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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点而不破的中国“官场小说”,正在发生剧变

李云雷 · 2020-07-14 · 来源: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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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总之,当前的官场小说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实用主义的指导意味。

  ✪ 李云雷丨中国艺术研究院

  [导读]本文观察了当前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17年文学和晚清谴责小说的关系。作者认为,在10年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在30年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之争到力量博弈的变化;在60年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之争模式,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在100年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总之,当前的官场小说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实用主义的指导意味。它的价值或许在于,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像。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颇为兴盛,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但在文学界却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两点:一是认为“官场小说”是“通俗小说”,很“俗”,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值得认真对待;二是“官场小说”涉及一些内幕与权力博弈,不少人会觉得很“脏”,不愿意去触碰这一话题。不过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当代社会的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当代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潜规则”,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与精神氛围。

  考察“官场小说”,我们首先需要对“官场小说”的创作与阅读的状况有一个基本了解。

  “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09年1~3月,官场小说品种就达到123种,与2008年全年官场小说约118种相比,持续高温。……调查显示,党政机关公务员占到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三者相加,占到了阅读总人数的79.7%,即在接受调查的690多人中,有8成的人阅读过官场小说。”(《官员喜读官场小说》,载于《决策》2009年第11期)

  不仅如此,在各大网站上的“读书”栏目以及文学网站中,“官场小说”都专列一个类别,还有“排行榜”,在新浪读书频道的“官场中人必读的十二部小说”中,更将官场小说细分为“入仕必读书目”、“晋升必读书目”、“守位必读书目”、“洁身必读书目”等不同类别,搜狐则有“优秀仕途小说展”,而在“小说在线阅读”推荐的“经典官场小说”则有上百部之多。此外,在“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中,也出现了为人广泛关注的“经典”作家作品,这些人主要包括阎真(《沧浪之水》)、王跃文(《国画》、《梅次故事》、《苍黄》)、黄晓阳(《二号首长》系列)、小桥老树(《侯卫东官场笔记》系列)、许开祯(《省委班子》)、王晓方(《驻京办主任》)、肖仁福(《官运》)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官场小说”已是一种成熟而又畅销的文学类型。

  ▍“官场小说”及其最新变化

  王跃文的《国画》(1998)被认为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小说以主人公朱怀镜在荆都市从秘书到财政厅副厅长的经历,展示了他的诸种遭遇及其内心历程。《梅次故事》(2001)是《国画》的续篇,描写朱怀镜调至梅次市担任副书记之后的故事,展现了官场的逻辑及他置身其中的感触。《苍黄》(2009)以刘星明、李济运等人的故事,延续了作者对官场中人生存处境的思考。

  阎真的《沧浪之水》(2001)也是“官场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医学研究生池大为,在进入省卫生厅后逐渐融入“官场”的过程,开始时他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但世态炎凉与生活压力迫使他放下身段,最后他认同了官场规则,并利用这一规则获得了“成功”。

  如果以王跃文、阎真的作品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的“官场小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的“官场小说”虽然仍瞩目于“官场”逻辑与内幕,但是在小说的主题、“主体”以及叙述的方式与侧重点等方面,与王跃文、阎真的作品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显示出了“官场小说”新的变异,也折射出了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关注。

  在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力量博弈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朱怀镜、池大为,《二号首长》中的唐小舟、《侯卫东官场笔记》中的侯卫东、《省委班子》中的普天成是更为“成熟”的主体,他们在进入“官场”时没有(或很少有)内心的波动,天然就认同了官场的规则,他们所关注的最核心的问题是能否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小说重点描述的也是他们“晋升”的过程,以及围绕这一目的他们的谋划、心思、手段及其经验教训。

