拉住了女儿的手,然后说:“晓霞,往后就别跟志伟来往了。”母亲的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李晓霞是再也意想不到的,她急切地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呀?”宋洁珍在一开始,当然不能告诉女儿实情,只好掩饰地说是怕耽误学习;而李晓霞拿出了徐志伟的词典和电唱机,以求打消母亲的这个“顾虑”。然而,没想到宋洁珍态度更加强硬,表示不许徐志伟再到家里来,来了就赶出去;如此一来,李晓霞心里更加着急,也更加迷惑了;她进一步要求母亲做出解释,而宋洁珍在一时间又想起了一个借口,说是不希望女儿把一个反革命的儿子当作男朋友。这个理由更加说不通,因为长久以来,宋洁珍也不是不知道徐家的事情,却一直是喜欢徐志伟的。越来越着急的李晓霞在不依不饶地追问着母亲,宋洁珍也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来要求孩子们分手了。这个当母亲的听女儿指出自己本心喜欢徐志伟之后便说道:“可现在……”她自然而然地欲言又止了,因为她清楚自己要说的话会给女儿带来晴天霹雳。无奈李晓霞还在追问,家里人要阻挠她的健康的爱情,她当然要追问:“现在他怎么了?”到这一步,她还没想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开场时那个念英语、努力学习的女孩,似乎已经历尽艰难,终于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对她来说,母亲刚刚找的理由是徐志伟的家庭出身,因此,她自然要问“他”现在怎么了,“他”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母亲不再喜欢他了。谁知,被逼到死角的宋洁珍最终说出了问题的真相,一个让李晓霞如雷轰顶的真相:“现在你不是从前的晓霞了。”

  在剧作中许许多多个催人心肝的场面中,再也没有比李晓霞听到母亲这个话之后的表现更令人心痛的了。她在突如其来、没有征兆的打击下震惊了,她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的眼神凄楚地望着母亲,然后问道:“妈,你不相信我一定能学好吗?”还没有等宋洁珍做出一个解释,李晓霞便用一种淡然的口气去问她:是不是徐姨来说了什么。尽管宋洁珍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掩饰,但李晓霞已经了然一切,不需要再谈下去了。她心里清楚,正是自己过去的错误的余毒发作,正是精神上的宣判在她离开负责惩罚的管教所之后,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决心和努力,总是无法改变自己在人心中的画像,而这个画像的作者正是剧本中无悬念、无争议的绝对正义,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全部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表现为法制,同时又深深浸透人们的灵魂;它告诉我们谁好谁坏,该去喜欢谁、讨厌谁。没有人怀疑它的选择,好学生和小流氓的区分不是合情合理、天经地义的吗?然而,一切的社会评判都要把人世万象的具体情境抛开,机械、粗鲁地对人进行划分,而后产生判决;正如古代的墨刑。小的异端会被刺在脸上,大的异端会鄙弃社会秩序对人做出的判断;小的异端会被社会压迫直至灭亡,大的异端会造就艺术和革命。如果我们认为《救救她》不仅不能问鼎伟大,而且无法被称为优秀的作品;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一些情感逻辑的扭曲,或是一些思想探索的浅陋;在这些表面现象背后,一直贯穿着一种毁灭性的推动力,那就是艺术对社会秩序的彻底臣服。一个光明的时代,一个重建法制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个判断让应该反思、应该警醒的问题,都沦为一种站在所谓“新时期”的立场上的庸俗的训诫。从李晓霞的经历来看,剧作的矛盾一直难以解决:一个本质上“好到极致”的姑娘,凭什么理所应当地接受社会的批判与惩戒?凭什么这些几乎泯灭人伦的粗鲁的精神放逐,一直要被视为“可以理解”或者“可以谅解”的行径?剧作严格划分敌我,严格划分黑白。“四人帮”是敌,新时期是我;当流氓是黑,考大学是白。凡此种种,问题的本质,都不在这种划分的行为本身有没有政治正确性,而在于该不该根据这种笼统、抽象的划分去设定具体的人物形象,该不该根据这种最简单、最表层的社会政治问题去操纵人物的情感、左右人物的命运。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谬误,才导致这样一个建立起细腻意象的艺术作品沦为慷一时之慨的宣言;正是因为这种根本性的肤浅,才导致剧本用所有具体形象来努力地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往往沦为教条。

  李晓霞此时此刻的遭遇正是一种教条,它提醒所有人千万不要犯罪,否则,就算你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坚定不移,你的回归主流社会的道路也会充满艰难险阻。刚才我们再现了剧本许许多多这样的场面,其中人物的动作称得上是形象化、具体化的动作,通过这些动作,剧作本应该有能力去探索人物内在世界的更加丰富、更加玄渺的情感层次,以此来讨论更加深刻的思想意蕴。可惜,这样的教化成为了每一个场面中动作意义的终点。受到母亲的打击之后,李晓霞一时沉默无语,待到宋洁珍告诉她:妈妈心里也一样感觉到侮辱的苦痛;这时,她的眼泪才夺眶而出,所有的委屈表现为妈妈怀里的一场痛哭。这时候,我们希望看到剧本停下来,让人物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或者回忆过去的错误和改正的努力,或者产生新的自我省悟,哪怕是去鸣几声不平,放眼看看自己险恶的未来。可惜,这些都没有出现。剧作让宋洁珍对这次严重的伤害做出了“总结式发言”:“晓霞呀,这能怨谁呢?就把他忘掉吧,静下心来发奋地学习吧。”的确,这应该怨谁呢?伤害李晓霞的人就因为李晓霞也确实进过少管所而获得了“谅解”,李晓霞本人虽然犯过错误,但她也的确在做出努力去回归正轨;如此一来,能“怨”谁呢?于是,人物内心似乎也就真的没有任何“怨”了;她需要做的,不是表达自己磐石蒲苇的爱恋,不是努力挽救自己的恋情,不是质疑人们对自己的隐性判决,而是继续用尽全力地回归正轨,希望得到正轨的重新认可,那就是“发奋地学习”。

  在李晓霞的“点头”的动作中,我们知道,又一个可以去深化一番的场面衰亡了。也许剧作家也知道我们会为此心疼,于是安排了宋洁珍去上班、李晓霞独自一人的短短的过场。她把词典放在自己的心上,回味着妈妈让她忘记徐志伟的话。爱情能那样轻易忘掉吗?晓霞喃喃自语道:“人什么都能忘掉就好了,那我的过去不也能被忘掉吗?”尽管我们不满足于这样乏力的自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剧本中一个曼妙的人物动作。它表现了李晓霞内心的一点点不平之气,表现了她对自身处境的洞见,那就是:她的灵魂已被判处死刑,美好的未来已经成为奢望,只有千古遗恨常伴终身。可惜的是,这里的不平也只有那么“一点点”,因为,像李晓霞这样一个本质上的“好学生”,怎么可能不接受社会的规训与惩罚呢?因此,社会的正义吞并了早应该泛滥的悲愤和委屈,也吞并了爱情遭遇强大阻隔时人有可能产生的癫狂;取而代之的,又是社会秩序的胜利。我们继续往后看,就发现之前第二场戏结束时的那种“突发事件”又一次出现了;它改变了人物的命运。此时的突发事件,正是要为李晓霞刚刚经历了打击的内心世界做出精确的注解。也许这个注解可以是她自省之时产生的悲哀,也许这个注解可以是对“灵魂被判死刑”这件事的重新反思。依照前者,应该看到徐志伟的重新出现,并且和一个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开始畏惧爱情的李晓霞产生碰撞,以此表现打击造成的悲剧性苦难;依照后者,却应该看到李晓霞努力回归正轨时的切实的成绩,或者是她那份“善良本性”的再一次淋漓展现,以此表现打击她、鄙弃她的行为是何等不公平。

  可惜,二者都没有出现。这一场最后的突发事件,为之前李晓霞的心境做出了全然不同的注解。这个注解没有完成情感世界的深刻开掘,也没有完成对之前被“谅解”了的“母爱”的剖析和反思;这个注解,反而是去印证了徐静那种排除异己、保护儿子前途的“母爱”的合理性。这里的突发事件是:“草上飞”前来骚扰李晓霞。我们先不去展开再现这个场面,但看这个事件造成的印象是什么。一个流氓嚣张地回来找李晓霞纠缠,这说明李晓霞并没有摆脱自己的过去,并没有彻底摆脱她自己希望忘记的过去;最起码,一定的社会关系还可以随时进入她的生活,并且勾引她重新走上当流氓、违法犯罪的道路。由此观之,徐静对她和徐志伟的恋爱关系的担忧,一下子充满了合理性,一种明显的残忍的精神判决,也一下子就变成了的确可以得到“谅解”的正确判断了;因为,李晓霞和流氓还是藕断丝连的。

