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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主体的“内在矛盾”及其“克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与丁玲的精神成长

王碧燕 · 2022-11-19 · 来源:保马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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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看成是丁玲克服其主体“内在矛盾”的一次实践。这一“内在矛盾”来源于丁玲切身的土改实践经验。“顾涌”是丁玲在怀来县东八里村参加土改时遇到的。由于“顾涌”的出现,丁玲遭遇了土改工作与个人情感判断之间的龃龉。对于党员丁玲来说,革命实践是主体构成应有之义,但这一龃龉的产生使她难以将革命实践经验合理地转化为主体构成的资源,也对准确把握党的意志产生了困惑,“内在矛盾”由此产生。

  1948年,丁玲在回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的创作缘起时这样说道:“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参加了怀来土改工作团,后来我又转到涿鹿县,九月底就仓促地回到了阜平。这一段工作没有机会很好总结。但住在阜平,我没有别的工作,同时又有些人物萦回脑际,于是就计划动笔写这本小说。”[2]在这里,丁玲袒露了她当时的创作意图,一是想为之前参加的土改工作做一个总结,一是想把在土改中遇到的萦回于脑际的人物写出来。这两个看似简单的理由映射出丁玲在写《桑干河上》时的某种身份自觉,她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名党的工作者。对之前参与的土改工作进行总结正是丁玲身为党的工作者的职责所在。这种对“公家人”身份和职责的自觉于丁玲而言是一个漫长习得的过程,它与丁玲主体状态的变化紧密相关。经过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后,丁玲的主体状态处在一种“见到深广后的平静”中,但这种状态在丁玲参加土改后被打破了,原本“平静”的主体在遭遇具体的革命实践后产生了“内在矛盾”,《桑干河上》正是丁玲以写作实践来克服这一“内在矛盾”的尝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

  光华书店1948年9月版

  一、丁玲的进步:

  从“热情”到“平静”

  1946年夏天,丁玲在张家口收到冯雪峰从上海寄来的一封回信。冯雪峰在信中说道:

  “读了你大略说你八九年来生活的经过和简单介绍陈明兄的信,我是很感到一种理解到什么叫真挚似的愉快的。你的性格,我觉得,大致上没有什么改变,但你的心情却的确有些不同了。这我很同意你自己的说法,是一种进步。‘平静’是和‘热情’一样需要,无论写文,无论做任何别的事情。我们所要注意的,大抵‘平静’须是见到深广,沉着而坚毅地工作的意思,所以这是‘热情’之最高级的表现。……我忽然想起了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你在长期的磨练中已经逐渐达到了深广明快的地步,并且能够沉着和坚毅的缘故。”[3]

  从上述回应可以推测,丁玲在此前曾致信冯雪峰并和他分享了自己在陕北几年来生活和心境的变化。她在那封信中应该讲述了自己从“热情”转变到“平静”的过程,并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冯雪峰认同丁玲对自己的这个判断,进而对“热情”与“平静”的内涵及关系做出了解读,并将这种“平静”视为“热情”最高级的表现。问题在于,丁玲所说的“平静”究竟指涉了一种怎样的主体状态?这种“平静”又是如何形成的?