  作为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国画》、《梅次故事》中,朱怀镜在权力博弈中时常有犹豫、彷徨,以及远离是非之地、在艺术或宗教中别寻寄托的想法;而在《沧浪之水》中,让池大为最焦虑的问题是,他是否应该放弃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操守,进入“官场”及其逻辑,——这也是《沧浪之水》的主体内容。如果以《二号首长》等小说的逻辑来看,这样的情绪与想法无疑是“幼稚”的,是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因素,在《二号首长》等作品中,小说的主人公在出场时就已经颇为“成熟”了,他们并不需要经历池大为式的焦虑与挣扎。

  尤其是《沧浪之水》中的叙事逻辑——主人公池大为只要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很快就在官场获得了成功,这样“一堕落就成功”的模式,显然高估了知识分子的能力,也低估了“官场”的艰难与复杂性。在“堕落”之后,唐小舟还有更多艰难的路要走,他们面临的是比池大为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规则”,这比知识分子的内心焦虑更加切实,也更加严峻——在这里,我们看到“官场小说”的主人公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小说的整体色彩上,《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权力博弈中充满了进取的精神,这些作品的叙述结构也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小说的主人公凭借个人的聪明与奋斗,凭借复杂人际关系中的有利因素,凭借对官场规则的适应与应用,在官场的台阶上一步步迈进,纵横捭阖,顾盼自雄。在现实的权力结构中,他们精明强干,游刃有余,是这个社会中为人瞩目的“成功者”。

  但是,与这些作品相比,《国画》、《梅次故事》却并没有这么乐观,在得知自己最大的威胁突遇车祸之后,

  “朱怀镜没有把王莽之的死告诉香妹和陈舒二位。他们低着头,在滑溜溜的冰地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更具虔诚的意味。朱怀镜独自呆在房间里,突然心烦意乱起来。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愧,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

  这是小说的结尾,主人公的反应与佛教氛围的渲染,让小说具有一种超越与反思的意味。而在《沧浪之水》中,池大为虽然成功地当上了省卫生厅厅长,但仍不脱知识分子习气,

  “我仰望星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无法给出一种准确的描述。我缓缓地把双手伸了上去,尽量地升上去,一动不动。风呜呜地从我的肩上吹过,掠过我从过去吹向未来,在风的上面,群星闪烁,深不可测。”

  与之相比,《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在结尾处都在交待故事的进展或结局,绝少这样抒情性或跳出官场逻辑的段落。

  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在揭示官场内幕时不无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同样在揭示官场的内幕,但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比如《二号首长》中有这样的段落:

  “领导有三种称呼,一是官职,二是首长,三是老板。如果在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叫他老板,他可能非常反感,觉得太流俗太江湖气,贬低了他的身份。如果是在很私人的场合,你叫他书记,显得太公事公办,叫他首长,显得太隔膜,叫老板,就亲切。而有重要人物在场的时候,又是比较私密的场合,把所有领导全部叫首长,肯定好过别的。相反,如果有更高级领导在场,而这个高级领导和老板的关系又不是非常亲密,肯定叫官职比较好。”

  “官场的事,其实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事。只要涉及人,就一定复杂无比。今天他总算明白过来,他之所以搞不好这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是因为他一直在努力地想搞好同所有人的关系,结果是一个都没有搞好。如果用矛盾论的方法来分析,所有关系,都是次要关系,只有其中一个人,才是主要关系。也就是说,你只要搞好这个主要关系,其余所有次要关系,全都解决了。”

  这些官场智慧与“经验”,可以说是《二号首长》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而《侯卫东官场笔记》在小说的内容简介中便说,“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66个党政部门,84起官场风波,304位各级别官员,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说的诱人之处便在于“升迁”的秘密。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折,可以说是“官场小说”在十余年间的重大变化。

  ▍“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

  “官场小说”的称谓出现在1990年代之后,但在此之前,在我们的文学中也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不过却是以另外一种面目表现出来的。如果我们从更远的历史视野来观察,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变与异同。