  得到了印证,获得了正确性的,当然不仅是徐静的偏见,更重要的还是那个把人们放在一个标准下肆意评判的社会。在此,我们要看一看“草上飞”究竟是怎样出现的。这个流氓突然潜入了李晓霞的家,从身后抱住了她。练过武术的李晓霞自然很轻松地挣脱开来,回头去看的时候,才发现是这个“旧相识”。“草上飞”骂骂咧咧地坐到了地上,一看到李晓霞的严肃的态度,他习惯性地上前去挑逗,反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距离。他嘴里说着流氓语言,诸如“借个斗试试”这样的话已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他一边说着,一边想要伸手去碰李晓霞的下颏,却被她严肃地搪开了。李晓霞对他保持着极大的警惕,而且还有发自内心的厌恶,她骂“草上飞”是流氓,但这个闯入者却没有明确地意识到“两个世界的距离”。他告诉李晓霞,自己来看她,是因为她被警察逮捕、进少管所的时候,没有把其他流氓供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也是剧本最后设计的一个大矛盾:李晓霞这么“够意思”,更能说明她没能完全从流氓团伙中脱身。但是,她的态度却又是决绝的:她让“草上飞”离自己远一点。然而,从她的用语来看,那些熟悉的流氓语言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草上飞”看李晓霞如此不友好的态度,于是就搬出了流氓集团的头目“地包天”,说是这个“地包天”让他来请李晓霞去“摔盘子搬山”、“洗尘压惊”。当李晓霞又决绝地告诉他自己没时间,并让他去转告给“地包天”的时候,“草上飞”发现她是要“洗手摘钩”了。这些黑话在今天理解起来有些困难,但通过语境可以明确大概。“草上飞”强调李晓霞不可能脱离流氓团伙,也就是说她的手“洗”不干净。李晓霞反驳说,自己的手“没往别人兜里伸过,没上过托,没橹过杆,没压过疙瘩”,完全可以洗干净。她这段黑话含义晦涩,第一点似乎是在说自己没偷过东西,后面几点却不好理解。但我们可以明确一点,那就是,李晓霞实质上没有犯过太严重的罪。但是,“草上飞”却点破了她的根本束缚:“可你那是跟‘地包天’拉过的手。”这样一重隐含的关系突然被揭露了出来,李晓霞似乎和“地包天”有过不正当的亲密关系。进而,“草上飞”又指出:李晓霞不仅知道地包天的手,也还知道别人的手。意思就是,她掌握这个流氓团伙的整个犯罪情况。李晓霞为了远离这些人,于是让他们放心,意思是自己不会去告发他们;但凶狠的“草上飞”却说,要想“放心”,只有放了她的血、灭了她的气。李晓霞自恃有武艺,当然不惧怕他的威胁,但“草上飞”扬言:“会武术也怕背后捅刀子。”于是,李晓霞便警告他:如果把她逼急了,整个流氓集团都会完蛋。没想到,这么个凶狠的流氓竟然拿徐志伟来威胁她,说是如果李晓霞不肯就范,就要去徐志伟的单位贴小字报。其意思无非就是用李晓霞犯错误的经历,以及她和徐志伟的关系,去单位毁了他的前途。这样,李晓霞才真的“神情失措”了:她刚刚遭遇了徐静和母亲的“排斥”,而今,有人要把她对徐志伟可能发生的“连累”付诸行动,这怎能不让她恐慌呢?“草上飞”终于抓住了李晓霞的这个“软肋”,于是就要求她去那个“老地方”,也就是回到“地包天”一伙当中。

  这时的李晓霞又不肯轻易地回到罪恶的黑暗中,又害怕徐志伟真的受到伤害。于是,她没有跟着“草上飞”走,但也不知所措地沉默了。急切的流氓掏出一把刀子插到桌子上,来催促李晓霞赶紧跟他走。这一个嚣张的动作激怒了姑娘:她动手抓住了“草上飞”的手腕,一番搏斗之后便将之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而后,她把刀子掼在地上,让这个流氓赶紧滚开。“草上飞”被她逼着蹭到了门口,谁知他又掏出一把火药枪对准了李晓霞,威胁要把李晓霞的“盘靓叶子活”打成瞎子,打成麻子。面对这种严重的威胁,李晓霞也束手无策了;而就在她不得不跟着“草上飞”离开的时候,方媛老师来到李晓霞家里。老师一看到这一幕,急忙喊人来抓坏蛋。谁知“草上飞”扯断了电灯开关,想在黑暗中夺门逃走;方媛却抓住了他的后衣襟。情急之下,“草上飞”竟然回手朝着方媛老师的脸上打了一枪。

  这么一个“热闹非凡”的闹剧,就是一个新的突发性事件。它把人物的命运推向了新的波澜,也暴露了李晓霞的“过去”还有许多没有妥善解决的遗留问题。我们相信李晓霞的心,也看到了她的行动;但所有遗留问题,都必然导致“拯救”这个行动的曲折。从她和流氓的谈话中我们发现,她的经历还保留着许多秘密。她没有背信弃义,没有主动供出流氓集团,这个选择将成为她追求自身前途的阻碍。除此之外,还是要回到我们之前的分析;这个事件的性质,总结起来就是暴露李晓霞过去的阴影。而这样的性质,却导致前两个场面中李晓霞受到的不公正的精神判决有了合理性;而精神判决的合理性就是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如果说,遗留问题构成了李晓霞脱身流氓集团时的障碍,那么,它也构成了李晓霞面对社会秩序时的保留。这个保留肤浅地停留在事实层面:李晓霞还没有将流氓们出卖给秩序。对于一个正在逐步树立自身的强大权威的社会秩序而言,个体从心里接受自己,也从行动上支持自己,本已经获得了某种满足;但是,就是这一点点保留,它也绝对无法容忍。它必须让李晓霞为自己的保留付出代价,必须让她因为这种保留而在此陷入困境。这就是剧本最后三场表现的内容:李晓霞在困境中放弃了这种保留,并因此真正为社会秩序所接纳。人物的内在世界的问题,基本在前五场已经写尽,后面就是遗留问题的揭露和解决了。

  第六场戏发生在方媛遭到枪击之后几天之后的医院中。李晓霞和徐志伟路过医院的小型花园时,她突然眼前发黑、身体打晃、脚步蹒跚。这种身体状况的出现,正是对以往的一个遗留问题的揭露。当然,剧本对李晓霞重新沉沦之危险的表现,不仅仅是对这个重大事件的揭露,它还设计了一些细节动作,让这些动作和第五场念英语时的光明形成对照。努力学习英语的李晓霞,和一个渴望重新抽烟的李晓霞形成了对照。她拒绝了徐志伟给她挂号检查的提议,二人坐到石凳上休息了半晌;徐志伟希望让她坐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于是自己拿火柴点了一支香烟。李晓霞告诉他,自己也想吸烟,而且这几天特别馋烟。徐志伟有些怜悯地把香烟交给她的时候,又提醒她抽完之后去漱口,以免方媛老师闻出烟味。一听到方媛老师,李晓霞却忍住烟瘾,把划着的火柴吹灭了,而后又将香烟放了回去。这种对方媛老师的高度重视,正是因为李晓霞深知,老师被“草上飞”打伤的事件,和自己直接相关。