  回顾丁玲长达九年的陕北生涯,她的确经历了一个从“热情”到“平静”的转变。1936年11月,丁玲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保安。当时的丁玲想当红军甚于当作家,所以在被选为中国文艺协会主席的第二天就奔赴了前线。这种渴望参与革命实践的“热情”始终驱动着丁玲。1941年,丁玲发表了文章《战斗是享受》,这篇杂文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她所追求的生命哲学。她在文中写道,“只有在不断的战斗中,才会感到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存在, 才会感到青春在生命内燃烧, 才会感到光明和愉快啊!”[4]可见,丁玲孜孜以求一种“斗争哲学”,有着“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寻求生命的热和力”[5]的渴望。然而,她最终未能从“文小姐”转变为真正的“武将军”。在发表这篇杂文之前,丁玲已经遭遇了革命“一般化”[6]的困境。从前线归来后不久,丁玲被毛泽东指派为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这段经历并不愉快:“晚上,政委、团长、主任和我在一块听汇报,九个连的干部在这里汇报连队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我一天,一点意思也没有,没有大问题,尽是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这些我没有办法插嘴,而且我,哎呀,太瞌睡了,太瞌睡了,我听了一点也引不起兴趣!”[7]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丁玲想象中的革命斗争生活大相径庭。正如吴舒洁所言,奔赴延安之前的丁玲一直在进行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叙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意味着,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颠覆生活的常态,因而它只能是一种奇观化的突变”[8]。当这种“奇观化”的革命想象遇上延安“鸡毛蒜皮”的革命日常,丁玲陷入了如何面对革命日常生活的困境。这一时期的她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对革命现状的不满也体现在她同时期的创作中。在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性视野中,丁玲写作了小说《在医院中》、杂文《干部衣裳》、《风雨中忆萧红》、《“三八节”有感》等批判革命现状的作品。无论是《在医院中》“陆萍”对医院环境的批评,还是《“三八节”有感》对延安女性现状的不满,丁玲身上“革命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开始愈加的凸显。她曾以为革命经验转化为写作资源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乏味的经验性事务中,丁玲感叹道:“感情因为工作的关系,变得很粗,与初来时完全两样。”[9]如果说曾经的丁玲凭借对革命的“奇观化”想象平衡了“革命者”和“作家”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那么当她开始对革命工作加以排斥时,这种平衡就不攻自破了。

  1938年3月8日,丁玲在西安召开的“三八”节纪念大会上讲话

  这一主体矛盾因为随后开展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有了解决的可能。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的会议室召开,此次文艺座谈会的目的意在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分别做了“引言”与“结论”,两部分讲话合并后正式发表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丁玲全程参加了这次文艺座谈会,可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她思想发生蜕变的分水岭。

  5月2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开幕式上发表了“引言”。“引言”总结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着重谈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和学习问题。丁玲在5月16日的座谈会讨论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发言,整理后刊载于《谷雨》杂志。此发言是丁玲对毛泽东开幕式“引言”的直接回应,从中可以看到她的思想转变。在这篇文章中,丁玲主要讨论了“文艺的党性”和“立场与方法”两个问题。她在明确提出“文艺应该服从于政治”的观点上,主张作家要首先明确自己的立场:“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作家,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党的立场,中央的立场。”[10]正是从这时起,丁玲在理性上对自我身份有了明确的定位,她首先是一名党员,其次才是一位作家。经过了身份意识的纠偏后,丁玲对“写光明,还是写黑暗”有了新的认识:

  “我认为这个表面上属于取材的问题,但实际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所谓缺点或黑暗不过是辞句之争。假如我们有坚定而明确的立场和马列主义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是写成黑暗也不会成问题的,因为这黑暗一定有其来因去果,不特无损于光明,且光明因此而更彰。假如这一个问题只限于取材上去论争,那将限于什么真实不真实,看不看见等琐碎中而得不到正确的结论。”[11]

  丁玲认为,“写黑暗”是可以的,但其目的在于分析出“黑暗”之所以为“黑暗”的“来因去果”。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作家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对“来因去果”的发掘能够深化革命的认识,因而“写黑暗”反而能使“光明因此而更彰”。丁玲因此获得了一种顾全大局的视角去看待革命的现状。这一点在她随后公开发表的文章《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有着明确的体现。这是丁玲在5月27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上的发言,可以视为她对《讲话》的进一步回应。在发言中,丁玲对《野百合花》的发表和相关编辑工作作了检讨,进一步深入反省了此前引起热烈讨论的《“三八”节有感》。丁玲认为,这篇文章在“立场和思想方法”上出了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那文章本身仍旧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说话”,“不合乎团结的需要”[12]。丁玲由此将关注的焦点从个人体认的现实问题转移到了革命事业的未来上,妇女解放本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从全面、长远的革命目标来看待,考虑当下团结的需要。《讲话》之前的丁玲深陷于知识分子的苦闷,党员身份的自觉及其所要求的革命“大局观”让她得到了解脱。