  在1980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力量的博弈,在《乔厂长上任记》、《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中,围绕一个工厂、一个县城或一个机关的主导权,双方同样展开了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使在《平凡的世界》这样描述新时期农村变迁的小说中,也有一条线索描述省级领导之间的博弈。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只是存在力量博弈的“因素”,因为与后来出现的“官场小说”相比,这些小说中的力量博弈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与观念的博弈,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还是保守”,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还是谨小慎微地固守传统?这构成了“改革文学”的基本矛盾。在双方的博弈中,虽然存在权力博弈,但权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与观念之争的,是一种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学”作为比照,我们便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变化。与“改革文学”不同,在“官场小说”中,力量博弈构成了小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博弈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在积极地干事业,在遇到诸如抗洪之类的事情时(《二号首长》),他们表现出的决断与果敢也足以令人动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政绩”,另一方面这些“事业”仍然依附于权力博弈,是在这一框架的制约下进行的。

  在这里,涉及“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园街五号》中的刘钊等人物,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敢想敢做,勇担重任,不仅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而且也获得了女性的青睐,收获了爱情。其中的优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但是“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无论是朱怀镜、池大为,还是唐小舟、侯卫东,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成功者”,但却很难说是正面人物,或者说很难以道德伦理加以判断,他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弃“良知”而取得的,同样,他们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卫东),但他们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或者说置身于官场中的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在“官场小说”中,权力或能力的大小,成为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好人坏人的道德评价在此已经失效。

  在“改革文学”中,尽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为各自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他们都是出于“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虽然“保守派”常常会被丑化或漫画化),这样他们斗争的手段便多是能摆在桌面上的,较少有阴谋诡计。而“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博弈则不同,首先博弈的目标不是“公心”而是“私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博弈的手段则更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阴谋,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杀人等非法手段——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残酷性。

  以上这些层面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在艺术风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学”中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总体基调是明朗的,“官场小说”就并非如此。

  ▍十七年文学中的“斗争”

  如果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可以发现在“十七年文学”中也存在权力的因素,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干预现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中,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果与“改革文学”和“官场小说”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十七年文学”中的权力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们可以看到,与“改革文学”相似,在“十七年文学”中很少看到权力博弈的直接表现,在这里,权力博弈是依附于思想之争与路线之争的,并且受到思想斗争的制约。在《创业史》(1960)中的梁生宝与郭振山之间,在《艳阳天》(1964~1966)中的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最大的分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还是单干——追求个人的“发家致富”,双方的博弈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在他们的博弈中,很少看到个人权力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改革文学”中思想斗争的叙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学”所开创的。

  在这里,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评价以思想或路线之争为主要线索的小说?在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大多以强调“阶级斗争”为名对之加以否定,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1)在以思想或路线之争为线索的小说出现之前,比如在赵树理的《三里湾》(1955)、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1960)等小说中,我们可以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对地方生活经验与乡村人物的生动描摹,但却缺少一种整体性把握当代社会的能力与方式,《创业史》等小说中的“思想之争”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式;(2)与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中的权力博弈模式相比较,“思想之争”的方式无疑更具严肃性,也更能够为人接受。——如果以这样的视野去看,虽然我们可以批评“十七年小说”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对其开创性与重要性有一个更加客观的认识。

  其次,更具“人民性”。无论是“官场小说”中的朱怀镜、池大为、唐小舟、侯卫东,还是“改革文学”中的乔光朴、李向南、郑子云、刘钊,都是整个社会的精英人物,他们处于社会上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资源上都占据优势甚至是核心优势,与他们相比,“十七年文学”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宝、萧长春等都是社会底层的人物。在“改革文学”与“官场小说”中,他们都是被视而不见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对象,或者“权力博弈”的被动承受者。“十七年文学”对他们的生活及其政治实践的描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文学与政治上的表达,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当时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众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纯洁性”。在“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及权力博弈的严酷内幕,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在这方面,“改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中的博弈虽然也不乏残酷,但相比之下,却是光明正大的,双方都在为理想、为公共事业而奋斗,而不是为了现实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十七年文学”比“改革文学”更具纯洁性,对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1956),其中反面人物刘世吾的缺点是“官僚主义”,是“革命意志”衰退后的油滑世故。《创业史》中的郭振山、《艳阳天》中马之悦的缺点是“自私”与“世故”,是为了个人发家致富而置“合作化”于不顾。在“改革文学”中,反面人物的缺点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实践中也是拉帮结派,欺上瞒下,以便巩固个人的权力与势力,但这样的行为尚未不择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线。而在当今“官场小说”中,则充斥着买官卖官、贪污腐败与欲望横行。从这些缺点与“底线”,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学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晚清“谴责小说”中的“官场”