  李晓霞突然对徐志伟提起,让他自己去看望方媛,而她则在此等着。而当徐志伟告诉她一定得去的时候,李晓霞便说,自己不愿意来到两个母亲工作的医院,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害怕徐静看到他们在一起。徐志伟急忙说道:“希望你不要怨恨我妈。”并且要求李晓霞理解自己的“痛苦的妈妈”。而李晓霞自然没有去怨恨徐静,只道是怕让徐静伤心。她说,自己不欢迎徐志伟的帮助,但徐志伟认为,那是自己应该做的。他回忆起李晓霞在自己被打成了反革命家属,遭到疏远和歧视的时候,却得到了李晓霞的安慰、帮助、亲近;又回忆起自己给报社写的那封信,当时是李晓霞站出来独自承担了罪名,而后才导致她被学校开除,而他却得到了保全。在此,两个时代的秩序发生了碰撞:我们看到徐志伟受到疏远和歧视的时候,李晓霞没有放弃他;因而,今天李晓霞也受到疏远和歧视,徐志伟也要坚决给她帮助。但是,两种来源于社会评判的“疏远和歧视”是完全不同性质的:前一种已经被彻底地妖魔化了;人们认为,在当时受到政治冲击,被打成反革命,其背后的社会评价系统是绝对错误的,是需要“平反”、“翻案”的;进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异端被视为英雄行为,李晓霞去亲近一个反革命家属是绝对正义的,人们疏远和歧视徐志伟是绝对不义的。而后一种则不然,它已经被绝对权威化了;包括徐静在内的一切人,施加在李晓霞身上的“疏远和歧视”被视为需要理解、需要谅解的;进而,李晓霞的错误被盖棺定论,徐志伟出于对她“善良本性”的判断而给予她的一切帮助,也都变成了带有很大施舍性的挽救行动。我们注意,李晓霞当年若是亲近徐志伟,决不带有挽救一个“反革命家属”的态度,而是带有反对社会评判的态度;而今天徐志伟去亲近李晓霞,其态度首先在于承认社会对李晓霞的错误做出的评判,而后就是出于爱情或是出于感恩的挽救和帮助。同样,这一切看似是理所应当的:徐志伟是受到爸爸的连累,而他爸爸的罪行又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谬误;而李晓霞是自己当了流氓。但是,这样的设定本身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需要看到艺术在处理历史材料时的绝对自由,也需要看到每一个作品中,作家为什么选择“这样”而不是“那样”去处理材料。其实,作品不能把徐志伟父亲的罪行具体化,不能把徐志伟处理成曾经误入歧途的孩子,就是因为作者要去批判“文革”、批判政治运动;同时,树立“新时期”光辉、完美的绝对正确的形象。提起政治运动中的冲击,作家没有选择去写人民政权合理合法地维护自身的情况,却要去单提出一种错误的“父债子偿”的政治运动谬误的情况。这就无法掩饰其中的政治性了:抹黑一个时代,颂扬另一个时代。假如徐志伟的父亲是一个投毒害人的社会反革命呢?假如徐志伟也曾经当过流氓而被李晓霞和全社会挽救了呢?如果这样去写,作品的政治功利目的也许就会削减不少。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却天然地同情历史上的“反革命”们,这恐怕就是新时期政治规训的结果了。一段历史被出于某种目的“全面否定”,然后就不再争论了。这确实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规训,长此以往,一种偏见变成了一种无需论辩的公理。

  听着徐志伟的回忆,李晓霞也强调,那些自己给予徐志伟的帮助,也都是应该做的,而现在,她坚持拒绝徐志伟的帮助。而且她说这是因为要避免徐志伟失望,甚至遭毒手,做出无谓的牺牲。听到她这样说,徐志伟就立马紧张起来。李晓霞告诉他,不光是他会因为帮助自己而遇到危险,而且所有的帮助对她而言也没什么意义了。她说,也许就在徐志伟帮助她回归正轨的路上,她就会被人打成瞎子和麻子。这样的说法正是因为“草上飞”等人的重新出现,但徐志伟是不知情的。他马上害怕了,就问李晓霞到底做了什么,还要求她去公安局自首。他意识到一个严重的威胁在阻碍李晓霞的进步,于是就告诉她,如果不去报告,她会被“他们”害死的。徐志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但知道“他们”一定存在。

  在此,李晓霞没有选择告诉徐志伟实情,也没有选择听从徐志伟的话去寻求帮助;却是选择了对男朋友进行掩饰,直到他半信半疑地跟着她去给方媛老师买东西。至于李晓霞隐瞒真相的原因,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她跟徐志伟的恋爱关系。她要保护自己男朋友的安全,因此不希望他卷入和流氓集团有关的斗争;她决定自己去面对残酷的命运。另外,李晓霞隐瞒的事实的性质,过去的经历对她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是一个男朋友所无法接受的。看到后面我们才知道这一点。但是,李晓霞为什么不相信警察、不相信社会呢?什么情况束缚着她的行动?这个隐秘的原因必须到整个事件完全揭露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明白。

  就在李晓霞和徐志伟离开去买东西之后,扮装成清洁工的杨华出现在医院的花园里,而随后,脸上和手上裹着纱布的方媛上场。杨华给方媛指了指二人离去的方向,并且要求老师等李晓霞回来之后好好与她谈一谈,问清楚拿火药枪打人的究竟是谁,从而挖出整个一伙人。如果方媛问不出来,杨华就要她放松对李晓霞的管理,自己则通过对李晓霞的跟踪来破案。进而,杨华提出,为了保护徐志伟,要限制他的活动。正说着,徐静就紧张地出现了,她家的窗户刚刚被人打破,而且扔进了一个威胁的纸包,上面画着一把火药枪对准了一个小提琴形象的漫画头像,意思就是用火药枪伤害徐志伟。杨华把吓哭了的徐静带到了保卫科,自己最后又返回来再次向方媛强调:一定要留住徐志伟。两个孩子回来见到了方媛,于是她要求徐志伟把买来的罐头送回自己的病房,并且让徐志伟不要离开病房,一直等到自己回去。

  如此,方媛便制造了和李晓霞单独谈话的机会。她问李晓霞,看着自己脸上的纱布,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要对老师说的。而还没等李晓霞开始含糊其辞,方媛便单刀直入地问她,究竟是什么人开的枪。谁知,李晓霞不断地谎称自己一无所知,不知道是谁,不知道他要叫自己去哪里,甚至不记得他穿着什么衣服。方媛清楚,这些都是谎言,于是就问她还想不想学好。她告诉李晓霞,这些流氓不会让她学好,希望她能跟老师说出实话。但是,无论老师怎样逼问,李晓霞还是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伤心的方媛只能选择放她走了。而就在李晓霞痛苦地转身跑下的时候,方媛让她站住,让她回过头来再看看自己脸上、手上的纱布。刚刚见到老师的时候,李晓霞就为她的伤口深感痛心,甚至希望那一枪打在自己脸上。这时,回过头来面对老师的她,又一次痛哭失声。随后,杨华上场,拿出了那张威胁徐志伟的漫画来给李晓霞看,终于攻破了她的心理防线。她发疯似的下决心要揭发这些流氓。在她的述说之中,我们看到了她一开始坚决不愿揭发的原因。原来,她仅仅是害怕,害怕流氓“嫁祸”于她,害怕流氓打击报复。没有什么内心的道义,没有什么特殊的道德标准,也不是因为对社会主流的不信任,只是害怕流氓而已。实际上,如果描写李晓霞内心对社会的灰暗和失去信任,描写她经历了官僚压迫、家庭抛弃、精神流放之后,感觉任何人都难以信靠的心理,应该会比目前的写法更加深刻也更加合乎逻辑。但是,同样是因为某种特定的政治意义必须得到突显,所以,责任必须都归到流氓身上。是流氓有某种特殊的能力来威胁李晓霞,所以她才不敢揭发。但是,在事实上,这并不合乎逻辑。李晓霞遭到“草上飞”的威逼,已经是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就算她不揭发,流氓也不会让她好过;因此,面对方媛的逼问,她仍然选择不说,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或者,我们站在流氓的角度上去看,李晓霞已经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她也并没有对他们背信弃义,没有做出有损他们利益的事情,因此他们不该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却是为什么要对李晓霞穷追不舍,不肯放过呢?