  1943年春,陕甘宁边区发起了大规模“下乡”运动。这场运动为丁玲实践《讲话》所要求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提供了契机,也为丁玲成为名符其实的“公家人”提供了现实的可能。1944年5月,丁玲和陈明一同来到了延安周边开荒和纺织工作做得都很好的麻塔村。丁玲在麻塔村住了三天,她不仅和村民同吃同住,还帮助他们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根据这段经历写成的《三日杂记》中,丁玲这样写道:“这天下午到晚上,我们都成了这村子上妇女们的好朋友,我们一刻也不得闲。她们把我们当成了知己,一定留我们第二天不走,问我们下次啥时候再来。我们也不由得更加惜别了,心里想着下次一定要再来才好。”[13]这种“知己”之情深深打动了丁玲,她从心底感受到了与群众交往带来的满足感。《讲话》之后的丁玲从理性上明确到了“党员”立场,在这次下乡中,丁玲开始真正从情感上接受“公家人”这一身份。

  1948年5月,丁玲与女儿蒋祖慧在华北解放区正定县

  1945年,丁玲在一封给胡风的信中这样袒露自己的变化:“过去我有时的确常为别人担心而烦恼,而损害了自己,这是因为我太热情,太不懂事,太不客观,也太无办法的原因。现在呢,我冷静些了,而且也要量一量自己的本领,斗争并非在一旁呐喊,或烦躁,这是须要自己更加倍工作,而且是找那最便利的武器的呵!”[14]这里所说的“冷静”和冯雪峰在来信中提到的“平静”正是丁玲在经过整风学习和下乡运动之后体认到的心境。此时的丁玲找到了将实践经验转化为主体构成资源的方式,整风学习使得丁玲在理性上获得了一种处理现实问题的视角——将“黑暗”纳入革命事业的大局视野中,使之成为使“光明”更加彰显的合法性资源,下乡运动则让丁玲感受到了平庸生活中真实的激情,在与不同人交往的过程中产生出“知己感”般的情感共鸣。这正是这种“平静”成为“热情最高级之表现”的原因,相较于丁玲初来陕北时对革命怀有的“战斗的激情”,此时的“平静”是丁玲在长期学习和实践后积淀的结果,是经历了情感和身体双重转变后的状态,因而比单纯的革命热情更丰富更深厚也更有力量,得以促使丁玲“沉着”“坚毅”地投入到工作中。

  二、“内在矛盾”的产生:

  作为难题的“顾涌”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晋察冀解放区随即展开了土改运动。此时的丁玲正滞留在张家口,她敏锐地觉察到这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立即决定不再北上东北,而是和陈明一起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1946年7月到9月,丁玲先后参加了怀来县辛庄和东八里村以及涿鹿县温泉屯三个村子的土改工作,这段经历是小说《桑干河上》创作素材的直接来源。回顾丁玲的创作缘起,她所提到的“萦回于脑际的人物”就是在这期间遇到的,对这些人物的感触既是丁玲创作小说的动力,也是她主体产生内部矛盾的原因。其中,《桑干河上》“顾涌”的原型是最让丁玲感到困惑的一个人物。

  1946年8月,在涿鹿县桑干河畔温泉屯参加土改工作的丁玲。

  “顾涌”是丁玲在怀来县东八里村参加土改时遇到的。丁玲在1955年回忆中谈到:“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兼做点生意)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恼。”[15]这个场景在丁玲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丁玲看来,这个富裕中农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在初期的土改运动中,当时中共中央并未出台统一明确的阶级划分标准,许多中农在实际的运动中被错划为富农和地主而受到侵犯。1948年初,领导晋绥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就谈到了中农被乱划成分的问题[16]。丁玲同样觉察到了这个问题,才会坦言“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也就是说,土改工作与丁玲个人情感判断之间发生了龃龉,它打破了丁玲之前“平静”的主体状态。对于党员丁玲来说,革命实践是她主体构成的应有之义,但土改工作与个人情感判断之间的分裂使她难以将革命实践经验合理地转化为主体构成的资源,也对准确把握党的意志产生了困惑。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矛盾的产生并未使丁玲对革命本身的正当性产生怀疑,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桑干河上》前十章的叙述中。小说在写到土改小组进村前花了整整十章的篇幅来描写土改前暖水屯的情况。在这前十章里,丁玲呈现了暖水屯基本的权力结构和村民们的生活状态。1946年的暖水屯已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此前也已经进行了两次减租清算斗争。村中的恶霸地主在这两次减租清算中被斗争,但是村民们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多大改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新生政权代表妇女主任董桂花身上。身为组织干部,她是政治上的领导者,但是现实生活中,她却连基本的生存都很难维持。小说通过董桂花在识字班的体验将这种困境以心理波动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从前张裕民告诉她说妇女要抱团才能翻身,要识字才能讲平等,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他把她硬拉到这妇联会来,他老说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事,如今为了什么穷人,连自己还要更穷了呢。”[17]在这里,董桂花已经开始对所置身的组织产生怀疑,识字班内鲜明的贫富差距让她感到意外的讽刺。此外,丁玲还细致地描写了村民在土改前的心理。小说第八章题为“盼望”,恰当地点出了土改前暖水屯大部分村民的心理状态。由于之前两次清算的不彻底,村民们“有意见,没有说出来,他们有仇恨,却仍埋在心底里”,“他们希望再来一次清算,希望真真能见到青天”[18]。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

