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们究竟想让我党我国转向哪里？

　　——三评王长江的《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文

望长城内外

　　王长江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一文中，极力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此外，我们党内外，还有一些人也在起劲地宣扬与王长江的“转变论”类似的观点。那么，这些人究竟想让我党我国转向哪里呢?

　　笔者在一评王长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文章《王长江心目中的“执政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已经分析过，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实际上就是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那样，通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打着代表全体民众行使国家公权力的的幌子，实际上却主要为资产阶级等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政党。

　　那么，王长江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党“转变”成这样的党呢?王长江在《转变》一文中没有明说，但他在该文中的一段话却泄露了天机。他说：搞计划经济，“没有为我党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发展经济“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

　　王长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已经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要求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且也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而过去搞计划经济，则不可能实施这种“转变”。

　　那么，为什么过去搞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实施这种“转变”，而现在搞了市场经济，中共就必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且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呢?由此可以看出，王长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是市场经济对这种“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既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又是这种“转变”得以实施的基础。

　　在这里，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清王长江的真正意图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市场经济属于经济基础，而政党属于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对政党的性质与变革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过去搞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实施王长江所说这种“转变”，而现在搞了市场经济，中共就必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且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变了。

　　这样，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再看看中国社会今天的现实状况，就使我们对王长江们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现在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请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先说前两个关键词：“市场经济”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而全面转向了市场经济。客观地说，就发展经济而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其优长。计划经济也能有效地发展经济，而并非像一些人说得那样不行，否则，前苏联就不可能靠计划经济成为当时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甚至连美国都畏惧的超级大国了，中国也就不可能靠计划经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的建设成就。中国抛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完全是领导人的政治决定，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

　　而市场经济从其根本的机制来说，是通过刺激和利用人的私欲来发展经济，用王长江话来说，就是“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由于市场经济只有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运行，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也就是我国为什么要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和扶持私有经济(美其名曰“民营经济”)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些年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证明，搞市场经济虽然能使经济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它却有非常大的副作用：一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大大恶化了生态环境;二是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第三，也是最可怕的，市场经济就象“超级腐蚀剂”，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党政军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肌体被严重腐蚀，而且还严重腐蚀了人们的灵魂，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掂量一下这些年搞市场经济付出的这些惨痛代价，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心痛，同时也深深感到：用这样大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建设获得较快的发展，而且大部分发展成果又都落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这实在是太不值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还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373页)

　　邓小平还说过这样的意思，只要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即使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经验和经济手段，我们国家的性质仍然还是社会主义的。

　　后来，中国有人把邓小平的这些想法概括为“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前提是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否则，就不是“利用”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在搞资本主义了。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适当地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也不是绝对不行，但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二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副作用。可是，这些年来，各级领导只注意了第一点，而严重忽视了第二点，结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已经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私有经济（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无论是雇用的工人还是创造的产值和交纳的税款，私有经济成分都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这就是改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现在再说第三个关键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搞市场经济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只要国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也还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也还有可能采取措施来逐步消除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尽管难度极大)。但如果我们党不能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最后必然会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到真正实行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就会完全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对于国家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而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最最关键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然而，正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刻，而且还是在非常关键的问题上，王长江等人却极力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原来，他们也有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打着“利用”资本主义的幌子，通过搞市场经济来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腐蚀我们的党政军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肌体，腐蚀人们的灵魂；第二步，再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名，让我们党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第三步，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全面改换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使我国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共党内和党外想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的如意算盘。

　　最后我们还要说：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继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完全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象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那样，越来越不想革命，而只想享受执政带来的好处，结果日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特权阶层，最后在风云变幻时被人民所抛弃。

　　站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份严峻的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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