  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李晓霞在准备揭发的时候突然昏迷,站起身来的时候又一阵晕眩。于是,方媛让杨华先到楼道里等,自己陪李晓霞坐下。这时候,一个秘密被揭露出来:李晓霞告诉老师,她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遗留问题。

  李晓霞和流氓团伙有着怎样的关系,她又为什么会怀孕,怀上的是谁的孩子;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提出,我们只能通过前面的信息猜到一二。而在揭露这些事实之前,剧作开始了下一场戏:几天之后,在方媛的家里,李晓霞在用力地洗衣服,脸色阴郁,仿佛希望用劳动来减轻自己的痛苦。老师一来,她就把洗衣盆推到了一个不明显的地方。在方媛上场之前,我们就听到了她欢快的喊声,原来,李晓霞写了一篇很好的作文,让老师为之兴奋。方媛的赞扬让李晓霞百感交集:对于一个遭到精神判决的孩子而言,似乎早已忘记了被赞扬的感觉。其实,这篇作文写的就是整个戏剧的总的主题:个人的命运与党、国家、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结的;在“四人帮”时代,国家前途渺茫,个人也前途渺茫;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国家得到了拯救,个人也得到拯救。剧本正是希望通过李晓霞个人的堕落与拯救的经历,去表现“四人帮”时代的万恶,以及新时代的完美;万恶的时代让她犯罪,万恶的时代造就了对她苦苦相逼、不允许她走入正轨的坏人;而完美的新时代赋予了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想。这种剧作形象与历史政治的彻底锁定,以及这种历史政治观念的浅陋,就是全剧无法酣畅地表现人物心理层次的原因。简单的锁定是僵死的,更何况这种简单的锁定并没有深入细致的历史分析、政治分析,有的只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笔者一直在叹惋,一个创造出了细腻动作的作品,因为被这种简单粗暴的是非所左右,进而沦为话剧史上的昙花一现。

  然而,剧中兴奋的方媛甚至背下了这篇作文中的精彩段落,还说这些政治判断都是个人的肺腑之言。实际上,这篇作文完全没有李晓霞个人的具体感受和具体感动;她没有记录下趴在铁栅栏门上听小提琴时的感受,没有表现自己遭到人们的排挤和不信任之时的感受,也没有写到自己回头望着方媛的纱布时发生的情感体验;而这些都是剧本给我们展示的强烈的情感瞬间,真正的肺腑之言,至少应该是对这些瞬间的体验与表现。这篇作文只是一些政治口号,一些没有任何形象性的是非判断和宣言。也许,七十年代末的观众真的会为之兴奋,但想必到了今天,它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感染力。从方媛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年的观众:他们是天真可爱的人们,满怀理想和希望的人们;只有再过几十年,他们才有可能更加清楚,粉碎“四人帮”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历史,而“新时代”究竟有没有那么完美。

  就在方媛兴奋地走来走去的时候,她突然看见李晓霞在洗衣服,于是大发雷霆。这也是方媛在剧本中最生气、最失态的一场戏,她不允许李晓霞“在这种情况下”洗衣服。而这个情况,应该就是指李晓霞刚刚做了堕胎的手术。当然,这里方媛的失态,也是塑造这个圣人形象的手法:她自己受到严重伤害的时候都不发火,甚至还说年纪大了,脸上留下疤也不怕;但是,她却为李晓霞伤害自己的行为发火了。李晓霞吓得哭了起来,而方媛看到孩子害怕了、认错了,就赶紧抱着她哄,师生二人热泪交融。剧中有许多如此矫揉造作的感情描写,越到最后就越多,这一笔算是其中比较严重。李长海来到老师家,他拄着一个拐棍,以表现身体状况。这么长时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孱弱的老头。就像剧本逼着我们理解、谅解徐静一样,现在,我们被要求对李长海给予同情,并且理解他抛弃李晓霞的行为。没办法,谁让那惩办李晓霞的社会充满了正义呢,谁让李晓霞毋庸置疑是犯了错误、堕落了呢。方媛告诉李长海,孩子的错误不能仅仅视为孩子本人、家长,或是老师的耻辱,应该看作是“四人帮”造成的社会耻辱。她说到:“这十几年来,教育受到破坏,道德被践踏,孩子失去了理想,看不到前途,难免走上歧路,这已经成了严重的社会现象。”这样一番社会现象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只是我们想要知道,具体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教育受到破坏”,想必“四人帮”或许是带着高校去唯利是图地搞产业化了,或者放开了意识形态正确引导,以致教育开始宣扬竞争社会资源、个体无限膨胀的虎狼之道;“道德被践踏”,想必“四人帮”时代或许是人情极度冷漠,每人以自我为中心,为实现个人利益将他人视若无物,或者是拜金主义横行,全社会腐败以至无所不为,甚至可以在食物这种基本需求上造假,为了蝇头微利就可以荼毒生灵;“孩子失去了理想”,想必“四人帮”时代的孩子们或许是一群精神已彻底麻木,用肆虐的物欲代替了崇高理想的生物,或许那时的孩子从小就要学会你倾我轧,或许他们笃信全社会都要用来满足个体的欲望,连他人都变成了他们实现一己私利的工具;“看不到前途”,想必“四人帮”时代或许已经出现了一批穷人的孩子,他们已被先富之辈的骄奢淫逸排挤得失去立锥之地,他们成为了两极分化中庞大而深陷苦痛的一极,他们用自己的被迫的沉默担负起一小撮人的灯红酒绿,进而他们也就“看不到前途”了。玩笑归玩笑,“四人帮”当然没有造就这些社会现象;这个政治事物在当年承担千古骂名,但相比后来我们见识到的“新时代”的行径,“四人帮”在当时对教育的破坏、对道德的践踏、对理想的阉割、对前途的埋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么,剧本究竟如何把“四人帮”和李晓霞的关系具体化呢?

  我们看到,“四人帮”时代,除了搞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导致李晓霞为维护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李晓霞的命运明明是毁在了流氓们的手里,却为何要归罪于“四人帮”呢?往后我们在往事的揭露中就会清晰地看到剧作的这个政治手腕:“四人帮”被等同于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在剧中表现为邱副主任,流氓头子最后又被设计成邱副主任的儿子。如此,受流氓头子欺负、被流氓集团控制,自然也要怪“四人帮”了。

  我们在第三节会展开分析,这套逻辑的第一步,也就是把“四人帮”时代视为官僚主义泛滥的时代,有着明显的历史谬误;就算一部分合于事实,合于表面现象,也需要进行深入辨析。而回到剧本中,我们看到方媛一边和李长海讲授着这套万恶归于“四人帮”的大道理,一边遥望着光明的未来,以此给李晓霞和李长海以鼓励和安慰。父女重归于好,李长海真的被真心地“理解”和“谅解”了。现在,他准备带女儿回家。而方媛却说,等李晓霞养好了身体,可以上学了再回家。于是,李长海就自己抹着感动的眼泪走了出去,却将拐棍落在了方老师家中。李晓霞想要把拐棍给父亲送去,但方媛说外面有风,没有让她动,而自己拿着拐棍追了出去。这种场面更迭的拙劣粗糙的手段在剧中多次出现,这一次的目的就在于,先让李晓霞一个人面对那个来为官僚跑腿的邵旭。方媛下场后少顷,邵旭就来了。

  原来,邱副主任的秘书委托邵旭科长来找李晓霞,替邱副主任给李晓霞送来了一百元钱和三十斤鸡蛋、十斤白糖、二十斤肉。在这个场面中,我们得知,李晓霞的怀孕是邱副主任的儿子干的;结合之前“草上飞”对李晓霞的说法,可以确定邱副主任的儿子就是流氓头子“地包天”。李晓霞坚决拒绝了邱副主任的施舍,自己进了房间,用力把门摔上了。这样的侮辱的确让人义愤填膺,然而,我们还没有明确邱副主任的意思。方媛回到家中,邵旭开始求助于她,希望老师能去做一做李晓霞的工作,让孩子把邱副主任的东西收下。而邱副主任送东西的意图却在于:希望李晓霞把自己儿子对她的罪行隐瞒下来。在当时,一个产妇才给供应五斤鸡蛋,而这个官僚,为了自己需要的和谐、稳定,“大笔一挥就是三十斤”。