  正是通过对暖水屯基层组织困境和村民心理的描写,丁玲为土改的发生提供了自己的解释。在暖水屯,想要彻底改变村庄原有的权力结构和解决基层组织的困境,必须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同时村民们也渴望“变革”,他们期待一股强劲可靠的外力来促使他们迈出第一步,也需要契机来实现自我成长。正是在这两个基础上,丁玲为土改蓄了势,暖水屯的土改不是一场全凭党的意识形态所型构的政治运动,它的发生基于村庄现实和党的意志两方情势的暗合。前十章正是丁玲为“土改”所作的合理性说明,而“顾涌”正是在这种意图下出场的。因此,丁玲在提笔写这个人物时是将其置于这场革命内部进行考量的,她从一开始就把“顾涌”的难题当作革命内部的问题来把握,而非经由这一难题去质疑革命本身的正当性。

  把小说中写到“顾涌”的章节做一个统计,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丁玲在文本中处理这一难题时的思考轨迹。这些章节分别是:一、胶皮大车;二、顾涌的家;四、出侦;十二、分歧;十九、献地;二十二、尽量做到一致;三十五、争论;三十七、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五十一、胡泰;五十二、醒悟。全书总共五十八个章节,“顾涌”的难题贯穿小说叙事的始终。在上述十个章节中,有三章与土改工作小组关于斗争对象的讨论直接相关,分别是“十二、分歧;二十二、尽量做到一致;三十五、争论”。从第十一章土改小组进村开始,小说的情节就开始不断地延宕,围绕着“应该斗争谁”这个问题,干部们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顾涌正包含在这个分歧中。从这一点来说,顾涌在这里确实是作为土改工作组的“难题”出现的。但丁玲没有仅限于此,在将“顾涌”难题表现为土改工作组的难题外,她还穿插着写了土改不同阶段“顾涌”的家庭矛盾及其自身的困惑。这主要体现在“十九、献地;五十一、胡泰;五十二、醒悟”三章中。在第一次农会时,顾顺因为父亲顾涌的成分不明被拒绝参与农会,这极大地打击了顾顺的积极性,并由此引发了父子二人的矛盾。如果说“应该斗争谁”这个问题一直贯穿于土改工作的始终,那么“顾涌”的困惑及其家庭的矛盾则始终围绕着“是否应该主动献地”这个问题展开,这也是父子两人最大的分歧。由此可以看出丁玲在对待这一人物时的复杂考量,她没有仅将“顾涌”难题置换为土改工作组的难题来处理,而是将其放在与这场革命的关系中来思考,通过写他对这场土改的困惑来反观这场运动本身。可以说,在小说中,“顾涌”是丁玲得以对土改进行审视的一个视角。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手稿

  事实上,“顾涌”难题连带着两个具体的政策问题:以怎样的标准进行阶级划分以及如何实践群众路线。如前所述,当时官方并未出台明确的关于阶级划分的规定,丁玲也曾回忆道:“在当时,任弼时同志的关于农村划成分的报告还没有出来。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没什么富裕中农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19]此外,就《五四指示》而言,其本身包含着群众路线执行上的矛盾性。“正如刘少奇所说,‘五四指示’是一个并不彻底的转变,它同时包含了‘批准’和‘照顾’两方面的内容。‘批准’即放手发动群众,批准群众自发获取土地的各种形式;‘照顾’则是对一些情况、一些人要做特殊处理,不得过度剥夺。”[20]对丁玲来说,这意味着她在写作时需要在把握土改方向和意义的基础上,对阶级划分做出自主理解同时平衡政策本身包含的两面性。