  在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官场小说”更接近晚清的“谴责小说”,在对官场内幕、社会乱象的揭示上,两者有着种种相似之处。这让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轮回之后,充满尔虞我诈的“官场”又回到了中国社会之中。而小说对“官场”的集中关注,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类型文学,这在中国之外还很少见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区分,就可以发现“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种种不同。

  在叙述态度上,双方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谴责小说”这一命名所显示的,无论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3)、吴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3~1905),还是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3),对于“官场”都持一种“谴责”性的批判态度,他们暴露社会的黑暗、揭露官场中的丑恶现象,但对这些现象并不认同。但是“官场小说”却与之大不相同,我们可以看到,“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在小说的叙述模式上,“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也有着极大的不同。“谴责小说”多采用游历或旁观的结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对于“官场”的态度是疏离的旁观者,而“官场小说”中的主人公多置身于“官场”之中,往往以“成长小说”的模式,展示主人公进入官场以及在官场的台阶上攀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的主人公经历重重宦海风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主体”。在这不同的叙述模式背后,也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对“官场”的不同态度。对于李宝嘉、吴研人等人来说,他们对官场丑恶与社会黑暗的揭示背后,既有愤懑不平的情绪,也有洁身自好的因素,因而选择了疏离性的旁观态度,这也是他们政治态度的一种反映;而对于“官场小说”的创作者来说,则大多认同于当代社会的“新意识形态”——“成功者”的神话,他们的作品也是对这一神话的诠释,小说中那些“成熟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理想性的人格——大权在握,精明强干,在当代社会中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对此类人物的向往与崇拜,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官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另一个不同在于,它们组织叙事的方式及其背后的世界观、艺术观不同。在笔者看来,“谴责小说”更多继承了中国明清世情小说的传统,多以散点的方式,描述社会现实中的直接经验;而“官场小说”则更多继承了“五四”以后来自欧洲的“现实主义”传统,多以“透视”的方式,对社会现实加以“提炼”与“典型化”。这样,在《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等小说中,我们虽然可以看到种种丑恶与黑暗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都是“个别”的,并不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概括。但在“官场小说”中却并非如此,“官场小说”描述的虽然也是“个别”的现象,但在对这“个别”现象的描述中,却融入了作者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与认识——权力博弈虽然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却是一条根本性的规则与原理,不仅仅是一些“现象”,而且是一种“本质”。从这样的视角来看,“谴责小说”是对贪污腐化现象的具体描述,而“官场小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力较量的“世界”。

  ▍小结

  以上我们梳理了“官场小说”自身的变化,及其与“改革文学”、“十七年文学”、晚清“谴责小说”在权力叙事上的异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确以下看法:

  1.在1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

  2.在30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之争”到“权力博弈”的变化;

  3.在60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之争”的模式,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

  4.在100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在上述分析中,读者很容易从中读出对“官场小说”的批评性意见,但在笔者看来,“官场小说”最大的价值,恰恰在于它将一种主流价值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在这个意义上,“官场小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征候,也为我们提供了时代的一种镜像,我们可以对镜中之像加以批评,但却无需归罪于镜子本身。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博弈”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或者“万难毁坏的铁屋子”。那么,面对这个新世纪的“铁屋子”,我们该如何突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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