  如果说邱副主任翻云覆雨的能量让人憎恨,那么邵旭科长的一副官僚走狗的嘴脸则让人恶心。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伤天害理,却仅仅因为是“领导”交办的,于是就要把它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来办。他听到方媛表示为难的时候,急忙用孩子的前途利益来诱导这个爱护学生的老师;他恬不知耻地告诉方媛,李晓霞将来有困难还可以去找这个大权在握的邱副主任,包括毕业之后的安排工作。听到这里,方媛便明白,邱副主任送东西的行为另有深意。邵旭则继续充当着无耻的说客,他看似站在李晓霞的立场上,实际上却是在为邱副主任和他儿子谋求那份混淆黑白、颠倒乾坤的“和谐”:“关于他儿子和李晓霞的关系问题,这件事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还是以不声张为好。其他的一些事情是不是也尽量的……”这句话暗藏着一种玄机,那就是说,如果李晓霞声张邱副主任之子把自己搞怀孕的事情,首先损害的是李晓霞自己的名誉;其引申一步的意思,却是一种不着痕迹的威胁。所谓其他事情,当然就是指他儿子其他的犯罪情况了。这种寡廉鲜耻的事情,方媛当然会直接拒绝;可邵旭却仍不知好歹,甚至将进一步的利诱放到了方媛本人身上:“方老师,邱副主任的秘书打听你的情况时,我把你爱人在下边抽不回城来的事顺便提了一下……”总结起来,邵旭的利诱无非就是那这些个人利益来诱使方媛放下自己的节操和良知,而其具体内容,却又与时代相联结。比如,找工作需要官僚的关系,从农村回城需要官僚的安排等等。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仍然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人们把工作、劳动分为三六九等。这个前提并不是一个公理,在此却被视为公理;方媛的丈夫当然要回城,回城比在农村劳动要好,李晓霞当然要尽量安排好工作,某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要好。这些判断构成了邵旭口中的“利益”。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只有在上述前提之下,这种利益才成其为利益;更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它们该不该成为个人利益,而不在于人们该不该利用这些东西去诱导别人“为虎作伥”。剧作希望我们把批判的视角转移到官僚主义这里:人想要回城、想要找好工作是天经地义的,进而,人们在回城和找工作等等情况下,其选择权利不应该掌握在官僚手里,人们的命运不应该被官僚左右。

  这种反对官僚主义的声音,和本戏开始时的事件遥相辉映。走向堕落的李晓霞想要利用官僚去实现个人利益,走向拯救的李晓霞拒绝利用官僚去实现个人利益。这种对照却反映了剧本的批判精神,那就是,官僚主义是一个需要消灭的现象,假如消灭了这些官僚,人们的个人利益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比如考试,而不在通过“利用官僚”这种办法去实现。在批判官僚的同时,剧本把一些个人利益的追求赋予了天然的正义感。而不正义的,只是那些利用手中权力,阻碍人们去追求的邱副主任之流。前面反复强调过,剧本为了批判一个时代、歌颂另一个时代,专门添加了“回城”、“分配工作”等等具体信息,让我们把批判官僚主义的矛头与一个时代死死地锁定在一起。这就构成了剧本的速朽性因素。其实,值得赞扬的,却是方媛的气节,抛开“利益”的实质内涵与政治判断,我们看到方老师义愤填膺地骂走了邵旭这个当权派的奴才。其实,正是邵旭这样的奴才,让官僚们日益骄横跋扈、肆意妄为;他们把一己私利当作唯一的人生价值,进而就要满足那些可以帮助他实现一己私利的官僚。而方媛的态度,则是一种令官僚们有所忌惮的态度;她要把道德、尊严、是非等问题凌驾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并且,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保全真理和正义的完满。邵旭在百般的利诱都付诸东流之后,便说了一句裹挟着淫威的话,他提醒方媛:邱副主任还会是邱副主任,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倒台。但是,方媛没有畏惧,反而爆发了隐忍的半天的怒火,痛斥了这个走狗对恶人的唯命是从,痛斥了这个当了科长,今后还有可能平步青云的卑鄙无耻之徒。

  若是抛开其具体内涵,这样对待当权派的态度是一种革命性的延续,也是“文革”希望锻造的国民性。可惜,就是在“文革”中,也还是出现了这么个邱副主任。上场的杨华警官前来找李晓霞了解情况,我们发现邱副主任竟然安排自己的儿子“地包天”去当了解放军。但是,这个流氓当然没有逃脱被逮捕的命运,他的领章和帽徽也被杨华带到了方媛的家里。因为李晓霞最终选择揭发,为了逃避惩罚,邱副主任不仅安排邵旭来利诱李晓霞,而且还把孩子送到了解放军。这等奇事让方老师不禁感慨:“军队都成了他们自己家的了。”在本文的第三节,笔者将会展开讨论这个有趣的问题:是制度或时代造就了这些败类,还是这些败类毁灭了好的制度?到今天,如果我们还简单地把邱副主任的滋生和“文革”的时代土壤紧密结合在一起,那历史将永远得不到客观的分析,而“官国”这个古老而腐臭的问题也将长存。实际上,正是这些历史现象才让我们更加确信:追求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官僚当家作主、不是先富阶级当家作主,更不是买办资产阶级当家作主,将是中国漫长而曲折的征程。

  在杨华和李晓霞的谈话中,我们终于得知了“地包天”的罪恶,以及李晓霞以往的经历。“地包天”是李晓霞在武术班的同学,因为下巴向前伸长的奇容异貌而被称为“地包天”;李晓霞只跟他发生过关系。在李晓霞冒充邱副主任外甥女而被拘留的时候,“地包天”让他爸爸打电话,把李晓霞放了出来;自己则开着小车去接了李晓霞,并且告诉她:早知道就该让邱副主任认下这个“外甥女”,上大学的事情也就成了。如此,就是利用自己的社会能量来施行诱惑。李晓霞偷偷从集体户的学习班跑出来的时候,“地包天”约她去看武术表演,李晓霞没有拒绝,就是因为想要利用他爸爸的权力,把自己的户口转到城里。“地包天”也答应了她,先去教她开车,然后帮她办汽车考票,这样才好介绍她去当司机;一开始,汽车用的是邱副主任的专车,后来就开始偷车了。在李晓霞学会开车之后,“地包天”要求跟她搞对象,否则就不去走后门办汽车考票。当然,我们剧本塑造的本性善良的李晓霞不能同意,只是某一天,她到“地包天”家里喝了一杯啤酒,被酒里的迷药放到,这才会被“地包天”奸污了。事后,李晓霞被威胁说,如果她敢报案,“地包天”就会把这件事情写成大字报,用以颠倒是非黑白:“让全市人民都知道邱副主任的假外甥女为了进行报复,用流氓的手段腐蚀了邱副主任的儿子。”而且,他还告诉李晓霞,自己可以摆平公安局上上下下,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于是,李晓霞就不敢告发了,并且用自己的顺从来搞到汽车考票。

  整个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李晓霞因为要利用权势,最终被权势伤害。这个堕落的过程就是杨华说的:“从憎恨特权,到变相的反抗特权,最后又屈服于特权了。”最后的屈服导致她被迷奸,并且深陷罗网、无法自拔。在一旁批改学生作文的方媛,听完了整个事件之后,气愤地把笔扔到了桌子上,而杨华也对此事件做出了一个“总结”:“现在社会上有些坏人,利用‘四人帮’给我们造成的困境,引导一些苦闷徘徊的青年走上了视眼前的满足为幸福,一时的欢乐就是人生的歧路。”而所谓“困境”就是下乡等等,也是苦闷徘徊的根源。其实,“地包天”这样一个性欲旺盛、胆大妄为的官二代,真的未必非得和“四人帮”联结在一起;否则,“四人帮”没了,所有的恶性事件也就应该自然而然地消失。其实不然,大大小小的“地包天”仍然存在,其父辈要么是官僚、要么是富商,他们一样可以在这“光辉灿烂”的所谓法治社会里奸淫利诱、倚强凌弱。不一样的地方只在于两点:第一,剧中的“地包天”手中的筹码是“回城指标”、“汽车考票”,而今天的“地包天”手中的筹码则除了这些权力之外,还要加上金钱和奢侈品;第二,剧中的受害者一直受到胁迫,一直不是心甘情愿,而今天的“受害者”源于一群除了发财再不知其他人生价值的国民,他们也许会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身体或其他东西与“地包天”交换。实际上,今天奸淫一个“拜金女”,完全用不着迷药,“富二代”们反而要小心自己被她们的迷药迷倒才是。所以,今天回头去看“四人帮”的困境,不知怎么就是恨不起来;笔者的这种情绪状态,现在恐怕还颇有些革命性:当年的“地包天”借助“四人帮”的环境,今天的“地包天”则借助“恨‘四人帮’”的环境,若真的是“恨不起来”,便是与新时代的新“地包天”们为敌。而当我们面对着沉默的历史,却会发现,还有比所谓的“新时代”更新的时代就在不远的将来,它将是这一批“地包天”的坟墓;到那时,也许还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慷慨陈词,对笔者正在经历的罪恶做出清算。