  为了准确把握党的意志,丁玲曾在创作途中将原稿的一部分拿给当时察冀区地委书记赵振中审阅,但在“顾涌”这个人物身上,两人产生了分歧。在丁玲看来,“顾涌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也是说不过去的。”[21]丁玲坚持了她在土改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但赵振中“非常不同意”,“他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22]这使得丁玲非常苦恼,她原本想通过写作来解决“顾涌”难题的设想因此中断。1947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组织干部下去调查土改情况,丁玲主动停止写作,参与了冀中土地复查的工作。“我当时很苦恼,觉得没办法,但也没法讲,心理却还是不同意,于是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23]正是这次经历,为丁玲解决“顾涌”难题以及克服这一难题背后的“内在矛盾”提供了契机。

  1948年8月,丁玲(右三)在晋察冀边区涿鹿县温泉屯,与土改工作队员、村干部在桑感河畔果木园合影。

  三、“未完成”的革命难题

  与“内在矛盾”的克服

  1947年5月,丁玲大约在写到小说40章时停笔参加了冀中的土地复查。在写给陈明的一封信中丁玲透露了此次参加复查的目的:“这次决定去冀中搞土地改革是有意义的,尤其对我的未完之作。……我去搞土地改革的中心是了解熟悉群众路线的干部作用。这是我文章中最需要的。”[24]事实上,这时小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顶点,土改工作因为干部们之间的分歧而停滞不前,劣绅钱文贵的势力依旧猖狂,并且因为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刘满和张正典吵架事件)致使暖水屯内的干群关系极度紧张。这正是丁玲所说的想了解“群众路线中干部作用”的原因所在,更进一步说,丁玲此次参加复查,其实是想去了解在现阶段具体的土改工作中,干部们是如何理解党的政策并将之付诸实践的,以期从中获得解决“顾涌难题”和自身困惑的经验资源。

  然而,此次土改复查令丁玲失望。在1947年5月15日到29日的《东行日记》中,丁玲记录了当时看到土改中过火的情形:“区委报告了一般的情形,县区干部还没有很好明白群众路线的精神,而村子上一下子就干起来了。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推开了落后的村干部。杀人、打死人之风很盛行。”[25]在上述记录后面,丁玲总结了土改工作中存在的五个问题,并说道:“但我认为,自少奇同志报告后,即中央局也未有很好讨论,有一致思想”[26]。丁玲没有在日记中写明她所说的“少奇同志的报告”的具体文件。但是,她参加的这次土地复查运动,正起因于刘少奇对晋察冀土改工作的批评。1947年4月30日,受薄一波《关于晋冀鲁豫区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中所提出干部问题的影响,刘少奇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讲话》,批评晋察冀在贯彻“五四指示”的过程中反了“右”倾错误,建议学习晋冀鲁豫的做法,走群众路线,一切由群众去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分浮财,挖底财,分土地,把地主扫地出门。[27]5月3日, 中央工委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领导干部会议,正式提出要对晋察冀的土改工作进行复查[28]。5月6日,刘少奇和朱德再度发出指示,要求此次土地复查运动要“完全割掉封建的尾巴”。[29]所以,丁玲参加的这次土地复查本身就是土改激进化过程中的一场运动。相较于第一次土改经历,这一次对丁玲的冲击更大。暴力土改的发生使得丁玲的愿望落了空,她在事后失望地说道:“我明白这段生活对我全是有用的,但写这本小书能用的实际材料却不多,我便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写下去。”[30]这次走马观花的经历没能为丁玲提供解决矛盾的实际材料,但是,她也经此发现即使是组织上层在土改政策上也未能有“一致思想”,意识到这个时期土改政策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就在丁玲结束土改复查返回抬头湾后不久,中央6月初在行唐县上碑村召开了全区“纠偏”紧急会议,对土改复查中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