  当全部的事实被揭露,戏剧却马上将另一个附加的矛盾提了出来:李晓霞曾被人迷奸,而且曾经怀孕并堕胎。这样一个黑暗的经历可以得到社会的拯救和谅解,但放到她和徐志伟的特殊关系中,她将如何面对呢?徐志伟的父亲得到了“平反”,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不管是什么罪,也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反革命”总是可以得到平反和翻案的。其总体历史原因在于,“革命”变成了一个错误,如此,“反”这个错误就变成正确的了。我们看到满怀兴奋、满腔热情的徐志伟突然出现,他说要和自己的女朋友确定关系。他工作的剧院要进关巡回演出,要离开好长时间,他希望在走之前先和李晓霞确定恋爱关系。徐志伟又声称自己不再是反革命的儿子了,因此才有了爱她的权利。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合乎剧本给出的逻辑的,他们恋爱的障碍,从来就不是他的家庭出身,而是李晓霞的犯罪经历。但不管怎样,在这一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李晓霞开始逃避这份感情;她先是假作不知,祝福徐志伟和那个女朋友,而后又闪避开徐志伟的亲吻,最终又告诉男孩:他们只能去做同志、同学、朋友。她感谢刚出狱的许伯伯的好意,也相信男孩子的纯洁高尚的爱情,但她就是不同意和徐志伟建立关系。在她看来,自己的经历已经无法隐瞒,而那个经历又是对爱情的玷污,同时是对徐志伟本人施加的痛苦和伤害。这样的看法,让我们无法理解前几场戏中李晓霞对徐志伟的接受态度。难道在今天她才知道自己被人迷奸,而且曾经怀孕吗?难道她曾经选择对徐志伟隐瞒,今天就必须开诚布公地交待吗?或许,是因为李晓霞刚刚才对杨华回忆了自己堕落的整个过程,这个回忆刺激起她心中一层层的噩梦,尤其是被“地包天”迷奸的阴影;所以,她才必须把病志本交给徐志伟看。徐志伟看了病志之后陷入疯狂,他质问女朋友为何要给他看这个,又指责她太过残忍;他撕毁了病志本,又哭着跑下,遗留了最后的缠结。

  在展开第八场的“大团圆”结局之前,笔者还是想说;我们实际上很难接受剧本如此去处理李晓霞的情感态度:在自己珍视的爱情正在眼前慢慢死去的时候,她的态度过于冷静了。她可以冷静地劝徐志伟“冷静”,她可以冷静地要徐志伟忘记一切,她可以冷静地告诉心爱的人,自己的错误无法弥补、不可饶恕。我不得不把这样的动作视为对爱情的羞辱和践踏。其实,问题在于,作品根本不是在写个人的命运和情感经历,而是借助个人的故事在写一个政治檄文,一个反“文革”的政治判决书;因此,许多具体的情感是无法得到深化展现的。在这最后一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总体“拯救”行动的最终完成,自然也要有情感的自我实现。时间到了1977年的秋天,地点则是高等院校招生委员会的院子,一个路标指着“高等院校招生办”。方媛和李晓霞一起到这里核对高考成绩,看样子,李晓霞是落榜了;方媛老师则一直在劝慰她:“现在有多少学生都渴望着能升学,可由于国民经济遭到了破坏,国家目前还无能力来满足这个要求,希望你能体谅国家的困难。”当然,做好了落榜的准备,也还是要按照准考证号查一查成绩,于是,李晓霞就向着那个路标指示的方向走过去了。

  这时,徐志伟上场。他刚刚结束了为期半年多的巡演,刚下火车就跑到招生办来。他对老师诉说了自己的心声,希望自己跟李晓霞的爱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徐志伟向老师表达了自己对那次爱情波折的看法。他说,自己爱李晓霞,并不主要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他们相互爱着对方,而李晓霞拒绝他,也是因为爱;这份爱让李晓霞痛苦地割舍了他,如果要去解除痛苦,只有把自己的爱再给予李晓霞才是。方媛问他会不会歧视李晓霞,徐志伟回答说永远不会,因为李晓霞虽然犯了错误,但罪恶的根源不在这个姑娘;如果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圆满,那才叫真正的牺牲呢。我们看到,这段爱情最终也是一种政治判断打了圆场。而也正是因为徐志伟有了这样的“政治觉悟”、“历史论断”,方媛才给了他一个爱情考卷上的满分。

  考试的结果我们不知道,爱情却在朝着团圆发展。徐志伟离开了方媛去找李晓霞之后,我们看到邵旭出现在招生办;这个科长本来无颜面对老师,但方媛却把他叫住了。其实,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地包天”被判刑、邱副主任受了处分之后,他才发现方老师的批评,让他避免了铸成大错。师生两个谈起了李晓霞成绩的事情,原来,李晓霞的成绩是在全考区名列前茅的,两个大学一开始争着要她,可政审之后却又都不要了;眼下,有另一个学校调走了李晓霞的材料,想要研究研究,可是招生工作已经即将结束,希望渺茫了。

  听了这个情况,方媛便感觉太遗憾了,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犯了错误、改正错误的青年人。老师希望告诉所有的人:“四人帮”造成了灾难,我们不应该抛弃那些受害者,不应该让这样的孩子,这些希望和未来被遗弃和毁灭;为了让孩子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我们应该像救火、救灾一样,刻不容缓地抢救他们,决不能仅仅咒骂、怨恨。方媛的意思是,怨恨孩子是不对的,因为错误的根源是“四人帮”;而仅仅怨恨“四人帮”也是没有意义的,应该用行动去拯救孩子们。这里,提出了一个七十年代末的舞台上出现的一个重大论题:如何去清理“四人帮”的遗留问题。在这个剧本中,问题还不甚明显,只是高校在政审之后拒绝李晓霞,反映了政治批判时代的遗风,这一点是方媛想要打破的。若是关注其他剧本,我们就会发现,对政治批判、政治运动,乃至阶级斗争的泛化的否定,早在七十年代末就已经蔚然成风了;最典型的要数一代名剧《报春花》,其剧用政治观念的论战建构人物关系,用抽象的政治观点代替人物动作,主旨就是要去反对政治批判;似乎有的人意识到,反对“四人帮”这一股政治势力还不够,还应该反对上一个时代的一切价值取向和一切行为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当然,那个剧本充斥着庸俗政论、抽象争论,艺术性上远逊于我们分析的《救救她》;只是,它在政治性上的特色,或许也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风潮。

  在《救救她》中,方媛要去给教育部写信,这种申诉的态度就透露了她对“政审”一事的不满;这一点,颇似《报春花》中的主要矛盾。李晓霞曾经的错误和现在的高考成绩形成错位,在《报春花》中,女工白洁的家庭出身问题和她的生产效率、质量也形成了错位。在七十年代末,终究要表现后者战胜前者的观念和行动:学习成绩大于历史问题,生产成绩也大于政治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新旧更迭,恰是造就了《救救她》的“全面团圆”。在方媛去跟着邵旭下场,准备查看李晓霞的准确成绩并写信申诉的时候;徐志伟一个人在场上,回忆起了往事的甜美和忧伤,在他送给李晓霞的随想曲《青春》中,他满心期待着爱情的回归。果然,李晓霞回来看见了他,二人轻而易举地突破了以往产生的一切障碍,尽释前嫌。然而,李晓霞却没有收到徐志伟巡演半年期间寄来的十二封信。原来,方媛害怕影响李晓霞学习,交待邮递员把信送到自己手上。这时,方媛才拿出了信,李晓霞没有接,于是老师便还给了徐志伟。而宋洁珍的突然出现,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喜讯:李晓霞最终是被邵旭说的那个调阅、研究她的材料的大学录取了,一份“录取通知书”让李晓霞热泪盈眶。方媛拉着宋洁珍下场,给孩子们留下了独立的空间。徐志伟告诉李晓霞,自己的十二封信只写了一件事,其实就是确定二人的恋爱关系;李晓霞会得此意,于是接受了徐志伟对她考上大学的祝贺,也对他们共同建立的美满爱情发出了祝贺。方媛老师把提兜落在场上,回来取的时候,老师看见紧紧握着手的孩子,衷心地祝他们幸福。而两个孩子也握住了老师的左右手。李晓霞最后由衷地感叹道:“这幸福是用多少人的心血、眼泪和痛苦换来的。谢谢老师了!谢谢大家了!”