  1954年春,丁玲重访当年参加土改工作的涿鹿县温泉屯

  当觉察到土改政策的不稳定后,丁玲开始自主地对复查时所看到的情况进行反思。通过对土改局势深思熟虑的审思后,小说中解决矛盾的关键人物章品出场了。经丁玲事后回忆,她花了整整一周时间来写章品的出场,“只写章品出场一节,就花费了一个多礼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出现的。”[31]作为优秀党员的章品无疑是丁玲理想中的干部形象,他当过八路军,打过游击战,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和农村工作的经验。章品对农民的心理非常了解,“像这种新解放区,老百姓最恨的是恶霸汉奸狗腿,还不能一时对这种剥削有更深的认识,也看不出他们是一个阶级,他们在压迫老百姓上是一伙人,哪怕有时他们彼此也有争闹。所以第一步还是要拔尖,接着就得搞这些人。不过得让老百姓从事实上启发思想,认清自己的力量,才会真真扫除变天思想,否则总是羊肉好吃怕沾上腥的。”[32]在这里,章品明确地指出了斗争对象确定的标准,斗争的首要对象应该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人,所以要“拔尖”,而不是必须按照政策教条地去寻找占地最多的“大地主”。事实上,在华北地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典型的“地主”,这也是土改中著名的“华北难题”[33]的由来,也即类似秦晖所说的“关中无地主,关中有封建”[34]。

  章品之所以成为暖水屯土改工作转折的关键性人物,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对政策的灵活把握,在章品看来,政策的实施是要依据“老百姓的情况”适时调整的,和文采对农民的轻视相反,章品一直坚信农民要想“翻身”就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因而他从进村开始,就不断地从言语上去激发农民的政治主体意识。更重要的是,章品看到了土改工作中干部的重要性,所以他没有像文采那样一进村就急着开农会,他甚至取消了已经布置好的农会,改开党员大会,因为他明白“不进行干部教育在这个村子上是不合适的”[35]。这一点暗合了当时的土改趋势,1947年8月4日,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说道:“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36]事实上,从1947年7月的中央土地会议开始,中共就开始将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村各级组织的整顿上,等到刘少奇作了上述报告以及《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通过,党内随即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整党运动。丁玲在5月末返回抬头湾继续写作,也就是说,丁玲写章品出场时党内的整党运动还未正式开始,从一点来说,丁玲对土改趋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红叶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在章品领导的党员大会上,村干部们对自身进行了反思并正式确定了斗争对象——钱文贵,至此小说前期最大的矛盾——“应该斗争谁”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虽然将章品作为“闹斗争”这一结构得以完成的关键人物,但她并没有安排章品直接参与这场斗争,反而着重突出了章品在临走前对张裕民的嘱咐。“张裕民又望望他,他也对他望望,两个人都明白了是个什么问题梗着,半天,章品不得不说:‘人千万别打死。’……‘干部里有这种想法的可多着呢。’‘这是一种变天思想,咱们要纠正它,随便打死人影响是不好的。咱们可以搜集他的罪状交给法院,死人不经过法院是不对的。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你得说服大家。……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37]显然,深谙农民心理的章品明白农民在斗争中的问题:“要末不斗争,要斗就往死里斗”,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农民因“变天思想”而产生的报仇心理。