  三

  通过精读《救救她》整个剧本八场戏的内容,想必已经可以让人清楚地认识这个剧本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成败得失。上一节中,笔者再现了全剧的大部分细节,也将大量的个人体验与分析融入其中。如果把这些体验与分析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救救她》中具体化的形象赋予其艺术性伸展的空间,但由于立意的浅陋,而使得艺术性最终在政治性中陷落。我们的确在剧中发现了多重的可能,假如在某些具体情境中停下来,关照一下人物可能出现的情感形态,那么剧作也有可能接近优秀。但是,剧本最终的呈现却是一系列的浅陋;人物内心的浅陋、情感逻辑的浅陋、场面更迭的浅陋、整体行动推进的浅陋。笔者认为,浅陋的原因首先要论技术问题;例如,剧中突发事件代替人物去创造命运,可谓喧宾夺主。但是,更重要、更根本的问题不在技术,而在“立意”,正是政治宣言式的写作导致了浅陋的艺术。而最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个“政治宣言”而今也不过是历史过渡时期的昙花一现,换言之,它本身也是浅陋的。就算描写政治,艺术也应该关注社会秩序对人划分、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或者是权力异化导致的历史黑洞;这些,都要胜过艺术家以居委会大妈的姿态发出的简单的是非对错之教益。可惜,这个剧本的政治性,恰恰也回避了导向深刻讨论的可能性,反而是局限于那些浮于表面的政治态度。下面,让我们重新整理、分析一下这个剧本的政治性。

  单看《救救她》的情境设计便可以清晰地见出两种力量的斗争,而剧本所设计的反面,巧妙地将正面的拯救活动所包含的政治性藏匿了起来。无论是邱副主任所代表的官僚主义,还是其子“地包天”所表现的流氓黑恶势力,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要受到打击的;打击他们并不是打击“文革”或“四人帮”,因为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剧中毕竟把这些具体的恶人,和一个逐渐远去的历史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仿佛是“文革”鼓励了官僚主义和流氓。为此,剧中的正面力量,也就是为新的价值标准所确定的“正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大学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学英语这种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紧密联结的语言,帮助社会法制建设,实现个人理想,找回人生的前途……这些,都是新的“正轨”所包含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的确确与以往的“正轨”、“文革”的“正轨”有不同。这个新的“正轨”不仅要排斥官僚主义和流氓势力,也要排斥旧的“正轨”的价值标准;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剧作的形象突出了前者,隐匿了后者。它大张旗鼓地批判着一些可以堂而皇之去批判的东西,比如官僚个人专权、流氓迷奸少女;同时,它小心翼翼地批判着一些无法心安理得地去批判的东西,比如扎根农村、将个人的前途奉献给群众的体力劳动、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

  因此,新的“正轨”绝对不是仅仅把“草上飞”、“地包天”、邱副主任等人排斥在外,它隐隐地排斥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群体,例如,考不上大学的人、扎根工厂和农村的人、生来就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不能用英语与“世界”接轨的人,如此等等。排斥前面那些流氓当然天经地义,排斥后面这些成不了知识分子的人、不以当精英知识分子为前途的人,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性的问题。对于政治问题,有是有非,却不会有抽象的“人道”、“拯救”云云。剧中出现了明显的两个“划清界限”的事实:第一,是正面人物徐志伟和父亲的界限,这是“文革”划的界限;第二,是李晓霞和流氓集团的界限。若抛开划清界限时所需的政治标准不论,这两种“划分”行为不都是一部分人占有了“正轨”、解释了“正轨”,而后把另一些人当作异质于自身的人并加以“镇压”吗?第五场中,走向“正轨”的李晓霞在说英语,但随后又和“草上飞”说起了黑话;同一场中出现的这两种语言,其异质性非常显眼、刺耳;其目的不正是为了尊崇前者而贬抑后者吗?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里面没有天然的善恶,有的只是价值观的新旧交替。走上“正轨”的人不仅要接受一种被定义为“有价值”的人生,不仅要按照“正”的秩序去生存,而且有义务去把不在“正轨”上的异质者消灭,其手段则完全可以是揭发检举。当我们被流氓“极恶”的形象征服了,谁也不会去想这样的手段如果抽象地看待,应该算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背信弃义。这就是政治性的道德。

  但是,《救救她》这个文本还包含着前述“过渡时期”所赋予的更为复杂的思想性。在展示一个不同的“正轨”的同时,剧作文本有强烈的批判性,相比新的“正轨”中隐匿着的批判性,这种公然的批判是天经地义、大义凛然的。那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最有意思的是,剧本有了这样一个批判层次,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深深契合了。也就是说,别看文本提起“文革”和“四人帮”便咬牙切齿、满腔仇恨,但是它并没有颠覆“文革”的目的,并没有在批判的层面上背弃“文革”的宗旨。如此一来,剧本的两个层次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建立正轨;这的确是“文革”的反面。第二,批判黑暗;这却与“文革”暗合。如果先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文革”这个历史事件究竟该如何定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并不是要去拼命鼓励像邱副主任这样的官僚对社会进行专权,也不是要去鼓励“地包天”流氓团伙偷车和迷奸少女;或者说,这个历史事件的目的和性质都不能和官僚专权、流氓当道等社会现象混为一谈。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定义中有两个成分,乍一看是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革命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为什么要继续革命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建立,按照《共产党宣言》的道理,这样的国家应该已经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就应该已经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现象;进而,没有阶级,怎么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活动呢?实际上,这种矛盾是表面的矛盾,稍懂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就不会提出上述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定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曾说过:“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6]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及其共产党先锋队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马克思所说的“革命转变”、“革命专政”,直接地揭示了这个时期的革命性。那么,具体说来,敌人何在?对于这样一个革命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三个层次:第一,一国之内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国之内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瓦解,并不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人剥削人的生产方式的终结,因此,它也并不意味着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终结,更不意味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历史阶段。第二,毛泽东主席在最艰苦的抗战时期曾说过:“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一国之内消灭了私有制,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不意味着消灭了“群众脑子里的敌人”;革命从来都不仅仅是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的“造反”,它应该包括意识形态乃至思想感情的新旧更迭。第三,正由于前两个问题的存在,这个问题才显得极其严峻,那就是,并未消灭的世界帝国主义,再加上脑子里的敌人,这两点非常容易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执行者和领导者,使他们从为人民服务的职业变质成为官僚主义的统治者。这三点,共同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内涵。

  从第一点衍生的任务是著名的“五二〇声明”中那句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从第二点衍生出来的意义,则构成了“继续革命”以“文化”为名的原因;其任务则包含一系列复杂的思想路线斗争,比如,马克思主义与唯生产力论的斗争,又如,所有的人要“斗私”、“批修”。从第三点衍生出来的就是反对官僚主义。相比前两个任务的茫远和艰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非常切近、非常实在。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最重要、最直接的革命任务就是在国内反对官僚主义,避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名存实亡。关于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曾经专门有过论述。这个文章的主旨是:我们国家已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还有革命任务,因为无论什么制度都有一个“领导权”的问题;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仅要看其在制度名义上归哪个阶级所有,而且要看实质上归哪个阶级所有;进而,如果公有制之下的领导者以权谋私,其实质就是个人占有了人民名下的权利;只有搞继续革命、搞文化大革命,才能消灭并防止这样的现象。由此观之,文化大革命时期,尽管有可能产生了大大小小的“邱副主任”,但其本来目的恰恰是要去反对、消灭“邱副主任”。“文革”没有鼓励邱副主任,却事实上很可能制造了邱副主任。这才是问题真正的深刻性。我们不能看着“邱副主任”去简单地否定一个时代,而需要去反思中国为什么成了这样一个无可救药的“官国”,为什么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时代,竟也可以酝酿出官僚主义。

  正因如此,我们说剧本《救救她》有批判黑暗的层次,又说黑暗主要是源于邱副主任的官僚专权,那么,这种批判不也正是契合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有一批人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成了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继续革命,就是要革这些人的命。剧本处于过渡时期,其思想内涵上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契合就在于这种批判。但是,过渡时期的时代精神当然也要包含新的导向、包含“新时期”的风貌。这就要重行考虑剧本中的所谓“正轨”。

  剧本中的“正轨”除了学习英语、反对“四人帮”、崇尚法制、考大学等等具体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个人理想、个人前途的无限推崇。进而,个人理想和前途在剧中可以理解为脱离体力劳动、当一个知识分子。李晓霞不甘心扎根农村的命运,这种不甘心的合法性在于,别人,尤其是那些有路子、走后门的人,也一样不甘心。如此一来,劳动就被天经地义地分为了三六九等。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剧本中并没有恬不知耻地把低级的劳动和高级的劳动直接与个人利益对应起来,尽管这种划分的主要依据就是个人利益的多寡。相反,剧中的反面,与“文革”、“四人帮”联系在一起的反面,被塑造为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无论官僚主义还是流氓集团,他们都在实现个人利益,用手中的权力来操纵别人的命运,甚至是满足个体的兽性。但是,如前所述,剧中还隐匿着更大的反面,那就是从事“低级劳动”的人们;他们也许一样反对流氓、反对官僚主义,但他们却接受了另外一种人生观,那就是:扎根农村、向劳动群众学习、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一生奉献给最朴实的生产斗争。剧本用考大学去奔个人前途的正轨去反对流氓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反对这些人,却需要一个更巧妙的手腕。这个手腕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反复出现在剧本中,成为了个人前途的保护伞。有了这个保护伞,个人前途便巧妙地和集体主义的理想融为一体了。这便是剧本真正的奥秘:斗争主线暗合“文革”精神,而隐性人生观却是真的在反“文革”。不得不说,剧本的隐性的人生观是用非常小心谨慎的办法提出的,文本甚至特意交待李晓霞下乡劳动的出色表现,强调她对劳动的坚持和热爱;似乎正是官僚主义的不正之风才让她走上了“拔根”之路。这样的逻辑却不免落入牵强:有旁人走后门脱离农村,就意味着一个热爱劳动的孩子也必须想办法脱离农村吗?这两件事不构成绝对的因果;隐含的问题在于,对于个人而言,招工甚至上大学都比在农村劳动要强,而前者比后者占有更多的人生价值。这个判断始终都没有出现在李晓霞这个主人公身上,但离开这个判断就无法解释人物的行动。剧作文本曾经千方百计地赋予人物行动以绝对的正义:既要实现脱离劳动,又要表示热爱劳动;二者因为社会黑幕的刺激而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解释的。我们不应该忽略,如果说问题出在黑幕上,所谓黑幕又是走后门脱离劳动;那么,伸张正义的行动应该是不再去允许任何人通过走后门得到脱离劳动的特权,不再去放任个别的人破坏上山下乡;却不应该是把这种“特权”用考试的方式平等地交到每一个人手上。动用关系拔根是邪门歪道,而用考试拔根就是人间正道;这样的论调中,特权被批判了,但拔根却被悄悄赋予了正义性。实际上,人物行动的真正动力,绝非某种旧有价值观的延续,反而是人生价值观的改变、更迭。

  一个时代的人生价值取向已经转为“个人的实现”,我们难道可以说从农村拔根、考取大学不是个人的实现吗?但是,有那么一代人,中国历史的过渡时期的一代人,他们不愿意生硬地将以往的理想主义,如此直接地转变为个人前途或饮食男女的经营,他们还需要一个幌子,一剂麻醉,去实现自己当“人上之人”、“知识精英”的人生价值。这个幌子和麻醉剂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这种麻醉剂,把旧的理想从身上切除时的痛楚便不甚明显了。由此观之,在历史的过渡时期,明目张胆的个人利益的实现也是要遭到摈弃的,也被说成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剧中的反面势力身上,除了被强加的“文革性”之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极端的利己。然而,剧中的“正轨”在实质上也是利己,这个“正轨”,相比今天铺天盖地的“个人成功之道”而言,绝对是可爱的;它需要一块遮羞布,以免其寡廉鲜耻的本质暴露人前。拼命考大学、拼命脱离体力劳动,这些行为被视为前途的时候就已经说明,它们只是个人利益而已。只是此时的个人利益被一种历史语境改头换面,它悄悄地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种集体利益混为一谈,并且以这种名义上的融合,赢得了自身在人民中的合法性。

  我们考大学是为了脱离又苦又累又没钱的农活儿吗?不,我们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脱离体力劳动是为了自己能过上更加优裕、轻松、安逸的生活吗?不,我们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我们后人看着这些可爱的前辈们去述说这套逻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一点:无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毛泽东主席,还是文化大革命,都没有简单地反对四个现代化,正如“文革”的历史精神绝对没有鼓励官僚和强奸犯一样。问题在于,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口号,在“文革”和“文革”前的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大的特色,这两点使得“文革”的“实现四个现代化”与过渡时期及其后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大差异。

  第一,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任务,要靠什么人去实现呢?是依靠考上了大学的精英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呢?前后两个时代对此的回答有不同。前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劳动群众创造了人类世界,并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因此,它要求知识分子或是知识青年去上“劳动大学”,成为劳动群众之后,才可以使其知识发挥历史作用。后者却明显地放松了这样的历史观。

  第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前一个时代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一个目的。相比经济发展水平本身,前一个时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与世界帝国主义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国家,就算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国内革命成果,推动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完成消灭剥削的任务;这些任务远比建设本身更重要,或者说建设本身因为这些任务才变得重要。

  明确了这两种历史时代的差异,我们便可以深刻认识历史留在戏剧艺术波心的掠影了。在《救救她》中,一个被老工人听腻了的戏剧艺术作品一闪而过,那个作品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失去了自己的辉煌。这个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瑰丽的作品叫作《海港》。就像李晓霞的拯救行动代表了过渡时期及其后的人生观一样,《海港》中的韩小强的思想改造历程却是代表了“文革”的人生观。韩小强这个人物也是一个青年学生,认为自己在海港上当装卸工实在是“大材小用”了:“干别的也革命,贡献更大,为什么偏要把我留在码头?说实在的,读了十二年书来当装卸工,我想不通。”带着这样的思想,他接受了阶级敌人钱守维的观念,竟认为当装卸工是“臭苦力”、“见人矮三分”。在《海港》中,与这种思想进行斗争的线索,和完成国际主义任务、反对破坏分子的线索,构成了两条剧作主线。最终,韩小强认识到了劳动的平等的光荣,更认识到了和平年代的码头上的阶级斗争。[7]在那个年代,劳动不存在高低贵贱;在那个年代,劳动者平等地享受作为国家主人的荣誉和尊严;在那个年代,有了知识的人没有任何道理脱离体力劳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意思就是有了知识的人若因为自己有知识而脱离群众、逃避劳动,那么就是反动。这就是“文革”的人生观,个人的最大价值、个人的最大前途,就是将“个人”本身奉献甚至牺牲给集体的、人民的事业。

  坚守在装卸工岗位上的韩小强,也许今天已经下岗了,脱离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李晓霞,也许今天已经先富了。催生了《救救她》的过渡时期,正是指向了这样的今天:《海港》的钱守维说对了,方海珍说错了,奋斗在生产斗争一线的工农群众相比光鲜的知识精英,就是“臭苦力”,相比叱诧风云的资产者和新地主,他们也就是要“见人矮三分”。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视角之下,我们才能看清楚《救救她》这个剧本真正“反文革”的一面。

  今天的时局已经很难改变,我们没必要去比较两种人生观的是非,却可以重新演出一场《救救她》,看一看我们从何处走来。不知今天的工农子弟看着舞台上的方媛老师公然宣告:“四人帮”被粉碎了、“拼爹”的时代过去了,这时候,人们会作何感想?剧中的教育还在,剧中的高考还在,然而,当人们看着不平等的教育格局,看着高昂的教育代价,不知是否能发现苦难的劳动早已成为一部分人的宿命?只有观察过当今社会的人才能清楚,《救救她》当中出现的,可以改变宿命的考试,在今天无非是被命运和个人才智粉饰过一番的阶级壁垒,无非是点缀了些许自由之花的僵硬的必然王国。谁说恢复高考就不用拼爹了,谁说这个时代比上一个时代做得更好,那他一定是不曾让毛岸英烈士和今天的富商子弟们拼过爹吧。

  总之,《救救她》将强烈的政治性、历史性,融入到了“个体得到拯救”这样的有一定艺术感染力的戏剧行动之中,最终用自身的浅陋造就了戏剧行动的浅陋。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救救她》是七十年代末的一系列“反‘文革’戏剧”中的佼佼者。通过它我们可以追溯自己这个时代的缘起。因此,这个文本,是非常值得今人去回顾、审视、反思的。

 

  卢暖

  2014年5月20日凌晨

 

  [1] 宋宝珍,《中国话剧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8月;第358页。

  [2] 参见:《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616页。

  [4]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53-54页。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573页。

  [6]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1页。

  [7] 参见:《革命样板戏剧本汇编》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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