  在之后的三章描写斗争大会,丁玲有意在叙述上保持了一种节制,虽然她写了村民控诉和斗争钱文贵场面的激烈,但小说同时保留了对村民“报仇心理”的呈现,没有完全将暖水屯的村民描写为一群理性的,以形成鲜明阶级意识的革命主体。“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他们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38]丁玲在小说中有意表现出农民们在翻身和报仇双重心理上的混杂状态,并通过章品对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由此,《桑干河上》对土改的思考溢出了“农民成长”的主题,“农民如何克服自身的落后性,已经取代农民/地主的矛盾,成为农民翻身成长中的第二个关键点”[39]。这也是后来江青读完小说向陈明提出意见的原因。1948年 8月18日,陈明写信给丁玲,告知江青的感受:“她和老艾还有一个感觉,她说很不容说清楚。他们感到钱文贵对农民的迫害,农民后来翻身,两者的斗争,尚不尖锐。翻身大会写得很好,总觉得力量不够”[40]。农民“力量不够”,说明此时暖水屯村民还没有成为完全的革命主体,这场在暖水屯发生的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1948年12月,丁玲在莫斯科。这张照片刊于1949年出版的俄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正是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丁玲才确定了处理“顾涌”难题最终的态度。如前所言,小说中顾涌困惑的核心要点在于“要不要献地”。这种困惑情绪在斗争钱文贵后集中爆发:“像我这样的人,受了一辈子苦,为什么也要和李子俊他们一样?我就凭地多算了地主,我的地,是凭我的血汗,凭我的命换来的呀!”[41]可见,顾涌并非不愿意献地,他不满意的点在于觉得不公平。在他看来,自己和李子俊是有本质区别的,他的土地并非像李子俊那样不劳而获,而是通过几十年的受苦得来的,理应具有合法性。正当顾涌陷入苦恼的时候,丁玲安排胡泰出场来解答顾涌的疑惑。胡泰是顾涌的亲家,在土改中被划为富农,虽然被拿了地,但没有被没收其他浮财。胡泰劝顾涌献地,并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因为“地多了自己不能种,就得雇人,如今工价大,不合算。八路军来了,跑买卖好……”,二是认为“穷人一亩地都没有,自己也是穷人过来的,帮穷人一手是应该的”[42]。胡泰通过自身现状的分析和对土改正义性的强调来安慰顾涌,顾涌听了胡泰的话后,觉得“听得很舒服,答应照着他说的办”[43]。然而,仔细分析胡泰的理由和顾涌困惑的核心点,我们会发现胡泰的劝慰并没有正面解答顾涌对阶级划分的困惑。胡泰给出理由的重点在于“不吃亏”,也即他从实际的物质角度来分析献地这一事情的利弊,并且还能顺便“帮穷人一把”,而顾涌真正的困惑在于“不公平”。因此,虽然胡泰的说法极大安慰了顾涌并给了他主动献地的决心,但顾涌最终还是没能献成地。当他看到曾经交好的李宝堂成了“办公事的”,干部们“有说有笑的,谁也没有看见他”,他害怕起来,站在远处想“连李宝堂也瞧不起人了”,这种巨大的疏离感使顾涌最终放弃了献地。[4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连环画,红叶绘,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既然胡泰的话没能彻底解答顾涌的疑惑,丁玲又为何要让他出场呢?事实上,在1949年发行的东北初版本中,这一章的原名为“富农的想法”[45]。可见,丁玲之所以安排胡泰出场,目的是为了让胡泰说出他内心对土改的看法。他的观点之所以能够暂时宽慰顾涌的心,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类人,有着相似的现实处境。胡泰在劝慰顾涌的话中多次表明“八路军来了,跑买卖好”,“大同一拿下来,咱们买卖就好做了”[46]。正是这种对未来的展望,让顾涌相信“他们在新社会里生存,是只有更容易的”[47]。丁玲在这里有意凸显了胡泰和顾涌将来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这一点丁玲自己也在事后确认:

  “我在土改法公布以前就已开始写这部小说。我原想把顾涌这一形象描写成一个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交给无地农民的中农。可惜,我在小说中未能把这种意图贯彻到底。可是我觉得,我在解决领导对待顾涌的态度问题上的处理是对的,因为,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剥夺这类农民的土地是不应该的。”[48]

  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丁玲是在未来“新中国”发展的视野中来看待和理解土改的。一方面,除了未完成的革命主体外,“顾涌”是这场土改的另一个未竟之业,他最终未能真正融入革命后的新秩序。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顾涌”这类人在将来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丁玲在小说的最后将他的阶级界定为富农,干部们只拿了他一部分土地,没有全部剥夺。由此,丁玲在小说中通过“顾涌”难题的处理呈现了土改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对于“顾涌”这类在将来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现阶段的革命应该如何来安放他们的位置?这体现了丁玲对土改的复杂思考。

  正是在对“顾涌”难题的处理中,丁玲意识到了土改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土改运动本身的有限性。丁玲曾在1942年《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一文中坚定表达了想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党员”的志愿,之后的她时刻保持着对这一志愿的自觉。“顾涌”难题所带出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高度自觉性的体现。面对土改工作与个人情感判断的龃龉,丁玲在《桑干河上》的写作过程中并未拘泥于具体的政策,而是将实践经验的反思转化为把握党的意志动向的资源。这也是《讲话》精神活生生的体现,意味着一位“党员作家”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思想境界得到了全面深化。她的主体性不仅体现为对“公家人”身份的明确和自觉,同时表现在对生活世界的沉潜和反思。对土改未完成革命的思考和“顾涌”难题的处理,表明丁玲已超出普通党员“螺丝钉”的自觉而具有了能动的反思意识。因此,《桑干河上》的创作历程既包含了丁玲对中国革命的深入思考,也是她精神成长的一次重要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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